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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鋒，男，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民族志、社會學理論。[圖源：cohd.cau.edu.cn] 
歐文·戈夫曼通常被視為符號互動論者，其原因包括芝加哥大學的出身、與赫伯特·布魯默等人的關系、面對面互動的研究主題以及微觀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等。然而，戈夫曼實質上并非符號互動論者，其理由主要有：采用“策略互動”、“互動儀式”等概念以區別于“符號互動”；批評符號互動論者忽略結構與模式，認為“符號互動論”是學科內部自我分化的結果，它僅是空洞的標簽，所謂的“符號互動論者”其實是休斯式社會學家，從而解構符號互動論學派；布魯默批評戈夫曼的互動觀較為靜態和抽象，只關注表意性形式而忽略實質性內容；戈夫曼自稱為“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學者”。戈夫曼后期的框架分析和談話分析甚至突顯出他具有反符號互動論的一面。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仍然是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帕森斯注重社會秩序和共享道德觀，強調對個體進行適當的社會化以維持社會的穩定運作。20世紀50年代晚期以后，帕森斯的思想不斷地遭到批評，尤其是被認為其過于僵化與保守。曾經盛極一時的帕森斯理論帝國開始土崩瓦解，新的社會學思想也從結構功能主義的批判中逐漸厘清自己的理論與方法，進而確立自己的學派。在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和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微觀社會學領域的互動論研究異軍突起。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其研究，他通常被認為是符號互動論者。然而，戈夫曼不同于其他在芝加哥接受學術訓練的第三代符號互動論者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第四代符號互動論者。在戈夫曼的學術生涯里，他似乎有意地回避符號互動論，甚至極少從符號互動論的意義上引述喬治·赫爾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的著作。與人們傳統的印象不同，戈夫曼實質上并不是符號互動論者，他與符號互動論之間是一種“貌合神離”的關系。本文試圖闡明戈夫曼與符號互動論之間的歷史淵源和思想分歧，理解這種關系亦有助于我們理解符號互動論。由于多種原因，戈夫曼與符號互動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經常被視為符號互動論者，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戈夫曼被認為是符號互動論甚至是美國社會學的公共形象和代表。正因如此，在很多學者編著或譯介的社會學著述里，都把戈夫曼納入符號互動論流派，并通常以“擬劇論”作為其標志性學說。戈夫曼之所以被納入符號互動論學派，存在以下五方面的原因。第一，20世紀4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初，戈夫曼受訓于符號互動論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他在那里完成了碩士、博士學業。芝加哥大學成立于1892年，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美國社會學家，并形成了芝加哥學派。杜威的實用主義、喬治·米德的社會心理學等對芝加哥社會學派具有重要的影響。正是由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出身，戈夫曼通常被視為符號互動論陣營的得力戰將。第二，戈夫曼與布魯默、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等人之間的密切關系。作為美國本土性的社會學理論，符號互動論的影響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可小覷，而戈夫曼先后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當時這兩個大學的社會學系都由符號互動論學者執掌。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專業也受布魯默的影響，這使戈夫曼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符號互動論傳統的某些印記。1953年，戈夫曼在獲得博士學位后曾在芝加哥大學、國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等機構短期地工作過一段時間。1958年，正是在布魯默的邀請之下，戈夫曼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職，在那里的十年間，他迎來了學術創作的鼎盛時期。戈夫曼難以不受周圍學術環境的影響，當初布魯默邀請戈夫曼去伯克利任教應該也是看中了他的微觀社會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出身”。戈夫曼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與布魯默共事多年，并且他的很多朋友、同事都來自符號互動論的圈子。第三，戈夫曼的研究與符號互動論有著不可否認的親和性和同源關系。戈夫曼著作的核心主題包括面對面互動、社會情境以及自我等，這些也都是符號互動論的主要關注對象，而擬劇論更是探討以各種微觀互動技術來實現印象管理，從而達到個體希望達成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出版之后，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戈夫曼的研究是芝加哥大學符號互動論傳統之延續，尤其是繼承了米德、托馬斯和布魯默的學術傳統，不少學者甚至將擬劇論視為符號互動論的分支。20世紀70年代初，許多歐美學者都將符號互動論的標簽施加于戈夫曼身上。國際著名的社會學雜志《符號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也經常刊發探討戈夫曼思想的論文，并且組織戈夫曼研究的專題。第四，從整體而言，戈夫曼關注的并不是（越軌）行為本身，而是行為背后的意義，這使他更接近于符號互動論者的立場。譬如，戈夫曼經常使用的“角色”、“生命歷程”等術語來自符號互動論，在戈夫曼就讀于芝加哥大學期間，這些術語頗為流行。符號互動論關注個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如何創造、改變意義并將之付諸行動。戈夫曼認為，社會約束和社會事實不是慣例化的結果，不是由社會結構定義也不是衍生于個體。也就是說，戈夫曼關于社會事實的理解并非像迪爾凱姆那樣是結構性的而是互動性的。第五，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出于簡單分類的需要。對應于結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和社會批判學派主要關注宏觀世界與社會結構，而戈夫曼關于面對面層次的互動研究想當然地被歸入屬于微觀研究的符號互動論。戈夫曼自己也經常采用“微觀社會學”這樣的表述，這也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盡管他的社會學研究的意圖并不僅限于微觀互動系統。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人們將戈夫曼視為符號互動論者，認為他繼承了符號互動論的思想精髓。與此同時，與符號互動論相關的批評也被施加于戈夫曼身上，諸如非結構性、忽略歷史和社會變遷、過于抽象、不是科學家（而是作家）、平面化以及抹除社會實在與表象之間的差異，等等。譬如，就忽略歷史這一點而言，有批評者認為，不僅情境中的個人具有生命史特征（過往的生活經驗），而且情境本身亦有歷史，它們會影響互動情境中的行為。安東尼·吉登斯也指出，從米德到戈夫曼的符號互動論缺乏制度及其變遷理論。解釋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漫畫，人們通過主觀意義來理解社會。[圖源：thoughtco.com]
戈夫曼早年受訓于二戰后的芝加哥大學，盡管他的研究取向與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沒有直接關聯，但是身處符號互動論的大本營，戈夫曼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尤其是戈夫曼的自我觀內化了米德關于社會生活之基本特征的闡述，即人們通過他人的態度、角色和立場來反觀自我。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傳承中，喬治·米德提供了社會心理學的基礎或背景，在米德的影響下，早期美國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傾向非常明顯。例如，布魯默既是米德的學生，也是米德思想的闡釋者，他承認符號互動論主要受米德式社會心理學的影響。事實上，布魯默的博士論文也主要探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從學術傳承的譜系來看，戈夫曼可以被視為迪爾凱姆和齊美爾的第三代傳人。芝加哥學派的創立者如羅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是第一代歐洲社會學的繼承者，帕克正式接受的社會學訓練和指導是他在柏林游學時聆聽齊美爾的講座。而埃弗雷特·休斯則是帕克的學生，他將齊美爾等人的火種傳遞到了戰后一代，并開拓了職業社會學和都市民族志。戈夫曼明確承認休斯是他在芝加哥時期最重要的導師，正是從休斯那里，戈夫曼不僅熟悉了齊美爾的思想，而且還認識到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將研究重心轉向社會語言學之前，戈夫曼的研究是米德式社會心理學與都市民族志的結合。由于米德式社會心理學是美國社會學的基礎性構成，很多美國社會學家都具有這種特征，因此，確切而言，戈夫曼從事的是一種都市民族志。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看來，人的本質是由他們的角色、互動方式、身勢語甚至說話的口音構成的。戈夫曼后來關于信息的發出（gives）與流露（gives off）的論述進一步細化了這種觀念。布魯默通常被認為是符號互動論的標桿性人物。然而，在談及布魯默對自己的影響時，戈夫曼直言不諱地指出休斯對他影響要比布魯默大得多。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布魯默并不一直都在芝加哥大學，他沒有花很多時間投入在教學科研上，甚至沒有親自傳授那些后來成為符號互動論者的年輕人，當時布魯默在政府部門擔任勞動仲裁員。但是，戈夫曼亦承認他對布魯默的著作意氣相投，并產生了共鳴，并且倆人后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為長達十年的同事，因而布魯默與戈夫曼可謂真正的亦師亦友。然而，與布魯默相比，戈夫曼認為自己的社會學屬于“更為傳統的類型”。盡管布魯默對定量研究的批評為年青一代學者確立自己的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礎，但是戈夫曼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休斯主張并踐行的質性研究。在戈夫曼看來，布魯默本人并不踐行民族志研究，他的社會心理學取向大多抽象而高度概化，除了在他影響下的一些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的研究之外，芝加哥的大多數青年學者（包括戈夫曼本人）當時都更多是在休斯的影響下進行關于職業及其內嵌于制度設置的社會機構研究。大體而言，戈夫曼與米德、杜威、帕克、伯吉斯（E. W. Burgess）以及休斯等人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尤其是戈夫曼承認米德和庫利對他的社會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很重要，還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他很早就開始閱讀杜威的作品，如《追尋確定性》（The Quest for Certainty）。但是，實用主義、米德式社會心理學和布魯默都沒有為他提供“任何實質”。對戈夫曼的社會學研究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主要是社會人類學和休斯，而這是與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頗為不同的研究取向。此外，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學時另一位最重要的老師勞埃德·沃納（W. Lloyd Warner）也不是符號互動論者，當沃納研究美國社會不同階層的儀式特征時，戈夫曼正是其研究助理。在戈夫曼之前，對互動的研究已是被廣泛接受的傳統。20世紀3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社會學領域出現了許多關于互動的經驗研究。盡管戈夫曼很少提及這一時期以來有關社會互動的經驗調查，但互動研究的傳統應該對他的學術思想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之前對互動的研究仍是傳統社會學意義上的。這些研究通常認為，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對宏大結構性議題的研究，如支配關系、社會分層、權威組織等，都必須建立在社會成員之間互動的具體行為類型之上，由這些行為構成的基本材料成為對該現象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但事實上，這些研究并沒有探討互動行為本身，而僅是抓住了它們的某個維度，使之成為研究其他事物的手段或中介。此類研究也沒有調查人們如何成功地這樣做或這些實踐本身究竟是什么，他們將所有關注都放在互動的結果上。戈夫曼意識到這一點，并明確表示他所關注的問題與這些研究有所不同。在戈夫曼的著述中，他引述迪爾凱姆、齊美爾、斯賓塞等經典社會學家的思想要遠多于符號互動論者。戈夫曼也沒有使用諸如“互動論”（Interactionism）或“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這樣的表述，他似乎有意識地與符號互動論保持距離，為此，戈夫曼還提出“策略互動”、“互動儀式”等概念，以示區別于布魯默的“符號互動”。戈夫曼認為，策略性互動接近于米德式社會心理學和符號互動，但是這兩種分析類型之間并無顯著的歷史淵源。“策略互動”在兩個方面優于“符號互動”：第一，策略性取向強調結果之間“全面的”相互依賴、對該事實的共同認知以及利用這種認識的能力，從而為排除僅僅考慮某一種類型的相互依賴提供了自然的手段。第二，策略互動直接指向包含了共同意識的相互依賴之動力學，它探尋基本的行為步驟，在互動雙方彼此打量的無窮遞進式循環之中尋找自然的“停止點”。綜上，戈夫曼的互動研究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也不同于與他同時代的符號互動論。1937年，赫伯特·布魯默在一篇論文中首次使用了“符號互動論”這個新術語。布魯默的研究基于米德、杜威、帕克、威廉·詹姆斯等美國思想家，提出了符號互動論的“三大預設”和“六個核心觀念”。三大預設或前提包括：人們根據事物具有的意義來對待事物，也即社會行動基于我們賦予它們的意義；這些事物的意義源自于社會互動；人們對事物進行闡釋時將使用這些意義，并在此闡釋過程中意義會發生變化。六個基本的核心觀念則涉及諸多事物的本質，包括人類群體或社會、社會互動、客體、作為行動者的人等。具體而言，社會和人類群體被視為個體及其行動展演的集合；社會互動是任何社會定義的核心；客體是闡釋的產物；人是行動有機體；社會生活是有意圖的、可解釋的并且相互聯結的。這些基本觀念闡明了符號互動論是如何看待人類社會和行為的，它們共同構成了符號互動論研究與分析的基本框架。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美國社會學家。符號互動論的主要倡導者和定名人。[圖源：prabook.com]符號互動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喬治·米德，而他又汲取了查爾斯·庫利、威廉·詹姆斯、約翰·杜威以及威廉·托馬斯等人的社會思想。庫利的“鏡中我”和米德的“主我、賓我和概化他人”探討了自我如何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米德反對將個人視為消極、被動地接受社會規范的木偶。米德的“重要符號”（significant symbol）概念（參照“重要他人”的概念）是指當個體進行自我表達的時候，在形式上也向所有其他個體進行表達的身勢、表情和言語等。符號互動論反對過度社會化的個人觀念。需要指出的是，布魯默并不視符號互動論為一種“微觀社會學”，而是作為一般性社會學的視角。大體而言，符號互動論代表了闡釋性社會科學的傳統，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舒茨、米德、庫利和韋伯等，它強調主體性、意義、情感、動機和意圖等對于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組織而言是基本的要素。“特定情境的反思性互動者在采取互動策略時會彼此考量對方的行動與言語。在包含當下互動者的對話和活動中，現象學的與互動的行為流是相互關聯的。”布魯默在一篇關于《公共場合的關系》的書評中指出，戈夫曼的研究取向存在缺陷，這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戈夫曼研究方法的薄弱之處在于他過于狹隘地將研究領域自我限制在人類群體生活中的面對面互動領域，從而排除了這種聯結方式之外的其他許多人類活動。在布魯默看來，戈夫曼研究的面對面互動僅是喬治·米德所界定的社會互動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戈夫曼無法考慮由面對面聯結的基本規則構成的公共秩序如何與由組織化的群體和機構構成的更廣泛的公共秩序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簡而言之，戈夫曼完全排除了面對面互動之外大量的人類活動，無視微觀層次的活動所嵌入于其中的宏觀世界。其二，戈夫曼沒有將面對面互動的內容置于其“自然的寬度”（natural breadth）之中，而是揀出其中一小部分作為他的研究域，因而忽略了參與者“正在做”的行動。由于過于強調“印象管理”、“掃描”和“外在化”等行為，最終導致對自我關注的單邊化處理，它未能關注人類交往行為的實質性內容，而只關心其表意性的形式。因此，在布魯默看來，戈夫曼呈現的關于人的狀況是不完整的，是被人為刪截過的。總之，布魯默批評戈夫曼“片面地對待自我”，對人類如何應付面對面互動的研究不夠充分和準確。他指責戈夫曼過度關注行動者的利己性，從而偏離了米德的思想，即人的互動從根本上包括參與者努力領會彼此正在做的和打算做的，然后根據這種理解指導他自己的行為。布魯默眼里的戈夫曼似乎認為面對面行為只由創造和維持個人印象的各種嘗試構成。此外，布魯默還認為戈夫曼的互動觀顯得較為靜態和抽象，忽視文化意義在創造和維系日常社會互動中的作用。1980年6月13日，一位研究符號互動論的年輕學者約瑟夫·費爾赫芬（Josef C. Verhoeven）在費城采訪了戈夫曼。正是在這次訪談中，戈夫曼直陳他對符號互動論的看法。盡管學術界很多人將戈夫曼歸類為符號互動論者，但是他本人對這個標簽有著復雜的心態，并不是將自己簡單地稱為符號互動論者。確切地說，戈夫曼反對任何將自己貼上某種標簽或納入某種學派的做法。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社會學界掀起了一股自我劃分學派的趨勢，志同道合者各自組成“俱樂部”、形成“幫派”。戈夫曼認為，“符號互動論研究學會”（SSSI）的成立是基于當時其他許多人都加入了某個社會學組織，尤其是常人方法學派。符號互動論的誕生正是對這種組織化狀況的防御性反應。“符號互動論研究學會”的前身是美國社會學協會下屬的最早成立的分會組織：“社會問題研究學會”（SSSP），它有屬于自己的學術性刊物《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在戈夫曼看來，“社會問題研究學會”比符號互動論學派更稱得上是一個“自然的實體”。戈夫曼從一開始就不屬于這個組織，事實上，他也不屬于任何組織。對他而言，符號互動論只是一個職業性的稱呼，這樣他們可以向其他人表明他們是誰。學派的劃分可謂后帕森斯時代美國社會學界的一場“圈地運動”，符號互動論和常人方法學等都是這場新的運動的結果。“常人方法學”這一標簽的提出使很多研究者社會性和制度性地依附于加芬克爾及其群體；隨后，作為對這種自我標簽運動未曾言明的回應，便誕生了符號互動論學派。也就是說，“符號互動論”這個術語/學派的產生是為了順應當時學術界的形勢，它是學科內部分裂、碎片化與學者自我歸類的結果。因此，戈夫曼從未認真看待“符號互動論”這樣的標簽，也不認為它很實用。“符號互動論”、“擬劇論”這樣的標簽對于那些未曾經歷的局外人而言能提供某些信息，但對親歷其歷史的局內人而言，這并不是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戈夫曼從來不認為這樣的標簽是必要的，而且他也沒有“自立門戶”的意圖。在戈夫曼看來，很多自我標簽為“符號互動論者”的學者基本上都是休斯式社會學家，其中包括被這樣標簽的他本人。具體而言，這些人是指運用在那個時期每個人都會采用的米德的思想體系，并且以定性的、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諸如職業等小規模實體的社會學家。對于這些人而言，戈夫曼認為“休斯式社會學”比“符號互動論”更能準確地描述他們的研究工作，也是他們更準確的身份歸屬。但是，即使是這種休斯式社會學也只是由于友誼關系、芝加哥出身之類的因素而構成的松散小群體。戈夫曼如此回應將他視為符號互動論者的標簽：“如果人們堅持要使用那樣的標簽，我覺得我與其他任何你所稱呼的符號互動論者一樣。但是，我也是傳統意義上的結構功能主義者，因此，如果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這是由于我不相信這個標簽能真正涵蓋任何東西……在我對社會語言學更感興趣的一些年前，我所從事的是一種具有米德式社會心理學色彩的都市民族志。”戈夫曼認為，在社會學內部將不同的類別進行標簽化時，真正的分野其實不在符號互動論與其他學派之間，而是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也就是民族志研究者與使用問卷之類測量工具的研究者之間的分野，這在戈夫曼看來才是最主要的內部分化。總體而言，符號互動論的芝加哥學派注重定性和民族志研究。因此，對他們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社會民族志學者”。在戈夫曼看來，一向被視為符號互動論的旗手和標桿的布魯默則不適合這一稱呼，因為他“從來不對民族志感興趣，也從未參與過任何民族志研究”。在芝加哥社會學派內部，戈夫曼更愿意用“社會心理學取向”這樣的描述來形容布魯默，而不是符號互動論者，他與民族志取向的休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戈夫曼而言，如果一定要給他加上某個標簽的話，那么應該是“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學者”。因此，“符號互動論”僅是一個空洞的標簽，“純粹的符號互動論立場缺乏實質，它不足以成為一個分析領域”。符號互動論是對社會學領域過度量化的糾偏，但它本身“卻并未為實質性的研究領域提供結構或組織。它是一個'反’系統，'反對’任何系統性的結論”。在戈夫曼看來，符號互動論在批評傳統社會學方面或許有用武之地，但它僅是一種原始粗糙的批判性取向。符號互動論否認、忽視任何組織或結構。戈夫曼認為，在作為一個功能性整體的原初社會里，這種結構或組織的理想模型是親屬系統；而在現代社會，我們談論的則是各種過程，倘若要描述和分辨這些過程就必須擺脫類似于符號互動論那樣極其抽象的方法，因為它無法提供任何模式。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戈夫曼深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社會人類學家的影響。總之，戈夫曼認為雖然布魯默為社會行動提供了一般性的視角，但在組織特征的具象層次上無所作為。戈夫曼還批評符號互動論者對現實的想象過于扁平化，而未能看到現實的社會建構是同時由許多有關情境定義的復雜層次構成的。戈夫曼反對任何不經思考的過程主義和現實建構主義。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戈夫曼不僅不是符號互動論者，而且還是反符號互動論者。符號互動論的思想先驅，諸如米德、杜威、庫利和托馬斯等人，他們并沒有充分關注社會互動中個體的印象管理、偽善、做作或虛假的自我呈現，而戈夫曼則重構了符號互動論對人性的描繪與設想。與符號互動論通常遭受詬病有所不同，戈夫曼的著作并不乏結構性要素，很多人甚至認為他是結構主義者。關于戈夫曼互動論思想的探討主要針對他早期的著作。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曾普遍認為戈夫曼是符號互動論者的觀念逐漸淡化，這主要是由于兩個原因：其一，1974年，戈夫曼出版了皇皇巨著《框架分析》，該書被很多評論者認為具有很強的結構主義傾向；其二，此后戈夫曼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社會語言學。也正是在《框架分析》里，戈夫曼與布魯默式符號互動論之間的差別浮出水面，他在托馬斯的情景定義和默頓的自我實現的預言中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與符號互動論者相類似，戈夫曼對個體也持有“理性認知”的觀念，但是他與符號互動論者的一個關鍵區別在于對社會結構的不同處理方式。總體而言，擬劇論分析者并不將戲劇看作是主體世界觀的表征形式，擬劇論框架是分析者用來關注行動者行為對他人感知產生作用的工具。無論行動者本人對他當下的行為持有何種觀念，擬劇論者聚焦于行動者對他人產生的印象。因此，分析者的參照框架與行動者用來反觀他自身行為的框架可能出現不一致，擬劇論分析的重要性就存在于這兩種參照框架之間的分歧。正是這種分歧使分析者得以闡明他的研究主體尚未意識到的問題，也即揭示互動參與者通過自身的行動建構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和不言而喻的外部“實在”的方式。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用“框架”來解釋經驗的組織化過程，而情境的框架化（framing）試圖回答“這里正在發生什么？”或“這是怎么一回事？”戈夫曼研究個體框架行為的方式，從而理解各種情境，他明確指出框架不能等同于情境定義，而符號互動論者忽略了框架。戈夫曼關注互動秩序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他承認結構參與文化選擇，從而試圖回避結構決定論。正因如此，不少學者傾向于認為戈夫曼是結構主義者。例如，喬治·戈諾斯（George Gonos）認為戈夫曼事實上顛倒了符號互動論，自我不再是自由的主體和世界的創造者，取而代之的是制度論下視角的自我。美國社會學理論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亦認為戈夫曼是反符號互動論的，在他看來，符號互動論關注個體在社會情境中的意義轉換能力，而戈夫曼恰恰強調情境之于個體的外在性、先在性、強制性和結構性。雖然這種理解從整體而言有待商榷，但是它卻道出了戈夫曼思想中的結構主義傾向。喬治·戈諾斯認為互動論的基本分析單元是情境，而結構主義的基本分析單元是框架，這兩種理論是對立的，它們對社會生活的本質（尤其是自我、主體和意義等）的理解根本不同。他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出發，認為戈夫曼社會學中的情境是先在的，情境定義成為情境預設，而符號互動論者的觀點完全相反，他們強調情境定義是在互動過程中出現的，情境極具延展性和可塑性。戈諾斯的結構主義闡釋表明戈夫曼從本質上偏離了符號互動論的傳統。情境與框架的觀念意味著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個體：情境的觀念使互動論者強調個體的能動性，并視之為社會變遷的源泉；而框架的概念使戈夫曼認為個體是社會結構持續存在的支持者。除了這種一邊倒的闡釋之外，其他學者的觀點相對溫和。例如，托馬斯·謝費（Thomas Scheff）認為，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的前半部分表現為結構主義者和情境主義者，主要探討表演、擬劇舞臺、劇場儀式等，但是從第四章“不一致性角色”開始，他從結構主義視角轉向行動者的動機，尤其在論述印象管理時，結構主義徹底消失了，而是轉向角色和情感的管理。概言之，《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舞臺表演的論述是為關于行動者幕后動機的章節作鋪墊。謝費的這種分析其實是將行動與結構割裂開來了。作為一種折中的方案，佩林巴納亞伽姆（Perinbanayagam）則認為，將戈夫曼歸為符號互動論者或結構主義者犯了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所謂的“范疇謬誤”。在他看來，結構主義與互動論并不矛盾，兩者是互依的視角：結構主義探討維持溝通的潛在規則，而互動論則關注這些溝通的顯在方法。因此，戈夫曼既是互動論者，也是結構主義者。除了結構主義的爭議之外，西方學術界對符號互動論的界定亦存在諸多分歧，因而戈夫曼是否屬于符號互動論，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如何界定該流派。例如，阿諾德·羅斯（Arnold M. Rose）在他主編的《人類行為與社會過程》（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1962）一書中，將齊美爾和韋伯都納入到“符號互動理論”的流派。謝費將符號互動論分為兩大思想脈絡，即米德-布魯默和庫利-戈夫曼。戈夫曼也經常被認為是屬于詹姆斯-庫利-米德的實用主義社會心理學的分支。倘若將符號互動論寬泛地定義為是一種關注于意義的理解而不是社會行為的因果機制的社會學取向，那么戈夫曼無疑屬于該學術傳統。然而，也有些學者將符號互動論狹隘地定義為布魯默本人的學說和著作。此外，真正熟悉符號互動論的人往往不會認為戈夫曼是符號互動論者。例如，約瑟夫·費爾赫芬在從事符號互動論研究時的導師澀谷（Tamotsu Shibutani）就持不同的意見。澀谷早年受訓于芝加哥大學，可謂布魯默的嫡系傳人，他從事純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并與布魯默和戈夫曼共事多年，因而澀谷對符號互動論學派的內情頗為熟悉，他的判斷很值得重視。戈夫曼強調關于互動系統、經驗組織的結構和模式的研究，這是與符號互動論的根本不同之處，但是結構分析并不等同于結構主義。作為美國本土的社會學家，戈夫曼與其他很多社會學家一樣，也深受米德式社會心理學的影響，因而除了“休斯式都市民族志”之外，戈夫曼亦承認自己從事的是“結構性社會心理學”，認為這對社會學而言，“既是必需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戈夫曼曾明確表示自己是“某種意義上的互動論者”，這也是我們稱其思想為“互動論”的主要依據之一。通常而言，互動論有三種不同的派別或研究取向：第一，實用主義和社會心理學取向，代表人物如庫利、米德和布魯默等；第二，現實的社會建構取向，如伯格和盧克曼的現象學、常人方法學以及建構主義社會學等；第三，社會儀式取向，包括從迪爾凱姆的宗教社會學到對世俗的“共同體研究”，如戈夫曼的導師、人類學家沃納的雅克城（Yankee City）系列研究，戈夫曼的擬劇論也屬于該取向，也即，戈夫曼屬于一般意義上的互動論學派。由于戈夫曼研究自我的本質、面對面互動的進程等，他經常被誤解是符號互動論者。戈夫曼反對將一個人的思想進行斷章取義、刪截式的理解，無論是將他理解成符號互動論者、結構主義者抑或存在主義者，都可能有失偏頗。在通常情況下，學派歸類和學術標簽可能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一個人的思想實質，并錨定其對特定學術領域的貢獻，但是這種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劃分亦存在簡化論的風險。正因如此，戈夫曼不愿意將自己置于某種理論傳統、學派或范式，不僅反對將他納入符號互動論的陣營，而且他拒絕任何生搬硬套、束縛性的標簽。戈夫曼對符號互動論的立場也影射出當時美國社會學學科內部的斗爭與分化：一方面，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派與哈佛大學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之間存在斗爭；另一方面，即使是互動論或微觀社會學內部的戰線也并不統一，戈夫曼的擬劇論、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霍華德·貝克爾的標簽理論以及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等之間亦存在嚴重分歧。縱觀戈夫曼畢生的著述，他的社會理論可以被看作是情境論與互動論之間的某種調和。互動無疑是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題，同時，情境亦是他的研究單位，無論是關于策略性互動的研究還是關于互動儀式的研究，戈夫曼都頗為強調情境的特性。也就是說，戈夫曼探討的不是符號互動，而是情境互動。因此，他是一位“情境互動論者”。符號互動論者對戈夫曼的解讀通常過于強調情境的唯一性與脆弱性，事實上，戈夫曼意識到社會結構和過程的重要性。那么，社會實在的微觀與宏觀層次又是如何鏈接的？對此，戈夫曼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互動秩序。社會結構與互動實踐之間并非直接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面對面互動的各種形式聚合或結晶化為制度性結構，這些宏觀結構一旦形成，它們便脫離個體而獲得相對自主性，互動的結果也因此而具有突生性。戈夫曼將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這種微妙而緊張的關系稱為“松散耦合”關系。最后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本文無意將新的標簽施加于戈夫曼，“情境互動論”的表述僅是作為理解戈夫曼的一種途徑，希望能以此來把握戈夫曼社會學的實質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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