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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或許是重復著昨日平淡的普通一天。 但有時，也可能是生命劇烈的轉折點，是高度濃縮的跌宕，是回顧一生中無數個「一天」時，仍然會精準翻涌的記憶。 這些鐫刻在記憶中久久不會褪色的「一天」，便是人們活過的印記。 這里是視覺志推出的全新欄目——《24小時的朋友》。 欄目將用紀實的手法拍攝普通人不普通的24小時，褪去時間、秩序、人際隔閡的外衣，真切地挖掘人生的赤裸和粗糲，尋找活著的真相和生命的力量。 上一期我們和結束5年北漂生活的農村女孩娜娜聊了聊，而這一期我們走進北京松堂關懷醫院——一家收治臨終病人的醫院，和護工李大姐做了24小時的朋友。 李大姐是四川人，今年47歲。 1999年，她經熟人介紹，從老家來到北京，進入松堂關懷醫院工作。 23年來，她照顧過上百位臨終者，有正值壯年的癌癥患者，也有年事已高的臨終老人，看護時間最短的不到半個月，最長的能有8、9年。 由于工作性質特殊，李大姐需要24小時無間斷地陪護在病人身邊，每一秒都可能和「死亡」打照面。 我很難想象，一個人如何在如此壓抑而沉悶的氛圍中日復一日地工作？臨終醫院里的人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 而24小時過后，我深刻認識到自己對「衰老」和「死亡」的狹隘理解，也終于揭開了蒙在「臨終關懷醫院」上的黑色面紗—— 或許，令人恐懼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們對死亡的固有想象。 以下是我在松堂24小時的觀察—— 01. 臨終醫院？真「晦氣」嗎？ 凌晨4點，松堂關懷醫院已經開啟新的一天。 深秋清冷的天氣、車輛寥寥的公路讓這座位于北京五環外的醫院更顯寂靜。 在三樓病房見到李大姐時，她剛整理好床鋪。因為要全天候在病房內「待命」，所以松堂的護工沒有單獨的宿舍，而是和臨終者同住。 他們遵循著「反?！沟纳镧?，在幾乎不存在個人隱私空間的狀態下生活。 但在決定當護工那刻，李大姐就做好了心理準備，這么多年來，也早就習以為常。  李大姐照顧楊奶奶 她目前看護著一對老夫妻——蔡爺爺和楊奶奶。每天早晨在打理自己前，李大姐需要先給老兩口洗漱。 蔡爺爺74歲，5年前突發腦梗，幸好治療及時，沒有引發更嚴重的后果，但從那之后，他的右手就無法靈活使用，腿腳也越來越不利索。 楊奶奶在上半年意外摔倒，導致大腿脛骨粉碎性骨折，由于身體狀況的限制，醫生不建議立刻手術。 自此，奶奶的活動空間就被框定在一張單人床上，兩位老人在家的生活也變成一團亂麻。 「沒有子女照顧嗎？」 有的。 兩位老人的獨生女蔡阿姨會定期上門探望他們，但她的小外孫女剛上幼兒園，需要人幫著帶，蔡阿姨沒有足夠精力兼顧老人和小孩的生活。 家里也試著給老人請鐘點工，但鐘點工能做的事同樣很有限，清潔完屋子、衣服、做完午飯就已經盡了這份工作的職責。 因此，吃了上頓沒下頓、沒人幫忙及時注射胰島素的狀況在兩位老人的家中頻頻發生。 生活的失序在外貌上也有很大體現。 蔡爺爺說，那段時間自己的頭發長到能蓋住臉，「都看不出人樣了」。 家庭無力承擔繁重的看護工作，成為全家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李大姐陪蔡爺爺聊天 于是一個月多前，兩位老人在女兒的陪伴下進入松堂關懷醫院。不舍和糾結肯定會有，但這個選擇至少能讓老人體面地度過晚年。 其實，像蔡爺爺和楊奶奶這類生活很難自理，但神智清醒、沒有重癥，甚至有時還能借助輪椅活動的老人不是孤例，不過這類人群在醫院也絕非多數，他們只占三成。 大多數臨終者的情況更為復雜，年齡跨度也很廣。 幾個月前，李大姐曾照顧過一位40多歲的女性，劉女士（化名）。 劉女士是癌癥患者，腦部長了難以摘除的腫瘤，早年間和丈夫離婚，有一個20來歲的孩子。她平時不愛講話，但很清楚自己沒有多少日子了，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 某個夜里，劉女士突發高燒、離開了人世。因為走得匆忙，她沒能見到孩子最后一面。 「和孩子好好告別」成了她在生命盡頭未遂的心愿。  松堂關懷醫院的某間病房 而在醫院的一樓走廊深處，有一個清靜的小房間，里面擺放著十張嬰兒床。 這是松堂的嬰幼兒病房，里面收治過的孩子最大不過三四歲，最小只有幾個月。 很難想象，這么年幼的生命會和「臨終者」這個稱呼聯系在一起。 走到房間最里側，你會聽見重重的呼吸。 發出聲音的人是一個腦積水的小男孩，他的頭相比普通小朋友膨大了幾圈，這是腦積水的典型病征。 但如果你向他招手，或者和他講話，他并不是毫無反應，他會擺動小手回應。 他是能感知到外界的鮮活生命，這一點和任何普通小朋友無異。 被送進松堂的孩子大多像他一樣，天真、可愛，卻有著難以治愈的先天缺陷。 朱朱也是，他剛出生幾個月就被送到這里，現在已經一歲半了。 乍一看他和普通孩子沒什么差別，但因為腦梗，他的腦袋始終只能倒向一邊，隨著年紀增長，這種狀況會更嚴重、更明顯。 他的本名其實不是朱朱，準確來說，朱朱沒有名字，他在登記簿上的姓名是「王某之子」。  松堂關懷醫院的嬰幼兒房 早晨8點，醫院后面開進一輛殯儀車。又一條生命即將完成告別儀式，去往另一個世界。 而這樣的場景，在松堂太過平常。 李大姐仍在3樓病房里工作，走廊一側的某間病房里，時不時會傳來臨終者疼痛的呻吟。 松堂這天的早晨，無疑是灰暗的。 衰老的不可阻抗，病痛和死亡的無差別攻擊，讓人喘不過氣。 直到陽光點亮病房里的玫瑰假花，才顯出一抹顏色。 02. 看見TA姓名 「哥哥姐姐，你們要吃果丹皮嗎？」 這是彬彬逢人就說的話。 上午9點，醫院集中活動的時間，彬彬穿著一件綠色外套，在一樓活動室外徘徊。 她背著大挎包，包里放滿「奇珍異寶」，隨手就能掏出一個綠色系眼鏡框搭配外套。 護士姐姐看見她，叫她進活動室玩。彬彬接過護士遞來的話筒，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唱著《同一首歌》，盡管她只會循環前四句。 唱歌之外，彬彬最大的愛好就是在醫院里走來走去，和不同的人搭話，換不同的衣服。每天都能「日行兩萬步」。 她很快樂、也很純真，生活得無憂無慮，和小朋友一樣。 但其實她的生理年齡已經38歲。  彬彬在活動室外 彬彬11歲時，她的媽媽突然走失，而彬彬對世界的認知也從此停滯。 后來，爺爺奶奶一直照顧著彬彬。兩位老人離世后，叔叔、嬸嬸又接過看護彬彬的接力棒，直到他們也開始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把彬彬送到松堂。 直到現在，叔叔、嬸嬸還是會經常來看彬彬，給她帶零食、水果和新衣服，松堂的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們深知彬彬的喜好，時不時會送給她一些帽子和小配飾。 彬彬是精彩的，是被愛包圍的。 在松堂的很多「臨終者」也一樣，他們有姓名、有個性，絕非一群蒼白無望的行將就木之人。 中午12點，醫院大堂舉辦了一場小小的生日會，生日會主角是89歲的武奶奶。她臉上的皺紋很引人注目，像「貓咪胡須」。 陪伴在武奶奶身邊的是她的親人，兒媳婦在現場掏出口琴，吹了一曲《祝你生日快樂》。圍坐在武奶奶四周的，是她在松堂醫院的三個好姐妹。 這「四朵金花」在院子里活動時，喜歡坐在一起聊天。不過，雖說是「聊天」，但其實大家的交流方式就是「各說各話」。 在她們的世界里，比回答更要緊的，是有一個舒適輕松的環境去表達自我。  「貓咪奶奶」武奶奶 分蛋糕時，一個奶奶行色匆匆地從大廳經過，她穿著一條紅紫格子紋的裙子，端著洗臉盆快步往浴室趕。 她是花花，每天中午都要洗個澡才舒坦，問她今年幾歲，她會回答「剛滿18」。花花肚子很大，她總是一本正經地說里面裝著寶寶，有時裝了2個，有時裝了5個。 「花花為什么這樣說」是大家心里的一個謎。 這些可愛又獨具特色的「人物小傳」，松堂很多工作人員都知道。 即便是「已逝者」的故事，他們也如數家珍。 李大姐曾談起她照顧的第一個病人，一位60歲的盲人孫大爺（化名），從沒結過婚，也沒有子女。 孫大爺心臟出了問題，送他來醫院的人是單位的同事。 在松堂生活的三個月，他不想依賴導尿管，大小便會讓人扶去衛生間。會自己去打飯，只是吃完后需要人幫忙刷碗。 他盡力維持獨立和體面的生活，直到不得不臥床那天。 李大姐當時24歲，雖然有36歲的年齡差，但他倆溝通一直都很愉快。 和孫大爺相處的時間里，李大姐印象最深的是兩人出去散步的日常。 當時松堂還在玉蜓橋附近，醫院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鳥市。每當孫大爺說想出去溜達溜達，李大姐就會牽著他到那邊去轉悠，買點小零食。 最后，孫大爺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醫院幫忙安排了后事。  醫院涼亭 「挺心疼的，我總覺得他心里還憋著話沒說。」 時隔多年，李大姐仍然記得那時的感受，「像失去朋友一樣的心情」。 這種傷感并不會因為經歷次數多而減淡。 護工、護士、醫生、藥師包括志愿者依然需要在一次次的講述、寬慰和告解會中將負面情緒排解出去。 而「記住」，則是疏導完悲傷情緒后的重要命題。 在松堂，有一本志愿者整理的相冊，里面的人物，都是曾在松堂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臨終者。 或許生者無法阻擋他人死亡的進程，但只要在腦海中留存關于「逝者」的記憶，他們就會成為生命長河中一顆始終閃爍的星星。 我們可以這樣堅信。 03. 關于死亡 關于微光 下午15點，松堂院子里的噴泉，閃爍著波光。 還能活動的病人下樓到院子圍坐在一起，聽聽音樂，做做保健操，和周圍的人聊聊天，大爺們可以在院子里找護工大叔舒舒服服地剃個頭。 臨終者最常發生的問題之一，是感覺自己不被理解也沒有人可依靠，會很孤獨。 因此下午聚在一起的兩三個小時，是讓大家保持身心愉悅，維持社交關系網的重要時間。 也是這時你會發現，在臨終者之間，「死亡」呈現出復雜的「眾生相」，而不是統一的恐怖模樣。  松堂下午集中活動 蔡爺爺很開心，跟伙伴們大談鄧麗君的一生。 聊歷史、訴說他年輕時當采購員的經歷，是他來到松堂后最重要的消遣之一。大家也很捧場，雖然聽了很多次，但每次都還是能當成頭一回來聽。 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要高高興興地走完」。 對于死亡，蔡爺爺的態度很樂觀。 陳奶奶也現身了。 松堂院墻上有一條標語是「我要活到120歲」，她是整個醫院最接近目標的人。 她今年104歲，頭發花白但腿腳依然好用，甚至還能幫80歲的老人推輪椅。 她已經活過了一整個世紀，對于「死亡」已經沒有恐懼，只有坦然。 楊奶奶依然會難過，不是為「臨終」難過，是為自己臥病在床，不能「體面地活」而難過。 她時常講起小時候在上海的生活，唱點小曲兒，教大家說上海話，說著說著就潸然淚下。 李大姐會握著她的手寬慰說，「別難過，現在不是好好的嗎？」，楊奶奶總會回答，「這是開心的淚水」，幼年的時光是她記憶中的金子。 彬彬換了一條花裙子、一件小洋裝外套，朱朱坐在嬰兒車里，打量著周圍的人。 對他們來說，「生命」「死亡」或許只是朦朧不清、難以理解的詞匯，最重要的只有當下的快樂。 有兩個大爺相談甚歡，護士告訴我左邊的大爺過去是在清華任教的老師，右邊的大爺曾經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被救回后進入關懷醫院，和「清華老師」成為摯友。 對于「死亡」，兩位大爺或許有更為獨到的理解和反思。  陳奶奶和朱朱的「世紀同框」 而對李大姐和松堂的工作人員來說，這份工作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他們逐漸認識到「死亡是一個自然發生、難以逆轉的生命進程」。 這和我們長久以來，對死亡的既定敘事相悖。 我們的文化總是在排斥死亡、恐懼死亡，費盡心思在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中，尋找延長生命的更好方式，放棄治療有時被看作是懦弱的選擇。 哪怕代價是讓老人、病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讓「生」的體驗大打折扣。 正如阿圖·葛文德醫生在《最好的告別》中描述的那樣—— 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與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們的末期病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 但實際上對臨終者而言，最重要的或許不是「強制逆轉死亡的進程」，而是「尊重生命易逝」，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懷和照顧。 這也是松堂關懷醫院貫穿始終的理念—— 提高臨終者的生命質量是延長生命的最好方法。 至少讓生命最后一段旅途在愛、詩歌和溫暖中度過。 那么，承認「生命有期限」「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對生者的意義是什么呢？ 我想起某社交平臺曾發起一個話題是#寫給天堂的你的一封信#。 參與話題討論的人們紛紛發布信件，去紀念親人、愛人、友人，包括陪伴了自己一程的小動物們。 書信講述著TA的一生，寫信人和TA之間那些閃光的回憶，以及希望TA在天堂能開開心心，常來夢里看看…… 好像在書寫的過程中，那些沒來得及說出的告別，都有了寄托和出口。 而由此衍生的，還有一批#天堂回信#，其中一封是匿名網友以小狗的口吻寫給了傷心的主人，書信內容是—— 親愛的主人： 我是小狗 我很愛你 所以當我發現 你不愛自己的時候 我很難過 愛你的小狗  圖源微博 @小狗的口袋 所以，或許看見并走近「死亡」，并不是剝奪人們悲傷的權利，而是創造一個情緒的出口，提供相互療愈的樹洞。 不再執著于對生的無止盡追求，而是去思考死的坦然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體驗感。 而當人們真正開始接受「死亡」，才能更好地珍惜「活著」的日常。 喜歡這期故事的話，別忘了【點贊】【在看】～ 期待在評論區看到你對「臨終關懷」和「死亡」的認知和故事，我們下期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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