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士冠禮變遷考辨

儒學的式微影響冠禮在民間的發展

儒家禮儀貫穿整個中華民族的歷程中,但其冠禮在魏晉時期的民間發展卻缺乏創新活力、失去土壤,致使其在此時期處于低谷。《禮記》中“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這表明了禮儀的目標與儒家的價值觀達到了多方面協同,顯然禮是外化的儒家價值觀,是用實際行為表達的倫理,所以魏晉時期儒學的式微與冠禮的衰落有著必然的聯系,玄學佛教的蔓延也使冠禮失去了活力。

2.1 儒學式微導致士冠禮缺乏創新動力

士冠禮的傳承與發展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修訂,縱觀中國史,漢、唐、宋、明建立的王朝均對士冠禮進行過重新修訂,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冠禮卻出現歷史缺席的現象。冠禮雖然始于原始社會的后半期,封建制度的建立使其跟隨儒家發展而儒化,顯示出濃厚的儒學氛圍。在漢代禮儀文化被納入儒家文化范疇,并被整合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制度。儒家對禮節的經典解釋已進一步系統化、規范化,嚴格詳盡地解釋了中國的禮儀體系[13]。由此可見,儒學作為禮儀的思想內核,也是冠禮發展的必要條件與精神依托,冠禮作為儒家思想的外在形式,是儒學傳承的顯性表現,兩者輔車相依。冠禮是儒家禮儀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禮之始也”,為政權穩固和儒家思想的崛起起到了積極作用。漢人掌握政權時冠禮總能得到推崇,反之,在儒學及漢族衰落情況下,經常受到冷遇[14]。魏晉時期有違背儒學倡導的征象出現,據《隋書·地理志》記載:“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存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由此可以看出,東晉與南朝之間士庶兼存在分居的習俗,這種父子兄弟異居的行為被認為是蔑視禮法備受爭議。在魏晉時期穿衣或不拘禮節,“服妖”便是其中典型,在傳統儒家禮儀中只穿單衣單衫不合禮法,但魏晉時卻不乏出現,如《晉書·五行志》中言:“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此外,竹林七賢中阮籍(公元210—263年)母親去世,其“居喪無禮”“以重哀飲酒食肉”的行為是對儒家“孝道”的詆毀;惠帝末年,西晉官員、名士王澄,解衣爬樹,裸身抓雀的行為視作通達、高雅的情趣,也與傳統儒家禮儀背道而馳。綜上所述,不論宗教禮法、言行舉止,還是穿衣著裝均透露出士人對儒學的輕視,也側面反映出儒學遭到冷遇,且冠禮從屬于儒學禮儀的一部分,自然也失去了創新活力。

2.2 玄學佛教的興盛使士冠禮失去民間土壤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涌現在士人階層的思潮,此時期玄學與儒家相對立提倡思辨精神與解脫。佛教和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蓬勃發展,最初是統治者為了穩定政權而傳播給人們的精神麻醉,但群眾常突破佛道的界限利用其組織起義,抵制統治者的壓迫[15]。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代替儒家學說的統治地位,世人追尋放浪形骸之外的灑脫情懷,人們以內在思想和精神狀態來體現自我。此間遍布佛教寺廟,僧侶人數激增,北魏時期尤其繁榮。太武帝拓跋燾曾一度滅法,但是在文成帝拓跋濬繼位后佛教又快速復興。“諸州郡縣,于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后來,“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力與規模非同一般,故杜牧(公元803—852年)在《春日絕句》中所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絕非夸張之詞。西晉時期出現了統治階層信奉佛教的現象,有些還是虔誠的居士。南朝士大夫與僧人交游密切,因在玄理上認同,亦為玄理上之結合[16]。由此可知,在政權更替的特殊時期,不同階層人士的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玄學與佛教的思想漸入人心、給民眾帶來慰藉,為其后來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其信眾力量不斷壯大。筆者認為,冠禮作為儒學外在禮儀的表現形式,與佛教的傳播過程發生了碰撞與沖突。玄學與佛教倡導的避世、不染紅塵等觀念顯然與儒學冠禮賦予人成家立業的含義相違背,因此無需冠禮的舉行來印證士人的成人意識。這一時期士人思想向少私寡欲、清凈無為方向并攏,這也顯示了此時期冠禮發展遭遇瓶頸的必然性。

魏晉南北朝冠禮式微的原因分析

魏晉南北朝時期冠禮式微,究其原因與當時外化條件密切相關。首先,經歷封建經濟結構重大變革,政權頻繁交替、思想意識、文化形態發生變化;其次,朝代更迭、五胡亂華等變革使得社會動蕩,缺乏安定條件;最后,人口遷移、胡漢交融,產生了生活習慣與服飾的變化,以上均與冠禮式微不無關系。

3.1 主流思想更替是其變革先聲

玄學與儒學的對立,使得儒學失去了根基,扭轉了前朝儒學之正統地位。《后漢書·儒林傳序》提及:漢明帝嘗在明堂而朝群后,“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可以看出,儒學在漢代被視為正統思想和永恒的真理。正如董仲舒言:“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又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但在漢末儒學思想出現危機,仁人志士都對其產生了憤懣與悲觀的情懷。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被奉為官學。儒家思想占有一定的地位公共意識形態,這使其與官職密切聯系。不能切實履行儒學教化的人僅為達到為官的需要,產生心口不一的狀況,使得儒學完全成為做官的門徑,向著工具化、虛偽化發展。然而在東漢后期,豪強地主惡性發展,宦官與外戚交替專權,士人與宦官之間斗爭激烈,依附于各個集團的文人在斗爭中不斷沉浮,朝不保夕,內心深處于一種悲憤苦悶的狀態之中。魯迅先生在《北新半月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中道:“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為遠離政治斗爭的是非之地,尋求精神上的安慰與解脫,因此飲酒服藥,放浪形骸,成為這一時期中下士人的生活狀態。

由此可知,儒學的發展在漢末失去了征服人心的力量。由于社會長期處于不穩定的動蕩之中,人民生活信仰變成求保障圖安寧,魏晉時期戰亂民族階級矛盾給人生帶來的痛苦,使得世人的思想重心已非顯示政治,而是個人的生死與解脫。玄學直面這一問題,它更加適應當時思辨求理的人文思想環境,因而迅速壯大,成為魏晉南北朝的主流思想。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足鼎立,儒家學說明顯滯后于佛道兩教,這一時期佛教的般若學本身有著極高的理論水平與玄學理論融為一體。道教吸納了玄、道、氣等多個哲學范疇,雖與哲學不能完全媲美,但亦有很高的抽象思維水平。道教與佛教都對儒學采取了調和的態度,反而儒學對佛、道二家缺乏寬容精神。筆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式微,佛教輸入,玄學興起,使得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思維角度由共性向個性轉變,審美對象由外在紛繁轉向內在的本體,因此這一時期儒學的衰微,導致冠禮受眾局限也是必然。

3.2 社會分裂動蕩是其客觀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遷移到中原,漢族南遷。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紛戰割據也長達270年之久。在此時期的三百年間,戰爭與社會動蕩幾乎填補了所有的時間,包括漢朝的滅亡、漢朝的戰爭、三國紛爭、八王之亂、西晉瓦解等,這些戰爭造成了文化上的缺陷,中原地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擊。而五胡十六國與南北朝之間的社會發展趨勢從少數民族與漢人之間的族裔爭斗轉變為民族融合,從漢族文化的思想文化排斥到漢族文化的學習和模仿,并最終與南方政權爭奪華夏正統地位[17]。這場持續不斷的戰爭打破了少數民族的原始分布方式,并不斷使他們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大規模的遷移,也將引起社會環境與中原漢族冠禮文化的沖突。首先沒有良好的外在和平環境與條件,冠禮舉行便失去了安定場所;其次戰亂的環境使得物質條件匱乏、人民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更何況精神層面的禮儀教化的實現,人們也自然對儒家禮儀的約束有了逾越;再者,儒學冠禮的發展在戰亂中給予不了人們精神的支撐,對于疾苦中的百姓而言,只是空談而已,這就一定程度上影響儒家冠禮的更新發展。總之,社會分裂動蕩對禮儀的發展和鞏固是非常不利的。

3.3 服飾交融變化是其直接原因

由于長期戰爭和政權更迭,北方少數民族大量向南遷移,這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成千上萬的北方少數民族開始與漢族生活在一起。因此,在生活習俗、生產技術和服裝方面也逐漸融合。先進穩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吸引周邊游牧民族改變自身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著裝形制,融合到華夏民族,最終逐步形成人口數量占據絕對優勢的漢族[18]。魏晉南北朝時期,服裝表現為兩個方面,一為承襲秦漢之制,另一為少數民族服飾得到了空前的大融合。如褲褶、禰襠、半臂等皆為民族交融的產物,這些服裝以方便勞作的特性受到漢族勞動人民的歡迎,一直沿用到唐宋以后,仍然十分流行。

就此而言,若無民族間的相互學習、融合,亦無祖國的統一發展。作為中國歷史上融合程度最廣的一個朝代,魏晉時期也為隋唐盛世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筆者認為,魏晉時期服裝不拘一格,顯然與當時復雜交融的社會環境不無關系,而此時服飾制度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因穿著習慣的改變,儒家服飾被胡服所取代,冠禮作為儒家服飾禮儀的一部分,由于缺少載體也變得不復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