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斯諾“西行漫記”的傅錦魁是誰？

在《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書前插頁第27頁上有這樣一幅標注人名為“傅錦魁”的紅軍干部照片——燦爛的陽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整潔的紅軍干部服，腰扎武裝皮帶，英俊的臉龐上露出淺淺的笑意，干凈的頭發向后整齊地梳起，瀟灑精干，充滿活力，儼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張照片最早發表于美國《生活》雜志1937年2月號。幾十年來，《紅星照耀中國》經過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出現了多種譯本，總印數早已超過千萬冊。“傅錦魁”這個紅軍干部到底是何許人也，很少有人關心過，而對廣大讀者來說始終是一個謎。

其實，“傅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為他濃重的江西口音，斯諾1937年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原著中將他的名字誤拼作“Fu Chinkuei”，導致從1938年2月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出版以來至今，各種中文譯本（董樂山譯的《西行漫記》譯本包括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方準和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都以訛傳訛，誤將胡金魁譯成了“傅錦魁”。

1937年9月，為紀念秋收起義十周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駐地專門召集參加1927年秋收起義后成立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照片沖洗時，毛澤東專門在這張合影的上方親筆題寫了兩行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動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于延安城。”參加這次合影的共有18個人，前排坐地上的左起依次為：賴傳珠、張宗遜、孫開楚、賴毅、譚冠三、胡友才；后排站立者左起依次為楊立三、陳伯鈞、毛澤東、龍開富、周昆、譚希林、羅榮桓、譚政、劉型、楊梅生、胡金魁和賀子珍。毛澤東站在后排左側第三位。他的夫人賀子珍站在后排右側第一位。站在賀子珍身邊的就是胡金魁。

胡金魁，原名胡貴昌，祖籍江西新余，1906年12月4日生于江西省峽江縣戈坪鄉流源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因為家境寒苦，他從5歲開始就幫助父親在田間干農活，12歲時隨哥哥胡福昌（紅軍烈士，1930年犧牲）到吉安學徒做工。1924年，他積極組織參加赤色工會。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時任吉安縫紉工會副委員長的胡金魁號召、組織工人，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1933年3月，胡金魁被任命為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科員，后升任保衛局副科長、科長。1934年10月，胡金魁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參加了長征。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下設七部一局和最高法院。1936年1月26日，增設外交部，下設交際處。胡金魁調任外交部交際處工作。此時的外交部部長由博古兼任，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胡金魁任外交部招待所（對外稱交際處）所長。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就是在這個崗位上，他陪同斯諾一起揭開了紅色中國的神秘面紗。

經過近十年封鎖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斯諾沒有到達陜北之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當時國民黨把共產黨和紅軍描繪成“墮落、愚昧無知的土匪”“只知道燒殺搶掠、共產共妻，四處散布謠言迷惑人民大眾”。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真相告訴全世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通過各種渠道向外界宣傳中共和紅軍的綱領、路線和主張。正如海倫·斯諾所言：“毛澤東懂得筆桿子的威力，希望找到一個可信賴的外國人，來記下和發表事實真相。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任何其他的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書刊上講出真話。”因此，探訪紅色中國成了“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頭號新聞”。

1936年6月，經宋慶齡的幫助和推薦，時任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編輯的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在《每日先驅論壇報》和蘭登出版社的邀約和資助下，開始了自己“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險”的歷史之旅。他把探訪紅色中國的旅程形容是“跨越雷池”。與斯諾同行的還有年輕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博士（即馬海德）。

7月13日，斯諾抵達蘇區前敵指揮部安塞縣白家坪。在這里，周恩來親自為斯諾擬定了一張為期92天的考察蘇區日程表，并接受了斯諾的采訪。按照周恩來的安排，胡金魁作為外交部的專使與保衛局干部李長林一起，陪同斯諾前往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陜北保安（今陜西志丹縣），住進了提前給他準備好的外交部招待所。當天傍晚，毛澤東就來這里接見了他。這是一間坐北朝南的房子，陽光充足，掛著當地罕見的潔白的新窗簾。斯諾對此十分滿意。

在招待所，胡金魁和斯諾經常聊天。斯諾是1928年7月化裝成甲板工人以偷渡的方式來中國上海“撞大運”的，本想只待6個星期的他，卻從此愛上了中國，后來一住就是13年。第一次和外國人接觸，胡金魁擔心自己因為言語不通難以接待好，讓他沒想到的是，斯諾不僅會講一口流暢的中國普通話，而且還懂得不少上海地方方言。胡金魁說：“他很善于和周圍的人交朋友，一有空他就主動向我問長問短。當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時，便自告奮勇當我的老師，教我識字學文化；我認識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簽名，都是他教會的。”

7月16日，毛澤東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與斯諾進行了第一次會談。隨后，兩人就抗日戰爭問題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與政策問題進行了數次暢談。在保安，除了采訪毛澤東，斯諾還先后采訪了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張聞天、陸定一、李克農、楊尚昆等中共領導和紅軍干部，還采訪了他想采訪的任何一名普通的紅軍戰士、“紅小鬼”。

斯諾在保安的生活全由胡金魁負責保障。那時紅軍的“外賓”極為少見，斯諾自然成為胡金魁最尊貴的客人。除了安排好斯諾的住宿之外，他還要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密安排好斯諾的飲食，每天都要給他調劑小米粥、烤饅頭、炒雞蛋，盡量花樣翻新，讓毛主席的這個“外國客人”吃得有滋有味。胡金魁回憶說：“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每天給他安排小米稀飯、烤饅頭、炒雞蛋一類的食物，他總是吃得津津有味，還高興地告訴我，他的體重增加了不少。”但那時紅軍的生活條件畢竟有限，斯諾后來回憶說：“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厭，但并不妨礙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他們對我作了讓步，用保麩面做饅頭給我吃，這種饅頭烤著吃也不錯，有時我也吃到豬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為主，輪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倒過來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還有辣椒、蔥頭、青豆。我極想咖啡、黃油、白糖、牛奶、雞蛋等許多東西，可是我只能繼續吃小米。”

在采訪了眾多高級將領和紅軍干部戰士之后，斯諾希望毛澤東向他講述自己的革命歷程和人生傳記，并“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但毛澤東認為他“個人是不關重要的”，沒有同意。斯諾想毛澤東講述他的自傳是非常不容易的，兩個人好像是在捉迷藏一樣。最后，毛澤東建議他先到寧夏紅軍的前線去采訪。當時那里有國民黨軍隊包括馬鴻逵的20萬大軍與紅軍對峙，戰斗十分頻繁。但斯諾還是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

臨行前，毛澤東囑咐胡金魁：一定要搞好生活飲食，吃飽吃好，務必使客人感到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同時還要從各方面盡量滿足斯諾的采訪要求，幫助他解決困難，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保證一路平安愉快。

1936年8月下旬，胡金魁陪同斯諾出發了。同行的還有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即吳黎平），后來王汝梅（即黃華，燕京大學學生）也加入進來。

一路上，胡金魁、李長林陪同斯諾騎馬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訪了紅軍將領、士兵和農民群眾。在農民家里，斯諾感受到了中國農民的樸實和殷勤好客，他們住在茅屋中，睡在土炕上。采訪中，斯諾發現，農民看到他這個“洋鬼子”時，不僅騰出干凈的屋子讓他居住，熱情地殺雞招待他，并拒絕收錢。同時，他還看到胡金魁嚴格遵守紅軍紀律，吃飯、買東西都主動付錢，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在陜北蘇區工業中心所在地吳起鎮，斯諾參觀了紅軍的兵工廠和紅軍閱覽室“列寧室”。他和紅軍指揮員對弈，與紅軍戰士打乒乓球，還一起參加游戲，輸了也要表演節目，唱胡金魁剛剛教會他的歌曲：“雞娃子叫，狗娃子咬，當紅軍哥哥你回來了……”他的外國腔調讓“紅小鬼”們笑得前俯后仰，掌聲雷動。

在前往寧夏預旺堡紅軍前線采訪途中，斯諾忽然打起了“退堂鼓”。在訪問吳起鎮后的一天中午，當斯諾了解到蔣介石即將對蘇區發動一次進攻，于是產生了到兵力強的國民黨占領區那一方做新聞報道的打算。吳亮平勸他說：“你不去我們紅軍的前線，你會后悔的！你這次采訪也是不完整的。”胡金魁聽說后，非常生氣，以激將法的語氣對斯諾大聲吼道：“你這個帝國主義分子，我早就懷疑你沒安好心，你現在就給我走！我一人去前線。”胡金魁一生氣，反倒讓斯諾不好意思了，安慰說：“胡同志，走！帶我去前線！”

后來，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第七篇《去前線的路上》的第一節《同紅色農民談話》中寫道：“我當時是同傅錦魁（即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由外交部派來陪我上前線。像在后方的所有共產黨一樣，傅因有機會到前線的部隊里去而很高興，把我看成是天賜給他的良機。同時，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整個旅行公開抱懷疑態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總是樂意幫忙的，因此后來沒有等到旅行結束，我們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從保安出發兩個星期，走了兩百公里，他們終于來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駐地寧夏預旺堡了。在這里，斯諾采訪了彭德懷、李富春、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陳賡、張愛萍、楊成武、楊得志、蕭華等著名紅軍將領。陪同斯諾在紅軍前線采訪，給胡金魁留下了美好難忘的人生回憶。他說：“大西北的夜空是很清新的，因此，斯諾特別喜歡露宿。在星光下，他常常和我們暢談到深夜，而且總是談得那樣的詼諧、樂觀。記得有一次，當他談到他來蘇區采訪時，國民黨造謠，說到蘇區去找共產黨是要'剝豬玀’（即殺害之意）時，他樂哈哈地告訴我：我倒真感到了'游子如歸’，自由無束哩！一路上，你們怕我喂了狼，夜夜陪我露宿。我這個'外國佬’一點也不孤獨，不寂寞，更不必擔心'剝豬玀’。”在訪問之余，斯諾還經常給胡金魁講一些風趣幽默的外國故事。

有一次，一個枯瘦如柴的老農民向斯諾發牢騷說：“紅軍來了買不到東西。”胡金魁便問他：“是不是買不到鴉片了呢？”老頭點點頭。胡金魁又說：“紅軍來了，鴉片買不到了。但是，村里合作社的日用百貨都有吧？”這個被罌粟花果汁毒害了的瘦老頭，無可奈何地掉頭走了。見此情景，斯諾高興地夸獎胡金魁說：“你把他打敗了！”還有一次，他們看到一隊少年押著兩個被俘的民團匪首，斯諾就問胡金魁：“他們是不是要被槍斃了？”胡金魁搖搖頭說：“我們不殺俘虜的民團，我們教育他們，給他們悔過改新的機會，他們許多人后來成了很好的紅軍戰士。”

在紅軍前線的采訪，斯諾懂得了紅軍的優越性在于統帥部完全有能力訓練麾下的人才，鍛造其政治信念、軍事紀律和制勝意志，“是戰斗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而且紅軍“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效仿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

回到保安，斯諾又住進外交部招待所，生活依然由胡金魁負責安排照顧。經過近兩個月來的采訪，斯諾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編一本“紅色中國名人錄”了，但還是缺少毛澤東的傳記材料。10月8日前后，胡金魁帶來了毛澤東邀請斯諾前去談話的消息。毛澤東兌現了他的諾言。隨后，他一連花了十幾個晚上在自己窯洞那昏黃的燭光下向斯諾講述了他的“自傳”和長征。

從1937年7月開始至10月，斯諾筆錄的《毛澤東自傳》在美國ASIA（《亞細亞》）月刊以連載的方式發表，同年8月經上海復旦大學《文摘》雜志主編孫寒冰介紹，由青年學生汪衡翻譯為中文，同樣以連載形式刊載。同年11月1日，上海黎明書局出版了《毛澤東自傳》中文版，成為世界上最早的《毛澤東自傳》單行本圖書。斯諾又將其以《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為題收入《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章，最早由英國格蘭茨出版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2001年，筆者有幸重新校注再版了這部被譽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奇跡”的《毛澤東自傳》，成為目前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共領袖的唯一自傳，深受讀者喜愛。

在保安，斯諾參觀了紅軍大學、紅軍劇社，觀看了紅軍戰士和“紅小鬼”們的演出。他還采訪了博古、林彪、蔡樹藩、羅炳輝、張愛萍、耿飚、伍修權等紅軍高級將領，和他們一起打籃球、打網球、打橋牌，一起用可可粉制作咖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胡金魁回憶說：“斯諾帶的東西很多，有好幾部照相機，大量的膠卷，許多必用的書報雜志和筆記本，一共有幾麻袋，我們專備一匹馬馱這些東西。采訪中，他自己累得滿頭大汗，卻經常翹起大拇指夸獎我們為他分擔了重任；我們當然更是感謝他遠涉重洋、不辭勞苦到大西北來采訪，宣傳紅色中國，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革命。”

在斯諾眼里，胡金魁“具有大學畢業生的文雅、沉著風度，但他卻是一個完全自學，或者說是由紅軍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為人幽默、有耐性、機警和勇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工廠工人。”（這段文字摘自《斯諾眼中的中國》的《一個“紅小鬼”的成長》一節，由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編著，中文版由王恩光等翻譯、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顯然，斯諾對胡金魁這個“紅小鬼”的人生成長和革命歷程，感到十分的驚訝和佩服。其實，那時胡金魁正是而立之年，已經從“紅小鬼”成長為鎮定自若的第一代紅軍外交官了。

朝夕相處了兩個多月，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還留下了他和胡金魁、李長林三人一起騎馬的合影。斯諾告訴胡金魁，他在紅色中國的采訪，是找到了“東方魅力”的故鄉。1936年10月底，斯諾結束了在陜北的采訪，胡金魁為他送行。他們在洛川依依惜別。告別時，斯諾請胡金魁在他的筆記本上簽下了他教的英文簽名，還送給胡金魁一只圓形掛、座兩用表和一只派克鋼筆。胡金魁說啥也不肯收下。斯諾說：“這兩件東西對你學習、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邊（指國民黨統治區）就會有的。”胡金魁非常感動，收下了兩件珍貴的禮物，一直珍藏著，陪伴著他走過了難忘的戰爭歲月。

《紅星照耀中國》插圖。斯諾（右）和胡金魁（中）、李長林三人一起騎馬的合影。

負責接待并陪同斯諾訪問紅色中國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最難忘的記憶，也是他在陜北完成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務。對此，他一輩子始終守口如瓶，即使在子女面前也從不談及。1979年，《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西行漫記》在中國出版后，將他的名字譯作“傅錦魁”，他也從未向任何部門提出任何意見。直到后來各種史料陸續公開，子女們才知道父親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諾的往事。而當孩子們向父親求證時，胡金魁淡淡地說道：“書中將外交部公開了，當年我們說好的，對外要保密，只說是招待處的呀！”然后，依然緘默不語。

1982年春，紀念斯諾逝世十周年斯諾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召開，來訪的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與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見了面。后來，病榻上的胡金魁在夫人楊湘君幫助下整理了《我和斯諾》《斯諾和紅軍》《斯諾前來尋找東方魅力》等回憶文章，發表在《長江日報》等報刊上。

與斯諾同去陜北訪問、后來加入中國國籍的馬海德，與胡金魁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83年，馬海德在一次會議上，興奮地用拳頭“砸”向一位采訪他的女記者胡蘇婭的肩膀，激動地說：“剛剛你還在采訪我對麻風病的看法，我才聽攝影記者介紹，原來你就是胡金魁的女兒？太好了！你知道當年在延安的'老外’都在打聽你爸爸的消息嗎？我們找他找得好辛苦。初到延安陪同我們的第一位共產黨人就是他，他是那么地讓人懷念……”

原來，完成陪同斯諾、馬海德訪問陜北的任務后，胡金魁奉命先后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駐陜西洛川、三原聯絡站站長，負責做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部隊的統戰工作。不久，胡金魁隨周恩來親歷了西安事變的處理。西安事變后，胡金魁又回到外交部。1937年1月，胡金魁任中央外交部招待處（交際處、外事處）處長，接待了許多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著名人士和愛潑斯坦、海倫·斯諾、史沫特萊、柯棣華等眾多國際友人，成為中共外交戰線早期外交官。新中國成立后，李一氓、張執一、陳楚、史梓銘、謝甫生等多位黨和國家外事外交戰線上的老人曾到武漢胡金魁家中看望、拜訪，稱他是“外交界的元老”。

新中國成立后，胡金魁主要從事金融和統一戰線工作，先后任中南局統戰部秘書長、副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全國第三、五屆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職，其間有多次機會調任中央或國家機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均主動放棄，在地方一干就是32年。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