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也曾是大明忠臣，為什么最后起兵造反？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

1618年4月，努爾哈赤的八旗軍襲取撫順，遼東總兵張承胤在隨后追擊戰中全軍覆沒。這一重大軍情，在即時報至兵部的同時，也進入邸報傳向各地。

不久后的河南開封，知府王之臣召開的全體縣令例會散會后，通許縣令傅國和儀封縣令劉廷宣悄悄聊起了最新的時政。傅國問道：“遼東的事好不好解決？（可憂否）”兩人作為同一年的進士，私交很好，劉又是遼西人，比較熟悉當地情況。劉廷宣回復：“努爾哈赤是個英雄，不是一般人。過去遼東人經常欺負他們，越境開墾女真土地與開發當地物產等等，矛盾積累已經很深。幾十年前，我們就知道這些。現在他白頭舉事（60歲），遼東的事情不好解決啊（宜可憂）。”

努爾哈赤畫像。來源/故宮博物院

這樣的言論，自然是很熟悉的人在小范圍內才會說出來。而親身遭遇的努爾哈赤，是這個過程的最大受益者，但也有想討個說法的情緒，當然這是他羽翼豐滿后才有的想法。（下面進入努爾哈赤的第一人稱視角）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擅長的是指揮作戰，攻城略地。其實我更擅長的是經濟貿易，帶領部落賺錢，提高生活水平。

如果說我是貴族出身，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到了我爺爺這一輩，家族居住在蘇克素滸河谷地，大約有一個村莊，還能帶幾十人去撫順貿易。父親是爺爺的第四個兒子，只能算是一個建州中產家庭，居住在用泥、木和草蓋的房屋，房屋外圍有木柵院墻。多年后我到了京師，才知道我們家族合起來都達不到江南的殷實之家。至于名字，就更土氣了，我的名字“nuheci”，意為野豬皮，弟弟“shurha”意為小野豬皮、“yarha”意為豹皮，基本是森林動物家族。雪上加霜的是，母親在我十歲的時候不在了，繼母不疼我，父親又非常聽繼母的話。到了十九歲，我獨立出來，分的家產很少（《滿洲實錄》）。

由于從小經濟壓力大，我學會了獨立生存。每年三月到五月，七月到十月，我都會和小伙伴一塊，進入林海采摘，挖人參、采松子、摘蘑菇，有時候跟著爺爺或者自己獨自去撫順貿易。在撫順，我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南來北往的客商、宮里來的公公，被欺負過，被欺騙過，也欺騙欺負過別人，我的生意才能初步顯現。在入贅世代經商、富甲一方的佟佳氏后，我的生意才得到進一步展現。

因父、祖之死，我們家從大明的賠償中分得了“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敕書是朝貢、互市的憑證。敕書上面開列領取者的姓名、官銜、頒發日期等，按道理是不可以涂改的。但在實際操作中，以子代父，相互借用，自行涂改更是常見，所以敕書更顯重要。后來經過各種方法，到萬歷三十八年（1610），我有了建州的全部敕書500道，哈達的敕書363道，擁有敕書讓我和大明的貿易量劇增，分配敕書讓體系內更好管理，大明的敕書在我這里發揮了其最初規劃的作用。大量的耕牛、鏵子等生產工具，布匹、鐵鍋、食鹽、水靴、針線等生活用品進入建州；大量的人參、松子、榛子、木材、蘑菇、木耳、蜂蜜、東珠、麻布、馬匹、貂皮、猞猁猻皮等，通過特產換取制成品，土地得到開墾，生活水平逐漸提高。而且也影響了大明的社會生活，就京師所見，人參、貂皮已經漸漸進入他們生活中。

當然，大明最關心的是馬匹，作為重要軍品，馬市一直占有很高地位。在建州附近的撫順、清河、叆陽、寬奠設置了四個馬市。而我最關心的是鐵器。但大明嚴格限制鐵器輸送出邊，以前經常出現男人耕地沒有鐵犁、女人沒有針剪做活、家里沒有鐵鍋做飯、射箭缺乏鐵的箭頭的情況。在剛需的軍馬面前，剛需的鐵器也就管控松了。每次馬市規模很大，有數千人之多，開市時，漢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熙熙攘攘，融匯一市，開市時間也逐漸放松，有的地方已經形成一些固定的市場。靠著鐵器，建州的農業得到了大發展，軍隊裝備也升級換代，通過引進人才，建州也有了冶煉鑄造業。

后來的大明士大夫、將軍、士兵會感慨我的堅甲利兵，其實都是我貿易的結果。建州沒人比我更懂經濟。

在十幾歲的時候，我去了李成梁將軍帳下。從撫順到遼陽、沈陽、廣寧，這一路為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李成梁將軍的家丁有很多蒙古人、女真人，他們讓我知道建州之外的廣大部落世界。在這里，我看到了一個多樣的大明，驍勇絕倫的軍士、貧困孱弱的衛所士兵、走私的邊將，也看到遼東官場的爾虞我詐，還看到對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出臺與執行。強盛、強勢、威服四方的大明，近看是另一個樣子。在后來漫長的歲月中，我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更加了解這個巨人。

萬歷十八年（1590）四月，已經是都督僉事的我帶著108個人，打包好朝貢的人參、貂皮、東珠、蜂蜜等物品。第一次進入山海關，到達了只在前輩口耳相傳中出現的京師。

去京師確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帶上幾百人的隊伍，朝廷會供給馬驢車輛，沿途管吃管住。雖然一些官員會有克扣，但比起建州的生活還是強了很多。到了京師后，吃住均在禮部會同館。會同館的待遇非常好，房舍鋪陳講究，酒肉茶面飲食等保障到位，如果身體不舒服，“即與醫藥”。據說這里有三百名廚師，專門給貢使做飯。朝廷還會宴賞，為國家立下功勛的重臣會主持宴會并進行簡短的發言，我們在一片禮樂聲中感受盛世祥和。按照我的級別，朝廷還會賞賜采緞一表里，絹一匹，折紗絹一匹，素絲衣一襲，靴襪各一雙，這都是多年前難以想象的財富，祖父在撫順的貿易都舍不得買這么多布匹。宴賞結束后，還可以在會同館門口擺攤三天，很多來自建州的特產銷售一空，我們也會給建州的女人買點京師女人用的物品。

萬歷二十一年（1593）閏十一月，我第三次赴京師朝貢，不像上次充滿新鮮感，但能感受到倭寇侵略朝鮮半島對朝廷的影響。為此我多次向朝廷請命，但均不獲允。

萬歷二十六年（1598）十月，我第五次到達京師，在宴會上見到了泰寧侯陳良弼。據說陳侯家在京師的住宅很大，稱為泰寧侯胡同，應該比我在建州的府邸好太多。三年后，我第六次進京，再次見到了陳侯。

萬歷三十九年（1611）十月，我帶著250人第八次到達京師，獲得朝廷雙賞。這前后，我掌握的敕書越來越多，入貢的人自然也就越來越多，而朝廷卻要限制人數，萬歷四十三年（1615）只讓十五名貢使進京，真是百里挑一。當然去京師的上千人中確實會有一些素質低的，如索要車價、毆打驛卒。后來我對朝廷的使臣董國云說：“既嫌人多，我只差十六個人進貢領賞，一路自備盤費，也不用里邊酒飯。”“里邊因何偏護北關，只說我不忠順；若我在墻里動一草一木，就是有罪；若兵馬出來救北關，說不得不動手相殺。”憑我對大明的了解，朝廷可能懷疑我了。不過薊遼督撫還是很信任我的，認為我“唯命是從”。

在這二十年里，我八次到達京師，見到朝廷的政局越來越亂，文臣之間的斗爭很激烈，朝廷最明顯的是禮部的官員都沒配備完整，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在減少；中原的經濟文化也了解了一些，我買了《三國》和《水滸》，從中學了不少東西；大明的貴族、勛戚、文臣汲取了大量的土地，而民間的百姓日子卻越來越苦；在邊防線上，士兵苦不堪言，衛所士兵月糧只有四錢，糊口都不夠，每年承擔修筑長城、防御蒙古等任務，高強度的工作與低廉的收入，導致家里非常苦，也讓人不愿來邊防線；到了遼東地面，更是“財殫力竭，萬無生理，聞見慘然”。

而我則結合女真習慣，學習大明邊軍的建置、裝備，包括戚繼光的練兵，來改良我的部隊，我在女真統一戰爭中的戰術和后來在遼東戰爭的戰術就學習了李成梁將軍在葉赫山城攻堅的戰術。值得一提的是，我還有一位負責漢文文稿的先生——龔正陸，并給他取了女真名字“歪乃”，他是浙江紹興人，輾轉到了赫圖阿拉，我讓他掌管文書，教我的孩子讀書。他經常給我講大明的各種情況，讓我更加熟悉大明。自然在這過程中，他也借著機會賺了很多錢，“有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

在我之前，遼東經常有各種亂象，王杲、王兀堂、阿臺多次犯邊。我從起兵開始，就為大明守邊，三十年里兢兢業業，遼東東部邊防線非常安寧。

在萬歷十一年（1583），朝廷封給我指揮使一職（遼東邊外有幾百個這樣的頭銜）。因為朝廷的支持與認可，我在家族中的影響力迅速提高。萬歷十七年（1589），有住牧木扎河部人掠奪大明柴河堡，并射殺巡邏騎兵，我出兵斬殺該部首領獻給朝廷，明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這件事，朝廷給予我很高評價：

惟建州奴酋者勢最強，能制東夷。其在建州，則今日之王臺也。既屢送回被擄漢人，且及牛畜，又斬犯順夷酋克五十獻其級，而慕都督之號益切，則內向誠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臺為我兵向導，并死于兵火。是奴兒哈赤者，蓋世有其勞，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也......若錄奴酋父、祖死之功，即當與之都督亦不為過，而獻斬逆酋之級，則又與明例合矣。奏入，上從其請，準與都督僉事。此奴賊受我殊恩之始也。

因此，我升為都督僉事。到了萬歷二十年（1592）八月，我向朝廷請封龍虎將軍。這一稱號超過一品都督，在女真世界有廣泛影響力。以前，哈達部的王臺獲得過。龔先生先后為我起草四道奏文，因為朝廷復雜的人事問題，李成梁將軍被免，我的事也就卡住了，最終不了了之。但在東事起后，我主動向大明兵部尚書石星稟報，請求領兵前往馳援，并給朝鮮國王發文，“今朝鮮既被倭奴侵奪，日后必犯建州。奴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如今朝貢回還，對我都督說知，他是忠勇好漢，必然威怒，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最終，依然是由于復雜的人事關系，我的請求再次擱淺，“吾欲領兵馳救，稟報于石尚書，不見回答，故不得相援”。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隨后的幾年里，我與海西女真部落多次作戰，那些沒有經歷“交馬接刃，碎爛甲胄”的公子哥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我為大明守衛的邊墻進一步擴大。到萬歷二十三年（1595），鑒于我對大明邊防的貢獻，薊遼督臣蹇達為我積極爭取龍虎將軍稱號。這次終于如愿。

我的生意越來越大，軍力越來越強，我對大明非常了解，我為大明守邊三十年，而大明的官吏并沒有適時改變他們對我的認識，尤其是大明干涉我對哈達、葉赫的作戰更是讓我不滿。

努爾哈赤對女真各部的戰爭。來源/《中國戰爭史地圖集》

萬歷四十五年（1617），女真遭到很大的饑荒。“民間饑困之患，近古所無，流離道路，餓莩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種之望，而種子、農糧俱乏，至有抱農器而餓死于田野〔者〕，極為矜惻”。我最初讓老弱自行尋找出路，但“赤身乞食”“老弱填壑”的現象引起了內部的矛盾。

民眾成了難民，而這些年被壓制的對大明的情緒也得到進一步發酵，輸出總是比火山在自己這里爆發好。父、祖的事情經過解讀后對于凝聚家族成員有用；關于明人干涉女真內部（主要幫助是海西女真）事務，對于帶動軍將的情緒很有價值；關于明人越邊開墾、偷采容易激起廣大部民的情緒，由此而整合形成“七大恨”。

在完成內部凝聚后，我對大明發動突襲，襲取撫順與殲滅張承胤部，獲得牲畜三十多萬以及大量的糧食和財務，極大緩解了災荒帶來的危機。

但戰爭爆發后，大明開始邊境封鎖，糧食、布匹在女真極度缺乏，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大。在隨后的幾年里，看著地盤在擴大，而內部的壓力并沒有減少。戰爭帶給大明天下騷動，但我也沒好到哪里去。我制造了一個更大的危機來解決眼前的危機。

野火被點燃，再也沒有停下來。

參考文獻：

《努爾哈赤評傳》《明神宗實錄》《遼廣實錄》《清太祖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