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場上，一個優秀的司令員往往比一個優秀的將士更稀缺。
一次出征，10萬人，20萬人，可指導員司令員只有寥寥幾人，因為他們是大腦，負責全軍的統籌指揮，身先的士卒，負責的是將領。
所以，能夠培養出一個優秀的司令員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不僅要求有足夠的天賦悟性作為先天條件，還必須擁有充分的實戰經驗，鍛煉后天的大局觀意識。
1945年11月16日的寒冷深夜，我們非常意外的失去了一名優秀的司令員——盧冬生，賀龍的心腹愛將、陳賡的至交好友。
遠在萬里之遙的晉綏軍區司令賀龍得知盧冬生犧牲的消息，不禁失聲痛哭。
正式因為盧冬生的優秀，在其死后，賀龍和陳賡才會嘆息的表示：他若活著該多好。
從小小牧童到從兵班長
盧冬生是湖南湘潭人，他年滿七歲的時候，就到陳賡家中做牧童，從那時起盧冬生就成了陳賡兒時的小伙伴，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16年，陳賡投身軍營，盧冬生也緊跟他的步伐，踏上了從軍參加革命的道路。
盧冬生隨部隊作戰到達武漢時，竟意外地碰到了陳賡，此時陳賡已是有五年黨齡的共產黨員。
陳賡也深知比自己小5歲的盧冬生出身貧苦，為人憨厚，忠實可靠，遂調他到營部擔任警衛員。
南昌起義后，盧冬生隨陳賡到了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第三師六團一營，陳賡任營長，盧冬生任副官。
在戰斗中，盧冬生英勇作戰，而撤退之時，也和陳賡留到了最后。
在撤退途中，盧冬生看到陳賡摔倒了，趕忙上前，然后發現陳賡的腿受傷了，他抱著陳賡滾到山下的田溝里，幫助陳賡脫掉制服，包扎好傷口。
這時敵人已攻上山來。
危險就在眼前，盧冬生小心翼翼的照護著陳賡在草叢里隱蔽，幸好上天眷顧，敵人沒有發現他們。
等到葉挺的部隊反攻上來，盧冬生才和幾個戰士將陳賡抬到會昌城里。
二人深厚的情誼，不僅是源自從小相識的緣分，更在于盧冬生對陳賡這份不離不棄的兄弟情誼。
一路艱辛坎坷，既要躲避敵人的搜捕，又要周旋尋求相關解救資源，因為認識陳賡的人很多，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是盧冬生在外奔波。
這個時候的盧冬生已經逐漸展現出自己出色的處理能力。
經歷千辛萬苦，盧冬生和陳賡終于到了上海，找到了黨中央，終于算是暫時安定下來。
1927年12月7日，盧冬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久之后，他就被賦予了護送賀龍開辟根據地的任務。
當時，盧冬生的公開身份是賀龍的“弁兵”（警衛員），實際是黨中央派往賀龍處、中共湖南省委的交通員，負責賀龍處、中共湖南省委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他們去根據地的路上，會經過觀音洲。
賀龍早已打聽好了洲上只有十幾個團丁，資源豐富而守衛者少，賀龍決定打他個措手不及，奪取他們的武器。
如何個措手不及呢？
船徐徐靠岸，賀龍身穿皮大衣，一幅闊商打扮，盧冬生等人簇擁著賀龍上了岸。
團防隊長見賀龍氣宇軒昂，知道不是普通人，急忙迎了上來。
賀龍一把抓住隊長的手，威嚴地說：“我是賀龍！有件事麻煩你，特地來借槍用用！”
如此直白的請求，把團長都給嚇楞了，一時之間未有答話。
場面一度陷入沉默，雙方彼此膠著。
正當此時，團長背后的一個團丁準備舉槍，盧冬生站在賀龍的身旁警覺到了這個動作，說時遲那時快，盧冬生迅即出槍，只聽一聲清脆的槍聲，那團丁撲嗵倒地。
其他團丁見此陣勢，趕快丟下手中的槍支。
最重，大家得到了十幾支槍，200發子彈。
從此賀龍非常器重盧冬生，部隊分散行動時賀龍總是把盧冬生帶在身邊，同行同住，形影不離。
賀龍十分喜愛盧冬生，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槍連當班長，又叫從兵班長。
開路先鋒獨當一面
1930年后，盧冬生因戰功歷任由紅四軍改編成的紅二軍團營長、由紅二軍團改編成的紅三軍七師二十團團長、湘鄂西獨立師政委（后為師長）等職務，率部參加開辟湘鄂西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
1932年，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對洪湖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
在 “左”傾路線單純防御戰略思想指導下，紅三軍打了一些不該打的仗，付出了重大代價，卻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根據地日益縮小。
1932年7月，夏曦將固守洪湖的部隊臨時組成湘鄂西獨立師，由王炳南任師長、盧冬生任政委率部突圍。
在突圍中，盧冬生率領的獨立師第二團兩個營和夏曦、王炳南帶領的主力被敵人截為兩部。
經苦戰，盧冬生率部轉移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堅持斗爭。
離開主力，敵情嚴重，失去領導，得不到上級指示，傷員無處安置，給養不足，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盧冬生并沒有畏縮，他會合了當地的獨立團，仍用獨立師的番號，統一領導部隊堅持斗爭，發動群眾，擴大紅軍。
在軍事上，他采取機動靈活的戰術與敵人周旋，碰上大股敵人打不贏就走，碰到小股敵人則堅決消滅，連續打了幾個勝仗，鼓舞了士氣，隊伍也擴大到1000多人。
盧冬生一面帶領部隊堅持斗爭，一面積極尋找紅三軍主力。
1933年1月，盧冬生率部攻占了鄂西興山縣城，從報紙上得知紅三軍主力經河南、陜西、四川長途跋涉7000里回到桑植、鶴峰地區，立即率部南渡長江，到鶴峰走馬坪同紅三軍主力會師。
這時，賀龍已經有半年時間未聽到盧冬生的消息了。
賀龍激動地望著盧冬生叫人搬運過來的一些布匹和白花花的銀元，擂著他的肩背說："好你個盧冬生啊！這真難為你們嘍，有多少大洋？"
盧冬生嘿嘿笑道："胡子，你派人數嘛，總有好幾萬塊吧！"
這時的紅三軍處境很困難，而盧冬生帶回來的這支部隊兵強馬壯、戰斗力強，給紅三軍增添了有生力量。
尤其是盧冬生帶回來的銀元和布匹，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紅三軍的補給困難。
和賀龍部會師后，盧冬生先任紅三軍教導團團長，后任七師師長，參與了恢復湘鄂西蘇區的斗爭，率部游擊于湖北鶴峰、五峰、松滋、利川等地，殲滅了部分守敵。
1934年初，盧冬生率領七師占領了四川黔江，殲敵一個團大部，向黔東挺進。
同年5月，盧冬生部占領四川彭水，殲敵一個營，打開了進入黔東的大門。
接著，盧冬生率部渡過烏江占領沿河縣城，擊潰黔軍蔣丕緒一個團，隨后在印江縣木黃一帶又打了一些勝仗。
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同時，盧冬生發動群眾，打土豪，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了紅軍。
在創造新蘇區的斗爭中，盧冬生率領的七師發揮了重要作用。
黔東蘇區的建立，結束了紅三軍的流動生活，有了新的落腳點，也為后來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前來同紅三軍會合創造了條件。
作為從基層逐步成長起來的紅軍將領，盧冬生英勇善戰，打過不少大仗、惡仗、硬仗。
1935年春，敵人集中兵力向新誕生的湘鄂川黔蘇區進行“圍剿”，盧冬生率四師參加反“圍剿”斗爭。
他堅強不屈地率領部隊行軍打仗，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比較著名的有忠堡戰斗、板栗園戰斗。
1935年春夏，為了打破敵人對湘鄂川黔蘇區的“圍剿”，繼續向敵人進攻，賀龍、任弼時決定大膽深入，采用“圍城打援”的手段調動敵人，消滅敵人。
戰場局勢瞬息萬變，敵人很快便洞悉了我方的意圖。
為了徹底誘敵深入，總指揮部迅速果斷地決定：留下一個團繼續佯攻宣恩，主力則急馳忠堡截擊張部。
于是，盧冬生率領紅二軍團的先頭部隊四師，以急行軍速度向忠堡挺進。
行軍前，盧冬生告訴前衛部隊十二團，到忠堡后一旦發現敵人，就堅決攻擊。
經過130多里的急行軍，當盧冬生部趕到忠堡東北的黃牛棚附近時，敵右路軍已經進入忠堡，中路軍和左路軍正在進入。
四師前衛部隊一發現敵人，立即按照盧冬生事前的交待，向敵人行軍縱隊發起攻擊，并很快將敵左路軍指揮機關壓縮在構皮嶺的山洼里。
隨后，盧冬生以一部兵力占領忠堡與構皮嶺之間的有利地形高升塘，阻止已進入忠堡之敵回援。
之后，兄弟部隊紅六師和紅十七師也投入戰斗，完成了對構皮嶺地區敵人指揮機關和部分部隊的包圍。
經激烈戰斗，從四面同時向構皮嶺之敵進行向心突擊，敵人密集在一條不大的山洼里頑抗。
戰斗結果，敵中將指揮官張振漢被俘，全殲敵2000多人。
忠堡戰斗后，我軍從電臺中獲知敵中央軍八十五師謝彬將來參戰，準備經板栗園開進攻擊我軍，于是決定伏擊謝彬。
1935年8月3日11時，盧冬生奉命指揮四師趕到了敵人必經的利夫田谷地東側高地，在安家坡山上的森林里埋伏。
他交待部隊嚴密隱蔽，不準暴露目標，各種兵器都準備好，待敵人進到我手榴彈有效距離內，再突然猛烈開火，殲滅敵人。
當敵人進入我軍伏擊圈，到達手榴彈有效距離時，十二團一頓手榴彈猛打，打得敵人直往后撤。
部隊猛烈追擊，不給敵人有回頭射擊的機會。
敵人施展不開，死傷慘重。
乘敵驚恐慌亂之際，盧冬生率部向敵行軍縱隊發起多路攻擊，同兄弟部隊紅六師、紅十七師并肩戰斗，迅速將敵第八十五師大部殲滅，將敵師長謝彬擊斃。
此戰，繳獲各種槍械近千支，迫擊炮6門，僅四師就俘敵1000多人。
這一仗的勝利，打破了敵人對湘鄂川黔蘇區的“圍剿”。
在敵人舊的“圍剿”被打破，新的“圍剿”還未到來之前，紅二、六軍團主力乘勝東出，深入敵人的戰略縱深，占領了石門、津市、澧州、臨澧，威脅長沙。
在占領津市期間，盧冬生率部繳獲了敵人的一艘裝有大量醫藥和其他物品的輪船，解決了部隊的急需。
部隊還在這里籌集資材，發動群眾，擴大紅軍。
其中，四師擴大新戰士1000多名，并解決了過冬的被服。
在這次戰略行動中，盧冬生率領的四師戰功顯赫。
將帥風采 巨星早隕
1936年4月24日，紅二、六軍團到達金沙江畔的石鼓鎮，決定搶渡金沙江，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此時，敵人重兵緊跟而來。
石鼓渡口江寬水急，地勢險要，而派出的偵察員只找到一只渡船。
一只船顯然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渡過江去。
盧冬生當機立斷，命令部隊扎木排渡江。
指戰員們不顧水急浪高，毫不畏懼，冒著被激流沖走的危險，奮力劃過江去。
這些簡易的渡江器材，便利了后續部隊。
盧冬生因指揮有方，為渡江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嘉獎。
翻過玉龍等幾座雪山后，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在此作短暫停留后，兩軍準備通過草地。
盧冬生很懂得未雨綢繆的道理，這也是一個出色將領必備的先決意識。
在過草地之前，他就將可能遇到的困難都告訴了部隊內的戰士們知曉，并且要求眾人都做好準備，節省糧食。
還組織了相關部隊示范如何搭建帳篷。
此外，還有怎樣學會使用藏民地區的生活用品，如怎樣使用牛皮風箱助燃燒牛糞做飯，怎樣使用火鐮子打火等等，都要求部隊學會。
看似平凡瑣碎的小事，卻關系到能否順利地通過草地，盧冬生首先要求部隊認真學會。
這些未雨綢繆的措施，在后來過草地時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使盧冬生所部四師凍死、餓死的同志減少到最低限度。
1936年10月，由紅二、六軍團合編成的紅二方面軍到達西北，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隨后，盧冬生作為紅二方面軍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
1937年秋，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盧冬生被任命為一二零師三五八旅旅長，當時擔任八路軍旅長的都是陳賡、徐海東等后來成為共和國開國大將級別的干部，由此可見盧冬生在我軍歷史上的顯赫地位。
遺憾的是盧冬生因身體不好未到任，不久轉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9年底，黨中央決定送一批身體不好的同志到蘇聯去治病和學習。
這時，賀龍和任弼時商量派盧冬生去，上報中央之后，得到中央的同意。
這樣，盧冬生便去了蘇聯。
當時，一二零師指揮部設在陜西富平縣城外20里遠的一個村子里，盧冬生專門邀請了賀龍小聚，之后，兩人灑淚而別。
可是兩人誰也沒能想到，這次小聚之后，竟然就是永別。
到蘇聯后，盧冬生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和新中國首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同學。
1942年畢業時，正是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緊張階段，盧冬生未能有機會回國，就被派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北野營地，分配到八十八旅（即中國抗日聯軍教導旅）工作。
不過，身在異國的盧冬生沒有被黨和人民忘記。
在中共七大上，他只以幾票之差未能當選中央委員。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時任蘇軍少校的盧冬生于9月隨蘇軍回國，參加了接收東北的工作，擔任了松江軍區司令員兼哈爾濱衛戍司令員一職。
正當黨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時候，他卻不幸去世，給人們留下了不盡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