荊山與丹陽

一、荊山

“荊山”查百度，說全國的荊山有五處，最有名氣的是湖北荊山，在湖北西部，另有一處是河南與湖北之間的荊山，這座荊山應該是河南南部大致呈東西走向的伏牛、桐柏山脈之一脈，也只有此山脈才能成為劃分荊豫兩州的地理界限。如果是湖北西部的荊山，則是大巴山脈的東延部分，只能是古荊梁兩州的地理分界。因此，《禹貢》荊山應在今河南、湖北兩省交界處。丹浙地區也正在這一片山脈的丹浙河谷中。湖北荊山，按百度，長150公里，寬20～30公里，面積有3100平方公里，湖北荊山，北到保康、南漳；余脈南抵枝江、當陽一帶，范圍大得很。但是在一些地方志中，為了爭荊山之名，硬要將荊山說成在某縣、某地。這就好比說湖北省在武漢市一樣可笑。

《左傳》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對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畢路難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類似的記載又見于《楚世家》。熊繹既封丹陽，又僻在荊山，楚學界根據一句僻在荊山，講丹陽應該在荊山附近。既然湖北荊山有名氣，于是荊山，很容易被人理解為湖北西部的荊山，由于有一些學者，講丹陽在淅川，以至于把熊繹始封之丹陽也隨之遷移到河南。其實古時荊山有南北之分。北段荊山在河南與湖北的交界處，《漢書·地理志》：左馮潮、懷得：“《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此荊山即橫亙于豫中和江漢平原之間的一大片山脈。《尚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又：“荊河惟豫州。”以荊山為荊州、豫州的地理界限，很明顯，此荊山為豫荊分界之界山。

古荊山地名在何處，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山川典第一百五十四卷：根據類書《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章縣也。

《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

古時荊山有二，還可以從《山海經》中得到證明。《山海經》“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又“東北百里，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此荊山即今江陵西北，古南漳縣之荊山。

《輿地廣記》卷八，“南漳縣，本漢臨沮縣…開元十八年徙荊山縣于故南漳。《禹貢》荊山在東北：荊豫二州于是分界，楚汴和得玉處。”從這段記載，說明荊山縣是唐開元十八年徙于南漳。查《漢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分南漳置荊山縣，開元十八年，省荊山，移治于南漳故城，乃改為南漳。”漢臨沮縣，今遠安縣，臨沮縣應靠近沮水，南漳即為漳水之南。歷史上，山川位置不會改動，但山名、地名卻是到處跑。古南漳為漢臨沮，漢臨沮靠近江陵西北〔中間有個當陽〕。所以江陵與枝江也應靠近荊山。在湖北省地形圖中，荊山標注在保康、南漳、遠安之間。

荊山在湖北西 部，標注在保康、南漳和遠安之間

丹陽，楚人自己沒有提及。從地下的考古文獻中也沒有發現丹陽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史記中對丹陽的說法是“居”丹陽，對郢卻是說的是“都”郢。很明顯，丹陽只是一處地方名，所以叫居，郢是國都，所以叫都。最早在東漢時有丹陽枝江說，但以后又搞出秭歸說、丹淅說。一些學者根據丹陽名中有一個丹字，就硬要把丹陽與丹江扯到一起，說成是因在丹水之陽而叫丹陽。

石泉先生有一篇《齊梁以前古沮（睢）、津源流新探》，對景山有專門考證，說景山在南漳正西，由于史籍中有荊山…漳水出焉，若定于南漳正西，這個矛盾不好解決，于是經過考證，將蠻河定成了古漳水。見該文中所附插圖：

原文中的插圖

有文章以《山海經》中次八經荊山。講睢水出焉，睢音癰疽之疽。東南流注于江。今睢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以沮水實際是南流入江，把荊山西移到四川。但沮水上游確實是東南流，到南郡枝江縣入江。

還有文章以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以景山（祖山）為荊山之首，而將景山作荊山，景山位于南漳，所以荊山也到了南漳。一句“僻在荊山”，荊山就成了楚源之地。但楚先民是以稻作為主的農耕漁獵民族，不可能跑到荊山去開荒種水稻。高山缺水，不利于生存。所以楚人僻在荊山，只能是在荊山與平原接壤處，有土有水，才能披荊斬棘，開墾治理，搞出一塊楚族的居住地。打開湖北的地形地圖，江陵、枝江均位于荊山余脈以南，所以，說僻在荊山，初始在江陵和枝江一帶，是滿足于荊山這個條件的。

荊棘，常生于山地陽坡上、形成灌叢，因此，僻在荊山，只應是在靠近水邊的一片山林坡地。

按甲骨文中的“楚”字不是上林下足，不能理解成是人在林中奔走；按甲骨文的字形，而是人們在林中用耜開墾土地。所以《禹貢》中講荊州就有云土、夢作乂。乂為治理，開墾之意，荊州的先民，不畏辛苦，將云土、夢治理，開墾成可以耕種的土地，于是有人居住，就把這一塊區域叫荊州；有人居住，就有了地名，以后地域擴大，形成部落聯盟以后，就有了部落聯盟之名“荊”。上世紀的新石器時期考古，在荊州的陰湘城和天門的石家河，均發現了帶有“荊”字的陶器，說明在先秦夏商時期，江漢地區有一支叫“荊”的邦國在此地，古“荊”國的西北山地就叫荊山。由此推論是先有荊州，后有荊山。“楚”字的甲骨文字形：

由于先民治理、開墾土地非常辛苦，所以最早的楚字有苦之意。如痛楚；辛楚。又因當年的開墾要披荊斬棘，荊棘開有鮮花，所以又有楚楚動人，清清楚楚的詞語。后來延伸出荊、楚同為楚木之意。在《楚居》中：“麗不從行，渭（潰）自（脅）出，妣賓于天，（巫）（咸）賅（改 ）亓（其）（脅）（以）楚，氐（至），今曰楚人”。說是鬻熊的妻子妣厲生熊麗時肋生難產，剖腹產后妣厲死去，熊麗存活。妣厲死后，巫師用“楚”（荊條）包裹其腹部埋葬。為了紀念她，后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

很奇怪，幾千年前，那時的女子難產，能有剖腹產嗎，以“楚”（荊條）遮蓋腹部下葬，將“楚”定為國名，應該是紀念那種痛苦的過程。在今天，荊州發現的楚墓中，均發現在棺槨上覆蓋一層竹席或絲帷。當時楚人條件艱苦，沒有棺槨，只好用荊代替。

二、丹陽

1、史料分析

丹陽是楚人的最早封地，于是許多地方為了提升自己當地的歷史文化底蘊，都在爭丹陽之名，但是丹陽到底在何處，爭到如今仍沒有定論。雖然史記中沒有明確交待，但實際中史記已有提示。為了尋找丹陽，現在存世的主要有秭歸說、丹淅說、枝江說、南漳說等。

丹陽秭歸說，但是由于沒有得到地下考古證明，已被考古學界否定。目前，只有少數歷史學家仍在堅持以錯誤百出的史籍來證明。

有文章說丹陽在丹淅，在南漳，主要依據是石泉的《荊楚歷史地理新探》一書，但這本書主要是通過作者自己選擇的歷史記載考證，只是一位楚學學者的一家之言，盡管也得不到地下考古的實證，以及史學界的共識。但堅持這種丹淅說的人，卻容不得他人的質疑，因為楚昭王講了“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丹淅說雖然有荊山和丹江，但沒有沮、漳，所以后來就來了一個南漳說，一些楚學學者則把荊山山名也搬到了南漳。《楚居》考譯者認為荊山就是景山，景山在南漳，于是丹陽就出來了一個南漳說。其實，在考古界，多年來已達成一個共識，要證明一件歷史史實，須采用二重證法。一是官方史藉，二是地下考古；

許多年來，西方人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商朝，一直到中國在河南安陽發現了殷墟，西方人這才無話可說。中國歷史上有個春秋戰國，那是一個亂烘烘幾百年的時代，曾國在史籍中不見，史藉中只有一個隨國，但是現在地下發現了大量的曾國墓葬。還有現在發現的三星堆，也不見史籍記載，難道就不承認。其實任何史籍都是人寫的，自春秋時出了一個孔子修史，搞出了一個春秋筆法，所以后世的史官修史，都要根據當朝的最高統治者的意志行事。所以一些史籍在引用、轉抄、修編竄改中總會有一些錯誤，今天，我們在依據這些史籍時，就要靠地下考古來驗證。引證一個史籍的記載，要根據年代、真實性來辨別；一般來講年代越早的史籍，越接近史實；而后續的史籍，其史實性要先加鑒別。

丹陽不在秭歸，已被地下考古證明。雖然在水經注中說秭歸：“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酈道元沒有肯定，他老先生寫了一個“蓋為征矣”。但是在網上的一些文章中不管這個“蓋為征也”，也不管地下的考古證據。這些文章反復說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如今在網上搜索，還有這種說法。

因為水經注中有秭歸“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所以丹陽秭歸說就以為有了證據。于是楚故都丹陽就在秭歸，幾乎成了定論。

《管子·乘馬》： 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淘防省。”按這些條件，楚人初始立國，在秭歸和南漳，均沒有這個條件。秭歸和南漳，當時的條件是山高林密，近處無廣川。古時的城邑，都建有城郭，按城郭之制即'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郭內有田，有軍隊；繁體的“國”字內有戈有口。即是指有田地，有軍隊。所以初始國，選址有條件，古時，一國定國都，一般會選國中，《呂氏春秋》∶“古之王者， 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秭歸和南漳，均在楚之邊陲，又子男之田，方五十里，在秭歸和南漳都是山區，懸崖陡壁、群山環繞，那時想要找一塊方五十里的土地，均沒有這個條件。

按石泉的考證；古荊山（今黃界山）《元和志》等所記荊山方位，以及“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才通人徑”。所以南漳荊山因三面險絕，也沒有成為丹陽的條件。

對丹陽枝江說，遭到許多反對，一些反對者的主要論點就是枝江附近沒有荊山，也沒有丹江。地下考古沒有見到春秋時代遺址。然而，先秦時沒有枝江地名，但已有江陵。枝江是漢時由江陵析出所置。對于江陵，雖然也有不少人認為江陵少春秋遺址和商代遺址。但是在江陵已發現了不少的商代、以及新石器時代的古遺址，歷史是延續的，上世紀，荊州的商代遺址，先后發現了周良玉橋遺址、官堤遺址、梅槐橋遺址荊南寺遺址和岑河廟興八姑臺等商代遺址。既然江陵發現有商代、以及新石器時代的古遺址。那就一定會發現有春秋時期的古遺址，只是時間問題。

丹陽這個地名出現在秦漢，因為在史記之前的歷史文獻中，未見丹陽之名；楚人自己也不說丹陽，幾十年來，從地下發掘的楚國資料中也不見丹陽。所以司馬遷寫史記時，將楚國的初始之地定在了于秦漢時期出現的丹陽地名所在地，又沒有明確其地望，結果成了千古疑案。

古代一個地方地名的起名，應該是先由當地百姓起名，時間久了再由政府定為正式地名。所以丹陽地名也應該是這樣，春秋戰國時，楚國對中原各國而言，是居國南鄉。其實丹陽與丹江、荊山沒有任何關系。司馬遷先講了子男之田居丹陽，后面又講了子男之田居楚，所以丹陽就是楚地。楚居國南鄉，因此，周人將楚居南鄉之地稱之為丹陽。到了秦漢時期，當時中原人將以前的楚國地域統稱為丹陽。所以，司馬遷就有居丹陽和居楚兩種寫法。此事說明，丹陽與丹江沒有什么關系。

對于在江陵（荊州）發現的楚王級的大墓，國家不準發掘，是一條錯誤的政策，由于這些楚王墓中有可能會有大量楚簡，時間久了，竹簡會腐朽，附在竹簡上的大量文字信息，特別是楚之前的文字信息會消失。

南方多雨，現在的工業化，雨水帶酸性，酸性雨水滲入地下，對地下文物不利。為什么夏代文字到現在難發現，可能是夏本來就是在南方，后世的史籍中將夏搬到了北方，可能是商奪取了夏，以后的周又取代了商，為了維系正統，統治者把夏搬到了北方，以后中國史學界更是搞出來了一個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論，所以現在尋找夏總在北方找，而楚源也搞成了來之于中原。由于夏代使用的記載方式也極有可能是竹簡和木牘，商代繼承夏代文字載體也應是竹簡和木牘，以及甲骨，但竹簡和木牘難保存，所以能夠留下來的就是甲骨文。

在南方，這類載體在地下極難保存，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誕生100周年，通過百年考古發掘，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實證。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化石和遺址均在中國南方，在南方發現的最多，種植水稻的起源也在南方。因此中國的文明探源工程的重點區域應放在中國南方。

古荊州（包括湖南）有大量的先楚文明及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明出現在古荊州現湖南的道縣，夏人是稻作文明，古荊州（包括湖南）有大量的歷史傳說和地名傳說，在中國南方夏商時期的地下考古也多有發現，所以更是重點之重點。

按考古資料，楚人與夏人有很多的相同點，其淵源算得上是一脈。如都尚黑；居住建筑都是干欄式建筑，葬式以直身土坑葬為主，最重要的都是稻作文明。與北方文化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楚與夏文明與北方文明的區別詳見以下表，主要參考文獻來源：中國經濟史論壇中的中國古代農業專題。

過上述對比，楚文化與北方文化差距太大，所以說楚源來自北方中原是存疑的。

如今，爭楚故都為丹陽，學界已爭了幾十年。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出土的地下考古資料中，楚人從不說丹陽，可見丹陽地名出在楚以后的秦漢年間。或者是楚以外的其他方國對楚都地望的叫法，趙家湖楚城遺址東的馬山不遠。春秋時的競（景）平王甬鐘于本地出土，連想到在上世紀江陵出土的刻有丹陽二字的五十二年秦戈，雖然為孤證，但應重視，若以后再有發現，就可以認為此地方就是楚早期的丹陽。雖然有人認為丹陽在河南淅川，但是為什么，這秦戈在荊州發現。在秦戈上有“丹陽“二字，在秦以前的考古中沒有任何載有“丹陽”二字的地下文物出土，載有“丹陽”地名的秦五十二年銅戈，這是唯一的一件。在楚文物中沒有丹陽記載，說明丹陽地名的出現在秦代。

雖然整理者按戈上還有“蜀郡東工”的文字，認為秦戈產自蜀地，是由一位秦將帶到荊州本地的，不過，戈上還有陽刻鄖中二字，陽刻鄖中，是鑄造上的，“資”字原譯者譯為鄖，但為什么會出現在荊州馬山，馬山西即為現枝江，所以“資”字疑為貲，楚文王名貲，枝江春秋時名訾枝，所以枝江與楚文王似乎有點關聯。或楚文王的封地就在枝江“訾”。陽刻鄖中，當屬鑄造地，其它都是陰刻，可能當時戈鑄造于枝江，秦設南郡時，訾枝改名丹陽，故在銅戈上加上陰刻丹陽二字。

馬山西邊緊靠枝江，目前在馬山的地下考古中發現有多起春秋遺存，離馬山不遠有陰湘城和荊南寺、均有夏商文化出現。所以這個秦戈的出現，值得注意，因馬山東邊不遠處就是郢都。正應了“子男田令居楚”這段話。

2、地下考古資料

丹陽的丹淅說和秭歸說，不見載有丹陽二字的地下文物出土，而江陵出土了載有丹陽二字地名的秦戈，說明此地就是司馬遷所寫的丹陽。盡管目前學界沒有重視這個秦戈，可能認為是別的地方流入到本地的，但是為什么別的地方沒有發現，卻在荊州發現了？目前在簡帛網古文字專欄上，已有學者注意到了這點，提出這件秦戈的出土，支持了丹陽枝江說，如：劉剛《荊州博物館藏五十二年秦戈銘文補正》。

荊州馬山考古發現的秦戈

陰刻的丹陽二字

丹陽在何處，一些文章說史記中沒有明說，但是我們看看《史記》中的兩段話：

第一段：“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第二段：“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比較最初周封鬻熊“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與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所以“居丹陽”就是“居楚”。司馬遷將“居丹陽”與“居楚”說成是同一件事，丹陽就是楚，到了 “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而將郢說成是都。因此丹陽不是都城名，而只是一個地方名或相當于一個國名（楚）的所在地。郢才是都城名。

先秦時楚、秦等地名多是單名，即可以是一國名，也可以是一國都城名。“居楚”應是指在楚郢都附近。又【書·禹貢】“荊州之域，周熊繹始封”。可以認為子男之田的始封地就在荊州。《史記·貸殖列傳》中還有一句話：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那么丹陽楚故都就等于江陵故郢都，到了秦漢年間，析江陵西部置枝江，這也可能是東漢時期丹陽枝江說的來歷。

四、楚的起源地及后世的遷徙

楚的起源，按屈原的說法：在《離騷》首二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說自己是帝高陽之后。在荊州發現的許多的楚墓中，楚人祭祀的先祖中就有祝融等三楚先。史藉中對于祝融的記載較為混亂，《國語·周語》中講：“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但在《通典.州郡七》中講：“新鄭，祝融之墟。”有文章說崇山就是嵩山，于是祝融就成了中原人了。于是有不少文章，甚至一些主流將將楚人講成是由中原南遷到荊楚的。

不過《國語·周語》成書要早于《通典》，所以夏之興也，融降于的崇山應在南方。還有，按《史記·五帝本記》中：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兜於崇山（今張家界），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南蠻與三苗，均在南方。這樣看來，崇山在南方不在北方。崇山不會是嵩山。夏禹一生辦了三件大事：1治水、2征三苗、3定九洲。三件事中治水和征三苗發生在南方。楚文化是夏文化的延續，所以楚源應在南方。先秦時期生產力不發達，靠人力去治理黃河與長江，難，但水稻種植，需要開溝筑堤去治水，此外，在南方，所發現的古城遺址附近，都有水田遺存，而且城墻厚實高大，并有壕溝，說明古城的防護功能強大。也說明了大禹的治水和征三苗均應發生在中國南方。

《史記·楚世家》中也講：“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后世傳說祝融為南方之火神。楚人的先祖是祝融；楚人的起源地就是在古荊州，以后有一支叫季連的部族遷移到中原一帶，族群發展起來后，又向南遷移到湖北荊的故地。初始到淅川，而后再落在荊山，當在今沮漳河中下游的江陵、當陽、枝江一帶強大起來（羋強大于南汜），受到周王所封后在江陵故地發展起來（周時以漢水之南為南鄉，秦漢時，中原人將此地叫丹陽。）因此地靠近沮水、漳水（楚昭王所說的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就是此地， 當年漢、沮、漳均在此地交匯入江）。為避水患，以后楚文王由此地遷到紀南建為都城叫文王遷郢。

由于楚是稻作文明，由中國水稻種植的發展路線，可以考慮楚的稻作文明是先由湖南道縣開始（距今12000～14000年）最早到浙江杭州余姚（距今7000～8000年），然后是河南舞陽（距今8000年），可以這樣分析，楚人由古荊州起源，稻先向東發展到東夷良渚，另一支發展到河南中原（這一支可能為穴熊，發展起來后再南下，結果一些人認為楚是源于中原。）；而江漢地區這里就是以后楚國的文化圈范圍。而且是楚文化的核心區。

五、小結

將史記中關于丹陽、郢都的幾種說法匯集如下：

《史記·楚世家》：“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史記·楚世家》：“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史記·楚世家》：“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史記·貸殖列傳》“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

《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漢閑民和” “楚彊，陵江漢閑小國。”

所以，居丹陽就是居楚，楚在江漢之間，因此可以判定，司馬遷所說的楚封地丹陽就在江陵。參考地下考古發現的資料，可能即今紀南城以西的馬山地區。

此外史記中還有：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史記·楚世家》：“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漢中之郡。”

在上述記載中，說的是同一件事，秦楚丹陽之戰，但司馬遷有兩種寫法，秦楚之戰的地理位置在丹、淅，說明當時的丹陽之地名有同名異地的現象。丹、淅之地靠近秦，當年叫漢中地，故丹、淅之地開發較早，所以楚初始所居丹陽在此地，不可能。

參考資料：

【1】王丹、夏曉燕：《荊州博物館藏“五十二年”秦戈考》，《文物》2018年第9期。

【2】張正明　喻宗漢《熊繹所居丹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