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分，這段歷史的真相，比權斗劇還更精彩

這么多年過去了，《甄嬛傳》《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等優秀歷史劇仍然有無數擁躉，不僅有逐字逐幀的劇情拆解，還有從人性、職場、心理學等各方面的解讀，你甚至能看到主角人物和各種流行梗的互動，可以說是常看常新歷久彌新，呼喚“申遺”的聲音也不絕于耳。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權斗已經快進到像《延禧攻略》那樣瘋狂發糖、打怪升級的大女主爽劇模式，一根金手指從頭到尾拼命開掛，歷史也就成為可有可無的背景色，邏輯、服化道、價值觀等等都不重要，于是也就徹底走向它的反面，讓人覺得幼稚無趣形同兒戲。

有人說了，好的歷史劇缺的不是好演員，而是好編劇和導演。其實真實的歷史，往往比編劇更具有想象力，也許一句話的背后就有無數的利害權衡，若干處或真或假的記載卻暗含著草蛇灰線，一個歷史教訓的得出有賴于無數血淚，不明就里的讀者卻覺得味同嚼蠟。

歷史劇不管怎么拍都只能是歷史的簡化，如果簡化到只剩下獵奇的情節、雷人的話語也就無足可觀。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一個最優秀的編劇，因為他必須依靠客觀的證據和適當的想象去還原那些難以抵達的真相。

而歷史可一不可再的偶然，還有眾多當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被動和無奈，個別英雄人物的窮途末路，小人物對于人性的堅守等等，都不免讓人代入而不勝唏噓，進而引發一種敬畏感和崇高感，促使人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因素。

小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書，是史學大家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自從89年出版后暢銷數十年，至今仍然是了解東晉的必讀書，在某瓣上的評分高達9.4分。讀者評價它為治史典范、令人如沐春風、擊節贊嘆，更有人說看這本書如同看劇一般暢快，所有這些都歸功于田余慶先生的史學功底和深入淺出的文字表達。

說起門閥政治你可能會覺得望而卻步，但是如果跟你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那就會熟悉親近得多，其實王謝就是東晉的士家大族，王謝的凋謝不完全是偶然，過去許多人想當然覺得，那些大族名士風流俊逸，靠著不羈的外表、清談的才學還有和皇室聯姻的榮耀，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那個時代最閃耀的存在。

但是其實，在這種表面的和平背后，無不是實力的較量和關系生死的權力角逐，這些細節普通人自己看正史自然不明所以，田余慶先生這本書第一次把前因后果、脈絡線索都梳理得極為清晰，而且還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論概括和見解。他一生只寫過兩本書和一本論文集，這本《東晉門閥政治》第一次出版時是1989年，當時他已年過65歲。

這本書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并且在第一屆“思勉原創獎”評選中，也是得票第一，今天我們通過對這本書的解讀，一同走入那段看起來唯美而又紛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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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門閥政治的起源

那么第一部分，我們先來說一下門閥政治的形成，其實這種提法在東晉就普遍存在，《南史》里說當時存在一句諺語，叫作“王與馬，共天下”，說的就是王氏家族和司馬家一起共享天下。《世說新語》里有這么一則故事，東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睿居然要讓輔佐他的王導一起坐龍椅，王導三番五次推辭還不行，最后不得不說，“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這不是一般的推辭和禮遇，背后其實是刀光劍影的政治博弈。比如當王導的弟弟大將軍王敦要起兵推翻皇帝自立的時候，晉元帝說得就更卑微了，他說“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大意就是說你要讓我下臺說一聲就行，我立刻退位讓賢回瑯琊。

那你可能會說，都到這一步了，王家完全能夠取而代之，但是你要注意到，其他士族不同意啊，他司馬家雖然不怎么樣，怎么說祖上闊過當過皇帝，你王家憑什么啊，其實背后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所以王敦第二次起兵，就被士族聯合擊敗。

士族和皇權之間達成了某種動態平衡，田余慶先生精辟地把原因概括為士族專兵和皇權不振，就是士族掌握著兵權，而皇權又不夠強大，二者缺一不可，它其實是一種暫時的狀態，而且嚴格來說只存在于東晉一朝。

那么我們先來說說為什么皇權不振，這就得從司馬懿那邊說起了，司馬家之所以能夠篡位成功，司馬懿的個人謀略和隱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根本上還是在于，他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的政策則一貫是加強中央的集權和專制，勢必會讓士族不滿。司馬家奪權之后，晉武帝司馬炎吸取曹魏滅亡教訓，采取一個后來廣受詬病的政策，那就是分封同姓王，更致命的是他還取消了州郡的武裝，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后來的八王之亂，就是那個說出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皇帝司馬衷當政時候，司馬家八個王互相殺伐的著名歷史事件。

八王之亂示意圖，東海王司馬越成為最后贏家，皇帝癡呆和窩里斗導致了皇權不振

總在御駕親征的“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八王之亂的前因后果我們就不展開來講了，但是八王之亂的最終贏家和門閥政治密切有關，這個人就是東海王司馬越，他的封地在今天山東南部，八王之亂前期他一直坐山觀虎斗，最后才來了個一鍋端，然后把晉惠帝司馬衷奪回洛陽，司馬衷不久就暴斃而亡，他的一生一直忙著跟不同王御駕親征，也不知道是誰害死的，總之接著晉懷帝司馬熾上臺，那司馬越就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他這個輔政大臣的位置是不仁不義從其他司馬那邊搶來的，那誰能服他呢？他得找人來幫忙站臺啊，于是他看中了瑯琊的王衍。

對了，這個王衍就是后來被說清談誤國的那個，信口雌黃這個詞就是為他而造的，他號稱為玄學大家吧，其實對于玄學也沒什么貢獻，而且他表面上與世無爭，其實廣結黨羽，他的兩個女兒嫁的也都是當朝權貴，把雞蛋放在了不同籃子里，當時北邊正處于五胡亂華的歷史時期，剛剛經歷八王的內斗又逢民族矛盾當前，王衍身居高位卻沒采取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更無恥的是他后來被胡人石勒抓住，一邊給石勒分析我們就是這樣這樣，才被你抓住的，一邊又勸他趕緊稱王稱霸，連石勒都瞧不上這種人，就把他給弄死了。

田余慶先生指出，這個時候的西晉朝廷，其實也是王與馬共天下，這對CP呢是司馬越和王衍的組合，司馬越用他的宗室身份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權勢，而王衍為司馬越拉攏名士裝點朝堂。

與此同時，另一對王與馬的CP，也就是剛才我們的司馬睿和王導，他們后來共同開創了東晉王朝，此時他們正奉命經營江南的大后方，主要是為還在中原的西晉政權搜刮財富和漕運糧食。歷史的偶然也就發生在這里，面對北方的胡人的威脅和入侵，司馬越和王衍他們的策略不是退守，而是守住國都洛陽，依托于徐州，然后帶著軍隊跟敵人周旋。這么做是因為司馬越的軍事力量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為主，那里是他起家的大本營，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他們目光的短淺。好巧不巧，司馬越和王衍擁軍東行，司馬越中途病死，王衍還堅持帶著他的靈柩歸葬東海，這才被剛才說的石勒的軍隊追上。

這兩人一死，西晉王朝離滅亡也不遠了，客觀上為南邊的司馬睿和王導的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說到這里再回到剛才提到的皇權不振，其實不管是司馬越還是司馬睿，他們的權威都不足以統治王朝，必須借重于士族的威望和力量。尤其是南邊的司馬睿，他在司馬家本來就是旁支，又是逃難逃到南邊來的，這時候離吳國滅國也不過幾十年，那設身處地地想想，誰會買他的賬呢？按照《晉書》的說法，這個時候王導就搞了次營銷活動，在上巳節那天帶著一群人跟著司馬睿招搖過市，南方士人一看這個派頭都拜倒路邊。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是存疑的，不僅時間人物對不上，而且也描繪得過于兒戲，但是可以看出當時王與馬的關系，以及南北士族的矛盾的關系。

說完皇權不振，再來說說剛才提到了門閥士族得以維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士族專兵，我們都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士族這么硬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手里有兵。王導家族的兩個成員，王敦和王澄分別占據著荊州和青州，這個安排出自于王衍，他自己則待在首都洛陽，這里又誕生了一個詞，叫作狡兔三窟，這三窟本來是用來圖謀霸業的，不過王衍自己先走了，后來是在王導的帶領下，讓王氏家族走向成功。

后來東晉王朝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共天下的不再是王與馬，而是別的士族和皇帝，但是都是因為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才得以維持共同享有天下的局面，皇帝也想過重振皇權、士族也考慮過自立為帝，但是因為北面所共同面臨的民族矛盾，以及其他士族的從中阻撓和周旋，使得矛盾和斗爭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就是門閥政治的實質。

02

門閥政治的較量

在第二部分，我們會展開來說說士族之間以及士族和皇帝之間是如何較量的，其中的一些斗爭是擺在明面上的，而另外一些則是隱藏在史書里的蛛絲馬跡之中，田余慶先生為我們總結出了一條基本規律，士族掌握政治權力一方面是靠駐守方鎮掌握兵權，另一方面是靠控制中樞、發展黨羽，如果地方有兵、朝廷有人就會另有圖謀，影響到門閥政治的平衡，那皇帝和其他士族就會聯合起來反對他。

而當時面臨著北方的胡人的威脅，就需要有強大的軍隊來對抗，有實力的軍隊大多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的軍隊常常是占據長江上游，首都建康位于長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就成為了雙方爭奪的重點，上游的士族一旦坐大，順流而下就能夠直取京師。

東晉一朝和司馬家共天下的士族，一般認為有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我們分別來大致看看，他們是怎么實現這種動態的均衡的。

王氏家族，剛才我們提到了，王導是宰相，王敦手握重兵，他們倆可以里應外合。而晉元帝司馬睿想加強皇權，必然會動士族的奶酪，也必然會招致反對。他也曾經考慮組建自己的軍隊，讓那些從北邊逃難到江南的難民，就是后來成為了世家大族的農奴的那些人，給他們自由讓他們當兵。但是這樣的武裝既沒多少戰斗力，又讓江南士族覺得搶了他們的人，所以王敦第一次攻入健康很順利，朝內朝外都表示理解。

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刁協、劉隗，他們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被稱作“刻碎之政”

后來即位的晉明帝司馬紹就吸取教訓，他把目光轉向了長江以北的流民，這些隊伍有什么不同呢？他們大多是從敵占區跑出來的，有著長期的作戰經驗，屬于敵后自發的武裝力量，各自有統領的將帥，也被叫作流民帥，朝廷因為自己弱勢，也怕引狼入室，對于他們是既利用也防備。

逃難的流民是主要的軍隊來源

這個時候，一個重要人物郗鑒出現了，他是流民帥中的一個，但是因為有一定士族背景，就得到了晉明帝的重用，他就引入了其他的流民武裝，在王敦第二次企圖造反的時候，平定了叛亂。在這之后，流民蘇峻的叛亂引發了一些小插曲，但是東晉居然實現了七十年無內戰，不是士族們都不再有野心，而是郗鑒從中周旋的結果。

王敦的第二次叛亂遭到了士族的反對而失敗，連王導也選擇了站在皇權一邊

他主要做了這么幾個大事，首先是作為徐州刺史經營京口，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鎮江，位于建康的下游，有許多北來的流民可以當兵，而且靠近今天浙江沿海一帶不愁糧草，郗鑒利用這些優勢建立了強大的軍隊，這個就是他政治博弈的資本。當然更重要的是，他自身門望不高又為人謙退，所以始終調停其中。王敦之亂平定后，在位的晉明帝成帝就對王導不信任，而傾向于庾氏家族的庾亮，庾亮的起家在于他是成帝的舅舅，也就是我們說的國舅爺了。郗鑒卻在王導不得勢的時候，選擇和王導聯合，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王導的侄子王羲之，這就是典故東床快婿的由來。

東床快婿的典故

當時的局勢是，庾亮因為在剛才提到的蘇峻之亂中，幾次三番逼迫蘇峻要奪取他的兵權，直接造成了蘇峻的反叛，為此他離開中央出鎮蕪湖，位于長江中下游毗鄰建康，他的軍隊早上出發晚上就能到首都建康，建康中央是以王導為主，位于長江下游，而長江上游則是陶侃的軍隊，他是著名詩人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經不滿于王導的專權，想要廢除他，被郗鑒勸阻，后來陶侃死了，庾亮占了中上游，也想要廢王導，也是郗鑒起了決定作用，但是郗鑒也不是唯王導是從，他也曾經厲聲指責王導的過錯，郗鑒是希望通過自己的介入維持江左的和平，就這一點來說他做到了。

這么幾股勢力之中，陶侃和郗鑒雖然都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但是因為出身并非名門望族，在這個看重門第的時代，注定不會有太大的政治影響力，而庾亮和王導之間的關系是主要矛盾，這個遠比我們想象得復雜，主要以門戶利益為轉移。早期當皇帝想用法家手段重振皇權的時候，按理說利益直接受損的是當權的王氏家族，而庾亮卻表示了明確的反對，當皇帝親近宗室和其他外戚，并讓他們掌管禁軍的時候，庾亮在剪除宗室時也毫不手軟，和王導站在統一戰線。這一時期，庾亮和王導之間休戚相與共、抱團取暖。

但是當庾亮出鎮蕪湖，尤其是后來陶侃去世，他的駐地進一步遷到上游的武昌時，庾亮和王導之間的斗爭白熱化，王導要有自己的軍事地盤，核心在于搶占位于長江中游的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這里多流民多錢糧，是長江上下游之間的軍事要沖。根據史書里的線索，田余慶先生指出，王導的做法是讓將領謊稱北邊的胡人要打過來，然后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還讓自己的侄子王允之鎮守蕪湖，從而占有了之前庾亮的勢力范圍，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庾亮的反彈，江州在數年之內幾次易主，而史料里看起來卻都是和平進程。

而庾氏家族一邊和王氏家族爭江州，一邊還鞏固他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尤其是擠占和經營了襄陽，襄陽是南北戰事前線，它時刻威脅著荊州的后方，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不過庾氏家族因為是外戚，對于東晉也沒什么功勞，所以幾個重要人物相繼去世后，很快就堙滅無聞，他們的經營便利了后來占據荊州的桓溫。

襄陽是荊州的門戶，水路縱橫東西、陸路聯通南北

桓氏家族就是東晉王朝的第三支重要的士族，說起桓溫你可能會覺得陌生，但是辛棄疾詞里有句“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就是說他的，是他在北伐途中看到年輕時候種下的柳樹有感而發，而北伐的舉動也是和朝廷爭權的一種方式。那么我們先來說說桓溫是怎么起家的？桓溫的父親是桓彝，但是再往上，就譜系紊亂了，這在重視門第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田余慶先生詳細考證，認為桓溫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桓范，桓范因為是曹爽一黨而遭到誅殺，桓氏族人被株連，桓溫這一脈很可能是漏網之魚。

桓溫的父親桓彝大概是在八王之亂后過江的，他積極地跟當時的名士清談，還獲得了江左八達的稱號，不過他其實是志在功名的，跟其他名士并不相同，他在政治地位上的上升，有兩次重要的契機，第一次是王敦叛亂的時候，他參與了晉明帝和郗鑒的密謀，第二次是前面提到的流民帥蘇峻之亂時候，他為司馬家而死節。這些都是桓彝給桓溫留下的政治資本，桓溫因為自身的軍事才能和不顯耀的家世，成為了庾氏和朝廷爭奪的對象，先是成為徐州刺史不久又成為荊州刺史，這就為他的坐大打下了基礎，但是長達25年的時間里，他向下游拓展自己的勢力范圍都受阻。

當時北方動亂，東晉朝廷一度打回北方，甚至還搶回了傳國玉璽，要知道這之前東晉皇帝一直被嘲笑為“白板天子”，于是一時間人心振奮，北伐成為普遍訴求，桓溫作為方鎮勢力和當時坐鎮朝廷的一方，都想要搶奪北伐的旗幟來拓展勢力。桓溫的高明也在這里，他總是欲取之必先予之，表面上說要北伐，朝廷怕他搶了功勞借以自重，讓褚裒、殷浩先后帶兵北伐，結果是先后失敗，賠了夫人又折兵，既丟了北伐的旗幟，又損失了軍事實力。

繼而桓溫出兵，兩次北伐接連獲勝，第一次北伐時候還打到了西安邊上，據說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過桓溫志不在此，北伐只是手段。兩次北伐勝利，桓溫未能向長江下游滲透，于是又徐徐圖之，膠著了十余年，最后是通過第三次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權，成功地進入了首都建康，控制了當時主政的司馬昱。

桓溫第三次北伐失敗了，但是借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權

這個時候的桓溫離篡位只有若干步之遙了，朝廷內外已經沒有軍事武裝能制約他，但是他一方面因為第三次北伐失敗有所顧慮，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士族的掣肘，還不能夠立刻稱心如意。他先是另外把司馬昱立為帝，然后誅殺朝中異己，更換禁軍。立簡文帝司馬昱是希望他禪讓給自己，簡文帝甚至也說過“君自取之”的話，但是在王謝士族的干涉下，簡文帝的遺詔只是讓桓溫像諸葛亮、王導那樣輔政，后來不多久桓溫病重，讓朝廷加九錫，也被謝安拖延，以致于不了了之。桓溫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但是還是被門閥的政治格局束縛了手腳，同時也是鑒于王敦之前的失敗，害怕其他士族群起而攻之，而且桓溫還吃了一個虧，就是桓氏家族人才欠缺，沒辦法朝內朝外里應外合，像當時王導王敦那樣，總而言之桓溫的失敗是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桓溫之后代他而起的，就是在阻礙他篡位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陳郡謝氏和太原王氏，謝氏家族因為這個時候人才輩出，率先在政治舞臺上發揮重大作用，大家所熟知的贏得了淝水之戰的謝安就來自謝氏家族。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謝氏家族和前面提到的郗鑒有著相似的作用，他們都是袒護東晉皇室，力求平衡各方勢力，維持穩定局面，懂得急流勇退的人物，不過謝氏家族更具有名士風流，而且政治影響力大得多，所以更為后世津津樂道。

說起謝氏家族的起家，又和桓氏家族有著一些相似性，謝鯤和桓彝都是江左八達，都是談玄的名士，謝鯤的兒子謝尚則和桓溫有著類似的際遇，都是在王氏、庾氏家族衰落之后，被用來駐守方鎮，以平衡士族勢力，謝尚最初是被朝廷派為江州刺史，因為庾氏家族的阻撓，所以出為豫州刺史，豫州就是謝氏家族的大本營，也是他們興旺發達的基礎。而讓謝氏家族走向巔峰的，則要歸功于最出名的謝安，謝家三代人的努力，走上了權力的巔峰。

我們看桓、謝家族都是因為朝中無人而得以據有方鎮，又都是憑借著據有方鎮而起家，桓氏家族勢力正盛的時候，謝氏家族就受到排擠，其中謝萬因為倉促用兵北伐大敗，成為了桓溫廢他為庶人的把柄，而這之后為了家族的利益，謝安就不得不出山了，他出仕的第一步就是離開東山給桓溫當司馬，這也就是東山再起的出處，歷史上把他說得對功名嗤之以鼻，并不完全是事實。

謝安善于觀察形勢，他在桓溫氣勢正盛期間，始終是引而不發，直到把桓溫給熬死，才又重新執掌中樞，利用手段逐步把桓沖，也就是桓溫的弟弟排擠出首都，使得桓沖退回到上游荊州梁州的大本營，與此同時，謝安還讓侄子謝玄在下游組建北府兵，這個事情之前郗鑒也做過，根據田余慶先生的考證，謝玄主要是重新招募將帥，然后再利用流民補充兵員，這支隊伍并不精良，也沒有經過非常系統的訓練，唯一的優勢就是有敵后的實戰經驗。

這一時期，桓、謝之間又重新回到脆弱的平衡，除了各自實力的起伏變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面臨著來自北邊的前秦的威脅，前秦的君主此時是勵精圖治的苻堅，他已經一統北方，對東晉虎視眈眈，他的軍隊號稱百萬，自稱投鞭斷流，就是鞭子扔下去就能把河水截斷。面對前秦這一共同的敵人，桓謝之間暫時彌合矛盾，上下游之間相互策應，讓苻堅軍隊疲于奔命，君臣之間也暫時一致對外，這才有后來的淝水之戰的大捷。

但是，田余慶先生也提醒我們，即使是在這種關鍵時期，東晉高層的政治斗爭仍未停歇，桓沖和謝安還在爭奪中游的江州，朝廷中央也忌憚謝安專權，另外讓年僅20歲的宗室司馬道子和謝安共同為相，可見君臣之間、士族之間仍在爭斗不休，所以淝水之戰勝利后，謝安很快被排擠出中央，謝玄也回家養老，從此謝氏家族就開始走向衰退。

03

門閥政治的終結

王、庾、桓、謝四大家族你方唱罷我登場，士族門閥政治在內憂外患和內耗的過程中，也逐漸走向退出的終場，而伴隨它消亡的，是另一支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和王導家族瑯琊王氏不是同一支。剛才我們提到，在淝水之戰期間，孝武帝也不過就十幾歲，但是已經用兄弟司馬道子為相加強皇權，這對于排擠士族起到了作用，但是很快又演變為皇權和相權之爭，太原王氏家族就分為兩支，分別聯姻和依附于皇帝和宰相，后來又分別占有上下游的武裝，不久孝武帝用手段奪回了上游荊州的控制，在與司馬道子爭權過程中占據上風，但是因為非常無厘頭的原因，就是他說寵妃張貴人年老色衰，還說要廢了她，于是就被棉被捂死，他的兒子晉安帝即位，這又是一個白癡皇帝，于是司馬道子反客為主掌握了中央，但是上下游的方鎮早就不受他節制，于是起兵反對，在這個過程上游的桓玄——也就是桓溫的兒子坐大，終于篡位自立。

不過桓玄很快也被北府兵的將領劉裕起兵擊敗，劉裕就是后來的南朝劉宋的開國皇帝。我們看東晉末年的事情看起來十分雜亂沒有頭緒，而田余慶先生給了我們線索，那就是士族已經腐朽衰弱，并且士族專兵的條件也不存在了，因為士族沒有足夠的人才尤其是武將，另一方面，皇權本來有重振的可能，但是孝武帝是昏君，司馬道子是亂臣，孝武帝又死得莫名其妙，于是就變成了一場鬧劇，于是士族門閥政治終于無法維系，這些權貴一起走向了沒落。

那么怎么看待劉裕的取而代之呢？田余慶先生認為這是次等士族的勝利，這一時期的聲勢浩大的次等士族勢力，還有利用五斗米道起義的孫恩，劉裕和孫恩都是門閥士族的掘墓人，但是他們也不是直接就走到這一步的，劉裕在北府軍的上司劉牢之，在淝水大戰中一戰成名，后來在東晉末年依附輾轉于不同士族之間，最后走投無路而死，孫恩的叔父孫泰，早年也是在門閥士族那里求發展，由于企圖成為獨立勢力被誘殺。這一時期的歷史潮流，是門閥士族的衰弱和次等士族的取而代之，劉裕最終能夠取得勝利的果實，在于他掌握了北府軍這支重要的武裝。

隨著東晉的結束，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就結束了，東晉以后士族雖然還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不過是歷史慣性使然，而且他們的驕矜作態，正好說明了他們的沒落，也是他們在精神和現實上自衛的一種手段，說祖上闊過其實是為了再闊下去，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寒門開始出貴子，君主利用寒人加強了皇權，士族逐漸成為懸置的吉祥物。

04

到了這里，我們就把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和脈絡說完了，總結一下，士族門閥政治有著特定的歷史根源，早在漢末三國時候，世家大族就處于上升時期，他們是各種意義上的人生贏家，不過這一時期，他們總體上還是支持一姓皇權，雖然不斷抗爭其實還是為了皇帝好，希望他江山永固，因為這符合大宗族的利益，而這也是黃巾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它必然腹背受敵。直到后來皇權實在回天乏術，曹魏和司馬家取而代之，但是皇權和士族的矛盾始終存在，也被自然而然繼承下來，基本上只能躺平接受現實，司馬家索性大行分封，自己成為最大最牛的士族，然后發生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等大事件，使得皇權大受打擊，司馬家名聲掃地，只能和手握兵權的士族聯合。

在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皇帝和士族、士族和士族之間既斗爭又聯合，核心就在于爭奪藩鎮武裝的控制權，常常表現為上下游之爭，上游的襄陽和下游的京口都是必爭的軍事重鎮，主要的兵力來自于北方逃難來的流民，北伐是一面旗幟也是爭權奪利的手段，攘外和安內都是東晉王朝面臨的難題，安內受制于攘外、攘外也服務于安內。某種程度上，不管內斗、防守還是進攻，都在持續不斷地內斗，最后民不聊生頂層腐敗不堪，個別野心家帶領著憤怒的民眾起義推翻統治，這才又立了皇帝坐穩了奴隸，寒門開始有上升的通道，純粹的貴族門閥政治告一段落。

當然，東晉的門閥政治能維持百年之久，證明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彈性，皇位在司馬家的變更或是個別宰輔的地位變化，并不會影響到政治大局，個別大士族也是如此，其他士族會為了自己的門戶利益居中調停。與之相對，玄學文化一開始是針對特定現實政治的哲學探索，到后來則淪為無意義的清談，乃至只是吃藥喝酒而已，成為貴族政治的遮羞布，而在門閥政治中有所作為的，恰好是那些不受玄學約束力圖有所作為的人，但是不可避免地受到門閥政治的約束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