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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江北豪姓大族紛紛南遷，“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在士族的扶持下，幾乎沒有什么實力的瑯琊王司馬睿竟然在江南立足，延續晉朝國祚。 只不過，命運所有的饋贈，早已在背后標好了價格。這句話在東晉建立的第五年，便得到了應驗。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率軍順流而下，直逼石頭城。已經是晉元帝的司馬睿組織的“揚州奴”毫無戰斗力，在叛軍的攻擊下一潰而散。名為石頭城的建康，如同紙一般脆弱，輕松就讓叛軍殺了進來。 王敦進城之后的場景，是詭異的。 身為勝利者的王敦，擁兵自重，也不去面見皇帝，放任士兵在城中劫掠。而身為朝廷支柱的各個士族，似有默契般的不作聲，如同看不見眼前的禍亂。皇宮之中，晉元帝身邊只有兩個侍從，淪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時人語，王與馬，共天下。元帝何嘗又不知道呢？所以他才要集權，才要任用以刁協、劉隗這樣的申韓術士，去打壓士族。什么是申韓法術？那可是帝王之術，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那都是無往而不利的治國之策。 可是，司馬睿不是秦皇漢武，東晉也遠非從前。當他想當一個真正的皇帝的時候，其實造反的人是他自己。  晉元帝司馬睿 山窮水盡之時，晉元帝脫去沒什么用的戰衣，換上了朝服，對王敦發話道：“想要我的位置，大可以早點說，我可以退位回瑯琊，何必讓百姓遭此劫難。” 這是他最后的嘲諷。他明白王敦敢造皇帝的反，卻不敢造天下的反。士族是東晉政治的核心，可是他們也不能不要皇帝這面旗幟。事實也正是如此，王敦不敢廢黜皇帝，只能討要些封賞，再殺些人以作警示，最后還是率軍回到武昌。 王與馬，從合作走向對抗，卻都無力改變“共天下”的格局。司馬睿在不久之后憂憤而死，而王敦迷失在權欲之中，在方鎮截留四方的貢獻，任用親信，排斥異己，威脅到了各大世族的利益。 當“王”達到勢力的巔峰，而“馬”跌入低谷之時，東晉的政局中出現了一個另類的人物——庾亮。 他作為瑯琊王氏的挑戰者出現，卻十分厭棄王氏放任士族的政治，對于整個“王與馬”的政治格局嗤之以鼻。作為人們眼中的權臣，他一直致力于推行皇帝式的政治，這使得他既有別于王導、又和之后的桓溫、謝安之輩明顯不同，這在整個東晉的歷史中，也算獨特的。 隨著庾亮的出世，皇權與門閥之間的共生與抗衡即將進入下一個時期。 01作為士族來說，庾亮的出身并不優渥。 潁川庾氏發契于東漢末年，崛起于西晉，然后僑遷至江南，成為高門大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庾亮。 當時，貴族之間崇尚“老莊”，講究名士風度，儀容、清談、玄學就是門閥游戲的三張入場券。如果沒有這三樣東西，則很難融入士族集團。庾亮便是靠著這三樣東西，攀上了權力的高枝。 史籍載：“（庾）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年少就聲名遠揚。晉元帝在接見庾亮時，覺得他“風情都雅，過于所望，甚器重之”。那是一個看臉的時代，庾亮相貌非凡，超凡脫俗，給他的從政之路開了綠燈。 魏晉時期，但凡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總要有那么一兩個為人所知的小故事，或清談，或風度，以顯示他的名士氣質。像是王導新亭聚會時的豪邁風度，或是謝安面對百萬秦軍時的鎮定姿勢，都為時人所崇尚。因此，我們在魏晉的史書中常常見到很多名人的故事會，其實是當時士人為了攫取社會聲望所做的“形象管理”。作為名士的庾亮，自然不會落后于人。 當初，庾亮所乘的馬匹是的顱馬，殷浩認為的顱馬不利于主人，勸庾亮把馬賣了。庾亮回答說：“怎么能將自己的禍事轉嫁給別人呢？”殷浩慚愧地退下。 孫潛、孫放兄弟二人，小時候去拜見庾亮。庾亮問孫放的字是什么。孫放回答：“字齊莊。”庾亮問他：“你準備向誰看齊啊？”孫放說：“向莊周看齊。”庾亮問：“為什么不仰慕孔子而仰慕莊周？”孫放回答：“圣人生下來就知道一切，所以難以企及。”庾亮非常喜歡這個小孩子的應對，認為其將來可以媲美魏晉玄學的開山祖王弼。 只不過，庾亮并不只是空談。庾氏本來是經學世家，因此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與那些放浪形骸的玄談名士有著本質的不同，是個實打實的務實派。晉元帝似乎也看重這一點，于是將庾亮的妹妹選為太子妃，庾亮之妹后來成為晉明帝的皇后。 就這樣，庾亮的社會聲望，轉化為權力資本，他也擁有了新的身份——“外戚”。 但這個身份既是助力，也是枷鎖。外戚這兩個字，風評一直不太好，尤其是在漢魏時期，庾亮的前輩霍光、梁冀、竇憲等人的所作所為，讓人們不得不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只要外戚干政，國家就會面臨衰敗的危險。有一年江南發大水，民間都認為，是因為當時皇帝年幼，母后稱制，庾亮以舅舅的身份決策中央，陰盛陽衰，才導致了這種劫難。 實際上，在古代，外戚、母后乃至于太監，都算是皇帝的影子。皇帝的權力無上，但是皇帝本人因為年幼或者其他原因無法勝任時，才會被影子僭取了權力。如果皇權不振，那么外戚的權力又能高到哪里去？ 當初，王敦蠢蠢欲動，想要直取建康的時候，晉元帝曾派庾亮前去協商。王敦與庾亮交談之時，聽得聚精會神，不自覺地將座位移向了庾亮，事后不得不感嘆：“庾元規之賢能，遠遠超過了裴頠呀。” 裴頠是西晉的外戚，卻不愿意卷入權力之爭。王敦的言下之意就是警告庾亮不要參與他和司馬氏的爭斗。如果庾亮參與到這場爭斗中，必將受到諸如“外戚干政”的批評，那他就很難在士林立足。 最后，王敦還想來一個捧殺，滿懷惡意地推薦庾亮擔任中領軍。 庾亮確實沒有加入晉元帝的陣營，但不是因為王敦的威脅。  王敦。圖源：影視劇照 02在取得最高權力之前，庾亮始終都和士族站在一起。 當初元帝“任刑法”，還把《韓非子》賜給了太子。身為太子舅舅的庾亮便站出來反對，說申韓之術刻薄，會喪失人心。所謂人心，便是世族之心。 明帝即位之后，庾亮任中書監，站到了王敦的對立面。王敦心中忌恨庾亮，卻在表面上裝作很尊敬的樣子。庾亮則一度稱病，辭去官職。 隔空交了幾番手，雙方互有忌憚，誰也沒能奈何誰。 太寧二年（324），也就是攻入建康兩年之后，王敦又一次起兵。但，勝利的天平早已經顛倒過來了。上一次，是元帝站在了世家大族的對立面，這一次則變成貪婪的王敦。 王敦第一次叛亂勝利有多么輕松，第二次叛亂的失敗就有多么迅速。他的兄弟王導在《遺王含書》里說道：“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又是“漸失人心”，和庾亮的話多么相似，可見“人心”之重要。 審時度勢的庾亮自然選擇和大多數人站在一起。亂起之時，他率兵拒錢鳳，追沈充，奮力討伐，反抗態度最為堅決。經此一役，以外戚進身的庾氏總算有了功績，得以進入東晉政府的核心權力圈。 第二次王敦之亂，瑯琊王氏栽了跟頭，一時難以恢復，朝中的王導也已經成了一尊偶像，沒有實際的權力。皇權似乎迎來了轉機。 晉明帝頗具政治才能，在王敦之亂中，引入江北的流民帥蘇峻、祖約參與政局，使他們南下進攻王敦，又將宗室引入了中樞，比如西陽王司馬羕。朝廷之上，已經沒有任何一家勢力能與司馬氏單獨對抗，這是強化皇權的最佳時機。  晉明帝 可惜天不假年，明帝很快病重。 這時，異變突生。首先是庾亮和掌管宮禁的宗室司馬宗發生了沖突。因為明帝病重，入宮門需要鑰匙，而鑰匙掌握在司馬宗手里。一日夜間，庾亮有事想要上奏，問司馬宗拿鑰匙，司馬宗不給，還直接斥責庾亮：“這是你家的門嗎！”庾亮氣極。 接下來的故事，便充滿了陰謀的味道。 史載，宗室司馬羕和司馬宗等人將有異謀。庾亮直接進了明帝的臥室，先痛哭流涕感傷皇帝的病情，然后鄭重其事地說：“司馬羕和司馬宗密謀廢除大臣，攫取大權，社稷安危，就在今日！”明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隨后升庾亮為給事中，轉中書令。太后臨朝攝政，一切政事由庾亮決策定奪。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將有異謀”其實就是莫須有。明帝是不可能因為庾亮的數語就放棄之前的部署的。之所以“深感悟”，恐怕是他已經意識到，在門閥政治的框框里，或許只有依靠士人，才能將孱弱的皇權維持下去。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也不得不認命。 不久之后，司馬宗就被殺了，司馬羕也被廢。關于皇權，元帝無能為力，明帝也力不從心。 我們可以看到，庾亮先是反對皇權的膨脹，又阻止王敦勢力的坐大，之后消滅皇家宗室的力量，似乎他完完全全站在了世家大族的一邊。王導因此曾說：“吾與元規（庾亮）休戚是同。”然而，真是這樣嗎？ 03明帝死后，庾亮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期，也顯示出他不同于王導的一面。 《晉書》載：“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 王導說過：“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他的執政風格就像是一張破漏的網，能漏多少漏多少，以此來換取政權的安寧。豪強侵占人口，隱瞞土地，放任之；流民帥擁兵自重，散亂無序，包容之；武將私養無賴，橫行霸道，安撫之。總之就是把“無為而治”發揮到極致。  王導 庾亮則不同，一上臺便顯示出極強的集權傾向。所謂“任法裁物”，不就是元帝的申韓法術嗎？世家出身的貴族，寒人出身的武將，北邊的流民，南邊的豪強，全在他的打擊范圍內。 其中，庾亮打擊流民最為激進。 流民是東晉政局比較重要的一個勢力。他們從北方而來，基本上呆在長江之北，處于獨立的一個狀態，軍事上自給自足，經濟上自生自滅。像是聞雞起舞的祖逖，便是著名的流民帥。東晉王朝需要流民來抵抗北方的蠻族，但又對流民勢力的不可控心驚膽戰，始終將流民當作王朝政治的一個威脅。 在平定王敦之亂時，流民帥蘇峻的功勞頗大，威望也越來越高。因此，庾亮剛剛執政的時候，便征召蘇峻入朝。這是請君入甕、釜底抽薪之計。 蘇峻立馬遣使回答：“在外討賊，左右聽命。到了朝廷，難堪大任。”不從。 庾亮又加大砝碼，把蘇峻升為大司農。整個朝廷都認為不可，庾亮的好友溫嶠也多次寫信給他，勸他不要一意孤行。庾亮直接把話挑明了：“蘇峻狼子野心，一定會作亂。現在反了，為禍尚小，如果放任的話，以后無人可制約。”對于這種不聽話的勢力，一定要鏟除。 最后，王導出面了，他對庾亮說：“蘇峻性格猜忌，一定不會奉詔。山湖廣澤，難免會有些有害之物，應該包容之。”庾亮還是不聽。 庾亮是一逼再逼，蘇峻是一拒再拒。拒無可拒的時候，蘇峻憤怒地說；“狡兔死，走狗烹，如今我只能以死來報答謀劃之人。”便起兵反了。 蘇峻橫江而來，擊潰了東晉王師，建康又一次陷入了敵寇手中。陷城之后，蘇峻報復性地掘開庾亮父母的墓穴，剖棺焚尸。作為對比，他對王導卻敬重有加。 庾亮逃出了建康，連皇帝和庾太后都忘了接出來。如喪家之犬的庾亮唯一可以仰仗的人，就是身在荊州的陶侃。巧合的是，陶侃正是他所打擊的寒人武將。 當時人們都以為陶侃會殺掉庾亮以謝天下。因此庾亮非常害怕，在溫嶠的斡旋下，才鼓足勇氣去見陶侃。傲慢的庾亮徹底放下了尊嚴，一見到陶侃便拜，交談時還甘愿坐在下位，一幅引咎自責的樣子。陶侃自然知曉大義，于是順著臺階就下了，只是不無嘲諷對庾亮問道：“你修石頭城來防備老夫，怎么今天反過來求我呀！”  溫嶠一直是庾亮的好友，在王敦之亂、蘇峻之亂等事件中，多次幫助過庾亮 最后，庾亮推陶侃為盟主，平定了蘇峻之亂。而庾亮本人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政治資本，庾太后在戰亂中病逝，他的威望也跌倒了谷底。看著依舊屹立在朝堂上的王導，庾亮終于明白了彼此的差距，嚴苛之政未必比憒憒之政差，但他終究還是缺少了一點統治的藝術。 作為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向小皇帝請求外出方鎮。他要去的地方，正是原來蘇峻的地盤——蕪湖。 當初，庾亮以外戚進位，升遷速度為人矚目。為堵悠悠之口，他的為政措施不得不急峻。但如今，他不得不慢慢來了。 04歷史上激進的人物，對于心里的執念總是有著潔癖般的追求。 壞處是庾亮無法做到像王導一樣包容；好處是庾亮并不會放棄心里堅持的東西。為了對抗中樞的王導和荊州的陶侃，他開始好好經營腳下這片土地。從短時間看，庾亮似乎失去的更多，但從長遠來看，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動搖王導的憒憒之政。 當時，江州的流民帥郭默殺了刺史，王導依然主張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陶侃直接寫信質問王導：“郭默殺了刺史，就可以當刺史；那么他殺了宰相，他可以當宰相嗎？” 顯然，陶侃也不滿王導的放任政策。  陶侃 庾亮趁機與陶侃搞好關系，一起出兵，平了江州。庾亮的幼弟庾翼也得到了陶侃的信任。陶侃死后，庾亮便接管了荊州，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鎮武昌。 在荊州，庾亮終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治國理想——平流民、抑豪強、興教化。他甚至還推行了“土斷”，也就是重新統計戶籍，這幾乎是從世家大族嘴里摳東西，很難想象這是一個門閥做的事情。他與王導之間的矛盾愈加激烈了。 當時庾亮雖鎮守于外，卻依然可以遙控朝政，又手握強兵，隨時能向王敦一樣順流直下。一些見風使舵的人開始投奔他。王導心內不平，常常在刮起西風的時候，用扇子擋起風塵，慢吞吞地說：“庾元規吹起的灰塵把人弄臟了。” 最后，庾亮親自給太尉郗鑒寄信，商議廢除王導。郗鑒不同意，只好作罷。 庾、王之爭是復雜的。一方面是權力之爭，庾氏家族是新興門戶，自然會與掌握中樞權力的王氏產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路線之爭，庾亮是外戚，他是皇帝的影子，因此也會想著去伸張皇權，這是他不同于其他門閥的一點。 在庾氏取得對王氏的壓倒性優勢之時，想要更進一步，擺在庾亮面前的就只有一條路——北伐。 東晉時期有一個傳統，每個有為的權臣都喜歡借北伐以強大實力。對庾亮來說，想要匡扶中原和重振皇權，必然要集權，想要集權，北伐便是一個好的借口。 咸康五年（339年），北方與西南局勢動蕩，庾亮認為這是恢復中原的時機，遂有“開復中原之謀”。 對此，朝中贊同者寥寥無幾，多數都持反對意見。太尉郗鑒認為準備不足，不可大舉出兵。大部分人則認為長江是天然的屏障，胡人如果來進攻，對付他們綽綽有余；如果拋棄長江天險冒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并無多少勝算。這當然是一種不思進取、劃江而守的主張，但毫無疑問，這是大部分世族的意見。 隨后，后趙皇帝石虎遣將攻邾城，邾城陷落，晉將毛寶、樊峻戰死，北伐未及發動便流產夭折。 終東晉一世，北伐的命運似乎就是這樣。權臣想要憑借著數州之力，對抗北方強胡，卻往往遭到內部反對派的掣肘，不可避免地陷入門閥之爭的漩渦之中。 北伐的失敗，對于庾亮來說是雙重打擊。收復中原的理想夭折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他離集權的理想又遠了一步，即便他前面已經沒有王導了——就在這一年，咸康五年（339年），王導去世。 05王導死后僅數月，咸康六年（340年），庾亮也因北伐夭折憂悶成疾而死。但庾亮死后，庾王之爭并沒有結束，抑或說，庾氏家族重振皇權的努力，并沒有結束。 《世說新語》記載了這么一則故事：某一年夏天，王導曾到石頭城探望庾亮的弟弟庾冰。庾冰正在處理公事，王導說：“天氣熱，可以稍為簡略一些。”庾冰說：“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辦，天下人也未必認為妥當！” 庾氏家族似乎與“寬容”二字就不沾邊，從上到下都貫徹嚴苛的政治。 庾亮的弟弟庾冰，“頗任威刑”，嚴厲打擊世家大族隱瞞戶口一事。有人看不下去，勸道：“賢如前相王導，都不敢這樣做，更何況我等啊。”還有人搬出天象，力勸庾冰消停，庾冰則淡淡地回答：“天象不是我們考慮的事情，只要盡人事即可。”還下令將查出的人口，全都拿去充軍。 庾亮的另一個弟弟庾翼為了北伐，征發江、荊、司、雍、梁、益六州“奴”，結果搞得民怨沸騰。這里的“奴”指的是世家大族手下的依附之民，不用交稅，不用服兵役，只對豪強負責。而庾翼做的是把這些人從豪強的手里搶過來，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或者軍人。因此，這里的民怨實際上是世族之怨。  無論是北伐，還是鞏固皇權，庾翼都繼承了哥哥的志向 可以看出，庾氏一族對于集權的執著。 庾冰甚至還發動過一次佛門辯論，中心論點是“佛門應敬王者”。這是從士人的信仰入手來強化皇權。 但庾氏家族三兄弟的所作所為，結果都是“失人心”。 后來，晉康帝重用何充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而何充則利用諸桓牽制庾氏，使得東晉政權又陷入桓氏的掌握之中。再往后，就是一個名叫桓溫的梟雄橫空出世，庾氏家族的大部分人都死在他的手上。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主弱臣強的時代，也是一個地方分權的時代。在此背景下看潁川庾氏，便不難發現這個家族是一個另類。他們為了伸張皇權付出了種種努力，卻都倒在了現實和人心面前。 在那個時代，寬容和氣似乎更為吃香。在史書里，王導、桓溫、謝安分別被評為“寬恕”“寬和”“和靖”。他們都體現了對治下寬容放任的一面，也都表現出了對豪強世族的尊重。鞏固皇權并不是主流，努力維護門閥貴族與皇帝權力之間的平衡，才是東晉政治的標準答案。  名相謝安 個人的努力是無法背離時代的，即便你有的時候代表了未來。 司馬氏、王氏、庾氏、桓氏、謝氏，他們都是被一張名為門閥政治的蛛網困住的人。他們在這張網中崛起，便也注定了不可能再逃離此地。皇權政治的復興，只能靠局外人了——比如寒門出身的劉裕。 參考文獻：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劉義慶：《世說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李濟滄：《論庾亮》，《中國文史論叢》，200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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