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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流行、氣候危機、政治動蕩、社會暴力——出現在新聞頭條上的內容很難讓人樂觀，而我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地需要希望。備受尊崇的自然學家、人道主義者珍·古道爾與暢銷書作家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一起，通過三次誠摯而發人深省的對談，探索了人類至為追求卻又難以掌握 的人性要素之一：希望。
撰文丨珍妮·古道爾、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 “聽到你父親的消息， 我很遺憾。”幾個月后我們在荷蘭見面時， 珍說道。我父親腿部無力的情況一開始被判斷為常規衰老癥狀，后來發現是中樞神經系統的侵襲性 T 細胞淋巴瘤， 先影響了他的脊髓，后又蔓延至腦部。從達累斯薩拉姆回到紐約后的好幾個月里， 我一直連續往返醫院陪他。 父親對留住他的意識和希望做出了英勇的努力，直到癌癥終于將二者全部擊潰。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得知自己的癌癥無法治愈，也許只剩幾周到幾個月生命的消息時表現出的那種勇敢和鎮定。“我想是時候面對無可避免的事情了。”他說。在他極度痛苦、瀕臨死亡的時候，我問他覺得還能在我們身邊多久。“直到得到著陸指令，”他說，“或者跳入永恒的指令。”那時我看到了希望的局限，陷入了深深的悲慟。在我父親病逝后這殘酷的幾個月里，珍的善意和理解給了我巨大的支撐。
《希望之書》作者：（英） 珍·古道爾（Jane Goodall） （美）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Douglas Abrams） 譯者：鄒玥嶼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2年11月 現在珍和我在一個翻新過的守林員木屋里見面了。木屋的位置在烏得勒支附近一個自然保護區的森林深處，屋子很舒適而且足夠保溫，足以抵御冬天席卷荷蘭大部分地方的刺骨寒風。 我們面對面坐著，陽光斜透過窗戶，柴火噼啪作響。珍在完成一次到訪北京、成都、吉隆坡、檳城和新加坡的長途旅行后，剛剛在她英國的家中待了四天。盡管她幾乎馬不停蹄在世界各地出差，但她看起來仍然精神飽滿、興致勃勃，似乎隨時準備開始我們之間的對話。她穿著藍色的高領毛衣，一件綠夾克，兩手十指相扣搭在灰色羊毛毯上。 “感謝你的慰問，”我說道，珍在我父親最終撒手西去時給我寫了信，“抱歉， 我之前不得不那么突然地離開。”“你必須離開的原因才是令人難過的地方。”“是挺艱難的幾個月。”我承認。 “你沒法真正放得下，這種失去太深刻了，”珍說道，“我想正是悲痛的深切提醒了我們愛之深切。” 我輕輕地笑了，為她的話而感動。“他是一個特別棒的父親。” 對彌留之際的父親而言， 他的心意和愛似乎比他的頭腦和理智更重要。因此我很好奇，為什么珍會把人類智識當作希望的理由之一。要我說的話，自從我父親的所有神經元同時發射信號讓他陷入了譫妄狀態，意識的脆弱性就一直深深困擾著我。我們的思維似乎無比微妙又容易出錯。我們靜靜地坐了一小會兒， 懷念著我的父親和所有我們失去的人， 然后才重新開始討論。 “為什么人類智識會構成你希望的理由之一？ ”我問道。
從古猿到世界主宰 “這就是我們人類與黑猩猩還有其他動物之間的最大區別啊，”珍說道，“我們智力上的爆發式進步。” “你所說的人類智識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們大腦里分析和處理問題的部分。” 曾經科學家們認為這些特質只有人類才擁有，珍和其他一些科學家卻證實，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動物都有程度不一的智識。我向珍提到了這一點。 “是的，今天我們知道動物們比人們過去所認為的聰明得多，”她說道，“黑猩猩和其他類人猿可以學會 400 個甚至更多的美國手語用詞，可以在電腦上解決復雜的問題；還有包括豬在內的其他一些動物喜歡繪畫。烏鴉有著驚人的智力，鸚鵡也一樣。老鼠同樣非常聰明。” “我記得在坦桑尼亞時你還跟我說過章魚是極為聰明的，能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 雖然它們的大腦構造和哺乳動物的非常不同。” 珍大笑道：“它們的八條腕足里居然都長著腦子！再說一個你可能會喜歡的 — 你可以用每次一滴花蜜作為獎勵，教會熊蜂把一個小球滾進洞里。更精彩的是，其他沒有被這樣訓練過的蜜蜂僅僅靠觀察受訓過的蜜蜂就能完成同樣的任務。這么長時間以來我們在不斷地學習新東西，我也總是和我的學生講研究動物智識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 “那么在我們的智識里是什么讓我們區別于所有其他動物呢？”我問道。 “雖然黑猩猩 — 與我們人類最接近的生物 — 能在各種智力測試中拿到特別好的成績， 但最聰明的黑猩猩也沒法設計出裝載機器人的火箭， 讓機器人按照設計好的程序在火星這顆紅色星球的表面巡游，拍攝照片供地球上的科學家開展研究。人類做到了這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是說想想伽利略、列奧納多 ·達 ·芬奇、林奈、達爾文，還有牛頓和他的蘋果， 想想金字塔和其他偉大的建筑，還有我們的藝術和音樂。” 珍停頓了一下，我則想到了一個又一個卓越的人物他們提出的那些理論， 建造的那些宏大屋宇，都是在完全沒有我們今天的精密工具可用，也沒辦法像現在這樣查閱積累下來的既往知識的情況下完成的。珍打破了我的沉思。 “而且， 道格你知道嗎，每次看見天上的滿月時，我都能體會到我在 1969 年那歷史性的一天體驗到的同樣的敬畏感和驚奇感。就在那天，尼爾 ·阿姆斯特朗成了第一個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巴茲 ·奧爾德林緊隨其后。我思忖著：'人類真的走到那上面去了啊！’我在演講時總是跟人們說，下次看向月亮的時候，試著找到那份敬畏之情，不要把它當成理所當然。”
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 “所以， 的確是這樣，”珍繼續說道，“我真心認為是人類智識的大爆炸把這個相對弱勢和平凡的史前猿類推上了自認為是世界主宰的位置。” “但如果我們遠比其他動物更有智慧， 我們怎么會干出如此多的蠢事呢？ ”我問道。 “啊，”珍說，“這就是為什么我更傾向于用'智性’這個詞，而不是'智慧’。一種有智慧的動物應該知道不能毀壞自己唯一的家園 — 但我們已經這樣做很久了。當然，有一些人確實是非常有智慧的， 但還有很多人并不是這樣。我們給自己貼上了'智人’的標簽，'有智慧的人’， 但不幸的是，今日的世界是缺乏智慧的。” “但我們是聰明而有創造力的？”我說。 “對， 我們人類非常聰明，非常有創造力，而且就像所有的靈長類和許多其他動物一樣， 我們充滿好奇心。我們的好奇加上我們的智力， 給我們自身帶來了各個領域的許多偉大發現。因為我們喜歡去了解事物是怎樣運作的，為什么那樣運作，從而不斷地拓寬認知的邊界。” “那你認為是什么導致了這種不同？ ”我問道，“為什么人類大腦比黑猩猩進化得更 — ” “語言，”珍回答道，她似乎料到了我會問這樣的問題，“在我們進化中的某個節點， 我們發展出了用詞語交流的能力。我們對語言的掌握讓我們可以教授和學習不在眼前的事物。我們可以傳承從過去的成功和失敗中汲取的智慧，也可以計劃遙遠的未來。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把有著不同背景、不同知識的人聚到一塊去討論問題。” 聽到珍說她相信是語言帶來了人類智識的大爆炸， 我的興趣一下子就上來了。有意思的是， 我之前在查閱與希望相關的研究資料時發現， 語言、目標設定和希望似乎全部都產生于同一個大腦區域 — 前額皮質，它位于我們額頭正后方，是大腦里最新進化出來的部分。人類大腦中這個區域比其他類人猿大腦中的都要大。 我們談論了一會兒人類取得的各種成就，從設計讓我們在空中飛行和在海洋里潛航的機器， 到和地球另一邊的人即時通信的技術。 “所以真的很奇怪， 不是嗎？也是同樣的人類智識造成了我們現在這種糟糕的處境，”我說，“同樣的一種智識，創造出了一個失衡的世界。有人會認為人類智識是進化史上最大的錯誤 — 一個正在危及這個星球上所有生命的錯誤。” “是，我們確實把事情弄得很糟糕，”珍表示同意，“但不是智識本身，而是我們使用智識的方式造成了糟糕的結果。由于混合了貪婪、仇恨、恐懼和權力欲望，我們以一種不幸的方式使用了我們的智識。但好消息是， 我們既然有足夠的智慧制造出核武器和人工智能， 當然也能夠想出辦法來治愈我們對這個可憐的古老星球造成的傷害。實際上我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我們造成的后果，并且開始運用我們的創造力和新發明來修補損傷。如今已經有了很多創新性的解決方案，包括可再生能源，再生農場和可持續農業， 還有與地球相協調的飲食結構轉換，等等， 這些都指向創造一種新的行事方式。作為人類個體，我們也認識到需要減少自己的生態足跡，并且已經在思考如何去實現這一點。” “這么說來， 智識本身無所謂好壞 — 一切取決于我們人類選擇如何運用它：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還是將其毀滅？ ” “對， 這就是我們的智識和對語言的使用所塑造出的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之處。好壞都在我們，因為我們有選擇的能力，”珍微笑著繼續說道，“我們半是罪人， 半是圣人。”
半是罪人，半是圣人 “最后哪一方勝出呢，善還是惡？ ”我接著問道，“我們會有 51% 是善， 或者 51% 是惡嗎？ ”“嗯，辯論雙方都可以拿出不少證據，但我相信我們正好對半分，”珍說道，“我們的適應性極強， 能夠做到任何生存所需的事。我們創造的環境將決定哪邊占上風， 換句話說， 我們培育和鼓勵哪方， 哪方就會勝出。” 世界觀被顛覆的感覺是很奇怪的。我體會到了一種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的眩暈感。曾經被我稱為善與惡的， 不過是我們為了在不同環境和不同境遇下生存所發展出來的善良或殘忍、慷慨或自私、溫和或攻擊性的特質。如珍所說， 我們為了生存可以付出任何代價。 如果我們生活的社會有著正常的生活水平和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 我們天性中慷慨和平的一面就比較可能凸顯出來 ；反之，如果在一個種族歧視和經濟不公平的社會里，暴力就會大量滋生。 “嗯，”我分享了我的想法后，珍回應道，“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想想在盧旺達和布隆迪發生的種族大屠殺，兩者同樣是發生在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大屠殺發生后， 因為比爾 ·克林頓總統到訪了盧旺達， 所以國際社會的援助像潮水一樣涌入盧旺達。但布隆迪多少被忽視了。結果就是盧旺達有能力去修筑道路和醫院等基礎設施， 國際商業自然也就進入了，胡圖人和圖西人似乎開始和平共處。但布隆迪沒有這些條件，于是直到今日仍然會周期性地發生暴力和流血事件。”
電影《盧旺達飯店》。 “即使如此， 我們仍必須記住社會是由人組成的， 而總會有人尋求改變。有很多布隆迪公民想要創造一個更加和平的社會。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社會只是看起來穩定而已。” “你覺得我們能夠擁有和平和諧的社會嗎？我們的暴力傾向又怎么解釋呢？” 珍搖搖頭說道：“幾乎可以肯定的是， 攻擊性行為是我們從遠古的人族祖先那里繼承的基因的一部分。你已經知道了，利基送我去貢貝的理由就是他相信人類和黑猩猩在 500 萬年前到700 萬年前擁有同一祖先，如果我發現了現代人類和現代黑猩猩之間相似甚至相同的行為， 那么這種行為可能就是來源于那個類人類猿的祖先，并且在不同的進化路徑上一直被保留了下來。這會更好地啟發他關于早期人類行為的研究，他在非洲的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早期人類的化石。像親吻、擁抱，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結，還有你在剛才的問題中提到的攻擊性行為模式，其實與相鄰黑猩猩群體之間的原始戰爭非常相似。” 我記得珍跟我說過， 有人建議她淡化對黑猩猩攻擊性行為的描述，因為在 20 世紀 70 年代，許多科學家都試圖向人們證明侵略性行為是后天習得的。那是一場關于先天和后天的大辯論。 “幸運的是，由于我們非凡的智慧和語言交流能力，”珍繼續說道，“我們已經能夠超越其他動物純粹的情緒攻擊性反應。就像我剛才說到的， 我們有能力在不同情境下進行反應， 做出有意識的選擇。我們所做的選擇部分反映了我們童年時期所受的教育， 同時也取決于我們出生的國家和那里的文化。” “我懷疑實際上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樣，生氣的時候傾向于去打那個讓他們不高興的東西。我的妹妹朱迪和我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 打人、踢人和咬其他小孩是不對的。這樣我們就獲得了對我們的社會道德標準的一種認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 ；哪些是正確的， 哪些是錯誤的。壞的和錯誤的行為會被懲罰 ——口頭懲罰，然后好的和正確的行為會被獎勵。” “這么說來，孩子們是可以學到社會的道德規則的。”我說。“是的，這一點也讓人類的攻擊或侵略行為比其他物種的更惡劣， 因為我們明知這種行為在道德層面上是錯誤的 — 至少我們相信這在道德上是錯誤的。這也是我認為只有人類才能真正犯下惡行的理由 — 只有我們能坐下來冷血地研究如何折磨人，如何造成痛苦，周密地謀劃殘忍可怖的行為。” 我知道這是一個一直在珍心里縈繞不去的話題。她成長于英國，見證了德國占領歐洲時期發生的猶太人大屠殺并為之深深震悚。當盧旺達和布隆迪發生種族清洗事件時， 她正身處貢貝。當時在坦桑尼亞和布隆迪邊境，人們目睹了湖水被遭到屠殺的布隆迪人的鮮血染紅， 許多從布隆迪逃出來避禍的難民在貢貝后方的山里住了下來。她從這些難民口中聽到了許多野蠻、殘忍、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電影《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珍在貢貝時， 剛果民主共和國 的武裝組織在一個午夜綁架了她的四名學生。在那之后很久， 她到過剛果(金) 的首都金沙薩， 在她停留的住所外發生了街頭暴亂，有一個士兵就死在她窗前。恐怖分子在“9 ·11”那天把飛機開進紐約世貿雙子大廈時，她也在紐約。她曾深深凝視過惡的面孔，對我們人類天性中的陰暗面再了解不過。但珍之所以是珍，是因為她總能夠迅速地找到一個更寬廣的視角。 “盡管如此，”她說道，就像是對著自己腦海中的黑暗想法自語，“雖然有許多的暴力和惡行， 但放在歷史的尺度上來看，這個世界還是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現在身處荷蘭， 你想想，不到 100 年前這片土地還浸潤著二戰時英德交戰中士兵的鮮血。最近我和幾位德國朋友在一起時說：'這難道不奇怪嗎 —我們現在是彼此的摯友，但我們的父輩曾互相殘殺？’現在我們有了歐盟，這些幾百年來揮戈相向的國家如今為了共同利益走向了聯盟。這是希望的重大標志。是的，英國后來脫歐了，這是一步倒退， 但我們仍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與歐盟發生任何戰爭。”
電影《法蘭西組曲》。 珍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對我們逐漸增長的阻止大型戰爭發生的能力都充滿信心， 這讓我很受鼓舞。“但是你不為威權主義、強人政治正在世界各地崛起而感到擔憂嗎？ ”我問，“還有國內沖突，民族主義高漲， 甚至連法西斯主義也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 新納粹分子在美國壯大，不可思議的是在德國也是如此。除此之外，世界上還有眾多的沖突，許多的暴力：校園槍擊、幫派爭斗、家庭暴力、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你怎么可能對未來依舊抱有希望呢？ ” “這么說吧，在我們成為人類的幾百萬年里，我確實認為我們變得更關心他人了， 也更有同情心了。盡管殘忍和不公仍然隨處可見， 但人們已普遍認為這些行為是錯誤的。更多人能通過媒體的報道了解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說一千， 道一萬， 我真心認為絕大多數人本質上是正派的和善良的。”“還有一件事，道格。就像只有人類才能夠犯下真正的惡行一樣，”珍說道，“我想，也只有人類才能真正地利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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