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不會想到，一次關于南郊賞賜的討論，會讓他最為中意的兩個大臣吵得面紅耳赤。
所謂“南郊賞賜”，是宋朝的一種慣例性賞賜。宋朝皇帝每三年都要到南郊進行一次祭祀活動，郊祭之后，皇帝要給官員和軍隊一定的賞賜。當然，對朝廷而言，這又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但是，當時宋朝的財政狀況已經非常緊張了。幾年內，剛經歷過兩個皇帝的喪禮不說，新近北方不少地區又遭遇了水災。
趙地主家已經沒有多少余糧了！
正因為朝廷缺錢，這次賞賜方案中，賞金打了個大折扣。過去，宰執大臣每人最高可得銀、絹、錢八千（兩、匹、貫），而這回一共才賞兩萬，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
鑒于朝廷實在太窮，宰相曾公亮等執政大臣聯合上了一道奏疏，意思目前國家實在經濟困難，這回給我們宰執們的南郊賞賜也不用打折了，干脆就全免了吧。
大臣們體諒朝廷，帶頭辭掉賞賜，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問題遠沒我們想象得那么簡單，在君主看來，給近臣賞賜是國家的體面所系，不能這么草率的決定。于是，趙頊把曾公亮等人的奏疏交給學士院，由翰林學士進行討論，并擬出一個答復。
學士院里討論結果出來，只有司馬光一個人贊成免去對宰執大臣的賞賜，其他人都認為不應免去。
司馬光有這個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從來都是倡導勤儉節約的積極分子。就在治平元年的時候，朝廷要把仁宗遺物賜給近臣（其實也是一種物質賞賜），司馬光就表示要把自己應得的一千余貫捐出去，并且倡議宰執等高官也帶頭捐獻，只可惜，那次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響應。現在，宰執們主動要提出辭免賞賜，難道還不該贊成鼓勵嗎？
司馬光覺為宰執們思想覺悟的提高而歡欣鼓舞，還特地寫了份折子，洋洋灑灑說了一大堆，大意是：君子尚義，小人重利。在裁減用度上，就應該從上開始。
為了防止因為裁減賞賜而顯得君主刻薄，司馬光在奏疏里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減半賜予。即對文臣、武臣、宗室、內臣（宦官）劃定一個級別標準，在既定賞賜額度的基礎上，對較高級別的人員賞賜減半，其余的一概不減。
這是一個符合儒家精神的完美方案，臣子們主動體諒君主的難處，要求免去賞賜，君主開明大度，最后予以減半賞賜。
這個方案，非常理想化，非常司馬光。
看了司馬光的奏疏后，趙頊決定召集翰林學士們再次討論南郊賞賜事宜。
熙寧元年（1068）八月，延和殿內，趙頊召集三名翰林學士商議是否該準許宰執們辭免賞賜。
三個學士，除了王安石和司馬光，還有一位叫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王珪本是王安石的同榜進士，名列第二，本來王安石被取消狀元頭銜后，他應該可以頂替上去，只因父親是朝廷官員，所以只好繼續屈居榜眼。
王珪的性格和王安石、司馬光截然不同，是個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做官信奉“沒有觀點就是最好的觀點”。王珪的戲份并不多，在我們的故事中，他只能是一個小小的龍套。不過他有兩個很出名的后代，我們不妨交代一下：他有個外孫女，是宋朝詞壇重量級人物，叫李清照；他還有一個孫女，被人鑄成銅像天天受人唾罵，只因她嫁了個更有名的人，叫秦檜。
王珪的家事屬于題外話，我們下回再說，接著還是看看王安石和司馬光的辯論大賽。
辯論開始，正方司馬光率先發言：“裁減用度，應該從權貴開始，可以準許二府大臣（即宰執大臣）辭免賞賜。”
反方王安石立刻駁斥：“二府大臣的南郊賞賜，明明花不了幾個錢，卻吝惜不給，省下這幾個小錢，不足以讓國家富裕，只會白白損傷我大宋體面。當年唐朝的常袞推辭堂饌（御廚為宰相專供的膳食），現在我們的宰執要推辭南郊賞賜，和這種情況差不多。況且國家財用不足，不是如今最緊要的事情（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
王安石口中的常袞，是唐代宗時期的宰相，當時的宰相可以享受由御廚烹制的精美膳食，常袞覺得浪費，主動推辭了這份待遇。結果，當時輿論卻并沒有看好他的這一做法，反而認為宰相應該做好分內的大事，而不是糾結于一餐飯的事情，如果覺得自己干不好宰相，還不如辭職。
平心而論，王安石拿常袞來類比也不恰當，常袞被人譏諷，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在身為宰相卻碌碌無為，人家也就是借機說事。只是，此時的王安石正急于推出他“理財生財”的觀念，故作驚人之語。
司馬光抓住王安石的話頭，馬上接下去：“常袞辭去待遇，總比拿著待遇卻尸位素餐的人好。國家財用不足是目前最緊要的事情，介甫肯定說得不對嘛！”
王安石正等著司馬光的質疑，連忙接茬：“國用之所以不足，是因為沒有找到善于理財的人。”
司馬光回擊：“什么善于理財的人，不過是想盡辦法搜刮民財罷了。百姓貧窮了就會聚集成盜匪，這對國家來說可不是幸事。”
聽了司馬光的話，王安石說出了他心目中的核心觀點：“善于理財的人，可以讓國家富饒，而百姓卻不增添負擔（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完全不能認同王安石的話，氣得連語速都加快了：“天地所產生的財物，是一個定數，他不在民間，就在朝廷。譬如天降雨水吧，夏天澇了秋天就必定要干旱！百姓不增添負擔而國家富饒？哪有這樣的好事？只不過巧取豪奪百姓的利益而已，它的危害肯定比增加賦稅更厲害！”
王安石也不嘴軟：“天地所生的財物并沒有定數，只要制定合理的法規制度，采取正確的措施，就可以推動生產發展，多出產財物，完全可以做到國家用度充足，而百姓卻不增加賦稅！”
如果用現在的眼光再看兩人的這次交鋒，我們肯定會認識到王安石的言論更富有前瞻性，社會財富當然不可能是一個固定的數值，否則何來生產發展，財富增值一說？即便當時沒有現代社會那樣快速的科技革新，生產力還是可以通過制度安排、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技術運用等因素來取得進步。
不過，當時能像王安石一樣看待問題的人畢竟是少數。
司馬光頓了頓，接著氣咻咻地說：“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說法，司馬遷在《史記》里面寫得明明白白！”
司馬光直接把王安石比成了桑弘羊。
桑弘羊是漢武帝時期一個人物，他通過將鑄幣權收歸朝廷、實行鹽鐵專賣、收取工商稅、高消費稅、組織軍隊屯邊等方式開拓西漢朝廷財賦來源，為漢武帝幾次征伐匈奴提供物質保障。而后世的很多正統文人都把他看成一個只會斂財的小人，并把漢武帝后期民生凋敝的責任歸咎于他聚斂太過。
杠到這個程度，王安石也不示弱：“摧抑兼并，接濟貧困，變通天下的財物，本來就是正確的事情。后世也只有桑弘羊、劉晏（中唐時期主持經濟改革的官員）能勉強符合這些要求。”
聽完王安石的話，司馬光更憤怒了：“漢武帝末年國家民變蜂起，朝廷派繡衣使者到處抓捕，百姓還不是因為窮困而起來造反了？”
漢武帝窮兵黷武造成的民生衰敗，都該由桑弘羊來背鍋嗎？這問題就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了，眼看司馬光把眼前的問題談成了一千多年前的問題。王安石覺得實在有些扯偏了，連忙調轉話頭，繼續談宰執辭賞的問題，
王安石舉了一個本朝的例子：“太祖的時候，趙普等人為當宰相，賞賜動不動就以萬計，這次數量不過三千，哪里算多呢？”
司馬光決定一杠到底：“趙普等運籌帷幄，平定各個割據政權，賞他幾萬錢財，不應該嗎？但現在的二府大臣參與祭祀，不過稟報一下，端洗臉水（辦沃盥），遞一根毛巾（奉帨巾），有什么功勞啊，能和趙普相提評論？”
從邏輯上說，司馬光的這通反駁有點偷換感念的嫌疑，論證賞賜趙普萬錢時，以他一生的功績來對比，而論證現在的二府大臣，卻用參與郊祭時參與的禮儀活動來對比，這顯然又是兩回事。畢竟，現在的二府大臣平時也要上班嘛。
就這樣，司馬光和王安石你一言我一語地激烈交鋒，誰都不肯想讓，直把皇帝趙頊和同事王珪當成了擺設。
在此前的交往中，司馬光和王安石也經常產生觀點上的分歧，但那只限于對某段經義、某句詩文的不同理解，雙方的爭論都只在學術范圍之內。而現在，涉及到朝廷施政方向、政治決策，以兩人的性格，自然誰都不肯相讓。
司馬光也開始意識到，王安石一旦獲得大用，勢必會讓朝廷的決策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他絕對無法接受和容忍的。
延和殿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趙頊成了最沒有存在感的皇帝，從頭到尾只能靜靜地聽著兩位寵臣的爭論，連插句話的機會都沒有。
最后，還是會來事的王珪出面叫停了：“嗯，大家都別吵了，君實說裁減用度，有道理；介甫說有傷國體，也有道理，都別爭了，還是請陛下定奪吧。”
王珪狠狠地和了一把稀泥，把問題又還給了皇上。
趙頊感覺雙方都爭成這樣了，駁了誰的面子都不好，和了一把更高級的稀泥：“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
這句話什么意思呢？翻譯一下：我的意見和司馬光一樣，這次暫且以不允許辭去郊賜作答吧。
同意司馬光的意見，又說這回暫時按王安石的意見批復。
這個渾水攪得，連王珪都不得不佩服。
既然皇上發話了，學士院就照這個意思去擬旨吧。恰好，那天是王安石當值。王安石大筆一揮動，一篇措辭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詔書就出來了。
詔書里說了，“關于理財的工作，還有很多要作，你們不去認真思考，反而只想著貶損一點個人待遇，只會傷了國體，也不符合朕的心意（理財之義，怠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務自損，只傷國體，未協朕心）。”
宰執們收到這樣的詔書，哪里還敢再辭，立刻表示乖乖接受。當然了，天底下哪有老板發錢卻不要的員工，人家才沒有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人那么糾結呢。
經過這次激烈的交鋒后，王安石和司馬光友誼的小船算是徹底翻了。
從此，兩個無話不談的朋友變成了針鋒相對的敵人，開啟了長達十多年的爭斗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