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真卿破體書法欣賞【摘要】看來顧紹驊的創作思路與古圣先賢王羲之、顏真卿等等的是“高度契合”啊！在“真、草、篆、隸、行”之間，打破固有“法度”，加以整合、重新規劃從而創新書法的面貌，這才是“守正創新”！即:源于傳統，而又有別于傳統模式；清人王澍《虛舟題跋》中稱：“此帖書兼楷、行、草；若篆 若籀，雄絕一世，余題為魯公第一奇跡，不虛也”。何紹基曾經對顏真卿的一件作品有過這樣的評價：“余覓之十數年無可得，今忽睹之，不禁拍案叫絕”！意思是說，我找這件作品找了十幾年終于在今天見到了，這樣的境界和水平，實在令人拍案叫絕，這件作品就是顏真卿著名的《破體書法》。這種寫法千古未有。不是“江湖書法”搞怪“博眼球”。 顧紹驊以為：書體是古今書法作品最直觀的表現形式，篆隸真行草，所謂“各有定體”是也。杰出的書家總能兼善變通，別構一體，其個性化書風即與破體創新密切相關。從這點來看，“書無定體”可視作書法創作及其審美的一項重要原則，定體與破體之間的矛盾消長則是我們探索書法創新的一面鏡子。 【破體書法概念】破體主要是以書體觀念形成后對相關定體及與這些定體直接聯系的書家風格所進行的變革。“合而裁成”“釀成一體”等多是對不同書體形體及特質的化合創造。書無定體，書體雜糅。 【形成】“書圣”王羲之，以行書為基調，徘徊于楷書與草書之間，通過雜糅形成經典；在“不經意間”創立“破體書”；這就是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結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自然與個人因素，為古今破體的第一種范式。 “破體”一詞，最早出現于唐徐浩《論書》,原文曰：“鐘（繇）善真書，張（芝）稱草圣，（王羲之）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這里，小令實指王獻之。認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藳①行之間。” 句中“偽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釋之曰：“偽謂不拘六書規范，略謂省并點畫屈折。”的確，王獻之打破了章草常體固有的體式規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而破體正是這樣一種介乎藳書和行書之間的一種體式。比照被米芾稱之為草書的王獻之《十二月帖》，開頭“十二月”三字作行楷書，后轉為行草，字勢連屬，極草縱之致，這正是王獻之破體的明證。王獻之雖然在“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如《墨藪·續書品第四》就明列羲之“破體”為上品上。《書譜》所言王羲之 “擬草則余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可為破體作一注腳，此足見二王在破體創新這一點上，沒有本質區別。“四賢②”書法之妙，與他們不拘定體，破舊立新的立場和實踐有著重要的關系。 【注釋】①“藁書”在不同的文獻中“藁書”有不同的具體所指。它既可以指草創時期的草書，也可以指稱一種行、草相間的字體，還可以泛指一切草書。 ②“書家四賢”指張芝、鐘繇、王羲之和王獻之 東漢末年的“草圣”張芝，曹魏時期的隸、楷書家鐘繇，東晉末年的王氏父子的墨跡，可堪稱“古之特絕”。《書譜》概總為：“漢魏有鐘、張之絕，晉末有二王之妙”；四人被稱為古代書家“四賢”。 顏體書為什么能千年流傳不絕，為人喜愛，就是書中寓藏的浩然之氣，躍然紙上，人書俱老，與道合一，正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屈不撓精神的有力體現，我們今天依然大受其益！“顏體”的產生和顏真卿自己的不斷嘗試和創新是分不開的，最初顏真卿跟著褚遂良學習書法，吸取褚遂良書法的長處，然后運用于自己的書法中，后來又和張旭、懷素一起討論書法，由此唐朝的書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脫離原來的書法風格。 一、《裴將軍詩》《裴將軍詩》可謂是顏書中的另類。不必說它本非墨跡，只是南宋《忠義堂法帖》的拓本；也不必說它因未署款而難于考證的書寫年月。單是它通篇那奇偉雄渾、排山倒海、擎天地、動鬼神的氣勢就讓人折服。這是一首贊美唐大將軍裴旻的詩。字形和節奏變化莫測，讓人不可思議。忽而如雄獅般的沉雄、威武，如“裴”、“制”、“猛”、“騰”、“耀”、“山”、“例”、“匈”等字。忽而如戰場上劍拔弩張、騰挪旋轉。如第五行“馬若龍”、第八行“將軍”、第十三行“風縈直回”真是勢來不可擋，勢去不可遏。正像孫過庭《書譜》中所說：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
顏真卿《裴將軍帖》 釋文： 裴將軍詩。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材。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回。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聲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這件《送裴將軍詩》是顏真卿寫給唐代的“劍圣”裴旻的一幅字，通篇攜帶筆筆如刀、字字如劍，境界非同尋常，這也是顏真卿探索出的一種“破體書”，將五種書體的筆法和點畫和形態融合到了一起，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書寫形式。當然這種開創并不是今人般的刻意融合，而是一種自然流露之態，這種驚世駭俗的創舉，也僅僅是因為寫給“劍圣”裴旻的作品，完全契合了詩句本身的內容和裴旻的身份。在《新唐書》當中，有這樣的論述：“文宗時召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作為唐代三絕之一的“劍圣”裴旻，不僅為人豪俠，其劍法更是出神入化，顏真卿這件《裴將軍詩》同樣契合了這種特點，開篇處的“將軍”二字，極為緊湊，一方一直，產生極強烈的對比，后面的“合”與“人”字更是在開張與收縮中盡態其變，到了“猛”字的時候，這個字寫得如同威猛將軍一般，字如其人，到了“清九垓戰”，四個字擁擠到了一起，仿佛四個字的意思一般的戰斗在一起…….；另外，顏真卿自身仕途不幸的經歷也影響了其心態的變化，經過與幾位宰相的矛盾和多次貶謫的經歷，在他心中已有了不可磨去的烙印，顏真卿自從遽遭貶謫以來，在公務之暇，已一改常態，開始寄情山水，沉湎詩文，依托佛道，以求解脫。此時他的思想已不能完全用儒家正統觀念來概括他，一種佞佛的心態隨之而生，這種思想不僅影響了顏真卿的處世態度，也影響他的藝術境界。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我們就不難想到他創造出《裴將軍詩》，這樣的“破體”書法是情理之中的，形成定式的楷書作品被完全打破。 從書法的技法角度而言，此作有的字是楷書、有的字是行書、還有一些草書，并且在用筆上同時夾雜了隸書和篆書的寫法，但五種書體融合在一起，并且顏真卿極為善于造險，此作當中的輕重之變、遲澀之變、疏密之變、俯仰之變，充滿了極強的節律感，是真正體現大唐雄風的一件力作。整幅作品巧用連帶將楷書與行草書連為一體使它既統一又不失節奏感，在行草書結體上面可以明顯的看出張旭《古詩四帖》的影子，例如“將軍”“劍舞”和“歸去來”等字，表現出行草書筆暢墨酣的爽利之風，仿佛親眼看到了裴將軍上陣殺敵的痛快場景。此書的行草書是由楷書的筆法和結構中化生出來的，又加以篆籀的沉著穩重之風，同時吸收其師張旭狂草書中的恣肆之態，顯示出了極大的創新性和豐富性。分析《裴將軍詩》的筆法可發現：以篆隸筆法寫行草，轉折與圓筆同時使用，行筆多用中鋒進行，用筆藏鋒，講究藏頭護尾，逆入平出。在轉折和收筆處，較多運用絞鋒來展現圓渾感，例如第三行“將”字和第四行“清”以及第七行“何”等字，每字的結尾和連帶筆筆送到位置，很少出現弱筆和敗筆，充分體現了他所學到“印印泥、錐畫沙、屋漏痕”的筆法，方圓互用非常巧妙。這就是高明書法的特點，能夠極為融洽的將文意與書法融合，字字跳宕，筆筆有意趣，讓人觀之心神激蕩。全篇充滿了“含韌之力”的線條，圓渾古拙、蒼勁老辣，充滿了力感。作品中剛健與輕柔，迅疾與徐緩，生澀與婉轉，稚拙與遒媚，遲重與輕盈，粗壯與纖細，開張與聚合，茂密與疏朗，這些很難統一的矛盾讓顏真卿那神奇之筆調和的如此天衣無縫，渾然天成。字體楷、行、草相雜，違而不犯，大小錯落而奇正相生。從首到尾一氣呵成，達到了既變化又統一，即緊張跳躍而又從容不迫的境界。
張旭《古詩四貼》 二、《守政帖》顏真卿《守政帖》，書于大歷二年(767年)，拓本，行書，信札。35.6×16.5厘米。凡9行，計52字。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此帖又稱《與緒汝書》，刻本首見留元剛《忠義堂帖》。未見真跡著錄。是帖約書于吉州別駕任上。帖中稱“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并告誡緒汝等人，身處逆境時，“當須謂吾之寸心，不可不守也”。詞懇情郁，雖貶不恥，尚念念不忘為人守心、為國守政，忠義之心溢于言表，令人敬畏。
顏真卿《守政帖》拓本 行書 信札 35.6×16.5厘米 釋文：政可守，不可不守。 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茍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此帖僅有50余字，但雜揉了楷、行、草書體。在法度嚴謹的唐朝，能寫出頗具形式感的作品是不多見的。相比也糅合了楷、行、草諸體的《裴將軍詩》而言，此帖更容易讓人接受。但仍不失為一件奇品。按顏真卿平生凡三次受貶：初貶同州，次貶蓬州，三貶硤州改吉州。唯硤州之貶，由言獲罪，時在大歷元年二月是帖書于大歷二年吉州別駕任上，時年59歲。 顏真卿的真書雄秀端莊，結字由初唐的瘦長變為方形，方中見圓，具有向心力。用筆渾厚強勁，善用中鋒筆法，饒有筋骨，亦有鋒芒，一般橫畫略細，豎畫、點、撇與捺略粗。這一書風，大氣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氣象。他的行草書，遒勁有力、真情流露，結構沉著，點畫飛揚，在王派之后為行草書開一生面。顏真卿的行書遒勁郁勃，這種風格也體現了唐帝國繁盛的風度，并與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書法美與人格美完美結合的典例，故而被后世譽為“天下第二行書”。欣賞這些作品，使人不禁聯想到巍峨的昆侖珠峰，奔騰的長江黃河，舒卷自如的陣云，一瀉萬丈的高瀑。它宛如一首壯美的交響樂以強烈的生命力震撼著你，讓人心潮澎湃，難以平靜。書法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的功用在此得以充分的印證。此時，誰還會在意——它是不是墨跡。 關于顏真卿學書取法、書風形成、書品與人品多有論述，鮮有分析其破體書風的成因，筆者認為顏真卿破體書風的形成與以下幾點相關：隋碑的熏染、對張旭、王獻之書法的繼承、吸收民間書法、自身政治生涯的跌宕。雖未有詳實史料記載顏真卿學過此碑，但兩者結體寬博，具有篆隸筆法的楷書風格頗有相似之處，作為有唐一代真正的革新書家，勢必會關注此類特殊書風進而受此風的熏染。朱關田先生曾在《中國書法史隋唐卷》的論述中證實了這一觀點：“顏真卿的《裴將軍詩》，楷書中摻雜行草，便是隋時的遺風”。 “破體”書法是中國書法史的一枝獨秀，他從單純的兩種、三種、五種字體的雜糅到多種書體筆法的相通，也彰顯了碑帖融合的大趨勢。破體書法打破常規、出其不意，給了當代學書之人更多的創作啟示，通過字與字的變換，書體與書體的結合，擴大了書法創作的取法和創作空間，筆者同意以下注意事項： 一是勇于挑戰、根植傳統，在深入傳統、經典名作的基礎上敢于對傳統固有書體搭配模式進行挑戰，探索篆、隸、楷、行、草各體新的穿插模式； 二是古為今用、多方借鑒，借助傳統繪畫的方法和文人筆墨情趣的融合，比如吳昌碩題畫詩中的破體書法，開發多重思維模式去構造一幅“破體書法”作品； 三是提高審美、發揮自我，多看多臨古典經典作品提高自身眼界，辨別傳統破體書法與當代糊涂亂抹的區別，充分發揮主觀情感和思維方式，創作出充滿性情的破體書法。
顧紹驊于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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