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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和張聞天，從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共事開始，經過在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在延安和東北的并肩作戰，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建設和那段特殊的時期，兩人共同奮斗了大半個世紀，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去世，享年75歲。1979年，中央為他召開追悼大會，妻子劉英知道后，當即建議讓陳云致悼詞。誰曾想陳云卻搖頭拒絕，說：“讓鄧小平來吧。” 張聞天和陳云關系如此之好，那么在張聞天去世后，陳云為何卻讓鄧小平致悼詞呢？這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追求真理 堅守理想 張聞天190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一個農民家庭里，從小聰慧好學，6歲就進入私塾讀書。張聞天除了接受“四書”“五經”外，還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在他11歲那年，張聞天進入南匯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 1917年秋，張聞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讀書。在學校讀書期間，由于他的中文基礎很好，再加上有一定的外語閱讀基礎，因此經常被老師夸獎。除此之外，張聞天還目睹中國內憂外患，隨即投入到革命潮流中，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五四運動爆發后，張聞天和同學們一起寫標語、散傳單，積極參加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1919年6月23日，南京第一個進步刊物《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辦，張聞天既是編輯，也是主要撰稿人。這些文章強烈抨擊了日軍的侵略行為，還宣傳了馬克思主義。 8月19日，《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從第50期開始，連續三天刊登了張聞天撰寫的《社會問題》這篇文章。張聞天還根據當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革命的步驟：
文章最后，張聞天還抄寫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的10條綱領，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光明的前途和具體奮斗的目標。
當時張聞天還嘗試通過《社會問題》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并將《共產黨宣言》中的10條綱領直接介紹給南京人民。值得一提的是，這在南京的知識分子中產生很大的影響，也令他成為南京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1920年7月，張聞天為了進一步追求革命真理，離開南京，前往日本留學。1922年，他又去美國勤工儉學。此時的張聞天一邊在舊金山的中文報紙《大同報》當編輯，一邊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經過一年多的學習，他的視野逐漸開闊。 回國后，張聞天擔任中華書局的編輯，期間他還致力于文學革命，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當中，還創作了不少詩作、散文等等，被稱作是“少年文學家”。 1925年，張聞天在五卅運動中加入共產黨，同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
張聞天和陳云的相識相知 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背叛革命，陳云當即協助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中央機關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機關得以安全撤離，避免我地下黨組織遭到更加嚴重的破壞。不久后，陳云從改變特科的工作方式入手，開辟新的局面，令我黨的情報工作得以恢復發展。 面對可怕的“白色恐怖”，張聞天也沉著冷靜地堅持戰斗，接管了和共產國際通訊的秘密電臺。由他負責的《紅旗周報》也很快從消極狀態中走出，5月25日再次恢復出版。 1931年9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陳云和張聞天都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員。1932年3月，陳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和張聞天一樣都是政治局常委，兩人接觸越來越多，關系也越來越密切。 在王明去蘇聯，周恩來去中央蘇區后，張聞天和陳云在上海繼續堅持斗爭。那個時候，我黨有兩處秘密機關，一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愛文義路上，一個是在成都北路路西。每天早飯后，博古、張聞天、陳云等人都會到這里碰頭，然后交換情況，商談工作等等。 緊接著，張聞天會到三樓看文件、寫文章，直到晚飯后才回住處；陳云則到工廠視察，先后指導工人們罷工以及和南洋煙草公司做斗爭。
1934年12月上旬過了老山界以后，毛主席、張聞天等人和李德、博古主張的錯誤方針進行斗爭。12月20日，張聞天找王稼祥談話：“我建議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軍事。”王稼祥頻頻點頭，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1935年元旦，中央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強渡烏江，向遵義城出發。在行軍過程中，經過幾位領導人的討論，決定停止李德的指揮權。就在部隊過了烏江，準備召開遵義會議的時候，張聞天找陳云進行了一次比較長的談話。 陳云是政治局常委兼五兵團的政委，而這次張聞天找他談話主要是為了遵義會議的醞釀。張聞天反復向陳云說反五次“圍剿”以來，李德、博古等人錯誤主張所造成的危害，還說到了遵義要召開會議。陳云完全同意張聞天、毛主席和王稼祥的意見。 后來陳云曾回憶說：
遵義會議結束后，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陳云身為常委之一，對此表示贊同和支持。
1937年11月底，陳云等人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當時正值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作組織問題報告，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陳云被選為書記處書記。就這樣，陳云和張聞天又在中央書記處合作共事。 1945年8月到10月，中央先后派出10名中央委員、10名中央候補委員率領2萬名干部和11萬大軍挺進東北。張聞天是11月26日抵達哈爾濱的，隨即便找到先到東北的北滿分局書記陳云，向他簡單匯報了工作。 第二天，張聞天、陳云和高崗共同研究了東北的局勢，一致認為應該放棄中心城市，到農村去搞群眾工作，在鐵路兩邊建立根據地等等。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后，張聞天和高崗在陳云的主持下起草了發給中央的電報，也就是《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 這一報告得到了中央的贊同，不久后毛主席代中央起草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這一指示精神正是陳云等人極力主張的。 1946年年底，陳云乘車繞道朝鮮去南滿，途中路過佳木斯。當時南滿形勢比較緊張，黨內也發生了爭執。陳云主張堅持南滿，張聞天則支持陳云的意見。最終中央認為陳云是對的，在他的努力下，南滿堅持住了，這對扭轉東北戰局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東北解放后，陳云是財經委員會主任，張聞天是副主任，兩人配合得很好，都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
1950年，在蘇聯的建議和支持下，新中國組建準備出使聯合國，并任命張聞天為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1951年，張聞天接替王稼祥擔任第二任駐蘇大使。 不久后，張聞天和妻子劉英被派去蘇聯工作。在蘇聯工作期間，一向喜歡搞理論工作的張聞天建立了中國駐外使館第一個研究室。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張聞天在出使蘇聯期間，中國請蘇聯幫忙印制了人民幣。 盡管張聞天做了很多貢獻，但他志不在此。陳云去蘇聯訪問的時候，去看望張聞天夫婦。當時張聞天對陳云說：“我不想搞外交，想搞經濟工作。”陳云笑著說：“我也贊成，但毛主席不同意啊！” 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前，張聞天在下面做了很多調查研究。不久后，他去找陳云談，陳云十分贊成他的意見，并說：“但很可惜的是，恐怕用三年的時間，經濟也恢復不過來啊！” 張聞天去世后，陳云拒絕致悼詞：讓鄧小平來吧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張聞天的處境不是太好，即便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他也沒有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當時，張聞天的矯正視力只有0.2，但他仍堅持每天寫作，寫了數十萬字的筆記和文章。妻子劉英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幫他抄寫。
張聞天的外孫女張秀君去看望外公外婆，在那里待了兩個星期，也幫忙抄了兩個星期。有一次，張聞天對張秀君說：“你能看懂嗎？如果能看懂的話，那該有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的名義發表……” 1971年后，張聞天夫婦恢復了自由，和鄰居也有了來往。由于家里沒有電視機，所以他和妻子經常去鄰居家看新聞，每次都看的很仔細。大家都知道張聞天的視力不是太好，因此有時候看著看著就會湊近電視機，方便看清上面的東西。 張聞天和鄰居聊天時總是和藹可親的，說起話來也文縐縐的，而且很喜歡聽別人講話，時不時撥弄一下自己的拐杖。傍晚吃過晚飯，張聞天便在劉英的攙扶下緩緩散步，一高一矮的身影漫步在院內。 晚年的張聞天日常生活非常簡樸，不抽煙也不喝酒，整天都是穿著一般老人穿的粗布褲襪，天熱的話就穿一件短袖，天冷則加一件外套。那時張聞天的腿腳雖然不靈活了，但思維還是非常敏捷的，完全沒有老人那種愛啰嗦的模樣，這也和他高深的閱歷有關。 剛到肇慶的時候，除了有書籍之外，張聞天的家可以說是一貧如洗了，連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是少之又少的。相關部門每個月給他發基本生活費，也令他的生活沒有那么困難。在此期間，張聞天最喜歡、最享受的便是讀書了。 當時有不少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張聞天知道后十分羨慕，還曾多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希望能回北京參加工作，希望到工廠、農村參觀。張聞天的這一請求，直到1974年才被黨中央同意，不僅恢復了張聞天夫婦的組織生活，還讓他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
當張聞天夫婦第一次從市里參加了組織活動回來后，兩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幾乎是一見到人就要形容一番。從他們的宿舍到市委機關足足有近7公里的路程，但張聞天卻堅持自己步行去，不想麻煩市委的領導同志。 也是在這一年，張聞天夫婦外出活動變得多了起來，他要了解民情，要了解國際經濟建設的情況，還要了解社會和百姓的需求……張聞天那時的身體狀況不是太好，血壓一動就是200多，各種老年疾病也伴隨著他，身上最不缺的便是藥品。 盡管如此，也沒有消耗張聞天下基層調研的濃厚興趣，他帶著劉英和警衛人員，在市委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開始了他渴望許久的工作。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細心詢問廠里的生產情況、設備情況以及工人工資待遇情況。張聞天一邊問，一邊做筆記，去一次沒了解清楚的話，就去兩次、三次…… 一天，張聞天在某工廠看到幾張報紙，隨即語重心長地對負責人說：“要學點政治經濟學，對抓生產、搞經濟建設是很有必要的。對職工適當進行精神和物資獎勵也是有必要的，這是允許的。”
還有一次，張聞天到某區委進行調研，在聽完負責人的匯報后，和藹地說：“你們要大膽地工作，多辦一些小企業，這樣才能解決居民的就業問題。大家的生活好了，社會就會安定團結，人民也會感謝我們的。” 當地的領導聽了張聞天的話后受益匪淺，認為他很了解基層工作，深入實際，平易近人。 1974年是張聞天夫婦外出參觀最多的一年，他在市委的組織下去過20多個基層單位考察，每到一個地方總是樸素實在待人，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從不講究排場。他也經常會給當地領導提出一些建議，出些電子，給當地群眾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張聞天夫婦對子女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而是張虹生很早就去支邊，直到1974年到肇慶看望父母，才提出調往肇慶好照顧父母。按照當時張聞天的情況，如果他向組織提出的話，組織一定會同意的。但張聞天壓根不同意，他對兒子說：“小孫女可以和我們一起生活，但你不能調過來！” 盡管張聞天夫婦對兒子嚴格，但從一件事中足以看出劉英的慈母心腸。當時張虹生準備回西北，劉英連忙約好友陪自己到市區的百貨大樓買毛線，說是要給兒子打件毛衣，畢竟大西北太冷了。此后很多天，劉英的手中都拿著打毛衣的線，一邊織毛衣一邊和鄰居聊天。 1975年，張聞天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于是他主動申請到江蘇無錫安度晚年。不久后，中央辦公廳就同意了張聞天夫婦的要求，動身前，夫妻倆和鄰居告別。
張聞天在肇慶的家里一定沒什么像樣的家具，市委見他家太簡陋，特意配發了一套木質沙發，但張聞天堅持不要。無奈之下，市委只好說可以讓他按照借用辦理，因此當張聞天離開后，還不忘將這套“借來”的沙發還給市委。 張秀君曾4次前往無錫看望外公，她回憶說：“我記得1976年前后，外公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連一本稍微厚點的書都拿不動，他只有將厚書都撕成一個個稍微薄的本，才能拿著看。我曾兩次建議外公寫自傳，但他都拒絕了。” 張聞天到無錫后，仍化名為“張普”，意為一位普通的群眾，蹣跚著出去考察民情。菜市場是他考察的一個重點，里面的老百姓哪里會想到，這位經常見面的老人居然曾是我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病重期間，曾將劉英叫到床前，緩緩地說：“我快要不行了……別的沒什么遺憾的，就是這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我感到很遺憾……”張聞天頓了頓繼續說：“我死后，幫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還有解凍的存款全都上交給黨，就當是我最后一次交黨費吧……” 劉英含淚點頭答應，由于此時劉英已經說不出話了，張聞天便讓她拿張紙過來，在上面寫下保證，簽上名字。劉英的眼淚瞬間流了出來，她說：“咱們倆過了這么多年，你還信不過我嗎？”劉英話音剛落，張聞天才放心的點了點頭。 1976年，幾位豐碑式的領袖人物相繼去世。在這年7月1日，張聞天也在無錫靜靜地走完了他76年人生之路。
1979年，中央決定為張聞天舉辦追悼大會，劉英知道后十分高興，當即找到陳云，說：“中央決定為聞天舉辦追悼會，我想讓你致悼詞。”陳云聽后搖頭拒絕，他說：“還是讓小平同志來吧，這樣規格更高點。” 8月25日，張聞天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陳云主持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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