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罪在審判實踐中的若干重要特征及現實問題——以100份裁判文書為基礎

治墨之劍 2022-06-27 發布于云南

展開全文

洗錢罪在刑事政策的作用之下，成為當下公安司法機關打擊的重點罪名之一。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在不同場合強調加大對洗錢犯罪的追訴及懲戒力度，尤其是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國家監察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部、海關總署、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22年1月26日聯合印發《打擊治理洗錢違法犯罪三年行動計劃（2022-2024年）》，更預示著將有更多洗錢刑事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中。我們通過威科先行案例庫，以“洗錢罪”為關鍵詞進行了檢索，按照時間順序提取了前100篇有效法律文書進行了基礎分析，發現本罪在審判實踐中的若干基本特征及法律適用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一、洗錢罪在審判實踐中的若干基本特征

根據上述所稱100篇裁判文書所呈現的信息，我們能夠看出，洗錢罪在司法實踐中有如下重要特征：

1.刑罰總體較為輕緩，緩刑或者短期實刑占比較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對洗錢罪設置了兩檔法定刑，主刑分別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國現行刑法中并不屬于典型的輕罪。但在上述100篇裁判文書中，共涉及被告人110名，其中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實刑的28人，被判處緩刑的55人，上述兩項共計83人，在被告人總人數中占比約75.46%。相應地，本罪的批捕率和審前羈押率也相對較低（但批捕率高于緩刑適用率，部分被告人系在被批準逮捕后，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總體而言，涉及洗錢罪的被告人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后，所面臨的刑事處分相對較為輕緩。

2.多發于為親友洗錢，且行為類型較為相似。洗錢罪雖規定有單位犯罪條款，但在上述100份裁判文書中，僅有1起案件涉及單位犯罪，其余99起案件均系自然人所實施。且在上述案件中，未見被告人從事“職業洗錢”的情形，絕大多數系上游犯罪的本犯關系密切的人甚至直系親屬，如多起案件中洗錢罪的行為人與上游犯罪的本犯系母子、父子、兄弟、夫妻關系，其涉嫌洗錢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正是基于此，行為人被認定的洗錢行為，最為常見的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提供資金賬戶”、第（三）項規定的“通過轉賬方式轉移資金”，少量案件會涉及到該條款第（二）項規定的“將財產轉換為現金”及第（五）項規定的“其他方法”（如虛構交易利潤、虛構債權債務關系等）。故從裁判者的角度來看，多數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較低，且未因其洗錢行為而獲得物質利益，故而量刑才相對較為輕緩。

3.上游犯罪較為集中，部分罪名的資金處置具有較高洗錢風險。根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共有七類。但從我們檢索的100份裁判文書來看，實踐中進入審判程序的洗錢罪，其上游犯罪種類較為集中。占比最重的是毒品犯罪及貪污賄賂犯罪，這與我國持續高強度的“禁毒”及“反腐”政策存有密切聯系。隨著近年來“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推進，非法集資案件（含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金融詐騙犯罪中的集資詐騙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也占比較大。相對較少的是走私犯罪案件，在該100起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中，僅出現過3次。而恐怖活動犯罪則未作為上游犯罪出現在我們檢索的100起洗錢案件之中。值得說明的是，在作為洗錢罪上游犯罪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的騙取貸款罪也曾出現，但本罪因不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往往存在涉罪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配合或者“心照不宣”，相關行為人的“犯罪意識”較為淡薄，如針對所謂騙取貸款的資金提供資金賬戶或者有轉賬等行為，則容易陷入無意識洗錢犯罪的漩渦之中。

4.認罪認罰比例較高，量刑情節明顯趨同。自2018年刑事訴訟法正式全面確立認罪認罰制度以來，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率一直處于高位。從我們檢索的100起洗錢罪案件來看，其中被告人同意認罪認罰的共有81起，被告人雖不認罰但明確表示認罪的有2起，上述案件占總案件數量83%，與當下認罪認罰適用率基本相當。在洗錢罪案件中，被告人及辯護人的無罪辯解及辯護多從“主觀明知”角度著手，以被告人并不明知涉案資金系法定七種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為由主張出罪，但均未被人民法院所采納；就量刑情節而言，除上述“認罪認罰”的從寬處罰情節之外，大多數具有“自首”（接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或者在向監委提供證言環節主動交代其涉罪事實的）、“坦白”的法定從寬處罰情節。部分共同犯罪案件中，相關被告人會具有從犯這一從寬情節。另有一起案件的被告人被認定具有立功情節。在上述法定量刑情節之外，還可以看到“退回贓款”、“預繳罰金”等酌定量刑情節，也易被司法機關所認可。

二、洗錢罪在審判實踐中的若干現實問題

通過對100篇洗錢罪的裁判文書分析和解構，我們認為當下此類犯罪在司法實務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有：

1.關于構成洗錢罪之提供資金賬戶的時間節點問題。如上所述，當下司法實踐中的洗錢罪之行為模式，以“提供資金賬戶”者居多。在我們檢索到的100起洗錢案件中，多有涉及洗錢罪的行為人為他人提供資金賬戶以收取非法集資款項或者毒資的情形。上述行為能否認定為洗錢罪，仍值得商榷。我們認為，洗錢行為是在上游犯罪本犯在收到贓款之后的幫助轉移或者轉換資金的行為，而非幫助上游犯罪本犯完成收取贓款的行為。換言之，在上游犯罪本犯實際收到贓款之前，該上游犯罪并未全部結束，行為人提供資金賬戶收取非法集資款項及毒資等犯罪所得的行為，在客觀不法層面仍系上游犯罪的幫助行為，而非上游犯罪既遂之后對贓款的轉移、轉換行為。因此，我們認為在認定“提供資金賬戶”型的洗錢罪時，應當慎重審查行為人提供資金賬戶的時間節點。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作出的王某洗錢罪一案【案號：(2020)滬0115刑初3245號】中，人民法院也因此對公訴機關指控的洗錢罪未予認定。該判決值得我們研究及在辦案時借鑒。

2.洗錢罪能否構成的其他性質認定問題。如上所述，辯護人經常將本罪的出罪路徑寄托在“主觀明知”不成立之上，但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掌握的行為人“主觀明知”的判斷和推定標準顯然較低。除此之外，從若干案例所反映出的性質認定問題，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其一，洗錢罪與上游犯罪的區分問題。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劉承杰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粵0605刑初3292號】、李顯朗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粵0605刑初3291號】中，上述涉洗錢罪行為人劉承杰、李顯朗系從走私犯罪人區遠英、區澤棉處直接收購走私的“紅油”。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上述行為應當評價為“（間接）走私行為”，而從性質上不應當再認定為是走私犯罪的下游犯罪行為。

再如，在江西省黎川縣人民法院審理的吳櫻芝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贛1022刑初96號】中，根據公訴機關指控及人民法院認定的事實，吳櫻芝應當與上游毒品犯罪的本犯（其男友周某）成立共同犯罪，從性質上應當評價為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而不應再認定為洗錢罪。

在上述兩起案件中，被告人的行為均被認定為洗錢罪，我們認為，該種認定存在將洗錢與上游犯罪混淆的錯誤。

其二，洗錢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區分問題。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審理的郭天光、郭天洪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魯0305刑初465號】中，公訴機關指控及人民法院認定其二人構成洗錢罪的事實為：“將放有郭天勇受賄贓款、贓物的箱子轉移到了郭天光租賃的博山區文姜路8-3-603號的房子中藏匿。后經臨淄區監察委調查查明，郭天光、郭天洪轉移的物品中，有郭天勇受賄犯罪所得的19萬元現金和一張存有45萬元人民幣的中信銀行卡。”在上述事實中，明顯可以看出郭天光、郭天洪對于上游賄賂犯罪所得財物的掩飾、隱瞞行為，僅僅包括“物理上的轉移和隱匿”，并未“改變其來源和性質”，更沒有通過金融手段，該種“物理上的轉移和隱匿”也不會侵害洗錢罪所要保護的金融管理秩序這一法益。因此，不能因為上游犯罪是貪污賄賂犯罪，對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進行掩飾、隱瞞的，都一律認定為《刑法》第191條的洗錢罪。對于沒有通過金融手段、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單純“物理上的轉移和隱匿”行為，仍只應認定為《刑法》第312條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上述案件中，司法機關混淆了“洗錢”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區別。

3.洗錢罪的入罪門檻問題。《刑法》第191條沒有為洗錢罪的成立設置“罪量”要素，《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四十三條也明確規定洗錢罪的成立不以涉案“數額較大”為前提條件。由此導致實踐中出現了洗錢涉案金額僅700元【案號：（2022）黔0281刑初54號】、800元【案號：(2021)魯0212刑初595號】、2100元【案號：(2021)云0124刑初234號】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如果說，在上述所舉的三起案例中，前兩起的上游犯罪系販賣毒品罪，因該罪同樣沒有“罪量”要求，對其下游洗錢犯罪不必考慮涉案金額尚不違反罪刑均衡原則的話，上述第三起案件的上游犯罪系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判決書中未明確具體罪名），該類犯罪均要求達到一定“涉案金額”才能予以刑事追訴。因此，如按照上述判決邏輯，可能出現上游犯罪的涉案金額尚未達到追訴標準的情況下，下游洗錢犯罪卻被追究了刑事責任，此舉則會明顯違反罪刑均衡的原則。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大法官擔任主編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條文及配套<罪名補充規定（七）>理解與適用》一書中稱：“現行司法解釋對于洗錢罪的定罪標準并未明確，而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追訴標準（二）》對洗錢罪立案標準的規定，實施洗錢行為即應立案追訴。因此，如果適用追訴標準可能就會導致上游行為不構成犯罪，下游行為構成洗錢罪，明顯違背罪刑均衡的原則。”對此問題的處理，論者同時指出，《追訴標準（二）》不具有司法解釋性質，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可以參照適用，但如認為《追訴標準（二）》有關規定不能適應案件審理需要的，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和本地實際，依法審慎穩妥處理好案件的法律適用和政策把握。同時進一步明確，“原則上應把握在'一對一’上下游行為中，只有上游行為構成犯罪的，方能認定下游行為構成洗錢罪，否則會導致處罰的不平衡。”[i]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殊值贊同，應當作為人民法院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指引。

4.洗錢罪中“情節嚴重”的標準問題。根據《刑法》第191條規定，構成本罪且“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缺乏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明示，司法實踐中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混亂不堪，導致不同地區法院在量刑時出現明顯的量刑失衡，損害司法權威。例如：

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段晨穎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京0105刑初3463號】中，涉案金額為180余萬元，人民法院未認定本案屬于“情節嚴重”，故在被告人不具有減輕處罰情節的情況下，對其量刑一年。但是在浙江省溫州市洞頭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張建忠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浙0305刑初120號】中，涉案金額僅為57.5萬元，即被人民法院認定為“情節嚴重”，并在減輕處罰的情況下才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

如果說，上述兩起案例的判決僅存在紙面上是否認定“情節嚴重”的區別，并未實質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利益的話，下面三起案例的對比則會更加凸顯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在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劉軼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津0104刑初384號】中，涉案金額高達4454.61萬元，人民法院依然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應當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并在僅對被告人進行從輕處罰的情形下，判處劉軼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但是在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人民法院審理的黃新平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浙1102刑初176號】中，涉案金額僅20.075萬元，即被認定為“情節嚴重”，被告人亦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蔣建軍洗錢罪一案【案號：(2021)黔26刑終7號】中，兩級法院更是在涉案金額僅有49.8722萬元的情況下，認定本案屬于“情節嚴重”，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且二審法院在說理部分明確“洗錢數額十萬元以上的，即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

兩相對比，可見上述案件的量刑明顯存在重大失衡，對此問題應予足夠重視。我們認為，一方面，最高司法機關應當盡快著手制發洗錢犯罪司法解釋，對定罪量刑標準予以統一，避免不同地區各行其是，造成相似案件量刑懸殊；另一方面，在司法解釋發布之前，各級司法機關應當秉持審慎態度，并根據同等數額條件下，洗錢犯罪的量刑原則不應超過上游犯罪的量刑這一原則，準確對被告人量處刑罰，以避免罪責刑不相適應，違背社會一般公眾的法感情。

[i] 參見楊萬明主編、周家海副主編：《<刑法修正案（十一）>條文及配套<罪名補充規定（七）>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4月版，第162頁。

本站是提供個人知識管理的網絡存儲空間，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布，不代表本站觀點。請注意甄別內容中的聯系方式、誘導購買等信息，謹防詐騙。如發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點擊一鍵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