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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臺灣境內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高雄事件”。當時有一人隨即站在反共的立場上，于《中央日報》上發表過一篇自認為是具備“警醒”意味的評論報道。 即：“所謂'臺獨’，除去分化、瓦解、混亂、為中共侵略開路外，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沒有什么真正的臺獨活動，如有則只是中共統戰御用的工具。可謂東拉西扯，不知所云。”  這番話無外乎是對中共統戰思想的肆意抹黑，其中不難看出此人用心險惡。但這還僅是開端，因為此人在1981年宋慶齡逝世后，又在媒體上大放厥詞，說道：“宋慶齡死不足為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下一步的統戰攻勢。” 當時只要一在公共場合發聲，此人總會找機會貶低統戰政策。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后來卻在1992年提出：我想回家看下，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弄明白里面的來龍去脈，我們還得從此人的身份開始講起。 一、項乃光背叛革命此人出生于1915年，名叫項乃光，祖籍遼寧開原，是個地地道道的東北人。我們從這個日期中不難看出，當時的東北仍處于奉系軍閥的統治下。 ——曾幾何時，張作霖立足東北介入中原軍閥混戰，加上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影響，東北局勢愈發復雜，特別是“皇姑屯事件”后，形勢越來越嚴峻。 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幫助蔣介石完成形式上的一統；1931年，日本關東軍策劃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徹底吞并東北地區。 東北數十年的動蕩，讓處在求學階段的項乃光極為觸動，也激起了他救亡圖存的愿望。在東北大學學習期間，他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員。  1936年，由于表現優異，他正式擔任北平南區區委書記。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基于“抗日”的共同需要開始第二次合作。在此期間，項乃光也有了最新身份，那就是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專門負責對外統戰工作，代表中共中原局與國民黨友軍聯絡。 項乃光的權力到底有多大？據解密，當時他對第五戰區統轄部隊內部中共的機密情報幾乎是了如指掌，從中可以看出他曾經在我黨內部有多受重用。 但即便是身居高位，他還是與革命漸行漸遠，被蔣介石稱為是張國燾之后又一個“黨國的忠臣”。而他之所以背叛，除了意志、立場不堅定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貪圖享樂，他一直試圖利用手中掌握的機密情報讓自己能夠升官發財。 1939年深秋的一天，項乃光來到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要求見當時的政治部主任韋永成。而在得知他的身份后，韋永成激動之余更多的是驚訝，當即將他帶回家中詳聊。 在韋永成家中，項乃光將我黨于第五戰區活動的機密全部和盤托出，并表明自己想要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意愿，韋永成深知此事若成定是大功一件，于是立馬將情況報告給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  對于我黨高官前來投奔，李宗仁自然十分欣喜，當時親自接見了他。而項乃光也出乎意料地給他帶來了一份“大禮”，經過其供述，李宗仁完全獲取了第五戰區內部誰與中共有聯系的所有情報，導致我黨在隱秘戰線上的工作面臨了巨大挑戰。 由于此前并無預兆，因此對于項乃光背叛中共，李宗仁其實內心也有很大疑惑，為此他一度安排秘書尹冰彥前去試探。 當時尹冰彥曾特意找了一個機會向項乃光詢問道：“你入共產黨這么多年，而且擔任要職，為何會選擇脫離共產黨來到國民黨的世界呢？” 對此，項乃光則義正嚴辭地表示：“共產黨的嚴明紀律，絲毫不允許個性發展的做法，實在令人忍受不了。我為了尋求自由和個性發展，所以奔向國民黨的自由世界來。” 二、成為軍統少將當然這話也只不過是無稽之談，因為他后續的犯罪行徑都可以表明他更多是追求利益，只是希望能過上高官厚祿的日子。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由于他具備利用價值，這一切只有國民黨能夠給他。 ——在項乃光叛變前，其實鄂西北區黨委友軍工作部長劉放是有所察覺的。 當時原本兩人是一起返回中原局，途經老河口時，他們在一家旅館短暫停歇。后來項乃光自稱有事離開，結果卻是一夜未歸。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劉放覺得很可疑，在過了一天仍見其未歸后，便迅速上報給鄂西北黨委。 正是因為劉放的警覺，黨組織及時采取了一些應變措施，可是這仍舊無濟于事，由于他掌握了太多機密，我黨最終還是遭到極為慘重的損失。  比如黨組織在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等部的秘密統戰情報都被國民黨洞悉，所有工作全部停止——除此之外，長期暗中援助共產黨的川軍45軍副軍長陳離被革職處理；時任第77軍179師師長何基灃也因此被揭發解職、軟禁。 有這些“功績”托底，項乃光自然會被國民黨高看一眼，當時蔣介石還在重慶親自接見了他，夸贊其為“黨國的忠臣”，隨即介紹他加入軍統，還給了一個少將軍銜。 而項乃光能加入軍統，最開心的當屬軍統頭子戴笠。 一直以來，戴笠都是主張用“叛徒”去對付共產黨，即“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叫共產黨”，在其看來只有自己人才最了解自己人。項乃光來了，自己助力將會更大，因此，大喜過望的戴笠還直接撥給他一張豪車供其使用。 初到軍統，戴笠把他安排到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工作，簡稱“特研室”，他的頂頭上司正是張國燾。而為避免遭到我黨鋤奸，他則出于謹慎考慮，自此化名為金釗夫。 或許誰都沒想到，這兩人竟然能以這種方式再次“相聚”。 為展開反共工作，張國燾按照戴笠要求選定機構場所和人員，積極籌劃訓練班，而項乃光毋庸置疑成了他的得力干將，被委任為訓練班的教務組長，負責政治課“洗腦”工作。  當時的特研室設立在重慶磁器口童家橋，此前便已經初具規模，當項乃光到這里后，特研室勢力則更為壯大，很快戴笠便安排他們二人培養出來的特務前往各地對中共黨組織進行秘密滲透、聯絡。 既然寄人籬下，那就得替對方賣命——自1941年起，項乃光也被派到華中從事反共行動。 當然，即便如此兢兢業業的甘當軍統鷹犬，戴笠對他還是不放心，在執行任務期間，還派了特務張倩君與其一同前行，表面上說是幫助，實則監視。如此一來，項乃光再狡猾，也只能乖乖辦事。 項乃光抵達鄂北地區后，便帶著特務以襄陽為中心，對隨縣、棗陽一帶開展特務活動。 當時特務們到底是如何找出中共成員的？項乃光有一個辦法，就是讓特務去青年中調查，詳細了解誰的思想進步，誰加入過中共組織，在找到目標后便對其下手。 比如利用私人關系，以升官發財對目標進行引誘；若是對方不吃這套，則會用恐嚇、威脅等卑鄙伎倆對其進行逮捕，以此達到蠶食乃至摧毀中共黨組織的目的。 總之，當時項乃光正是通過這些低劣手段，使得鄂北地區中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1942年，他又聽從戴笠的部署來到安徽境內，進一步針對中共進行特務活動。當時他在安徽界首境內開設訓練班，之后將學成的培訓學員派遣至中共根據地進行滲透，令我黨頭疼不已。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內戰，為密謀進攻山東、華中解放區，蔣介石特意成立了“徐州行營”，而項乃光則被調到這里從事情報工作。巧的是，當時何基灃所在部隊也在徐州行營的管制下。 由于何基灃與中共交好，項乃光此前便針對過他。 ——如今他更是加強對何基灃的監視，甚至還前往何部調查其收聽解放區廣播的情況，了解何基灃的思想動向，而這則徹底激怒了何基灃，雙方還產生了正面沖突。 從兩人過往經歷來看，蔣介石顯然會更加偏向于項乃光。因此，何基灃很快便被上司通過明升暗降的方式解除了兵權。 三、內戰當中的丑惡嘴臉解放戰爭中，東北地區頗為關鍵。因此在1947年，蔣介石為加強東北軍事部署，讓項乃光回到東北，并擔任保密局長春站少將站長。 由于在保密局外勤機構中，長春站屬于甲等情報站，是東北的核心特務組織，所以項乃光相當于得到全盤指揮東北一帶特務活動的權力，一時間可謂是春風得意。 當時他迫切想要建立更大的功勛，以求得到更高的嘉獎。于是在剛抵達長春后，便通過關系物色了解放區哈爾濱郵電局職員胡凌云為其工作，之后命其利用職務之便建立了特務潛伏電臺。  剛來不久，便成功在哈爾濱建成秘密聯絡電臺，這讓項乃光甚是激動，還在長春大擺酒宴慶祝。而他當時并不清楚胡凌云其實是我黨的反特人員，在他洋洋得意時，孰不知就已經掉入到我方陷阱，所有在哈爾濱的行動幾乎都被我方所掌控。 ——為對付解放軍，項乃光在長春的特務行動覆蓋面極其廣泛，除了對中共黨組織進行滲透外，還收編了從各地逃亡的土匪勢力，以及地主武裝。 他將這些魚龍混雜的烏合之眾集結在一起，組建成了一支軍隊，即所謂的“吉黑義勇總隊”，這支武裝是專門用來對解放區進行騷擾、破壞的。 此外，他還秘密成立了一個協調各個特務機關的“特秘處”，這個機制的主要任務是監視、處理國民黨上校以上的軍政官員，無論是對誰進行逮捕、關押、處決和釋放，都必須由自己的行動部門來執行。 此時的項乃光，相當于是控制了整個長春的軍政機關，掌握了當地的生殺大權。 而在此期間，他頻繁使用手中的權力，以維護社會秩序為名，肆意派出糾察隊、憲兵團對普通市民進行搜查、逮捕，只要是他主觀上認定為“動搖分子”的，一概殺害——當時在1948年的一次清查中，光是可疑者便抓了4000余人。  長春解放前夕，項乃光的特務機關仍舊沒有停止殺戮，當時逮捕、屠殺地下工作者、進步人士、普通老百姓高達200余人，其罪惡行徑令人發指...... 1948年，由于遭到解放軍的圍困，長春形勢愈發嚴峻，這讓項乃光變得惶惶不可終日，他認為：不能繼續坐以待斃，必須與守軍一起突圍。于是他在與新七軍、吉林師管區等部隊取得聯系后，便開始暗中籌備...... 當時項乃光每天早晨都要帶人到廣場騎馬，表面上說是鍛煉體魄，其實是另有所圖。老奸巨猾的他，當然也考慮到了武力突圍失敗的可能性，若是失敗后應當何如呢？不能投降，那就只能化裝潛逃出去，此舉便是先考察好逃亡路線。 遼沈戰役勝利后，東北大局已定，國軍大勢已去，不是戰前起義，便是臨戰脫逃。面對頹勢，鄭洞國召集高級軍政官員一起商量對策。 當時擔負長春防務的新七軍副軍長表態道：“現在突圍是突不出去的，只是又要無辜死傷幾萬人罷了。” 聽到此言，項乃光大怒，竟用手指著副軍長大罵道：“我們必須突圍，拖也要把隊伍拖到長白山去打游擊。難道新七軍就這樣無用嗎？” 由于新七軍的不配合，原本擬定的突圍計劃只好被擱置，但項乃光依舊沒有死心，而是跑去游說與他有交情的吉林師管區司令李寓春，并對其闡述了能突圍成功的兩大優勢。  第一，自己抗戰八年，有游擊戰經驗；第二，小股勢力單獨活動，行動靈活便捷。 李寓春覺得他說得在理，最終被他勸服，決定趁著夜色率部突圍。當晚他們準備從宋家洼子一帶突圍，沒想到城外解放軍早已料想到了這招，一直戒備極為森嚴，沒辦法李寓春只好退回城內。 “如意算盤”在現實面前被無情粉碎，李寓春很無奈。而讓他更絕望的是，在他突圍時，項乃光趁亂利用化名身份證，可以通過解放區到沈陽的路條（通過買通關系搞到），帶著個別親信化裝潛逃出長春了。 項乃光精于算計，曾讓我黨承受了極大損失。身為國民黨在東北的特務頭子，他的成功出逃也成為解放長春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失誤。
北平和平解放后，項乃光再次成功脫逃，之后跟著蔣介石一路逃亡至臺灣。在那里，項乃光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工作，期間擔任過保密局臺南站站長，也曾被派往香港從事對大陸一系列反共行動。  四、后續在臺灣，叛徒項乃光竟然成為解答中共問題的權威大拿。 ——當時為給國民黨輿論造勢，他一手創辦了《中共年報》、《中共月刊》、《大陸各階層心理分析》等刊物、著作。之后還在一些高校、研究機構擔任專家，到處講學，可以說在事業上依舊極其風光。 但事業上的成功，無法掩蓋情感上的缺失。退守孤島后，項乃光一直心念著家鄉。 因此在1992年，當得知國民黨的末任長春市市長尚傳道要前往長春參加民革紀念活動時，項乃光則讓他幫忙給長春市領導捎了一句話，希望能夠得到允許，回長春看一下。 即便晚年時項乃光依舊警惕大陸的統戰思想，多次發表抵制言論，要求當局提高防范意識，而且在數次“反攻大陸”的陰謀活動中，都扮演著主要設計人的角色。 但當項乃光提出這個念頭后，我方在收到口信后，還是以德報怨的表示：歡迎他到長春來做客。只是項乃光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回家，在未及成行時便因重病于臺灣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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