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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舊的法令制度是沒有不會敗壞的，眾人的議論是不可抗拒的。與其讓后人做一番猛烈的改革，還不如自行改革好。 在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周易》中，有一句話，叫作“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里的“窮”并不是我們今天一般理解的經(jīng)濟上貧窮的意思，而是指某一事物的發(fā)展已經(jīng)到了盡頭，經(jīng)濟上的貧窮只是從這層意思中引申出來的。  以上這句話的解釋大致就是：事物發(fā)展到了盡頭，就要想辦法變化；一旦變化了，前面的路就又可以暢通；任何事物的發(fā)展只要能保持暢通無阻，就可以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是一句很富哲理的話，是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觀察總結出來的，它代表了一種中國式的智慧，后來的“變通”“窮則思變”等詞語和成語，都是從此而來的。 不僅如此，這句話以后也成為歷代謀求政治或經(jīng)濟改革的有識之士的理論基礎及經(jīng)典依據(jù)。清朝至嘉慶、道光統(tǒng)治時期，其發(fā)展已到了“窮”這樣的地步，于是，就有一批有識之士出來呼吁變革，那就是嘉道間出現(xiàn)的所謂“經(jīng)世派”。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公元19世紀之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就如同一個龍鐘的老人，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后，蹣跚地步入其最后的一段行程。 從中國社會的內部發(fā)展線索來看，維持了60年之久的“乾隆盛世”，如同夢幻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各種社會危機卻像火山噴發(fā)一樣地展現(xiàn)了出來。成倍增長的人口壓力、尖銳的民族矛盾，它們預示了整個19世紀連綿不斷的流民遷徙、農(nóng)民起義和民族叛亂。長達9年多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還歷歷在目，嘉慶十八年（1813年），在北方又爆發(fā)了天理教的起義。  天理教教徒林清在嘉慶十八年九月，率幾十名信徒竟然直搗北京的紫禁城，攻入西華門，占領尚衣監(jiān)、文穎館，直逼隆宗門，有少數(shù)人甚至還沖到了養(yǎng)心殿。這一事件雖然很快被鎮(zhèn)壓了下去，但它卻真如嘉慶帝驚呼的那樣，是漢、唐、宋、明歷代從未出現(xiàn)過的“非常之大變”，“暴民”居然敢進攻皇宮了。 在天理教起義的同時，陜西又爆發(fā)了伐木工人的起義；次年，河南的捻軍起義也開始了。除了內陸各省很不安寧之外，甘肅、新疆的回民騷亂也是此起彼伏，經(jīng)久不息。  而此時的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徹底腐朽，且不說如康熙帝的雄略、雍正帝的肅殺，就是連乾隆帝的手段也拿不出來了。統(tǒng)治集團中的絕大多數(shù)成員，驕奢淫逸，醉生夢死，官吏貪污成風，吏治腐敗，財政拮據(jù)，軍事懈怠，整個統(tǒng)治機器運 轉失靈，國家的“河政”“鹽政”“漕政”“學政”“海防”“塞防”·····漏洞百出，弊端重重，這一切都標志著清王朝無可挽回地走向亂世和衰世。  更糟糕的是，清王朝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進入衰世時的處境都更加艱難。因為，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殖民侵略者，正在以咄咄之勢向老大的中華帝國步步逼近。而英國殖民主義者，則成為西方列強大規(guī)模侵略中國的急先鋒。 此時的英國，已經(jīng)基本上完成了工業(yè)革命，機器大工業(yè)取代了以往的工場手工業(yè)，這就促使它要大大加快在海外尋找新的市場、開辟新的的步伐。  早在乾隆末期，英國就曾派了馬戛爾尼使團來華，試圖打開中國的門戶。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又派了一個名叫阿美士德的人來華，重彈起馬戛爾尼的老調，當然也遭到奉行“閉關”政策的清政府的拒絕。 與此同時，英國殖民者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進行武裝試探，英國的軍艦數(shù)次在廣東海面尋釁，劫掠澳門、闖入虎門、轟擊中國的船只和炮臺，氣焰相當囂張，但由于中國軍隊的反擊，英國軍隊亦因數(shù)量太少，只能退出。  文的武的都不行，英國殖民者挖空心思，終于找到了鴉片這一特殊的商品，把它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工具。鴉片含有大量的嗎啡和尼古丁，是一種極易吸食上癮而又很難戒除的毒品。吸食鴉片的人中毒后慢慢變得身體虛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上癮時渾身癱軟，哈欠、眼淚、鼻涕不止，非要吸上幾口才能恢復。  鴉片進入中國的歷史，大約在明代的中葉，中國最早吸食鴉片上癮的人，現(xiàn)在所知大概是明朝的萬歷皇帝（明神宗），他后來連續(xù)二十幾年不上朝的原因，據(jù)說很主要的一點就與此有關。 明清之際，鴉片主要是作為一種治病的藥物引進的，真正吸食的人很少，所以需求的數(shù)量很有限。可是到18世紀末，尤其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獨占了鴉片貿(mào)易之后，就開始把鴉片大批運到中國來。1833年，當英國取消了東印度公司貿(mào)易特權后，其對華貿(mào)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鴉片的輸入量也隨之激增。  據(jù)統(tǒng)計，嘉慶五年（1800年）時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570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已激增至4.02萬箱。據(jù)估計，道光十五年（1835年）時，中國吸鴉片的人數(shù)已達200萬以上。鴉片的大量輸入，不僅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而且使得城市的工商業(yè)和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力也遭到很大破壞，同時也使統(tǒng)治者更加腐朽，軍隊的戰(zhàn)斗力進一步 下降。 內憂外患的時局，喚醒了當時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識之士，他們以匡濟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還自詡是為國家治病的“醫(yī)國手”。這批人被后來的史家稱之為“經(jīng)世派”。  這里所謂的“經(jīng)世”，就是關心和治理世事。嘉道間“經(jīng)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龔自珍、魏源、林則徐、包世臣、管同、姚瑩、黃爵滋、陶澍、徐繼畬、賀長齡等。他們對當時的社會弊病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不少社會改革的方案，其中有的人還把其視野擴大到所謂的“夷務”方面，即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大規(guī)模鴉片輸入及其軍事侵略動向的關注。 嘉道間的經(jīng)世派具有十分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了當時四伏的社會危機，預感到了社會大動蕩的風暴即將來臨。  出于強烈的危機感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他們對當時存在的各種社會危機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尖銳的抨擊。經(jīng)世派社會批判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最主要集中在這么幾個方面： 1. 對衰世、亂世即將到來的預感，并提出警告。在這方面，龔自珍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他根據(jù)儒家經(jīng)典《春秋公羊傳》的“三世”學說，把世道分為“治世”“衰世”和“亂世”。并直言不諱地指出當時已經(jīng)進入了“衰世”，是“將萎之花，慘于槁木”，即將要凋謝的花朵，連枯樹還不如。 龔自珍指出，“衰世”雖然在表面上還維持著虛假的太平，但實際上卻潛伏著隨時都會爆發(fā)的嚴重危機；姚瑩認為，當時天下的艱難表現(xiàn)在人口太多、軍隊腐朽、民心不平、法令不嚴、財政匱乏等各個方面；林則徐認為，當時整個國家各方面都已經(jīng)十分空虛，即使讓能干的人來都難以治理了，更何況當?shù)勒叨嗍且蝗簾o能之輩。類似的預感，在經(jīng)世派的許多人中都有同感，這一切都說明社會已經(jīng)進入了衰敗時期。 2.對吏治腐敗的揭露和批判。經(jīng)世派中所有人對當時清政府的官場弊病都有所揭露和批判。他們認為，當時的官場彌漫著茍且、諂媚、鮮廉寡恥、唯利是圖、醉生夢死、自欺欺人的風氣，絕大多數(shù)官吏既無能又無恥，他們在對待國家的事情時，都表現(xiàn)得暮氣沉沉、碌碌無為，他們對如何治理好國家一竅不通，但對如何壓榨百姓、結黨營私、貪污賄賂、升官發(fā)財卻十分精通。沒有多少人真正愿意為國家、為百姓著想，就如魏源說的，這些人“除富貴之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 3.對士風墮落的揭露和批判。經(jīng)世派人士認為，當時的官場之所以會如此的黑暗，與當時讀書人的風氣墮落有根本的聯(lián)系。他們認為，讀書人的風氣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就如龔自珍說的：“讀書人都懂得廉恥，國家就永遠不會有恥辱了；讀書人如果不懂得廉恥，那就是國家的最大恥辱。” 經(jīng)世派把當時的讀書人的風氣分為幾類： 一是標榜程朱理學，這種人言行不一，迂腐空疏，欺世盜名； 二是醉心于考據(jù)之學，這種人自命學問精深，不求古代“圣賢”的學問精髓，搞一些枝節(jié)末微的東西，還自我陶醉，結果是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 三是沉湎于八股文之中，一心只想謀求功名利祿，通過科舉獵得富貴，這種人不學無術，讀了一輩子書還不知道書中講了些什么； 四是兼商兼吏，這種人不好好讀書，憑著有點錢有點勢力，在鄉(xiāng)里橫行霸道。 以上這四種讀書人，其最主要的特征不外乎兩點：即“無實無用”和“唯利是求”。這種人做了官，官場的風氣還能好嗎？ 4.對人才枯竭局面的揭露和對封建主義摧殘人才的批判。官場腐敗，士風日下，跟隨而來的必然就是國家人才的嚴重枯竭，就如龔自珍所生動描述的那樣：朝堂上見不到能干的宰相和其他官員，城外面見不到能干的將軍，學校中見不到能干的讀書人，田地里見不到能干的農(nóng)民，工場內見不到能干的工匠，商店里見不到能干的商人，甚至在街道上也見不到能干的小偷，市井中見不到能干的市儈，叢林沼澤中見不到能干的強盜，這就是說，不僅君子少見，就連小人也少見。 造成國家人才枯竭的原因，除了僵化的程朱理學及八股文、考據(jù)學這些東西之外，還有封建主義對人才的摧殘、扼殺，龔自珍深刻地揭露道：如果有才能的讀書人和百姓出現(xiàn)了，就會有成百倍的庸人出來監(jiān)視、束縛乃至殺害他們。 這種殺害，不是用刀、鋸、水、火等，也不是公開、宣于法律的，而是用風俗習慣；不是殺他們的頭，而是殺他們的心－殺他們能憂慮的心、能憤怒的心、能思考的心、能有所作為的心、能知廉恥的心、能消除雜念的心；也不是一天就殺了，而是慢慢地，3年、10年甚至百年。就這樣從上到下的長期摧殘，能不造成國家人才的枯竭嗎？ 此外，經(jīng)世派還對封建政府和官僚豪強對農(nóng)民的嚴重剝削而造成的貧富不均和流民大增，對鴉片大量輸入中國所造成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的危害，對科舉制度的無用有害，對政府在用人方面過分強調“資歷”，對整個政府機構中上傳下達的“言路”閉塞，對封建君主專制“乾綱獨斷”的獨裁等許多方面的矛盾，都有揭露和批判，這里就不一一詳舉了。 經(jīng)世派以其尖銳觸目的語言抨擊時政，揭露社會黑暗，其目的就在于“醒世”，在于希望改變現(xiàn)狀。因此，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時，他們更大聲地疾呼“變法”，強烈主張因時而變，革新圖治，更張現(xiàn)行的腐朽政治。 龔自珍說：祖宗留下來的舊法令和制度，沒有不衰敗的；眾人的議論一定會所向披靡，與其讓后來的人進行猛烈地改革，還不如自己實行改革。 魏源認為：天下沒有行百年而不產(chǎn)生弊病的法，沒有窮極而不變的法；小變則產(chǎn)生小革，大變則產(chǎn)生大革，小革則社會得到小治，大革則社會得到大治。 經(jīng)世派人士普遍認為，人才問題是事關政府行政效能乃至整個國家政治、經(jīng)濟、文化振興的大事。因此國家要進行改革，首先就需要得力的人才。林則徐指出：“欲圖整頓，務在得人”，國家應“首以人才為重”；姚瑩提出：“人才為天下之本”；魏源認為，國家要富強起來，財力、物力和人力三者不可缺一，而人力就主要是指人才，而不是一般的勞動力；龔自珍則更以其傳世的名詩大聲疾呼：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經(jīng)世派再三呼吁國家重視人才，他們所謂的人才就是能通曉古今治亂、經(jīng)濟事務的經(jīng)世致用人才。而經(jīng)世派自己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人才，他們不醉心于八股制藝和考據(jù)辭章（不是不會），而是悉心稽查歷代的治亂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熟悉朝章國故，關心國計民生，勇于做事的士大夫。他們對當時國家的錢、谷、兵、刑、漕、河、鹽諸政，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有建設性的改革主張。 針對當時“漕運”（通過內河水路運糧食到京城）的積弊，包世臣主張以海運代替漕運，即雇傭私人商船，把江浙的一部分漕糧由海路運送到北京，以減少運輸耗費，保證京城的糧食供應。魏源也主張“漕運”應以海運代替河運，以商人代替官吏，他指出此舉如行則有利國、利民、利官、利商“四利”。林則徐、賀長齡等都支持魏源的漕運改革的主張，并在其主管的部分地區(qū)嘗試實行這一改革。 針對當時鹽業(yè)的衰蔽，魏源、包世臣、陶澍、林則徐等主張打破鹽業(yè)運銷的國家壟斷制度，推行“票鹽”制度，即實行自由運銷，無論什么人，只要照章繳納鹽稅，就可以領票采鹽販運，國家只收稅利和場價。這樣不僅可以杜絕走私，而且由于收費過程簡化，大大減少了中間環(huán)節(jié)的“浮費”，使國家的實際收入增加，還可以適當減低鹽價以利民。這一思想不僅對清代的鹽政有利，而且也打破了中國自漢代以來“鹽鐵官營”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思想。 治理黃河的“河工”，在清代與“漕運”“鹽務”并稱為“三大政”。針對當時“河工”中的弊端，林則徐、魏源、包世臣等也提出了認真總結歷代治河的經(jīng)驗教訓，疏浚與修壩并舉；主張通過對黃河進行人工改道的方法防止決堤。此外，魏源對長江出現(xiàn)的“江患”也提出了建立分湖區(qū)，禁止圍湖筑圩等建設性的意見。 針對當時鴉片大量輸入后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經(jīng)世派人士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法，有以黃爵滋、林則徐、魏源、龔自珍、陶澍、包世臣、徐繼畬等人為代表的“嚴禁”主張，也有以吳蘭修、許乃濟等人為代表的“弛禁”主張。他們在對待鴉片的策略問題上盡管有分歧，但都是為了解決鴉片泛濫所遣成的社會危機做出的一種努力，其精神實質應該說是基本一致的，即留心于“經(jīng)世”和“時務”。 針對當時因鴉片輸入日增，白銀大量外流而造成的“很貴錢賤”的問題，王鎏、包世臣提出了“紙幣說”，主張“以紙代幣，不以銀為幣”；林則徐、魏源則提出了“鑄銀幣”的主張，以銀作為統(tǒng)一的等價物行使價值尺度。 此外，當時還有“鑄大錢”“行鈔法”等具體的貨幣改革主張。這些貨幣理論所關心和爭議的中心問題，就是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本位制才能緩解乃至解決現(xiàn)實中的“銀貴錢賤”的矛盾。 針對當時的農(nóng)業(yè)危機和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包世臣提出了“州縣屯田法”，龔自珍提出了“農(nóng)宗法”。他們的理論雖然都沒有超出以往“重農(nóng)主義”的范圍，但在某些具體方面，也還是有創(chuàng)新的地方，如包世臣針對“重本輕末”的傳統(tǒng)思想，提出了“本末皆富”的觀點；龔自珍試圖設計農(nóng)地分配方案，以解決當時貧富分化問題等。 針對當時的政治上之積弊，經(jīng)世派人士提出君臣“共治吾天下”的思想，反對君主專制；提出擴大內閣權力以分散軍機處的獨攬大權；主張開放言路，廢除有名無實的“諫官”；主張肅清吏治，將不合格的官吏或革或降等等。 總之，嘉道間的經(jīng)世派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方案，盡管這些方案很少能為最高統(tǒng)治者所真正采納，但卻開了學者議政之風。 嘉道間的經(jīng)世派是一批志在匡時救世的地主階級革新派人士，他們大多出生在商品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的東南地區(qū)，有的人甚至還曾直接從事過商業(yè)活動（如魏源就是如此）。因此，他們能突破封建自然經(jīng)濟的局限，眼界比較開闊，保守思想較少，敢于接受新鮮事物。 同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或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如林則徐、賀長齡等），或是長期擔任一些大臣的幕僚（如魏源、包世臣等），因此對當時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諸問題有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具有比較豐富的實際知識和經(jīng)驗，所以他們對當時清政府所面臨的弊政也就具有相當深切的認識，也就能提出一些切合實際的批評意見和改革方案。 嘉道間經(jīng)世派的批判和揭露思想，以及他們關于改革政治、經(jīng)濟的許多措施，雖然在當時并沒有起到多大的實際作用，但他們的思想?yún)s影響了不止一代人。 經(jīng)世派的功績就在于開了學者議政和倡言改革的風氣。龔自珍在其一首詩中說得好：“一事平生無畸龁，但開風氣不為師。”這兩句話用來評價嘉道間經(jīng)世派的作用和影響是很恰當?shù)摹?/span> 自此以后，中國出現(xiàn)的洋務派、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經(jīng)世派思想的影響。晚清的梁啟超說過，近代思想自由的先導，就是從龔自珍開始的，光緒年間的那些提倡“新學”的思想代表，大致人人都經(jīng)歷過一個崇拜龔自珍、魏源的時期，這個評價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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