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鶴樓故址”今位于“武漢長江大橋建成紀(jì)念碑”所在的這座高臺子處，在此高臺的臺基上，鐫刻有“黃鶴樓故址”五個字，此字面臨長江與武昌橋頭堡。20世紀(jì)50年代，“黃鶴樓故址”這靈動瀟灑的五字是由當(dāng)時鐵道部大橋工程局局長彭敏所書。此五字石刻現(xiàn)已成為地理標(biāo)記，它為廣大游客指明了古代黃鶴樓所在的具體位置。
自古以來，“江夏”之意就如同“江漢”。“漢水”因“夏水”來匯入江，亦稱為“夏水”。春秋戰(zhàn)國時期，約在今天武漢老城區(qū)的古地名為夏汭。夏即夏水；汭，水的彎曲處。《左傳·昭公四年》：“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次年“薳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杜預(yù)注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南北朝齊人劉澄之《荊州記》：“夏水入江處，謂之夏汭，蓋夏水之尾也。漢末謂之夏口，亦曰漢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為漢，夏水亦會，三水共出此口也。”
“黃鶴樓故址”五字石刻 承載黃鶴樓的武昌蛇山亦名“江夏山”，雖不高峻，但它與龜山相鄰并緊鎖長江而顯得格外重要，可以說蛇山就是“武昌城城根”或“武昌城脊梁”，歷代所建武昌城池的座標(biāo)一直都沒脫離蛇山。到東漢時，江夏一帶已發(fā)展成“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隴坂，下接江湖，導(dǎo)財運貨，懋（貿(mào)）遷有無”的繁盛港埠（蔡邕《漢津賦》）。 據(jù)有關(guān)記載，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孫劉聯(lián)合在長江中下游的赤壁打敗了曹兵，就在這次戰(zhàn)后的第15年，魏、蜀、吳三雄并立，曹操屯兵江北，虎視耽耽，隨時準(zhǔn)備進兵江南。孫權(quán)此時為固守江南，拱衛(wèi)都城武昌（今鄂州市），始于“吳黃武二年（223年）城江夏山”，江夏山乃武昌蛇山的古地名之一，城名為“夏口城”，該城乃為武昌筑城之始。今之武昌，兩漢時屬江夏郡沙羨縣。吳主孫權(quán)在江夏山（今蛇山）近江水段板筑土石結(jié)構(gòu)的“夏口城”，方圓僅二、三里，實為地形險要的軍事堡壘，相傳“黃鶴樓”即是當(dāng)時建在城墻內(nèi)較高處并緊靠城墻的“瞭望哨所”。 夏口即夏水入江之口，原指漢陽。孫權(quán)在大江南岸“城江夏山”后，便將江夏郡治所及其“夏口”之地名，一起都轉(zhuǎn)移到了長江南岸的這座新建之城。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置郢州，州治設(shè)于擁有黃鶴樓的城中，于是便在夏口城的基礎(chǔ)上修葺擴建，并改名為郢州城。 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改汝南縣為江夏縣，其治所亦設(shè)在擁有黃鶴樓的縣城中。從設(shè)置江夏縣開始，荊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已順長江下移到了江漢交匯處一帶，此時，郢州被改為鄂州。 隨著隋、唐時期的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江夏縣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提升，至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始置“鄂州刺史”和“武昌軍節(jié)度使”。鄂州刺史和武昌軍節(jié)度使的治所，當(dāng)年也是設(shè)在擁有黃鶴樓的江夏縣縣城中。 武昌城大規(guī)模以磚石筑垣，始于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這是武昌古城建筑史上繼孫權(quán)始筑“夏口城”，南朝劉宋修葺擴建“郢州城”之后的又一件大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jié)度使牛僧儒，為方便百姓生活，決定在原郢州城垣的基礎(chǔ)上，進行較大規(guī)模的改擴建。《唐書·牛僧儒傳》記載：“僧儒陶甓以城，五年畢。”甓即磚的古稱，武昌自此便有了磚城。至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宣告完工。這次改擴建的城周已達15里，史稱“鄂州城”，原郢州城垣則從此告廢。 牛僧儒在改擴建“鄂州城”的同時，他還將當(dāng)時沔州所屬的漢陽、漢川兩縣劃為了鄂州管轄，這在武漢城市發(fā)展史上，是首次將長江兩岸的地域，統(tǒng)一在一個行政建制之下進行管理的嘗試。 江夏縣城這時因同時擁有鄂州和武昌軍節(jié)度使的治所，從此，“鄂州城”便兼有了“武昌城”之稱謂。最早見有李白《送儲邕之武昌》詩為證：“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fēng)三十度，空憶武昌城。”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二十七·江南道三》記載：“隋平陳，改郢州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 顯而易見，當(dāng)時的黃鶴樓因為是建在黃鶴磯上而得名，屬于軍事性質(zhì)的燎望哨所。 從魏晉到南北朝，分裂、戰(zhàn)亂持續(xù)了三百多年，隋、唐統(tǒng)一全國后，才出現(xiàn)了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黃鶴樓因而也從軍中哨所，演變?yōu)殚_放性的旅游勝地。
唐代詩人崔顥在此題寫了著名的《登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fù)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后人對這首詩的評價極高，如嚴(yán)羽就曾在《滄浪詩話》中毫不吝惜地稱贊道：“唐人七律詩，當(dāng)以崔顥《登黃鶴樓》為第一。”黃鶴樓與崔顥，就像滕王閣與王勃，敬亭山與李白，寒山寺與張繼，他們相遇相知，彼此成就，相得益彰，已成千古絕唱。黃鶴樓因有了崔顥的這一首好詩而名冠古今，以其“尤著特色”而“號為天下絕景”。 傳說，詩仙李白登臨黃鶴樓時意欲提筆作詩，但突然發(fā)現(xiàn)了墻壁之上已有崔顥洋洋灑灑題寫的《登黃鶴樓》，他連稱“絕妙”，并脫口而出說了四句順口溜來抒發(fā)自己的感慨：“一拳捶碎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說罷，他便擱筆不寫了。后來，有好事之人便在黃鶴樓的東側(cè)，興建了一座彰顯李白性情豪爽的“擱筆亭”，從而把這個故事敷衍成了千古佳話。 黃鶴樓是詩仙李白抹不去的江夏記憶，黃鶴樓能夠為李白如此高密度地關(guān)注，足以表明黃鶴樓在盛唐時期的人氣就已非常旺盛。 中唐時期，黃鶴樓已被稱許為“荊吳形勝之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閻伯瑾（今亦稱閻伯理）應(yīng)鄂州刺史穆寧之命撰寫《黃鶴樓記》，此文中有：“聳構(gòu)巍峨，高標(biāo)巃崇，上依河漢，下臨江流，重檐翼舒，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云煙。” 可謂“危乎，高哉！” 今天重溫《黃鶴樓記》，仍然能想象出當(dāng)年黃鶴樓的宏偉氣勢。 黃鶴樓在唐、宋時所凝聚而成的“詩詞文化”，獨步天下，真可謂已做到了“天下極致”。然而，黃鶴樓之后的坎坷遭遇，卻命運多舛、兵燹頻仍，屢建屢廢。僅在明、清兩代，它就被毀7次，又重建與維修了10次，因此，歷史上便有了“國運昌則樓運盛”之說。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守土官郭柏蔭主持重建的黃鶴樓，乃是在我國帝制時代所建的最后一座，很可惜已毀于清光緒十年八月初四日（1884年9月22日）。這天傍晚七點半鐘，武昌城漢陽門外董家坡民房（即張姓骨貨作坊）失火，因當(dāng)時的北風(fēng)勁疾，火勢肆虐，不一會大火就延至城內(nèi)，殃及蛇山名勝，將建成只有十六個年頭的“清同治黃鶴樓”徹底焚毀了。所幸的是，這最后一座古代黃鶴樓的銅鑄寶頂僥幸留了下來，至今仍然保存于現(xiàn)在的黃鶴樓公園內(nèi)。
關(guān)于黃鶴樓名稱的來歷，有“因山得名”和“因仙得名”兩說。 “因山得名”說最早的記載在盛宏之的《荊州記》中：“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后人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荊州記》約成書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荊州記》雖然沒有直接指稱“黃鶴樓”，但說到后人在黃鶴磯上建樓，因以為名，很顯然這里說的就是黃鶴樓。唐代《元和郡縣圖志》也有記載：“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明史·地理志》江夏縣中記載：“東有黃鵠山，下有黃鵠磯，臨大江。” 到了近代，民國益陽文士員在他的《武昌要覽》也記有：“黃鶴樓在漢陽門內(nèi)黃鵠山（一名黃鶴山）頭，因山得名。”黃鵠山與黃鶴山都是現(xiàn)如今武昌蛇山的古稱之一，歷史上因“鵠”、“鶴”二字可通假，于是就有了“黃鵠和黃鶴”的這兩種稱謂。史料記載“黃鵠山蛇行而西，吸于江，其首隆然”，呈“黃山鵠立”之勢，故被稱為黃鵠磯。古黃鶴樓雖屢建屢毀，但始終都是建立在黃鵠磯上，古人因磯名樓故稱黃鶴樓，這些都是“因山得名”的有關(guān)記述。 但人們津津樂道的則是“因仙得名”說，其主要的流行說法，來源于《報恩錄》記載：“黃鶴樓原為辛氏樓。辛氏市酒山頭，有道士數(shù)詣飲，辛不索資，道士臨別，取桔皮畫鶴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鶴當(dāng)飛舞侑觴。遂致富。十年，道士復(fù)至，取所佩鐵笛數(shù)弄，須臾，白云自空飛來，鶴亦下舞，道士乘鶴去。”之后又有《南中記聞》補充說：道士去后，“辛氏舍宅筑樓以供純陽呂師”，即“八仙”中的呂洞賓，隨之發(fā)展成“樓三層，層層供奉呂仙，角巾羽服，橫笛，制甚古。”而且還在黃鶴樓旁興建了一座“呂祖閣”，閣內(nèi)供奉的“呂祖臥像”遠近聞名，因口碑相傳有求心應(yīng)而香火始終旺盛。 按南宋張栻《南軒集·卷十八·黃鶴樓說》記載：“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這說明了南宋初期，黃鶴樓才跟呂洞賓扯上關(guān)聯(lián)。之后的《道藏·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四十五·呂喦》記載：“后南游巴陵，西還關(guān)中，沖升于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全真晚壇課功經(jīng)》中也稱其“黃鶴樓頭留圣跡”！于是，黃鶴樓便成為了呂祖呂洞賓的升天圣跡之地。 呂洞賓故事于元、明、清三代流傳甚廣，后來者居上，在晚清民國時期，因呂祖信仰在武漢三鎮(zhèn)民間非常接地氣，所以，“駕鶴仙人”的黃鶴樓故事由于忌諱無趣幾乎再沒有人而多話，因此，呂祖呂洞賓與黃鶴樓、以及與江城老百姓便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因仙得名的另一說則源于“費祎”，唐代閻伯瑾（今亦稱閻伯理）在他的《黃鶴樓記》中寫有：“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jīng)》云：'費祎登仙，嘗駕黃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檐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云煙：亦荊吳形勝之最也。……” 費祎是三國時期很有名的蜀國相臣，他和大名鼎鼎的諸葛亮、蔣琬、董允并稱為“蜀漢四相”。費祎為人忠誠善良，性情溫和，因其明義理而又正直深受諸葛亮的好評。費祎后來在蜀漢舉行的歲首大會時被郭修所殺，但許多人同情懷念他，便說他去世后已成仙，曾駕黃鶴到“州城西南隅”稍作休息，于是乎，在費祎休息過的這個地方就被稱為了黃鶴樓。“費祎登仙”也只是黃鶴樓名字由來的傳說之一。 根據(jù)《南齊書·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中記有：“夏口城據(jù)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應(yīng)接司部。”此文中所寫乘黃鶴過黃鵠磯的仙人，名字叫“子安”，但遺憾的是沒說明姓什么。顯而易見，“費祎”與“子安”這兩位仙人是不可混淆的，雖然他倆與黃鶴息息相關(guān)，但記述他們的文字卻有所不同：一是“子安乘黃鶴”，一是“費祎駕黃鶴”。 崔顥《登黃鶴樓》詩句中的“昔人”到底是指誰呢？其實，這首詩中的“昔人”并不是指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應(yīng)該是指傳說中的人。關(guān)于這個傳說中的“昔人”，歷來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rèn)為昔人是“子安”；第二種說法認(rèn)為昔人是“費祎”。然而，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確切答案，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從文獻資料中找到了，但是通過研究李白的詩作，似乎還可以窺探到李白心中的黃鶴仙人到底是誰。 李白面對崔顥的《登黃鶴樓》詩，而沒寫出比崔顥更精彩的七律大作，但在李白其它的詩中，他曾多次寫到了黃鶴與黃鶴樓。如李白的《望黃鶴樓》詩：“東望黃鶴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紅日。巗巒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頗聞列仙人，于此學(xué)飛術(shù)。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 還有一首李白的《江上吟》詩：“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yīng)西北流。”根據(jù)李白在這兩首詩中所向往并謳歌的列仙學(xué)飛術(shù)和仙人乘黃鶴，我們完全可以認(rèn)定李白心中乘黃鶴的仙人就是“子安”。 李白的詩句“仙人有待乘黃鶴”與崔顥的詩句“昔人已乘黃鶴去”，都跟《南齊書》中的：“夏口城據(jù)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基本上相一致，其重頭戲就落在了一個“乘”字上。 黃鶴樓“因山得名”奠定了地理學(xué)基石，“因仙得名”的說法亦令賞樓者插上了縱橫八極的想象翅膀，滿足了人們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兩種說法各有特長，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今后必將彼此交相輝映，直到永遠。 打撈江城記憶 鉤沉三鎮(zhèn)往事
清黃鶴樓 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勿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 掃描二維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