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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曾說神經癥患者都是退化了的偉人，同時在他的理論中處處暗示神經癥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是無法治愈的。他認為成人的行為的根本原因是童年經歷所遺留下來的未解決的心理沖突。心理學家需要做的就是理解這種內在驅力，無論它是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會賦予行為能量并指導行為。而心理咨詢師的工作就是對來訪者的深層精神活動進行挖掘與闡釋，進而達成調整心理結構、消除內心癥結、促進人格成熟的目的。 然而，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精神分析對神經癥的治療效果不僅收效甚微，甚至還會適得其反。很多神經癥患者在患病初期，選擇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進行精神分析類型的心理咨詢，每周進行一次面談，療程持續半年或一年，被咨詢師刨根問底地探求"童年經歷"、"家庭關系"、"人際關系"、"重大創傷"等信息。這種咨詢方式，不僅消耗大量的時間、高昂的咨詢費，并且絕大部分來訪者會反饋說"感覺像是找了個高價的陪聊，沒有任何作用，即使當時情緒得到了宣泄、撫慰，咨詢后很快就會回到原點"，甚至有很多患者會坦言"在一次又一次回憶、追溯痛苦經歷的過程中，內心的痛苦再一次被加深了"。 當然，精神分析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其對來訪者精神世界的剖析也是準確、微妙的，但是它的缺陷在于沒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只是分析了病癥的成因，但并沒明晰如何緩解病癥。通俗地來講，咨詢師即使把來訪者的心理癥結追根溯源得再精確，但是通過一場談話就消除痛苦的回憶，和當時的自己、他人、事件握手言和是幾乎無法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若咨詢師對過往經歷的探析拿捏不好尺度，很容易讓來訪者在自我分析與探究的過程中陷入窮思竭慮與糾結，這正中了"強迫性思考"的下懷，只會對神經癥火上澆油，讓情緒愈演愈烈。 直到20世紀50年代行為主義的出現，才是這個情況得以改善，森田療法、認知行為療法、接納與承諾療法、正念療法的主張者們致力于縮短心理治療的時間跨度，他們發現精神分析療法對于過往的探索是一條冗長且錯誤的道路，唯有"活在當下"，切斷過往對我們造成的影響，我們的性格、未來才可以獲得更強的可塑性與改善的可能。 事實上，精神分析療法的敗筆就在其歸因上的邏輯錯誤：它執著于把神經癥的癥狀歸因于過往的創傷經歷、潛意識中的心理模型，而非更直接、更本質的根源——錯誤的思維模式；來訪者在咨詢的過程中一次次揭開自己的傷疤，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試圖給自己的病癥找到一個"依據"，依然是一個"向外求"、"通過思考獲得安全感、確信感"的過程。這阻礙了來訪者察覺到心理問題的真相——情緒并不源于客觀事實，而源于我們對客觀事實的評判，即思維、想法。同時，唯有"向內求"、"放棄思慮、忍受不安"才是神經癥的救贖之道。 從傳統的精神分析療法到新時代的認知行為療法、森田療法的轉變，從另一個角度給了我們更深層意義上的啟發：過往的經歷、記憶也許會影響我們現在的心理狀態、行為模式，但它不是決定性的，我們的當下與未來依然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 過去的記憶對我們當前心理狀態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它本身跟現在沒有直接關系，但是過去的記憶會塑造我們的神經結構，讓我們基于過去的經歷來形成一些認知，并基于此做出選擇和決定。 也就是說，在我們當下的情境中，當發生與過去成長經歷相類似的情形或生活經歷時，由于我們對過去事件所形成的認知的判斷和認知的結構，會影響我們應對當前的情境。 所以，人實際上還是站在現在來去看待過去和未來。因為我們的認知結構及思維方式都是此時此刻的存在，它并不完全是由過去決定的，我們現在也可以對它進行調整。 如果說，我們所有的性格都是由過去決定的，那么，心理咨詢也就沒有任何的作用了，因為過去是不可改變的。 心理咨詢之所以能對人發揮作用，就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并不完全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是一個因素，我們怎么看待過去，并對此保持覺察更為重要。如果我們能站在當下調整看問題的角度，而不是一味陷入過去的既定模式中，那么我們就能夠跳脫出來，理解和解決心理問題。 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原生家庭決定論”或者“童年決定論”這樣的誤區。有的人認為：我現在的心理問題就是我父母的錯，他們沒有生好我，沒有養好我，要怪他們——這種想法是非常錯誤和荒謬的。 父母在生我們，養我們的時候，可能沒有足夠的心理學知識，有的時候可能出現一些不當的操作。他們自己的心理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健康，這是過去的一個既定事實。 但是，成年之后，我們的心理健康和性格就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們應該采取一種積極健康的方式看問題，并可以選擇積極的生活方式來改善自己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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