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的縱橫捭闔

mynotebook 2022-11-19 發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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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后，一個突出的問題同時擺在了蘇聯和中國面前——日軍的下一步是要北上還是南下？

這可是關乎國運的重大戰略判斷，斯大林和蔣介石都高度注視著日本的一舉一動。

曾幾何時，隨著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國民政府與蘇聯已然徹底撕破臉。

不過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雙方出于共同抗日的考量卻再次搭上了線。

蘇聯想用中國牽制日本，使其不要北上攻擊蘇聯遠東地區；中國則想借蘇抗日，最好能與蘇聯簽訂一個“軍事同盟條約”，以共同應對來自東瀛的威脅。

面對癲狂的日本人，大家都害怕。

再退一步講。

如果日本真的要動手，蘇聯希望日本南下侵華，而中國希望日本北上侵蘇。

其實中蘇這種對于日本的綏靖思維和歐洲大國對希特勒的想法完全一樣——蘇聯希望禍水西引，英法希望禍水東引。

三十年代中期，大家（英法同盟與蘇聯-德國威脅/蘇聯與中國-日本威脅）都在一邊談結盟，一邊仔細掂量觀望。

從局部抗戰走向全面抗戰（1931~1937）的這幾年間，中國北方并不太平。

1933年，中日圍繞長城爆發激烈沖突，日軍南下的鋒芒被暫時挫敗。

1935~1936年間，關東軍積極拉攏內蒙古德王，實際將德王變成了類似溥儀的狀態。

隨著日本在內蒙、東北一帶的勢力日趨穩固，中蘇雙方均感受到巨大的軍事威脅。

根據南京國民政府1936年做的評估，一旦中日開戰，中國的軍事物資準備僅夠支撐三個月，必須依賴外援才能堅持下去。

現在問題來了，英美的確是比較支持蔣介石政府，可遠水救不了近火??！

大戰爆發后，日本很容易憑借海軍優勢占領和封鎖中國東南沿海，英美的軍事裝備怎么運進來呢？

實際上，如果我們回顧全面抗戰的八年，來自英美的援助進入中國非常非常困難——1942年短暫通過中緬公路運輸過一段時間，1943~1945則是依賴代價高昂的“駝峰航線”。

與遠在天邊的英美不同，蘇聯近在眼前。

中國龐大的西北地區均與蘇聯國土接壤，新疆軍閥盛世才還是莫斯科的小弟（一度加入蘇共），從蘇聯輸送抗日軍火是最可靠、最便捷的。

更何況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才打起來，站在1936年的時間點看，美日、英日關系并未惡化到可以不顧一切援華抗日的程度。

而中蘇此時此刻卻是直接面臨著日本威脅，根據中方情報，已侵占東北的日本關東軍1936年底就要攻打外蒙古（實際在1939年發動了諾門坎戰役），屆時將兵鋒直指蘇聯本土。

蒙古草原上的蘇軍坦克

1935~1936年間，蔣介石通過多個私下渠道秘密聯絡莫斯科，推銷中蘇聯合抗日的方案；他一度派出大佬陳立夫赴歐洲“考察”，希望借機與蘇聯高官會面。

這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員也有公開表態：

“同蘇聯的友好關系只有在（蘇聯）成為抗日可靠保證的情況下才有價值?！?/span>

與傳統認知不同，當時感受到日本威脅更加強烈其實是蘇聯一方。

據今天日本方面解密的資料看，三十年代中期，關東軍曾把蘇聯做第一假想敵，準備拿下整個蘇聯遠東地區。

受形勢所迫，斯大林對于改善破裂的中蘇關系非常積極，頗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

正當協調不暢之際，1936年12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為了拉攏蔣介石抗日、減小日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壓力，莫斯科力促事變和平解決。

作為重歸于好的見證，斯大林還將老蔣滯留蘇聯多年的寶貝兒子蔣經國給送還回來（蔣介石對建立統一戰線提出的條件之一）。

1937年初，在蘇聯生活了十二個年頭的蔣經國攜蘇聯妻子和一歲多的孩子蔣孝文一起返回中國。

蔣經國當時以半人質的身份在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擔任助理廠長兼廠報編輯；臨行前，斯大林親自接見了他。

斯大林給小蔣灌輸了一番“中國應成立抗日統一戰線，與蘇聯共同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還在蔣面前把他背叛革命的老爹大肆表揚了一頓，很是尷尬。

由于不放心蔣經國一家三口路上的安全，蘇聯方面委派大名鼎鼎的魯赤水先生一路陪同護送其回國。

歷史洪流之中，人的命運猶如滄海一粟。

瓦赫列娃（蔣方良）和蔣經國，攝于1935年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的爆發是抗戰期間極為重要的一個事件，其意義甚至超過了一個月前的七七事變。

淞滬會戰中雙方都采用了“添油戰術”，戰役從最初的小沖突演變成決生死的大戰。

可以想象，蘇聯方面對于淞滬會戰的擴大化非常高興，深刻認識到中國對日牽制的巨大作用。

這一點蔣介石自然也懂，此后兩年多里，他一封又一封的書信寄給斯大林，絕不含糊。

比如在1938年5月，蔣就曾寫信給斯大林：

“沒有你的幫助，中國無法撐下去，中國仍在生死關頭。請你趕緊將以下裝備運來中國……”（后附若干頁清單）

斯大林迅速答復蔣介石：

“蘇聯將送出所需之……（參考蔣介石清單），供閣下偉大的抗戰使用”。

不久，蘇聯的武器裝備連同顧問、飛行員、技師等高達三千余人的龐大隊伍源源不斷來到中國。

蔣介石在忽悠蘇聯的同時，并沒有落下與日本的秘密接觸。

1938年7月，在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的間隙，國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奉蔣令，自香港抵達日本神戶。

時任日本外相宇垣已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準，計劃與孔祥熙在軍艦上晤面。

最終是因為日本陸相、軍方頑固派代表坂垣征四郎的反對，才被迫取消了“議和”，會談因此流產。

天底下沒有不透風的墻，蔣介石準備和日本議和的事情迅速傳到了斯大林耳朵里。

因為擔心中日締結和約后日本騰出手對付蘇聯，斯大林急電蔣，稱更多援助將要啟程，包括足夠60個師之裝備，以及追加500架戰斗機。

難得見斯大林如此大方。

前面提到過，三四十年代新疆軍閥盛世才是蘇聯小弟，為了控制盛世才、阻止國民政府勢力入疆、同時加速援華軍事物資中轉，1938年蘇聯還派出一支機械化旅的兵力（5000余人，配屬有100余架軍用飛機和大量汽車）駐守新疆東大門哈密。

由于未經國民政府同意，蘇軍以新疆省軍的名義出現和對外聯系，稱“歸化軍騎兵第八團”。

1939年，蘇軍全面打通哈密至阿拉木圖（今哈薩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哈密至重慶的航線。

至1940年底蘇聯終止對華援助前，經由哈密空軍基地和新疆航空線運往抗日前方的戰斗機達上千架，轟炸機約100架。

作為陸地交通樞紐，中蘇雙方在哈密成立了中蘇運輸委員會蘇聯援華車隊，先后運往抗戰前線大炮4000門，汽車2050輛，機關槍14025挺，槍彈1640萬發……

實際上，早期國共兩黨間維系“抗日統一戰線”，主要依靠的外力就是蘇聯。

1940年下半年，面對咄咄逼人的希特勒，斯大林開始急切的與日本展開談判，直至達成后來的《蘇日中立條約》。

蘇日關系緩和后，國共之間的摩擦便愈演愈烈。

哈密市中心夜景

縱覽整個1931~1940年間的中、蘇、日三角關系，斯大林毫無疑問在戰略上笑到了最后。

他的核心目標一以貫之——引日本的禍水南下。

無論是西安事變救蔣、協調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還是援華抗日、諾門坎戰役后鳴金收兵，直到對日本簽訂《中立條約》,目的一脈相承。

而蔣介石則顯然有些飄忽不定。

南京政府出于國內政治的需求，早期在圍剿紅軍這一核心問題上遲遲不肯同蘇聯達成協議。

西安事變之后，盡管中蘇已事實上形成某種程度的對日同盟，但國人翹首以盼的《中蘇軍事互助條約》仍沒能談下來。

一旦有了這份“條約”，中國至少能在氣勢上部分約束住日本的魯莽行動，逼迫其三思而后行。

很可惜，直到淞滬會戰爆發，國民政府才與蘇聯在南京簽訂了一份姍姍來遲的《互不侵犯條約》（主要內容為軍事物資援助），聊勝于無。

最終，中國成了二戰期間全力死拼日本的那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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