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他就沒有十月革命

（1870—1924）

　　1870年4月23日（俄歷10日）生于辛比爾斯克。其父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出身于阿斯特拉罕城的一個小市民家庭，七歲喪父，由哥哥瓦西里·尼古拉也維奇撫養成人。他的哥哥酷愛學習，然而未能如愿：在父親死后就去工作，以便養活全家。他決定讓弟弟得到他自己未能得到的一切：送弟弟上了中學，后來又上了大學。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后來對孩子們談起哥哥時，總是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認識到每個人都必須受教育，為此必須努力學習，對科學抱著幾乎是虔誠的態度——這一切是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畢生的特點，而且使孩子們從小就受到了感染。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在艱苦的條件下受到教育，很早就開始讀書，以便能自己養活自己，而不要成為哥哥的累贅。他一生的特點是，有嚴格的責任感，對工作一絲不茍。他一貫這樣要求自己和別人，當然首先是這樣要求自己的孩子。

起初，他親自指導了幾個大孩子的學習，要求他們一定要完成作業，還培養了他們的勞動習慣。同時，他總是擔心兒子弗拉基米爾難以養成勞動習慣，因為無論什么，弗拉基米爾一學就會，所以他特別注意培養弗拉基米爾的勞動能力。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在對自己的評價方面十分謙虛，他認為自己所完成的重大的開創性的工作，只不過是應當做的一點小事而已。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反對“溢美”，這樣一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學校里經常受到的贊揚，在家里得到了有益的修正。

在教育中常常有這樣的情形：父親個人的榜樣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在教育方面的一個重大的因素是：父親不是像當時絕大多數職員那樣的官吏，而是一位思想工作者，他不惜花費勞動和氣力，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斗。當他外岀工作時，孩子們常常幾個星期見不到他，所以，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懂得：事業是高尚的，為了事業要能犧牲一切。他常常給孩子們講一些生動的故事：關于他事業中的建設性成就，關于在農村興辦的一些新學校，以及因此需要向上（同當權人物和地主）下（同人民的愚昧和偏見）進行斗爭——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孩子們的心中。

特別使孩子們不能忘懷的是，每當農民大會決定創辦一所新學校，或者對現有的那所學校表示滿意時，他所流露出來的那種高興的心情。他的大女兒的第一個自覺的志愿，就是當鄉村女教師。
　　用當時的話來說，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按其信仰，是一位和平的民粹主義者。他擔任辛比爾斯克國民教育視察員之后，就著手組織新的、艱巨的事業。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涅克拉索夫。他在年輕時曾抄錄過涅克拉索夫的某些禁詩，并且讓他的大兒子在幼年時代就了解那些具有宏偉主題的詩篇，如《葉遼慕什卡之歌》、《大門前的沉思》。

在鄉間的田野和森林里散步的時候，他常常給孩子們哼唱他讀大學時的一些被禁止的歌曲。正如他的一些學生的回憶錄所說的那樣，他是一位很敏銳的教育家。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母親瑪麗亞·亞歷山大羅夫娜是一位醫生的女兒。這位醫生是當時的一位先進的人物、大理想家，但不善于逢迎諂媚和積攢錢財，因而很不得志。列寧母親的青年時代是在農村艱苦的環境中度過的：她在身體方面受到的培養幾乎是斯巴達式的。

她渴望學習，但她一生都感到遺憾的是，她僅能受到家庭教育。她長于外語和音樂，讀的書很多。她有天賦的優秀的教育家的資質，全心全意地培養子女。她以沒有偏見和精力充沛而著稱。

由于家庭收入菲薄而又人口眾多，她整天忙個不停。在她后來歷經的許多經驗中充分顯示出了她堅強的性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向來非常尊敬和熱愛自己的母親，對她的毅力和意志十分欽佩（參看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錄）。
　　因此，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家庭教育條件是非常好的。他是在一個和睦的、有思想的家庭里，在一種勤奮的氣氛中長大的。除了父母的影響之外，他的哥哥亞歷山大·伊里奇給了他很大的而且是很好的影響。

這是一個可愛的哥哥，一個可供效仿的榜樣。由于亞歷山大·伊里奇從小就善于思考，意志堅強、堅忍不拔、剛直公正，總之，道德品質高尚，同時還有很強的勞動能力，所以，效仿他，這對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來說是非常有益的。在哥哥去彼得堡之前以及后來在暑假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直和哥哥同住一間房或者住在隔壁，他看得到哥哥對什么感興趣，讀些什么書。

在最后的兩個夏天，亞歷山大·伊里奇帶回了一些經濟學、史學和社會學的書籍，其中包括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親愛的哥哥的死去，當然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而且這件事情本身對于他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除了哥哥和書籍之外，當時在辛比爾斯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再沒有受到其他的直接的革命影響。由費·伊·克倫斯基（后來的臨時政府首腦的父親）所主持的那所中學，與一切愛好自由的思潮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那里學習的年代（1879-1887）屬于那樣一個時期：

學校受到嚴格監督，稍微有點自由思想的教師都被無情地趕走了，留下來的，除了卑躬屈膝之徒，就是庸庸碌碌之輩，他們對當時的制度或多或少抱遷就應付的態度，而且都鉗口結舌。
　　因此，對社會問題的興趣只能通過同學們之間的交往培養出來。根據幾個同班同學的回憶，弗拉基米爾在同學們的交往當中，理所當然地充當“第一提琴手”，而他自己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

在此時期，他并沒有受到外人——如受監視的被流放者或一些可疑人物的革命影響。有些傳記作者說他受到了這樣的影響，那是不對的。
　　每逢夏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隨同家里的人一起到喀山省的科庫什基諾村去。他母親在這個村子里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她和當地的農民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系，所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機會仔細觀察這個偏僻的俄國農村的生活和心理。

他在那里聽到人們埋怨土地少；聽到父親和母親表示遺憾，科庫什基諾的農民盡管非常信任他的外祖父，但還是認為贈給份地比交租子好。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于1887年中學畢業，獲得金質獎章。對于是否發給他獎章，校方曾經猶豫過，因為過去學校由于發給他的哥哥這個后來的國家要犯以金質獎章和優秀畢業證書而受到申訴。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歷年的學習成績和畢業考試的成績都非常出色，所以當時的學校也不能不給他應得的獎賞。
　　中學畢業以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申請升入喀山大學法律系。雖然當局沒有直接禁止他升入首都的大學，但警察局長告訴他的母親：他最好申請上本省的大學，而且最好跟母親一起生活。

校長克倫斯基很欣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拉丁文和文學的成績，有意讓他進喀山大學語言研究所或歷史文學系，所以對他的選擇感到很失望。但當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肯定地對法律和政治經濟科學發生了興趣，此外，他也不想當教師，而且他知道，將來當局不會讓他從事教師的職業。所以，他選擇了比較自由的律師職業。
　　大學的影響，可以說他還沒有來得及接受，因為入學三個月之后，他就被迫離開了大學。那年秋天，學生的“騷動”席卷了各大學。大學生反對一個新的規章制度，反對對他們加緊實行赤裸裸的警察監視，反對開除許多被警察認為是“不可靠”的大學生。

這是在1887年3月1日的謀殺案件之后對大學生的鎮壓，因為那一案件的參加者幾乎全是大學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向具有強烈的自由思想，對于一切侮辱人格的事非常敏感，反應十分強烈，對已有的秩序抱批判的態度，當時，由于親愛的哥哥被處死，他對政府尤為反感。另一方面，盡管他在大學里還未能結識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他是被處死的亞歷山大·伊里奇的弟弟，所以大學生，主要是革命的大學生都對他這個一年級同學刮目相看。

因此，副學監就告密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原來受到懷疑的一些大學生為伍，而且似乎跟他們“竊竊私語”。同時不應當忽視，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警察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比對許多其他的大學生監視得更緊。
　　不管怎樣，有人曾經轉告他的母親說，那個學監受到一伙被激怒了的青年的攻擊，他斷言，他看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站在前列，緊握著拳頭。結果，第二天晚上，他和其他40人都被逮捕，送到了警察所。阿多拉茨基轉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押送他的警官的一段對話。
　　“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處？你不是向一堵石墻上撞嗎?”警官對他說。
　　“是的，但這是一堵朽墻，一撞就會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答說。
　　后來，所有的被捕者都被由喀山流放到故鄉去了。但是，由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沒有什么人留在故鄉，所以，當局同意把他流放到離喀山40俄里的科庫什基諾村。

當時，本文作者他的姐姐安娜由于1887年3月1日案件正住在那里，受到公開監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個村子里住到1888年秋天。他在這里讀了很多書。在他住的那個廂房里有他已故的伯父——一個博覽群書的人——的一個書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讀了許多關于社會問題的書籍，在舊雜志上匯集的一些有價值的文章。此外，他常常去打獵，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去散步，當然就有許多機會觀察農民的生活。

當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接觸不到什么親友，只有一些表兄弟姐妹于暑假中到科庫什基諾來，但這些親戚都不是搞社會活動的人，都很平淡無奇，因而對他的進步不可能有什么幫助。1888年秋，當局允許他回喀山，在那里，他度過了1888—1889年的那一整個冬天，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結交了一些新朋友。

新朋友之一就是女民意黨人切特維爾戈娃，他對她非常同情。總的說來，他對老的民意黨人向來非常尊敬（克魯普斯卡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回憶錄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且他決不拒絕繼承他們的“遺產”。
　　這個冬天，他開始形成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信仰。他開始努力研究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加入了一個青年小組，青年們懷著很大的興趣參加小組活動，在其中交換讀書的心得，形成自己的信仰。在這個小組中并沒有一個比較有威信的領導人：青年們完全是自動地尋求自己的道路。

當時喀山的各個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主要組織者是尼·葉·費多謝也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聽說過他，但沒有見過他。他們兩人是后來在通信和交換文章當中認識的。他們年齡相仿，在年輕的時代可以說大體上聲望相當，所以很難說誰對誰有影響。
　　從1889年春天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隨同家里人一起轉到了薩馬拉省的阿拉卡也夫卡村，同年秋天，就到了薩馬拉。他一生中在薩馬拉的時間有四年多。他一心一意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期中，他讀完了俄文和一些外文版本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主要著作。他在他所組織的薩馬拉的青年小組中介紹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主要著作。

那些青年都比他年輕，還未定型，讀的書也較少，所以，在他們當中，他算是理論家和權威。總而言之，當時，特別是在外省，社會民主主義僅僅是在形成中的革命的潮流，而且，其代表人物通常都是青年人。在這個時期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只結識了（于1891年或1892年）一個已經形成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伊·斯克沃爾佐夫，當時他路過那里到下諾夫哥羅德去。

伊里奇對于結交了這個朋友感到很高興，后來，他懷著滿意的心情敘述過同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的談話，不過他同時強調指出，斯克沃爾佐夫只是在理論上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是，他永遠也成不了革命家。
　　當時薩馬拉具有革命情緒的人當中，有些是曾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現在他們受到監視——當然，所有的這些人都是民粹派或民意黨人。我們一家同他們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恩·多爾戈夫以及利萬諾夫夫婦接觸最多。

前者是多爾古申案件的參加者，后者是地地道道的、非常正直而富于理想的民意黨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喜歡同他們談話。他雖然同他們走的不是一條路，但是從他們那里吸取革命的經驗，可以說通過他們的故事研究我國革命運動的歷史，因為在我們省里非法的書籍非常之少。可是，在一些基本觀點上，他同他們以及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的其他代表人物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他更加牢固地樹立了自己的觀點，而且學會了更好地論證自己的觀點。

他的對手之一就是在薩馬拉度過了一年受監視生活的瓦·瓦·沃多沃佐夫。他的聽眾中的一些頗有派頭的人，常常被這位青年在爭論中表現出來的很不禮貌的行為搞得很生氣，但往往向他屈服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經常同當時住在薩馬拉、而且受到監視的瑪·彼·雅斯涅娃（哥盧別娃）談話。雅斯涅娃是俄國雅各賓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影響下成了社會民主黨人。
　　在薩馬拉的這些年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除了形成自己的革命世界觀之外，在學習普通的科學方面也有進展。當局不允許他回大學復學。他請求出國學習也遭到拒絕。最后，在他被開除三年之后，即于1890年，經過他母親的努力，當局才允許他以校外生的資格參加考試。

于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專心致志地學習，在一年半之內完全獨立地準備好了這次考試——于1891年春季和秋季分兩次通過了彼得堡大學的考試。他考得非常好，沒有落后于未曾離開學校的同班同學。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去彼得堡參加考試時，見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從其中之一好像叫作亞維英的工業學院教師那里得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并且帶回薩馬拉——而且還有《新時代》雜志和《爭取社會立法和統計》周刊。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獲得文憑之后，登記擔任哈爾金律師的助手。哈爾金是當時薩爾拉一個自由主義團體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很聰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尊重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親自辦了幾次案子。

那是一些小案子，不需要花多少時間進行準備，他很不在意。登記為律師，這就使他有了一個職業，將來可以維持生活。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馬克思主義、俄國的現實，為進行革命工作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即薩馬拉時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出了最早的一些著作，如論述波斯特尼柯夫所著《南俄農民經濟》一書的文章（這篇文章在過了30年之后，不久前才發表出來），以及批判民粹派作家尤沙柯夫、卡雷舍夫等人的筆記。

這些筆記后來發展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在這部著作中奠定了自己的整個世界觀的基礎。
　　1893年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了彼得堡，在那里，他登記擔任沃爾肯施泰因律師的助手。這給他提供了一個地位，而且使他能夠掙錢。不過，在彼得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只有幾次接受委托辦案，充當辯護人。

在那里，他同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同克拉辛、拉德琴柯以及工業學院的學生斯塔爾柯夫、克爾日扎諾夫斯基、查波羅熱茨等人的小組建立了聯系。此外，他還結識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家司徒盧威和波特列索夫。

由于米海伊洛夫斯基在合法刊物上發表了一些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言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了他一個答復，這就是《什么是人民之友》的第一篇。這一著作首先打字由莫斯科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大學生小組膠印。后來，列寧對司徒盧威的一本著作進行了批判。
　　這一批判的著作題為《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用“土林”這個筆名發表在《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資料》文集中，這個文集還收集了當時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其他文章。

不過這本文集被書報檢查機關銷毀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列寧的文章。文集只留下了寥寥幾本。列寧雖然贊同司徒盧威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但堅決反對當時在他的世界觀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傾向。
　　由此可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用在彼得堡度過的兩年多時間（1893年9月至1895年12月），同民粹主義進行了斗爭，同時又形成了自己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寫了《人民之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另一方面，還進行了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

他同一些工人（舍爾古諾夫、巴布什金等）建立了聯系。他常常出去參加工人小組的活動；他既寫一般政治性的傳單（如五一節），也應個別工廠的某些要求寫傳單。
　　在這個時期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第一次出國，并且結識了“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整個這個社，尤其是普列漢諾夫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很大的影響。他在俄國時就讀過普列漢諾夫的主要著作，很尊敬他，認為他是自己的老師。

親自同該社的人見面，這就鞏固了他同該社全體成員的聯系，而且，正如他從國外回來以后自己承認的那樣，這次見面使他獲益匪淺。同時，他也談到，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都發現，在署名土林的那篇文章中，在對社會其他階級的態度這個問題的提法上有某種狹隘性；他們兩人都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在登上政治舞臺時，在自己的形成時期，不能只限于批評各個黨派；

它如果想要成為最先進的政黨，那就不應忽視任何一種反對派的運動，因為它們都在喚醒各個階級和集團，參加社會生活和反對專制制度的斗爭。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承認這一觀點是對的。毫無疑問，同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的談話，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幫助他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使他迅速地登上了革命斗爭的廣闊舞臺——建立了“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

“勞動解放社”的成員們還鼓勵他出版一份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政治性的機關報。這個名叫《工人報》的秘密報紙的第一期，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籌備和編好，其中主要的文章都是他寫的。但在1895年12月9日的逮捕中，所有的材料都被抄走了。這次逮捕幾乎把整個小組搞垮，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本人也被逮捕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獄中度過的一年零兩個月當中并沒有停止工作。第一，他利用彼得堡的各圖書館和藏書所，為他打算寫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收集了材料。第二，他并沒有放棄秘密工作。他用密碼和化學藥品書寫的辦法同外界保持定期聯系，他還用這種辦法寫了傳單、小冊子和一個附有說明的黨綱草案。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于1897年2月出獄之后，警察局讓他和他的同志在彼得堡停留三天，“以便處理私人的事務”。他會見了當時在那里進行工作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并且發表了言論，堅決反對運動中出現的“經濟主義”傾向。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允許自己去流放地——不要人押解。于是他就避開一切監視，經由當時新建的西伯利亞鐵路去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他被指定流放到那里的米努辛斯克縣的舒申斯克村。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個村子里度過了三年流放生活。一年以后，他的未婚妻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同自己的母親一道到他那里去了。她是以打算結婚的理由被允許離開自己的流放地烏發省而去舒申斯克村的。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住在同一個村里的只有兩個波蘭工人，但是，在米努辛斯克縣的其他村子里還有一些同志，在節日和婚禮時，可以同他們見面。

同所有在流放中的同志們的通信一直非常活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定期同俄國和國外的中心通信。這種通信主要是通過我進行的：既用普通的方式，也用密寫的方法。我給他訂了一些雜志，盡可能地寄給他各種新書目錄；我還把他向國外定購的許多書籍帶給他。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流放地根據自己在監獄中收集的材料，寫出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

此外，還在存在時間不久的一些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刊物上寫了一些文章，這些文章被他收進了《經濟評論集》中。這兩本書都委托我進行了校訂，于1899年出版。
　　此外，他還同克魯普斯卡婭一道從英文翻譯了維伯夫婦的《工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寫了一本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在國外出版，還寫了一些文章和講稿供流放的同志們閱讀。
　　在舒申斯克村，他還起草了反對庫斯柯娃和普羅柯波維奇在國內發表的所謂《信條》的抗議書，即《十七個社會民主黨人的抗議書》，其簡略的名稱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反信條》。

在這個抗議書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分析和嚴厲地批判了所謂“經濟派”最有代表性的信條聲明。
　　1900年2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流放地回來，他在莫斯科拜訪了親人之后，便到普斯可夫，他選擇了那里作為自己的居留地（當時不允許流放過的人在有大學和大工業的城市居住）。當時，從流放地回來的亞·波特列索夫、勒柏辛斯基、策杰爾包姆（馬爾托夫）也到那里去了；柳·尼·拉德琴柯以及其他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原來已經在那里生活。

必須把在各個城市分別進行工作的各小組統一為一個黨，但當時由于逮捕頻仍而難以做到。1898年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之后，幾乎所有的參加者都被逮捕了。原來打算于1900年由南方人（主要是由出版《南方工人報》的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委員會）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可是，1900年春，這個團體也被破獲了。

于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形成了一個想法：統一成為一個黨的辦法不是召開工作人員的代表大會，因為在當時條件下，那種做法花的代價太大，而是要在警察管不著的地方，在國外創辦一家報紙。按照他比喻的說法，這家報紙應該成為“建筑架”，黨就圍繞著它而建立起來。他在社會民主黨人的所謂普斯可夫會議上闡述過自己的這一想法。

會議決定：為了實現這個思想，他、波特烈索夫和馬爾托夫要出國去。他們三人開始張羅出國的護照。當時警察局發放出國護照是很隨便的，因為經驗證明，人們——特別是作家和科學工作者——都想往國外跑，從進行革命工作的觀點來看，他們就變得比較無害了。
　　但是，由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馬爾托夫在由普斯可夫秘密去彼得堡的途中被捕，這個計劃差點告吹。不過這個案子僅僅以他們被關押三個星期就了結了，隨后他們就被釋放，而未受到追究。

于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決定趕快出國。他根據母親為他求得的許可去看望了母親和住在烏發的我。當時，他的妻子娜·康·克魯普斯卡婭應在那里度過最后一年接受公開監視的時期。當然，在烏發和薩馬拉期間，他會見了當地的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向他們闡明了自己的計劃。
　　一到國外，他就決定與“勞動解放社”一起出版《火星報》，這個名稱出自一首紀念十二月黨人的詩中的警句：“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當時在國外的另一個出版團體即《工人事業》雜志沒有被邀請參加，因為它傾向“經濟主義”。

為了不受流亡者眾多的日內瓦的支配而離得遠一點，決定在慕尼黑出版這家新的報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波特列索夫、維·査蘇利奇都到那里去了。后來，馬爾托夫也從俄國到那里去了。除了《火星報》之外，還決定出版一個科學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曙光》雜志。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滿腔熱忱地進行這項工作。由于工作人員不夠，各種雜七雜八的事情他都做：通信、譯密電碼、安排交通、同俄國以及在國外的僑民進行聯系等。至1903年夏，即召開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之時，《火星報》在兩年半當中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盡管遇到了種種困難和阻撓，但已在俄國日益廣泛地傳播開來了。

它對于工人群眾政治覺悟的提高以及變經濟罷工為政治罷工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它還有助于把各地的黨委統一起來，組織起來。《火星報》，尤其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個時期所寫的小冊子《怎么辦？》，都堅決主張必須建立一個秘密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它對于建立這樣一個組織的事業起了促進的作用。各地多數黨的委員會都贊成《火星報》的觀點，所以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它就被宣布為中央機關報。
　　但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大會的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發生了分裂——“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的。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為首的多數派，對于誰可以成為黨員這一點，主張下一個革命的、明確的定義，并且主張比較切實地組織《火星報》的編輯部。

《火星報》原來的編輯當中，除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之外，只有普列漢諾夫一人發言支持多數派。但是，不久之后，普列漢諾夫在拒絕參加編輯部的馬爾托夫以及在代表大會上沒有當選的舊編輯部其他成員的影響下，也退出了編輯部。

只剩下列寧一人。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工作下去，就辭去了編輯的職務。結果普列漢諾夫把編輯部里所有的其他的人都弄回去，《火星報》就落入孟什維克的手中。此時列寧寫了《進一步，退兩步》。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離開了對黨進行領導的崗位，但是不可能長期維持這種情況，因為俄國國內的多數組織和大多數工人都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他們要求有自己的機關報。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認為有此必要，所以，在他離開《火星報》大約一年之后，布爾什維克就開始出版《前進報》。《前進報》也同俄國各地的組織建立了聯系，開始派職業革命家到各地去，號召采取更革命的工作方法，準備實行革命起義。
　　這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移居日內瓦。1902年，在慕尼黑由于警方監視得緊，編輯部只好由那里遷到倫敦，接著，又轉移到日內瓦。在這些年中，列寧的生活非常艱苦，黨的經費不足，他只用其中很少一點點，有時靠著作弄點額外收入。

繁重的工作和緊張的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當他由倫敦去日內瓦時，他就得過一次叫作“圣火”的神經方面的疾病。夏天，特別是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或者是在編輯部內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之后，他總設法到大自然地懷抱里去，到海邊或山區去，而且總是要挑選一個比較清靜的偏僻地方，找一個最簡單、最廉價的旅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生都愛好大自然，善于在大自然中休息。
　　這時，尤其是從1905年1月起，革命的浪潮高漲起來了。這種情況使僑民們，特別是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方面更加緊張地、熱情地進行工作，另一方面則非常渴望返回俄國。1905年夏末的一件事情表現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所特有的遠見卓識。

當時他給我寫過一封信，大概是對我的埋怨——我埋怨收到從國外寄來書刊有困難，經常晚了——的答復。他在信中說：“不久之后我們就要在彼得堡辦一個報紙，它的編輯部設在涅瓦大街。”當時，我對這句話就如同對某種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一樣，置之一笑。可是，在大約三個月之后，《新生活報》編輯部的牌子真的在涅瓦大街上掛出來了。
　　我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發表了一個宣言，允許把許多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并且允許許多僑民回國。這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立即就回來了。但是，對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來說，回國后馬上遇到了問題：他以自己的身份證在一個熟人家租到的房間里只住了一夜，就肯定無疑地被人盯上了，于是他就不斷地更換住所，并且使用別人的身份證。

他還用別人的姓名發表演說，他在帕寧娜家里的一篇著名的演說就是用卡爾波夫這個名字發表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打破了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種種幻想，例如他們對1905年10月的成果的信心以及對運動的和平進展的希望。他尖銳地批判了所謂布里根（咨詢）杜馬，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馬的口號。他一再指出：必須團結隊伍，準備進行堅決的戰斗，舉行武裝起義。

1905—1906年之冬，他曾兩次去莫斯科，一次是在12月起義之前，另一次是在起義之后。他糾正對第一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態度，當時有一些布爾什維克忽視、輕視蘇維埃，因為蘇維埃中的多數人持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列寧理解了這個真正由群眾選舉的機構的意義。他預見到了它將來的作用。
　　當可以認為革命的浪潮正在興起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主張推動革命的浪潮，主張實行最革命的策略。例如，他宣布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的口號；他甚至宣稱必須進行游擊斗爭，主張搞所謂的三人小組和五人小組。

當運動已走向低潮時，他就堅決改變戰線，主張一定要參加國家杜馬，利用它的講壇，因為當時人民宣傳自己的觀點的機會已一個接著一個被剝奪了。布爾什維克的報紙一家接一家地被封閉了：《浪潮報》、《前進報》、《回聲報》相繼代替了《新生活報》。布爾什維克黨力求盡可能地利用合法的出版物。

當時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其中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的有：《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任務》、《社會民主黨和杜馬選舉》等。
　　不過宣傳的規模必須日益縮小，必須逐漸轉入地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迫遷往芬蘭的庫沃卡拉，從那里不時去彼得堡，不過更多的是別人到他那里去要手稿或商量問題。

經過一系列小型的磋商之后，1905年在坦默福斯召開了黨代表會議，1906年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黨代表大會，即所謂統一代表大會，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黨的兩部分即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出席了，而上次的代表大會，即1905年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孟什維克沒有參加。然而，統一的嘗試毫無結果。
　　1907年，第二屆杜馬解散之后，反動勢力日益猖獗，那年秋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芬蘭社會民主黨人那里得到警告，說有要逮捕他的命令。為防不測他就經亞波和斯德哥爾摩再次去日內瓦。
　　這第二次流亡，除1905—1906年間有過短暫的閑暇之外，比第一次更加艱苦。消沉和悲觀失望的情緒席卷了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和青年，也深入到了工人當中。廣泛的社會興趣被代之以個人的興趣、性別問題、神秘主義傾向和宗教探求的哲學。

與此同時，悲觀失望的情緒還以一種更加愚蠢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青年——社會生活最敏感的晴雨表——當中出現了自殺的流行病。在黨內（在孟什維克中），出現了所謂的“取消主義”，即鼓吹把一切都集中在合法的框框之內，取消黨的秘密工作。當然，所有這些偏向都在流亡者當中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情緒是非常沉悶的。但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并沒有喪失勇氣，他還一直鼓舞人們的勇氣。

他指出了1905年革命被鎮壓下去的原因。他說，應當準備下一次的革命高潮。正如過去他利用流放進行了學術工作一樣，現在，他把第二次流亡這段最冷冷清清的時間用于研究他過去一直沒有時間研究的哲學，寫出了自己的哲學著作，即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它是用來反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它從這一觀點對國外的和俄國的一切哲學理論——其中包括新康德主義——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部分是在這個基礎上，部分是在政治分歧的基礎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前進派”或“召回派”之間發生了分裂。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召回派”，是因為他們主張從國家杜馬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再證明：在不能指望進行直接的革命斗爭的時候，就必須利用一切合法機會，其中包括杜馬講壇和合法報刊。

1911年，我曾經有機會同他談到一件事情：在某些省的秘密小組中工作的一些同志，對于曾設法在薩拉托夫出版過一個短暫時期的合法小報抱不信任的態度，當時他堅決譴責他們不愿意支持這家小報。我見到他的時候，正是這個反動時期快要終結的時候，他好像對我說過：“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次革命。”
　　1911年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巴黎郊外的龍壽姆成立了一個黨校，并且給來自俄國的工人講過許多次課。1912年，他被選進國際社會黨執行局。
　　群眾中正在聚積力量。1912年4月，槍殺工人的勒那事件把這些力量召喚出來了。首先，盡管困難重重，合法的工人報刊發展起來了。工人的日報即《真理報》在彼得堡這一專制政權的中心開始出版了，要把它封死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了，已開辟了一條新的戰線。

必須把力量集中在這條戰線上，于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從近來居住的巴黎遷往靠近俄國的地方，遷到了克拉科夫。快車從那里到彼得堡只要12小時，文章可以及時送出去，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報紙。比較容易安排同秘密工作人員、杜馬（當時是第四屆杜馬）代表的會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為他們寫演說稿，比較容易領導俄國的秘密工作。

這樣，雖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給地下報刊——當時出版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寫文章，不過他的主要精力是用于當時剛剛對工人報刊打開的窗戶：除了《真理報》之外，他給日報《明星報》、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思想》雜志、《啟蒙》雜志寫文章。
　　可是已經到來的歐洲戰爭把一切都攪亂了。所有的工人報刊都被封閉了。社會民主黨的國家杜馬代表都被逮捕，交付法庭審判，并且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被奧地利當局逮捕，坐了大約三個星期的監牢。

他雖然安危未卜，卻跟平常一樣精神飽滿，這使得處于同樣地位的某些知識分子非常吃驚。由于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的活動，他被釋放到了瑞典。在當時席卷各國黨的愛國主義狂熱當中，幾乎只有他一人號召不要離開國際。

他指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的方法，應當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在每一個國家中都要反對本國的政府。
　　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講過：在這一斗爭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多么孤單，他多么痛苦地感覺到，周圍的人們對他絲毫也不理解。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草擬了一份關于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如何對待戰爭的提綱。這個提綱被轉寄到俄國以后，在被捕的第四屆國家杜馬布爾什維克代表身上搜查出來，就成了控告他們的主要罪證。

提綱十分明確地宣告：每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者都首先應當同本國政府作斗爭，戰爭的最好結局就是使沙皇政府這個最反動政府遭到失敗。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還就這個題目在瑞士作過一些報告，他用徹底的國際主義的思想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人。
　　在齊美爾瓦爾德和昆塔爾代表會議上，列寧是左派國際主義者的代表。當時在國外，他們處于少數地位。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具有愛國主義情緒。當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必須在人們幾乎普遍無知的厚厚的墻上打開一個缺口。

在戰爭時期，同俄國進行聯系以及往那里寄送書籍都很困難。許多工作人員都被送上前線去了。在俄國，愛國主義的狂熱甚囂塵上，“失敗主義”的思想僅僅為布爾什維克或傾向于他們的人所接受。這是一個艱苦的流亡時期，同俄國隔絕開來是令人感到痛苦的。
　　1916年，列寧寫成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
　　1917年的革命爆發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立即想方設法返回俄國。但當時這是很不容易實現的。托洛茨基打算取道英國回國，被英國當局拘留了。在考慮了種種比較難以實現的方案之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決定乘“鉛封”車廂取道德國回國。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敵人當時利用了乘“鉛封”車廂一事，大肆宣揚說：列寧等人是叛徒，在戰爭時期曾經同與我們敵對的德國政府達成了協議。其實，協議只不過是：這些人將取道德國，但絕對不與該國的任何人見面或交談。為此就選擇了“鉛封”車廂的形式。
　　在回國途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于他會不會被米留柯夫政府逮捕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他甚至幾乎深信，一定會被逮捕。然而，他卻平安地通過了斯德哥爾摩，同樣平安地通過芬蘭，一直到達了俄國的邊境，到達了白島車站，有幾位黨內同志在那里迎接他，他們于舊歷4月2日晚上到了彼得堡。

在這里，在白島車站，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召集各區的工人群眾，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鐵甲車上向同志們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號召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當天晚上，在各個組織的代表們的會議上，他也闡述了這個意思。他生性討厭各種空話、歡呼和鼓掌，所以立即把話題轉入實際的事情，轉入明天的最近任務。

他痛斥了國際社會民主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可恥行徑，并且說服布爾什維克黨：為了堅決同這種行徑劃清界線，改名為共產黨。他指出：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的革命，還沒有給工人和農民以任何東西；立憲民主黨人的以及后來有一半是社會革命黨人的臨時政府，不可能提供任何東西，應當推翻。

他在當時的《真理報》上以及一些小冊子中堅決表明了這個意思。7月間，共產黨所不贊成地進行起義的第一次嘗試，是不成功的。許多優秀的布爾什維克被臨時政府逮捕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幾乎肯定要被逮捕，因此，他就和季諾維也夫一起隱藏起來。
　　正如后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指出的那樣，當時只有工人才有力量把人藏起來，所以他們兩人起先藏在彼得堡工人的住宅里，后來藏到謝斯特羅列茨克，最后藏在芬蘭。他不得不使用地下生活的各種形式，如化裝、戴假發、使用別人的證件。

他不得不經常更換住所，在火車上打扮成司爐，躲藏在窩棚里。就是從那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密切注視著黨的生活，寫了一些文章和致黨中央的信件。《國家與革命》一書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寫作、后來完成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到布爾什維克對工人的影響日益增長（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選舉尤其使人對此深信不疑），而臨時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則越來越搖搖欲墜，所以開始主張再也不要猶豫不決了，必須舉行起義，推翻臨時政府。他的一些親密的同志不贊成采取這一堅決的路線，但是，這并沒有使他發生動搖。
　　在召開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弗拉基米爾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起義決定于舊歷10月25日舉行。當天晚上，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第一次會議宣告：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臨時政府被推翻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發表了講話，宣布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以及它的頭兩個法令，即關于停止戰爭的法令以及把地主和私人占有的一切土地無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的法令。資產階級專政被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了。
　　新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幾乎整個知識界和所有的蘇維埃職員都宣布抵制它。不要其他政黨和派別合作而組織政府，這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引起了意見分歧。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決反對任何合作，他堅決相信群眾，相信無產階級自己能夠管理國家，相信它在實踐中、工作中會極其迅速地成長起來并且學會進行管理。
　　這個政府完全是由共產黨人組成的，他們富有革命的經驗，但完全沒有建設國家的經驗。所以，巨大的工作和責任就落到了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領導新政府的列寧的肩上。他必須親自指導一切領域中的工作：從軍事工作起，一直到糧食或教育工作為止。

國際資產階級所資助和支持的國內戰爭，國內的暴動以及由這些動亂和在此之前的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饑荒和經濟破壞，——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緊張地付出巨大的精力，因為他領導著政府，是它的首腦和主要杠桿。

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米歇爾遜工廠（現在改名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工廠）的群眾大會上作報告時，女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在工廠的院子里對他進行暗殺，這使得他的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卡普蘭給他造成的重傷，差點奪去了他的生命。
　　1918年，根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倡議，而且是在黨中央一部分人進行激烈反對的情況下，我們同德國簽訂了所謂布列斯特和約。根據這個條約，我們同意割讓許多城市和領土，支付大宗賠款。

這個條約的確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列寧看到，農民不愿意進行戰爭；此外，他認為，德國的革命會迅速到來，那時一切最可恥的和平條件就都會成為廢紙。結果，實際情形正是這樣：德國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廢除了布列斯特和約的最苛刻的條件。
　　強大的、富有戰斗力的紅軍建立起來了，它在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從白衛分子手中解放出來的一些地方，如烏克蘭、西伯利亞、克里木、格魯吉亞在保留自治區的權利的基礎上，開始并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了，它后來發展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了調整。

但是，居民中人數最多的一部分即農民被連年的戰爭和嚴格的軍事共產主義弄得精疲力竭，他們需要休養生息，需要有比較正常的條件，以便能夠擺脫經常的饑餓狀態，能夠著手恢復經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了解在這一方面改變政策的迫切必要性，于是以糧食稅代替了糧食征收制，給農民留下余糧，促使他們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他實行了所謂“新經濟政策”，允許私人的自由貿易，讓農民和廣大居民階層有可能獨立謀求國家還不可能供給他們的生活資料。

他證明說：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推遲的情況下，必須實行這個轉變；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得不使自己的經濟同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部分相協調。
　　同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決主張發展國營企業，實行電氣化，因為只有電氣化才能使我們的落后國家趕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他還堅決主張發展合作社。他一再指出：在等待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必須把全部大工業掌握在國家手中，從而逐步地、慢慢地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

他說，這樣一來，我們雖然一方面對私人資本實行讓步，但同時將對它實行進攻，直到在其他國家中爆發了革命以及我國的巨大的生產力的提高使我們能夠更加堅決地重新向共產主義邁進為止。
　　極其繁重的工作影響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健康，他開始頭痛和失眠。起先醫生認為只是一般的疲勞過度，建議進行長時間的休息。但是，蘇聯生存的條件（它要求政府進行緊張的工作）以及列寧本人的性格和對自己、對擔負的責任的嚴格要求，都使他無法進行長時間的休息。他時時刻刻都關心國家的一切事務，他不善于完全甩手不管去休息一下；他自己也埋怨說：在散步時老是考慮問題。于是病情加重了。

1922年5月25日，他第一次中風。經過充分的休息和精心治療之后，到那年秋天他能夠起床了，并且從10月起恢復工作。盡管同過去相比，工作量已大大減少，列寧只堅持了兩個月左右。11月底，他又病倒了。在到1923年3月為止的這幾個月當中，他還聽取簡單的工作匯報，并且向秘書口授了最后幾篇文章，即關于工農檢察院、《寧肯少一些，但要好些》、《論合作社》、關于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的文章等。
　　1923年3月，他第二次中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盡管經過醫生的努力，夏天列寧的體力有所恢復，但說話的能力始終沒有恢復——直到1924年1月24日下午6時50分逝世為止。死神的來臨幾乎是突然的。沒有任何預兆表明他會逝世得這么快。解剖發現他的腦動脈已完全損壞，而一般的動脈硬化只達到中等程度。
　　他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后安放在紅場上的陵墓里。

（本人審定的傳記）

安·烏里楊諾娃一葉利札發娃[1] 撰寫
姜鴻霄 譯

[1]安娜·伊里尼奇嫌·烏里楊諾娃一葉利札羅（1864—1935）——列寧的姐姐。1918—1921年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曾參與組織黨史委員會和列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