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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恒昌攝 在前面“征派”部分，已經記述了明政府漕糧運費的征收數量和征收辦法，但隨著漕政腐敗，漕糧沿途費用越來越多，糧戶負擔越來越重。明政府以及各州縣，常常在加耗以外，以各種名目加收耗米。這種情況統稱為“耗外加耗”。 成化十一年（1475），戶部以“貼補”運軍沿途盤剝雇車費用為由，規定“暫加耗米七升”[1]。這項臨時增加的“貼補”在原有費用之外，因此屬于“耗外加耗”。成化十三年（1477）有所謂“鼠耗米”的加征，理由是漕糧運到北京、通州才算完成，沿途被老鼠損耗的部分，糧戶必須先行拿出來，以作為損耗的一種補償。按戶部的規定，每正糧1石“正兌”加“鼠耗米”7升，“改兌”加4升，海運的漕糧每石加6升。1石漕糧，準備被老鼠“消費”的就有7升、4升、6升，什么樣的老鼠能有這樣大的胃口呢！ 弘治七年（1494），戶部臨時加征耗米5升，其理由是在遇到米價低廉時，供運軍沿途以耗米換銀會有虧損，所以要加征耗米“以恤其苦”[2]。運軍“苦”，那么，為運軍提供糧食的農民“苦”與不“苦”呢！況且，運軍的“苦”從何而來！對于沿途各級官吏、管理閘壩的吏役千方百計盤剝運軍，使其陷入窘困境地，明政府沒有理會，當然，明政府也沒有能力整肅吏治，從根本上解決運軍的困境，而只能搜刮農民。次年，“依照水瓢畫葫蘆”，兌軍漕糧“請如上年（每石）加耗米五升”。這一次連起碼的理由也沒有提出。弘治十二年（1499），漕運總督以運軍“軍士實困苦”為由，請準下年“兌、改糧米每石暫加耗三升，以蘇軍困”。十四年（1501），又加派一項“免曬米”，理由是每年“夏秋多雨”，京倉“不得收受”，準將兌運京倉米58萬石改于通倉上納，“每石除正耗外加免曬米四升”。其后，又加派一項“變易米”，理由是“正兌”漕糧有“兩尖米”，即在收糧時有兩次斛面要冒尖收受，因此通常加耗一斗，而“改兌”漕糧沒有“尖米”，只加耗五升，因此準許改兌漕糧除正耗外，“例加”變易米二升折銀，稱“二升易米銀”，作為運軍沿途盤剝使費。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折席銀”的加派。正德七年（1512），臨時加征一項“蒸潤米”[3]。理由是漕糧含水量過大，晾曬后會有所損耗，于是每石要加征5升。其后，又由于“有司因緣為奸”，取消了這項加耗。正德十六年（1521），湖廣、江西、浙江及南直隸府州加派一項“腳價米”，每石加耗一斗，繳納本色、折銀均可。 嘉靖二十六年（1547），江南地區加收一項“過壩旱腳銀”，“每石量加（銀）一分，以為過壩旱腳并幫修什物之用”。到了萬歷二年（1574），這項過壩旱腳銀由漕司衙門每年“查明造冊送部查考”[4]，請讀者注意：前面幾項臨時性的派征，到此卻變成了明政府固定的收入項目。萬歷中期，浙江省嘉興、湖州等府又有所謂“截貼”或“截費”項目的加征。理由是由于“春雨連綿”，“糧米浥爛”，因此在漕糧中“每正耗米百石外，再加四石免其曬干，又加四石免其曬揚，另加尖米一石八斗，合共征九石八斗，是為私貼”。這項加征顯然又是“耗外加耗”，每百石正額漕糧就要加征9.8石，已接近十分之一。因屬運軍“私勒浮加之米”，故名為“截貼”或“截費”。這項私自征收的費用，直到崇禎末期仍在折銀征收。 明中葉以后，明政府對有漕省份加緊搜刮，漕糧運費的加派一而再、再而三，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某地新立一個名目，其他州縣爭相仿效普遍加征的局面。這種狀況，活生生地勾畫出了封建社會殘酷剝削的真實狀況，也為“竭澤而漁”、“敲骨吸髓”這一類詞語作出了鮮活地注釋。
任恒昌攝 根據暨南大學鮑彥邦教授的研究，除了上述名目的加征之外，散見于明代文獻的運費加耗項目列表如下： 明代加耗名目一覽表[5]
以上共5項42種，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重復加征。如供沿途盤剝車船的過江米、腳價米、船錢米等，還有助役補貼的貼夫米、貼役米、加貼米等；二是自相矛盾。如防耗防濕的篩揚米、免篩揚米、濕潤米、蒸濕米、潤耗米等；三是巧立名目。如兩尖米、鼠耗米、蒸濕米、截貼（截銀）等。各級官府想方設法，上下其手，極盡敲詐勒索之能事，以各種名目對農民進行搜刮，糧戶的實際負擔自然比官方公布的數字多很多了。 在漕糧征收過程中，各地還以“額規常例”的名目向農民攤派錢糧。所謂“常例”，就是派遣到州縣的公差公開索要的錢糧。這筆費用沒有一定標準，通常情況是以州縣的大小、漕糧正額的數量，來確定“常例”的多少。多者五六十兩，少者二三十兩。稍不遂意，公差即“炰烋（bāoxīɑo，張狂的樣子）橫肆，怒呵詈（Lì，罵）辱”。差役下派到州縣，關心的只是自己索要的“常例”能不能如愿，至于漕糧能否收齊，則全然不問[6]。州縣官吏為討好上司，同時也為了中飽私囊，趁機對農民敲詐勒索。 官府敲詐糧戶的手段有很多種，例如在征收漕糧的過程中，道府官吏隨意指定州縣交納的本色與折色的比例，“有本色而責其折色（交銀）”，糧戶“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交）本色”，糧戶又被迫舉債買糧。無形中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據《崇禎壬午疏鈔·除清漕弊疏》記載，山東州縣掌印官縱容吏役在收糧時“擅用私斗勒余米，派使費”，沂州各縣“每漕米一石多收五六斗不等”，甚至“多收至一二石不等”。如此橫征暴斂、敲骨吸髓，常常導致貧弱糧戶傾家蕩產。 對于糧戶的實際支出情況，根據《明宣宗實錄》、《漕運通志》、《明史》、《明經世文編》等文獻所提供的資料繪出下表，實際費用按漕糧正額1石計算。 明代東南各地漕糧運費的實際負擔表[7]
上表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明代東南地區漕糧的運費負擔是十分苛重的。宣德年間（1426—1435）每石正糧的運費負擔在2至3石，嘉靖、萬歷（1522—1620）以后增加4至5石以上。若以每石平均運費3至4石推算，每年漕糧正額400萬石，僅運費一項，東南地區就要付出1200萬至1600萬石。體現了明代對東南農民的掠奪，具有最集中、最苛重的特點。二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各級官府的搜刮。《明經世文編》所載的正統年間戶部報告中說，在洪武朝（1368—1398），夏秋兩稅只收正糧。從宣德年間（1426—1435）起，漕糧由運軍運往北京，根據距離遠近，每石正糧加征耗米二三斗。到了現在，每石正糧的耗米已經增加到了六七斗。在征收時，官吏、糧里又索要費用，每石最多加至三四斗，而且都是“淋尖”[8]收受。這樣，正糧一石糧戶通常要交二石二三斗[9]。再就是豪強大戶賄賂官吏，極力逃避漕糧運費負擔，而將這一份負擔轉嫁到一般糧戶身上。“耗外加耗”的出現，充分展示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掠奪性質。
任恒昌攝 [1] 《明憲宗實錄·卷145》成化十一年九月辛未：“軍士運糧，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備盤剝雇值之用”。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3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 《明孝宗實錄·卷95》，弘治七年十二月甲子：“令兌運、改兌皆加耗五升”。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3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 《明武宗實錄·卷95》，正德七年十二月辛亥：“近例兌軍米每石別加五升，以備蒸潤耗損”。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3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王在晉《通漕類編·卷三》。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3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 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4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 《崇禎壬午書鈔·王永吉：清除弊政疏》：“一到州縣，止知計算飯銀，逼索差錢，漕米完欠，全然不問。前差甫去，后差復來”。 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52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 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5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 所謂“淋尖”，即指“一尖”。明清兩代所使用“斛”截面呈梯形，底寬上窄。吏胥收糧時為了多收，往往用米將斛體埋起來，稱為“尖”。文中“一尖一平”即指一斛冒尖，一斛平面。 [9] 《明英宗實錄·卷154》正統十二年五月丙午：“洪武時夏秋二稅但輸正耗，后因（宣德年間）兌軍運至京師，乃量地遠近每石耗米（運費）增二三斗，今增至六七斗之上。其收納也，官吏、糧里又索費用，米多者至三四斗，且俱淋尖收之。計納正稅（漕糧）一石，通用二石二三斗”。參閱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第237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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