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藝工作從這里走向人民——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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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貫徹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此時的延安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許多追求進步、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毛澤東曾在延安接見過許多文藝工作者，并多次在講話中闡明他的文藝觀點。1938年4月，毛澤東出席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并發表講話，闡釋了藝術的作用和使命。他以“山頂上的人”和“亭子間的人”分別比喻經過長征到達陜北的原蘇區文化工作者和從城市來到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希望他們能夠結成統一戰線，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

據統計，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有4萬余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占71%。其中，包括歷史學家范文瀾，哲學家艾思奇，文學家何其芳、艾青，藝術家呂驥、蔡若虹等。這些知識分子的到來，為延安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也為黨的文藝工作增添了無限活力。

由于當時許多延安文藝工作者，對革命生活、工農群眾的理解缺少實踐層面上的考察，暴露出嚴重脫離群眾、自由主義傾向、宗派主義色彩等諸多問題，引起了黨中央的極大關注。

1942年春，為深入調查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毛澤東給眾多文藝界人士寫去書信，或以集體談話的形式邀集魯藝黨員教師等交流意見，了解他們的想法。通過廣泛深入的調研，毛澤東在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報告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與革命工作不協調的問題”，正式提議召集延安文藝界人士座談，就相關問題交換意見。27日，他以請帖方式邀請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們參加座談會，“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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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并指出開會目的：“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他還做了一個生動風趣的比喻：“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后來在正式發表時改為“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延安文藝座談會先后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召開了三次大會和多次分組討論會議，與會人員進行了廣泛發言和激烈討論。23日，毛澤東針對座談會上討論的種種問題作了內容豐富、內涵深刻的總結。他強調，討論文藝工作，應該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為基礎考慮問題，而問題的中心，就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首先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文藝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是有階級立場的，封建時代的文學藝術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為人民的”。因此，“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是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毛澤東認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既然文藝要為“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服務，那么文藝工作，特別是文藝工作者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這就是在徹底地解決一些文藝工作者沒能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進行文藝工作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其次是“必須到群眾中去”。毛澤東認為，文藝工作者只有解決好“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真正走到人民群眾中去，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群眾服務，創造的文藝作品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才能真正推動歷史前進。

到群眾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和熟悉工農兵群眾。毛澤東指出：“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干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在這方面，文藝工作者需要做很多工作，但了解、熟悉工農兵群眾“是第一位的工作”，他反復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解決好與人民群眾的感情問題，需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才能真正做到“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才能達到“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到群眾中去特別是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毛澤東認為，革命的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此，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唯有如此，文藝工作者創作出的作品才能深得人民群眾的喜歡。

到群眾中去幫助人民群眾推動歷史前進。毛澤東認為，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他指出：“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文藝工作者要通過文藝作品，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

第三，“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在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這一問題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在文藝工作中，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也比較容易為廣大人民群眾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致，比較難于生產，也往往難于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當前擺在工農兵面前的最迫切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斗爭，但“他們由于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于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因此，“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同時，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在他看來，“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毛澤東提出，革命文藝家要自覺地歌頌群眾的革命斗爭，對迫害人民群眾的行為進行暴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的大趨勢在其生活中能夠得以表現，革命文藝工作者要能夠對其生活進行歌頌。對于人民群眾自身的不足，革命文藝工作者要避免敵對的狀態，采用教育群眾的態度，這在當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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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最后指出：“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面對兇惡的敵人絕不屈服，面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即應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標志著新文學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講話》的發表，對抗戰時期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以及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講話》發表后，延安文藝工作者掀起了學習熱潮，他們深刻檢查剖析自己的思想，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深入到農村、工廠和部隊中，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根據地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如魯藝的大型新歌劇《白毛女》，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艾青的《吳滿有》以及歐陽山的《高干大》等等。這些文藝作品，不僅在當時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直到今天仍然是人們記憶中的紅色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