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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回， 繼續做夢。 今天請到的嘉賓，依然是秦漢時期天下第一謀士，張良先生。 我說：“張良先生，全球范圍內，各個發達國家都面臨著種族歧視意識沖突問題。作為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國，為什么我們沒有這些社會矛盾呢？” 張良說：“因為我們還不夠發達。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虹吸全球人才、技術、資本、勞動力，從這一點來看，我們離發達國家還有一點距離。我舉個更簡單的例子：全是上海人，成就不了今天的上海；全是北京人，成就不了今天的北京；深圳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崛起，就是因為集全國之人才，靠當地人的話，現在深圳依舊是個漁村。等我們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會吸引各個國家的頂尖人才，學校里五顏六色，寫字樓里五顏六色，超市里五顏六色，一切都是彩虹橋存在，自然而然也會出現歧視問題！” 我問：“那我們如何消除種族歧視呢？” 張良說：“那是消除不了，歧視是刻在我們人類的人性基因里的。為什么我們沒有種族歧視，那是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全是黃皮膚。雖然沒有種族歧視，但是我們的歧視一點都不少，我們有地域歧視、戶口歧視、出身歧視、職業歧視等等。上海大媽手舞足蹈的唱著上海歡迎你，內心里不代表真的歡迎你，可能會來句小赤佬，哪里來哪里去？” 我說：“據說盛唐時期，當時的長安堪比今天的紐約，那時的長安也是五顏六色的嗎？” 張良說：“是的，在長安的外國人，有很多很多。當時全球范圍內，能跟長安相提并論的只有兩河流域文明中心巴格達。長安對應的是盛唐，巴格達對應的是巴比倫阿拔斯王朝。不管是古代還是今天，只要是像上海、紐約等世界中心級的城市，一定虹吸全球的人才和資源！” 我說：“人類文明發展差不多是同步的，阿拔斯王朝奴隸盛行，那唐朝貴族們是不是也會圈養奴隸呢？” 張良說：“會！這是那個社會發展的產物，類似現在的菲傭，有些貴族會養黑奴，專業名稱為昆侖奴。女丁系列多為新羅婢，所謂的新羅婢是朝鮮半島的國家的人。” 我問：“那會給黑人去勢嗎？” 張良說：“一定會。如果不去勢，他們會四處留種，情緒也不穩，容易發生混亂事件！” 我說：“張良先生，我記得有部電影《無極》，就是講的昆侖奴愛上王妃的故事。” 張良說：“那都是導演瞎扯淡，昆侖奴已經去過勢了，對女人沒興趣。你見過農村閹豬嗎，只要閹過的公豬就不會再爬母豬了，這是激素問題，人也如此。另外，昆侖奴是家奴，是私有化物品，不需要也不可能服兵役，自然不可能有《無極》里的劇情。貴族們養昆侖奴也是相互攀比的。有段時間國內富豪流行養藏獒，一只動輒幾百萬，有印象不，你把昆侖奴理解為前些年的藏獒，就想通了。” 我問：“那這些昆侖奴是怎么來的呢，是不是當時阿拉伯商隊通過絲綢之路販賣或進貢來的。” 張良說：“有可能，也有書上說，這些黑人是東南亞一帶的尼格利陀人，還有南印度的達羅毗荼人，不是非洲人！” 我問：“那到底是哪里來的！” 張良說：“真正的上等貨一定是非洲版的，因為身體強壯，個頭又大，肌肉線條好看。當時能用得起非洲版的都是真正的大貴族，普通貴族只能效仿，也買昆侖奴，但是買來的多是東南亞版的，要袖珍一些。你如果有機會去大英博物館參觀，那里收藏著一件唐三彩，就是捏的當時大貴族的昆侖奴，其長相、膚色、發型，基本就是今天的非洲人，很形象，壓根就不是亞洲面孔。” 我問：“昆侖奴是從唐朝興起的嗎？” 張良說：“不是，圈養昆侖奴南北朝就有這個風氣了。” 我問：“有沒有女版的黑奴？” 張良說：“也有。東晉后期，簡文帝司馬昱還是會稽王的時候，已經三十歲了，三個兒子都夭折了，其他嬪妃又生不出兒子，很是著急，就找算命先生，你看，我怎么才能生出兒子來？總不能后繼無人吧，算命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調侃他，指了指旁邊的女黑奴說，她能生出來。司馬昱為了續香火，捏著鼻子蒙著眼，還真干出來了兩個兒子一個閨女。這個女黑奴起名李陵容，就這樣，李陵容莫名其妙的成了皇后、皇太后，從奴隸一步登天到皇后。” 我說：“現在作家也不敢這么編！” 張良說：“時代、階層、人性，都會限制人的想象力！” 我問：“有沒有黃種人的家奴？” 張良說：“家里干活的主力軍就是黃種人，這些貴族普遍有莊園。你還記得我們講南北朝時期五斗米教給謝家治病不。后來五斗米教起義的基本盤就是謝家的家奴們。謝家有多少家奴？據說三四百人，足見大戶的奴隸之多。唐朝的奴隸中，最殘忍沒人性的叫矮奴。” 我問：“難道是鋸了腿的奴隸？” 張良說：“你這腦回路也真是驚人。矮奴就是侏儒，矮奴純粹是家庭寵物，供主人取笑娛樂的，有些還專門拿來當肉幾，也就是人肉沙發。” 我問：“那這些侏儒當時是怎么來的呢？” 張良說：“當屬地方進貢。最有名的就是道州，盛產侏儒，每年都要向朝廷上貢。貴族們需求量越來越大，天然侏儒不夠了咋辦，人工培育，就是從轄區挑選幼兒，從小養在陶罐中，限制其身材發育。數百年間，道州矮奴被地方官視為特產，進貢大內。” 我說：“太殘忍沒人性了，一個人的一生就這么被當貢品改變了！” 張良說：“古代，普通老百姓就如牛馬一般，幾乎算不上人。白居易有首詩就是專門寫矮奴的，《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我問：“張良先生，你覺得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這幾個文人誰厲害？” 張良說：“從詩歌成就而言，各有千秋；但就各自的人生而言，我選白居易。對于一個時代里的大人物來說，真正的勝出是四個字：壽終正寢。馬云厲害還是李嘉誠厲害？當然你可以說阿里巴巴比長江集團對社會貢獻更大，但是李嘉誠全身而退，毫發未傷。李白與王維晚年都卷入了政治風波，杜甫直接死在漂泊途中。而白居易呢？一生官運亨通，官至二品，退休后，在洛陽別墅里整天開Party，夜夜笙歌，死后呢？連皇帝都哭得鼻子冒了泡，還專門寫詩悼念。白居易活到了七十五歲，換算到今天，差不多是楊振寧的狀態。” 我問：“那你如何評價白居易的詩歌風格呢？” 張良說：“佛說家常事。你遇到假佛，他給你念《金剛經》《大悲咒》，講的全是高深的佛法，你只覺得他挺牛B，但是你GET不到精髓，不明覺厲，不知所云。如果你遇到真佛呢？他跟你聊的是家常事，說的是蘿卜青菜，你都聽得懂，還會不斷拍大腿，原來如此，醍醐灌頂，豁然開朗。同期的詩人還多聚焦在堆砌華麗辭藻抒發情感上，白居易則開始找老太太當校正老師了，每寫完一首詩就念給老太太聽，老太太能聽懂的，就要，聽不大懂的，就改，改了還聽不懂，則棄稿。” 我問：“張良先生，我有個疑問。古代人說話，是不是也說文言文？” 張良說：“肯定不是，文言文只是當時一種書面表達，和日常說話脫離的。古代的知識分子各有各的方言，文字也沒有統一的讀音。應該這么講，一直到白話文運動，文字都屬于少數知識分子的游戲，與老百姓無關，老百姓只是會說漢語而已，但是未必認識漢字。當年秦始皇統一了文字，而白話文運動則以白話取代了傳統的文言，并且統一了文字的讀音，至此，語言與文字徹底對應了，這絕對是史詩級的語言革命！” 我問：“白居易在唐朝發起的，也是類似的白話文運動嗎？” 張良說：“那算不上，他主要提出的是詩歌改革，意思是詩歌不能是一個情感呻吟工具，而是應該為時代服務，用了這么一句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我說：“有人認為，白話文運動同期的漢字簡化，是一種倒退。” 張良說：“從漢字的結構、審美、寓意而言，是后退；但是從文化普及、書寫方便而言，是進步。在古代，讀書寫字是無需為生計發愁的貴族的專屬，而漢字簡化后，讀書寫字的門檻大大降低，目不識丁的可以識丁了。只有簡單的東西才能快速推廣。二十年前，為什么打字員門檻很高？因為那時輸入法多是五筆，需要拆偏旁，需要記字根，太復雜。而后來的拼音輸入法呢，讀過小學就會，迅速普及了，也迎來了互聯網在中國民間的超快速發展。一句話概括—不被群眾掌握的思想武器不是群眾的思想武器。在聊武則天時，我跟你講過，最有效的肅清方式就是發動群眾斗群眾，那需要有個前提，群眾是識字的，否則標語有啥用？所以，發動群眾斗群眾，只能發生于白話文運動以及掃盲運動之后。” 我說：“我總感覺，李白，杜甫，王維這些文人，都是那種脫離低級趣味的藝術家，對錢不感興趣，對權不感興趣，他們又為什么會紛紛做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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