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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出自《辨奸論》，事務有其自身的發展趨勢，道理有其固有的客觀存在；只有“靜者”才能見微知著，從細微的征兆預知事務發展的方向，從細小的現象看到本質，從而推斷出結論和結果。“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出自西漢劉向編訂的《戰國策·齊策四》，“見微知著”源自戰國韓非子《韓非子·說林上》“圣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不難理解。“見微知著”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和通過細微征兆預判全局趨勢。世間事物萬變不離其宗，而且，萬變及其宗都是可以認識的；前提是必須靜下心來，用心專一且一以貫之，潛心悟道，不被好惡亂心，不為利害亂懷，只有這樣方能探賾索隱和鉤深致遠。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存在幾種差異理解。一是看待“事有必至”與“理有固然”的關系不同，理解便會不同；看成是并列關系時，理解為“事務有其自身的發展趨勢，道理有其固有的客觀存在”，是這里采納的理解；看成是因應關系，理解便為“事務自有的內在規律決定其有自身的發展趨勢”，即俗話所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二是對“事有必至”的“事”的看法不同，理解也會不同；“事”的一種理解泛指已經發生或客觀存在的事務，此時，“事有必至”理解為“世上發生的事有其自身發展趨勢”，是經驗總結，這里采納這種理解；另一種理解指概率上“可能”發生的事，正如墨菲定律揭示的那樣，可能發生的總會發生，雖然現在可能還沒發生，看似“可能”“偶然”實則“應該”“必然”，此時，“事有必至”便理解為“世上可能發生的事都有其自身發展趨勢”，是一個推論。 10）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出自《管仲論》，功業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禍亂的發生，不是發作于它產生之時，也一定會有它的根源和預兆。 咋一看似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之意，實則不然。理解這句話需要結合下一句“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蘇洵所強調的并非“非成于成之日”和“不作于作之日”，即并非強調事務演變的長期性，而是強調“所由起”和“所由兆”，齊國治平的“所由起”是鮑叔舉薦管仲為相，齊國衰亡的“所由兆”是管仲沒有薦賢自代，是對佛教“三世因果”論的參透，極富思辨色彩，以此將齊國衰亡的責任推給管仲，縱使管仲再生也有口難辯。因果通三世，事出必有因，“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讀《管仲論》，雖氣憤管仲死不該不薦賢自代，但更恨的是齊國衰亡在用人不當上，“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封建專制國家“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悲也。奸佞當道，賢臣無門，君自昏聵，不能“去小人”“用賢良”，悲也。要“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先薦賢自代后才可以死，國無選賢用賢育賢制度，悲也。 11）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后天下同 出自《申法》，度量衡和法律必須由官方掌控，以求天下大同。計量物體長短（度）、大小（量）和輕重（權衡）的度量衡必須全國統一，否則，拿著東家的尺去比較西家的東西，不僅不準確和沒法比較，而且會生出不公和欺詐。制定法律也一樣，為了天下大同和維護秩序、效率、公平和正義，必須全國統一，各地定一些地方法規去限制他人，致使地方保護主義橫行，只能讓人無所適從。 既然要“資之官”，這個“官”就必須代表民情和民心，但民有界別之分，如何統一各界別的民情民心殊是不易，此時，“仁義”如一把尺子，“以仁義行法律”最為重要。蘇洵在《議法》中論述了“以仁義行法律”與“以法律行仁義”的不同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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