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初，艾青受好友陶行知邀請，赴重慶擔任育才學校文學系主任。9月24日，周恩來到學校參觀，那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周恩來動員艾青赴延安。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在重慶的進步作家更加受到特務的恐嚇和監視。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艾青和另外四位作家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盯梢，沿途經過74道關口，終于到達革命圣地延安。延安文藝界特地舉行了歡迎會。艾青說自己就像一個流浪兒回到了娘的懷抱。

經周恩來引薦，毛澤東在楊家嶺的窯洞里接見了艾青等人。第一次見面，毛澤東魁梧的身影與和藹的面容就在艾青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聞天和凱豐也專門設宴接待，并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當時艾青選擇了“文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作形勢報告，也曾專門在某個午餐時間找他共桌談心。

艾青很快參與了剛剛由丁玲、舒群和蕭軍發起成立的星期文藝學園并擔任校長。11月5日，與嚴辰、王禹夫等發起并創辦《詩刊》，艾青為《詩刊》寫了創刊詞《祝——寫給〈時光刊〉》。11月6日，艾青聽了毛澤東講話后，創作了詩歌《毛澤東》，這可能是第一首由成名詩人寫作的歌頌毛澤東的詩歌。12月10日，艾青和蕭三等發起的“延安詩會”成立。當月，他還完成詩歌《時代》，對自己進行驚心動魄的靈魂之拷問：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里詩人應該如何全身心地將自己奉獻出來。同月，艾青還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詩論文章《語言的貧乏與混亂》，提倡寫詩的真實，“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與正經歷著的革命事業聯系在一起”。1942年3月11日，艾青發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強調作家對社會改革的重要性。

“最好由您出面，給大家講一講！”

當時的延安文藝界，已存在多年的理論紛爭，文學家、藝術家們也存在創作脫離群眾等方面的問題，這引發了毛澤東深深的憂慮，他決心親自抓文藝界的問題，必要時召開一次深入的座談會。1942年春天，毛澤東同文藝界頻繁接觸，其中僅與艾青的交流就有五次，包括三次給艾青寫信，兩次當面敘談。

1942年4月，毛澤東給艾青寫了一封信，說“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請惠臨一敘，此致敬禮”。艾青去了，毛澤東提出：“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艾青聽了，沉思片刻后說：“有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每個人的理解不同。但是，如果作品涉及了立場問題，那就不能等閑視之了。”“就目前文藝界的現狀來看，需要統一思想，端正態度，進一步明確工作目標。我認為，最好由您出面，給大家講一講！”

毛澤東聽了詼諧地插話說：“我出面講一講？我說話，你們這些大作家、大藝術家們會聽嗎？”艾青當即不假思索地回道：“至少我是會聽的！”“是嗎？那我起碼有一個聽眾了！”說完，毛澤東朗聲大笑，艾青也跟著笑起來。

與艾青的這次談話也堅定了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想法。

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談有關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在“反面的”三個字上面打了三個圈。

又過幾天，毛澤東給艾青寫了第三封信。因為艾青在上一封回信中寫了自己的一些意見，毛澤東收到后說：“大作和來函收到，讀兮，愿深談，因為河水很大，派馬來接你。”

不久，艾青應邀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艾青還曾回憶起當時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毛澤東談話時，“我準備記錄，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我跑出窯洞去找小石片來墊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還快，馬上揀來小瓦片墊上，桌子不再搖晃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1942年5月2日—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大院召開，艾青參會并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

5月15日，艾青的《我對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該文是根據他與毛澤東第二次見面時毛澤東談到的文藝與政治、暴露與歌頌等問題，依據毛澤東指示對原“意見書”修改后形成的，發表時正值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際，大家都在關注文藝問題，因而這篇文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深刻闡釋和自覺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艾青一馬當先，一方面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熱情闡釋和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另一方面積極投身工農兵群眾中，創作了一系列歌頌解放區、贊美新生活的詩篇。

艾青積極通過發表專論、評論、演講及講座等形式，富有成效地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1944年6月28日，艾青長篇專論《秧歌劇的形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他深刻地指出：秧歌劇之所以能夠很快地發展，主要因為它體現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方向——和群眾、時代相結合，內容表現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形式為群眾所熟悉所歡迎。它歌頌人民、歌頌勞動、歌頌革命戰爭，工農兵成了劇中的主角。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

在詩歌創作中自覺地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艾青積極響應毛澤東希望作家藝術家“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的號召，深入到工農兵生活中去，從豐富的生活源泉中積累素材，學習人民群眾的生動語言，提煉深刻、新穎的主題。1942年8月，艾青投入“街頭詩”運動，并為之撰寫了《開展街頭詩運動》。1943年2月，吳滿有被評為邊區勞動模范，艾青響應文化下鄉的號召，多次到吳滿有家中與之交談，近距離地觀察一個農民，并以其為寫作對象，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完成個人寫作的重大轉變。《吳滿有》發表后獲得了好評。3月，艾青到“三邊”（定邊、安邊和靖邊）下鄉采風。1943年，艾青到南泥灣參觀、學習、勞動，結識了王震將軍。1945年1月，艾青被推選為陜甘寧邊區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

為現實斗爭服務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艾青的詩歌創作突出地表現了這個特點。當德國法西斯侵略歐洲的時候，詩人以詩歌為武器憤怒地聲討法西斯的暴行，有力地支持蘇聯人民和歐洲人民的反侵略斗爭，表達出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當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高潮，進犯解放區的時候，詩人寫出長詩《起來，保衛邊區》，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他為慶祝抗戰勝利而寫的《人民狂歡節》一詩，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共鳴，引發了強烈的轟動效應；當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時候，他怒不可遏，揮筆疾書，寫成傳單式的短詩，怒斥反動派的陰謀。他還率領華北文藝工作團跨越黃河、呂梁山脈，穿過同蒲路，到達晉察冀邊區，把文藝與革命斗爭相結合。

1941年3月至1945年9月，是艾青在延安生活和工作的時間。其間，艾青除了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還經歷了整風運動，見證了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一位動蕩歲月中的熱血詩人到黨的文藝工作者的轉變。由于他的詩歌創作深入群眾，真實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巨大變革，從而成為當之無愧的時代歌手、人民詩人。中國作協稱贊他是繼郭沫若之后中國新詩的又一面旗幟，智利著名詩人聶魯達稱他是“中國詩壇泰斗”。

（作者系中共金華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來自《金華日報》2022年5月30日 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