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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北方長城沿線在距今4700多年的廟底溝二期之初，突然涌現出許多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同時在黃土高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發生突變。這一系列現象應當是以黃土高原人群為勝利方的大規模戰爭事件的結果，很可能與文獻記載中的涿鹿之戰有關。 一 北方早期石城發現不少，但見諸報道并能說清楚年代者并不多。城址始建年代的確定本來就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需要通過解剖城墻城壕并結合城內遺存綜合判斷，需要有清楚的地層學證據和足以說明年代的陶器等遺存的發現。目前大部分北方石城的考古工作有限，初步來看，最早的一批石城應當修建于廟底溝二期之初（圖一）。
陜北明確始建于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址有吳堡后寨子峁。該遺址位于三座相連的山梁上，總面積約21萬平方米。山梁三面陡峭，易守難攻，因此山梁部位的石墻比較簡單，也沒有壕溝；重點在連接山梁的容易通行的馬鞍部位修筑了幾段石墻、壕溝和石臺階，軍事防御性質很明顯[4]。從發表的幾件陶器看，有底部退化剩個小紐的喇叭口尖底瓶，也有印有橫籃紋的小口折肩罐，應當代表早、晚兩段，都屬于廟底溝二期階段。發掘者說它是“北方地區最早出現的防御性城址”[5]，應該是可信的。
二
內蒙古中南部廟底溝二期的阿善三期類型和仰韶晚期的海生不浪類型總體面貌相差甚大。就包頭和鄂爾多斯地區來說，阿善三期類型陶器雖然與海生不浪類型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比如阿善三期類型的斂口雙耳甕應該和海生不浪類型的小口大鼓腹雙耳罐有承襲關系，兩者也都以半地穴式房屋為主，但整體上二者之間缺乏連續演化的中間環節：阿善三期類型流行橫籃紋和方格紋，不見彩陶，而海生不浪類型流行繩紋和彩陶[28]；阿善三期類型大部分陶器都和海生不浪類型有顯著差異，而與陜北同期遺存面貌基本相同（圖五），并新出石墻房屋。岱海地區的老虎山第一期至少可以早到阿善三期類型的晚段，陶器主要分兩系，一類是和阿善三期類型基本相同的橫籃紋灰陶系，另一類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素面紅褐陶系。橫籃紋灰陶系肯定來自陜北和鄂爾多斯，而素面紅褐陶系則為當地海生不浪類型傳統（圖六）[29]。先前我們將老虎山第一期定在龍山之初，認為其與當地海生不浪類型之間有著一段“空白”期，但也一直疑惑海生不浪類型因素通過何種方式能傳承下來？現在看來，二者之間并不見得存在“空白”期，實際上很可能只是阿善三期類型擴張到岱海地區后，和當地海生不浪類型發生了融合。稍后園子溝一期的前后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筑，更是直接來源于陜北地區。黃旗海地區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的災難現場，一般被認為是瘟疫所致[30]，但也不排除是戰爭原因，該地區此后文化長期中斷。此外，晉西北地區天峰坪早期遺存屬于阿善三期類型，來源自然應該在陜北和內蒙古中南部，而當地仰韶晚期為海生不浪類型遺存[31]，文化突變的情況和準格爾地區一樣。
冀西北地區的張家口賈家營遺址有明確的老虎山文化前期遺存[32]。鄧槽溝梁城址也被認為屬于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的上限有可能早到廟底溝二期。而當地蔚縣三關第三期[33]、陽原姜家梁墓地等仰韶晚期遺存[34]，則屬于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海生不浪類型有很多接近之處，與老虎山文化或者阿善三期類型則有根本性差異。再放大到北京和冀中地區，曾經也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區[35]，但廟底溝二期階段則一片“空白”。冀南豫北地區廟底溝二期早段以輝縣孟莊仰韶文化遺存為代表[36]，流行花邊籃紋附加堆紋深腹罐、深腹盆、雙腹盆、高領罐、豆、杯、壺等陶器，與晉南廟底溝二期類型偏早階段遺存面貌接近，尤其上腹素面、中腹飾篦點紋的籃紋罐，在陜北、內蒙古中南部和晉南都比較常見。這類遺存當然也繼承了當地仰韶晚期大司空類型的部分因素[37]，甚至還有秦王寨類型因素（圖七），但整體上以來自西部的文化因素占據主體，文化格局也是發生了劇烈變化。
豫中地區廟底溝二期階段的鄭州大河村五期（“龍山文化早期”）遺存，雖然繼承了大河村四期的高領罐、杯、壺等，但整體上差異甚大，新出籃紋和繩紋深腹罐、附加堆紋斂口鼎、雙腹盆等陶器（圖八）[38]，顯然是接受了來自黃土高原地區的強烈影響。此時鄭州地區聚落數量驟減，雙槐樹等大型聚落全面衰落，文化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三 廟底溝二期之初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文化連續發展，而以東地區發生大范圍突然性的文化格局巨變，只能與大規模的戰爭事件相聯系，黃土高原一方人群顯然是勝利者。恰在此時北方地區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興起，很可能一方面是為了滿足黃土高原人群的戰爭需要，一方面是戰后穩定地方的需要。結合文獻記載，這場戰爭很可能對應《逸周書·嘗麥》《史記·五帝本紀》等所記載的軒轅黃帝誅殺蚩尤的涿鹿之戰。  注釋 向上滑動閱讀 [1]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2~30頁。 [2]蘇秉琦：《象征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3]韓建業：《試論作為長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帶》，《華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頁。 [4]《陜西吳堡后寨子峁新石器時代遺址》，《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25頁。 [5]王瑋林、馬明志：《榆林吳堡后寨子峁史前城址》，《留住文明——陜西“十一五”期間基本建設考古重要發現》，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42~46頁。 [6]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院：《陜西佳縣石摞摞山遺址龍山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4期，第3~13頁。 [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神木縣寨峁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3期，第3~18頁。 [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準格爾旗小沙灣遺址及石棺墓地》，《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225~234頁。 [9]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準格爾旗寨子塔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280~326頁。 [1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準格爾旗白草塔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183~204頁。 [11]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2期，第97~108頁；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內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6年6期，第485~496頁。 [1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脊牛ㄒ唬匣⑸轿幕z址發掘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81、497~500頁。 [13]老虎山遺址的第4層并不單純，比如V區第4層雖然多見橫籃紋，花邊鼓肩罐也和寨子塔第一階段器物類似，但也出有高直領罐的口沿，與園子溝F3042同類器相同，這也是我們當初認為其與園子溝第一期同時的主要依據。 [14] 魏堅、馮寶：《試論老虎山文化》，《邊疆考古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1~156頁。 [15]韓建業：《廟底溝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51~54頁。 [16]張岱海、高天麟、高煒：《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分期試探》，《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第34~42頁；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2～165頁。 [17]韓建業：《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6頁。 [18]大地灣四期遺存總體面貌和寶雞福臨堡、扶風案板等地同期遺存基本相同，只是彩陶數量更多，稱之為大地灣類型是比較妥當的。徐永杰：《黃土高原仰韶晚期遺存的譜系》，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04~206頁。 [19]晉南地區的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分別以芮城西王村仰韶晚期和“龍山”遺存為代表。仰韶晚期遺存還見于垣曲上亳和古城東關等遺址，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還見于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等遺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芮城東莊村和西王村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第1~63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上亳》，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27頁；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古城東關》，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17~15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3~121頁。 [20]張忠培、卜工等將陶斝的出現作為進入廟底溝二期的標志。張忠培：《試論東莊村和西王村遺存的文化性質》，《考古》1979年第1期，第37~44頁；卜工：《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90年第2期，第38~47頁。 [21]邸楠將廟梁仰韶遺存分為早、晚兩段，其中早段屬于仰韶晚期遺存。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靖邊縣文管辦：《陜西靖邊廟梁遺址仰韶時代遺存發掘簡報》，《文博》2019年第1期，第3~12頁；邸楠：《從廟梁遺址看陜北地區的仰韶晚期遺存》，《文博》2019年第1期，第49~55頁。 [22]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省寧縣陽坬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10期，第869~876頁。 [23]據《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榆林地區所謂“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數猛增至仰韶文化的5.7倍。這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指廟底溝二期和龍山時代，且往往在同一個遺址存在兩個時期遺。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第100頁。 [2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陜西橫山楊界沙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6期，第64~72頁。 [2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靖邊五莊果墚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6期，第53~63頁。 [26] 榆林地區文管會、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北考古隊：《陜西府谷縣鄭則峁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第17~27頁。 [27]寨峁遺址第一期的灰坑僅出土退化形態的小口尖底瓶，這些灰坑應當均疊壓于第4層之下，年代偏早；第4層出土斝，理應偏晚。 [2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準格爾煤田黑岱溝礦區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1期，第1~10頁。 [29]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國考古學研究會岱海地區考察隊：《王墓山坡上遺址發掘報告》，《岱?？脊牛ǘ腥蔗泛５貐^考察研究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46~205頁。 [3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廟子溝與大壩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 [31]如老牛灣新莊窩主體遺存。北京大學考古系、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偏關縣博物館：《山西大同及偏關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057~1062頁。 [32]以賈家營H3為代表。陶宗冶：《河北張家口市考古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6期，第13~20頁；韓建業：《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3頁。 [33]孔哲生、張文軍、陳雍：《河北境內仰韶時期遺存初探》，《史前研究》1986年3~4期，第7~15頁。 [3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陽原縣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年2期，第13~27頁。 [35]韓建業：《論雪山一期文化》，《華夏考古》2003年4期，第46～54頁。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輝縣孟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8~64頁。 [37]大司空類型晚期以安陽大正集老磨岡H3、H6和鮑家堂H5、H7等為代表。嚴文明：《大司空類型彩陶之分析》，《中華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7~156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洹河流域幾個遺址的試掘》，《考古》1965年第7期，326~33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安陽鮑家堂仰韶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第169~188頁。 [38]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38~452頁。 [3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48頁。 [40]沈長云：《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光明日報》2013年3月25日，第15版。 [41] 白國紅、沈長云：《古涿鹿地望與黃帝相關問題新探》，《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5~10頁。 [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20~121頁。 [43]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第217~232頁。 [44]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古城東關》，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591年。 [4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7頁。 [4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報告——滸西莊與趙家來遺址》，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3頁。 [4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藍田新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587年。 [4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1頁。 [49] 張雪蓮、仇士華、鐘建等：《仰韶文化年代討論》，《考古》2013年第11期，第84~104頁。 [50] 1912年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則黃帝紀元元年當為公元前2698年（金西來：《軒轅甲子·黃帝紀元考》，《學術月刊》1986年第7期，第69頁）。2019年出版的《姬氏祖傳經》前言中，傳承人姬英明注明當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七百一十六年”，則黃帝元年也是在公元前2698年（姬英明輯：《姬氏祖傳經·仁經（人經）》，線裝書局，2019年）。 [51]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5~60頁。 [52]韓建業：《涿鹿之戰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第20～27頁。 （作者：韓建業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原文刊于《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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