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竹林時期的阮籍 正始之后，阮籍與嵇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諸人，共為'竹林之游'，史稱他們?yōu)?竹林七賢'。當今學術界通常把竹林七賢的學術思想活動時間稱為'竹林時期'，這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據(jù)的。東晉時袁宏作《名士傳》，把自曹魏以來的名士分為三個時期。《名士傳》今已不存，《世說新語·文學》有'袁伯彥（宏）作《名士傳》成'條，劉孝標注說：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止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彥輔（廣）、王夷南（衍）、慶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衛(wèi)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顯然，袁宏的劃分著眼的是玄學學術思想的演變和發(fā)展過程。可是，所謂'竹林'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時間概念或歷史概念，其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并不完全明確。我們這里所說的'竹林'時期，主要是沿用歷史或傳統(tǒng)的說法，借以標定阮籍晚年生活的這段歷史。大體上說，其上限定在嘉平元年（249），下限定在景元四年（263），亦即阮籍卒年。這不僅是阮籍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思想活動時期，同時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動時期。（一）關于'竹林'幾個問題 竹林七賢或竹林之游是當時統(tǒng)治階級上層政治斗爭的產(chǎn)物。如上所述，正始十年，司馬氏發(fā)動'典午之變'，給曹氏集團以沉重打擊，基本上控制了政局。但司馬氏集團并沒有就此罷手，而是乘勝前進，對異已勢力大砍大殺，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鎮(zhèn)壓。史籍記載了以下幾個重大事件：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謀廢齊王曹芳，改立楚王曹彪為帝，企圖遷都許昌，以謀求擺脫司馬氏對曹氏皇室的控制。謀敗，王凌被夷滅三族，楚王曹彪也遭殺害。嘉平六年（254），少帝曹芳親自出馬，與中書令李豐、唇父張緝、黃門監(jiān)蘇爍、永寧宮令樂敦、冗從仆射劉賢等，謀以夏侯玄代司馬師輔政，事泄，李豐、夏侯玄等八族被夷滅，曹芳被廢，改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為帝。正元二年（255），鎮(zhèn)東將軍肝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征東將軍諸葛誕又以淮南兵反，均先后被司馬氏以武力鎮(zhèn)壓下去。甘露五年（260），高貴鄉(xiāng)公謀誅司馬昭，事敗被殺，司馬昭改立常道鄉(xiāng)公曹矣為帝，至此，曹氏集團的勢力被消滅殆盡。景元六年（265），司馬昭死后不入，其子司馬炎即代魏稱帝，工式建立晉朝。司馬氏在這一步步篡權的過程中，對反對派的鎮(zhèn)壓是極其嚴厲和殘酷的，可謂是殺人如麻。腥風血雨般的政治氣氛，給士人的心靈蒙上一層厚重的陰影。'識者慮有危機'（《世說新語·規(guī)箴》注引《名士傳》），人人自危，朝不慮夕，普遍對自己的命運和生命感到極大的憂懼。這種極其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使士入對肚事往往是諱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下及。于是，一般借助于清談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隱之風盛行開來。 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對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對自身生命的優(yōu)慮，共結為'竹林之游'：①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nèi)山濤，三人年皆相比， 康少亞之。預此契旨，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世說新語·任誕》然而，在司馬氏的屠刀下，要想擺脫政治是很困難的。由于政治的強制力，正始以后不久，竹林中的大部分人沒有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隱士，而是先后出山做了官。害怕卷入政治糾紛而又無法遠離政治的矛盾，使得阮籍諸人不是表現(xiàn)為一般的'退隱'或'出世'，而是表現(xiàn)為一種奇特的'世隱'或'朝隱'式的生活態(tài)度。他們身在廟堂，卻又標榜心在山林；雖然身任官職，卻又'仕不事事'，遺落世事。他們'口出玄遠'.借清談以表示自己遠離政治。他們或酣飲縱放，或服食求仙，以掩飾自己對現(xiàn)實的失望和內(nèi)心世界的苦問。竹林諸人的精神風貌、政治態(tài)度和生活情趣在當時的士人階層中是極具有代表性的，這是特定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下的特定的社會現(xiàn)象。關于'竹林之游'，有下面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予以說明：第一，'竹林之游'形成的時間和過程。丁冠之先生指出，正始未年，曹氏和司馬氏集團的矛盾已經(jīng)白熱化，曹爽專擅朝政，排斥司馬氏，司馬氏伺機反攻，終于在正始十年給曹爽及其黨羽以致命打擊。在這種形勢下，'七賢'的主要人物對政治部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正始未年以后，他們并居山陽，退隱清談的風氣就形成了。'① '竹林之游'的成因很復雜，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玄學思潮方面的原因。這里僅就前者而言。 ①對于竹林之游形成的具體時間，當前學術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有一點相同，即都傾向于它形成于正始之后。丁冠之根據(jù)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明確地把它的形成定在七賢'并居山陽'期間，這個說法大體是可信的。我們所要補充說明的是，'竹林'不是形成于一時，而是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醞釀和聚集的過程。 《晉書·山濤傳》載，山濤'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說，向秀為'河內(nèi)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瞧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世說新語·賢媛》說：'山公與檻阮一面，契若金蘭。'《晉書·王戎傳》載：'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所。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細繹上面幾條史料，可以設想竹林形成的過程。山濤與向秀為同鄉(xiāng)，可能二人相識較早。山濤、向秀后遇嵇康，于是相交為友。阮籍與阮成為同族，用不著說，他們早就認識，阮籍與王戎早在正始未年即為忘年之交（參見上文）。最后，山濤、嵇康又與阮籍相遇，山濤佩服嵇、阮二人的才致，嵇、阮二人佩服山濤的見識，遂結為至友。山、嵇、阮是竹林七賢的中心人物，他們的相識，意味著'竹林之游'的正式形成。 在七賢中，唯有劉伶與其他人交往的過程不大清楚。《世說新語·任誕》注引《文士傳》云，阮籍自求為步兵校尉，'入府舍與劉伶酣飲。'阮籍任步兵校尉一職在'竹林之游'形成之后，不可能此時才與劉伶初識，但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以酒相交較早，劉伶是通過阮籍而與竹林其他人相識的。 '竹林之游'正式形成干何時呢？《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說，嵇康'寓居河內(nèi)之山陽縣'，與阮籍等'游于竹林，號力七賢。'又《集圣賢群補錄》（下）說，竹林諸人'在嘉平并居山陽，共為竹林之游。'嘉平（249-254）是魏帝曹芳的年號。根據(jù)上面的兩條史料可以確定，'竹林之游'當正式形成于嘉平年間，且在七賢并居山陽之時。問題的關鍵是并居山陽的具體時間。嵇康所居的中散大夫是個閑職，有可能早就寓居在山陽。 檢山濤行止，他為河內(nèi)懷（今河南武陟）人，年四十始任本郡主薄之職。曹爽被誅前年，鑒于司馬氏與曹氏之爭，'遂隱身不交事務'。司馬師于嘉平三年（251）執(zhí)政后始出仕。（《晉書·山濤傳》）山濤隱居之地可能在其故居懷縣。懷縣與稽康寓居的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并在黃河以北，兩地相距不會大遠，可能來往甚便。由此可以斷定，山濤參與山陽'竹林之游'必定在其被司馬師征辟之前。阮籍在曹爽被誅后，曾被司馬懿辟為從事中郎。嘉平三年，司馬懿卒。第二年，復為司馬師的從事中郎。他唯于此時有一段閑居的時間，有可能到山陽去。又《晉書·嵇康傳》載：'（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溫之色。'此處所說的'二十年'可能有誤。嵇康卒于景元三年（262），王戎時年僅二十九歲。照'二十年'推斷，則其與嵇康并居山陽時還是八九歲的小孩子，這樣的一個小孩子參與'竹林之游'當然是不可信的。因此，'二十年'的'二'很可是衍字，'二十年'或為'十年'之誤。如果這個推斷不誤，那么，王戎與嵇康在山陽并居時當在嘉平三年，這正與山濤的隱居時間及阮籍問居時間吻合，也與《集圣賢群補錄》的說法相契。而此時劉伶、向秀、阮咸、王戎似乎均未出仕，他們完全有可① 丁冠之：《嵇康》，《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第161、162 頁。齊魯書社1980 年版。 能到山陽去。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大體確定，'竹林之游'醞釀于正始末年，于嘉平三年前后正式形成'并居山陽'的局面。 第二，竹林七賢的活動方式及其存在期限。'竹林之游'從正始起到嘉平三年正式形成后，很可能延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這里需要明確一個問題，歷史上所說的'竹林之游'，不能僅僅理解為七賢并居山陽、酣飲于竹林之中一段時間，只是因為這段時間竹林諸人可能聚集的機會較多，活動也較集中，所以史籍稱之為'竹林七賢'。實際上，'竹林之游'既非一時，也非一地，甚至也不是七個人常聚在一起活動，相反，倒是在不同地點以分散活動的方式較多。《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說：'（向秀）常與嵇康偶鍛與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向秀與嵇康的鍛鐵地址大概在洛陽城外的'柳林'中。《世說新語·簡傲》載，鐘會'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于期力佐鼓排。'注引《文士傳》說，稽康'家有盛柳樹，??恒居其下做戲，乃身自鍛。'又《世說新語·傷逝》說，王戎乘車'經(jīng)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后車言，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爐，竹林之游，亦預其末。'黃公酒壚也很可能在洛陽城外①，只是具體地點不詳。《世說新語·排調(diào)》載：'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晉書·劉伶?zhèn)鳌份d：'（劉伶）不妄交游，與阮籍、稽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可見，竹林七賢集中在一起的時間并不是很多，多是三五人相聚而清談飲酒。其活動地點也不固定，除了山陽一地外，尚有京師洛陽，而在洛陽至少知道有'黃公酒壚'和'柳林'兩處地址。 明確了竹林活動的特點，我們可進而考察'竹林之游'是何時結束的。 嘉平四年（252），司馬師繼其父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同年，阮籍做了司馬師的屬官。大概在這一年，山濤接受司馬師的勸告，不愿再做隱居山林的'呂望'，也出山做了宮。（《晉書·山濤傳》）此后，嵇康也到洛陽居住。①大約在嘉平四年或嘉平五年期間，竹林七賢在山陽并居的活動宣告結束，交游的地點由山陽傳到洛陽。在洛陽，竹林七賢大部分人的活動方式可能仍以酣飲清談、遺落世事為基本特征。他們的活動，可能一直延續(xù)到甘露三年（258）。這年，稽康或因得罪司馬氏的寵臣鐘會，又拒絕司馬氏的征辟而遭到不滿，被迫離開京師而避禍河東。嵇康離開洛陽到他被司馬昭下獄殺害之前，可能一直沒有回到過京城洛陽。嵇康是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之出走意味著'竹林之游'的正式終結。但需要指明，嵇康離開洛陽并不意味著竹林其他人交游的結束，也不意味著竹林請人生活態(tài)度的改變。其中除了個別人的情況稍有例外（如山濤），而在大多數(shù)人那里，那種獨特的生活態(tài)度似乎是一直延續(xù)無變。第三，關于'竹林之游'的性質(zhì)。竹林七賢既無政治綱領，也無明確的固定的學術宗旨；既無固定的活動地點和時間，也無確① 關于王戎經(jīng)黃公酒壚事，劉孝標注引《竹林七賢論》：'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其事可能虛構，但其地或可為真。侯外廬說：'嵇康在洛陽，也常與人們在那有名的'黃公酒壚'飲酒。'（《中國思想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一節(jié)第158 頁）此取侯外廬之說。 ① 劉汝霖把嵇康鍛鐵、鐘會造訪樁康而遭冷遇二事定于嘉平五年。（見《漢晉學術編年》下冊第7-9頁） 依此推測，嵇康到洛陽居住當不晚于此年。 定的組織形式，就此層意義而言，他們并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或?qū)W術團體。②'竹林之游'是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以逃離現(xiàn)實、保全自身的生命力目的，以清談飲酒為基本活動方式而結合起來的一個帶有'俱樂部'色彩的臨時聚會。但竹林七賢并不僅僅是一幫放縱任達的猖狂之徒，他們大部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政治主見。在其逃離政治的避世傾向背后潛藏著的是對世事的關注。除此之外，他們還代表著玄學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竹林七賢的思想傾向并不完全相同，他們或者沿著何晏、王弼'貴無論'玄學，繼續(xù)致力于自然與名教的綜合；或者崇尚老莊，鄙棄儒學，把自然與名教對立起來。他們不但在內(nèi)部常常有思想上的交鋒，而且也常常與外部的人進行辯論，為后人留下了許多可貴的思想資料。竹林七賢中的一些人，例如，阮籍、嵇康、向秀等人的代表性學術著作大都完成于竹林時期，其思想成熟也多在此時。從這一特定的層面而言，'竹林之游'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之外，也可以視為是一個準學術性質(zhì)的團體，至少他們的活動帶有某種學術性質(zhì)。 ② 參見丁冠之：《嵇康》，載《中國古代著名哲學評傳》第二卷第161 頁。 （二）政治上的彷徨與矛盾 阮籍并不是一個毫無政見、是非不分的胡涂士人。他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無疑對司馬氏的專斷橫暴和陰謀篡權行為是不滿的；但或許與性格上的軟弱有關，他又無勇氣表示公開反抗，因而在與司馬氏的關系上表現(xiàn)為一種若即若離、敷衍游戲的政治態(tài)度。另一方面，由于曹氏王室是'正統(tǒng)'所在，再加上父輩與魏室的臣屬關系，阮籍很可能對之抱著某種同情的態(tài)度。 但曹氏集團的腐敗、無能，又不能不引起阮籍的失望，因此，阮籍并沒有公開站在曹氏集團一邊而成為它的殉葬者。總體上看，這個時期的阮籍，出于對現(xiàn)實的失望與不滿，試圖走一條超脫政治與世事的道路，但現(xiàn)實的強力又使他無法從世事中真正抽身。因此，徘徊徬徨、猶豫不決成為他的政治態(tài)度的基本特征。 1.被迫出仕。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時年恰四十歲。如上文所說，大概在'典午之變'的當年，阮籍就做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在竹林時期的七賢之中，阮籍的出仕是較早的一個，這大概除了與他的年齡相對較長之外，也當與他的聲名隆盛而深受司馬氏的注意有關。關于阮籍出仕的原因及其過程，史書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根據(jù)當時的形勢和阮籍的性格，他之出仕很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典午之變'，司馬懿一舉誅滅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殺人汁三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減半'，天下震動的恐怖局面，這無疑對當時士人的心理壓力是極為強烈的。另一方面，司馬懿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進一步瓦解曹氏集團的力量，對一些人大概也實行了威脅、利誘、拉攏的策略，格康的聲望并不比阮籍低，但可能與曹氏有姻親關系，且早就做了朝散大夫，所以司馬氏當時大概沒有怎么打他的主意。阮籍早就養(yǎng)成了極高的聲名，而且就他拒絕曹爽征辟一事，顯然在司馬氏看來他在政治上并沒有靠到曹氏集團一邊，所以，很自然成為司馬氏注意和拉攏的對象。對于一個手無寸權的普通知識分子來說，可以想象出，阮籍是很難抗得住司馬氏強大的政治壓力的。如果說，在正始時期相對寬松緩和的政治氣氛中，知識分子的出處尚有某種相對自由的話，那么，在竹林時期極為嚴厲與恐怖的氣氛中，這種自由恐怕是喪失殆盡了。這只需看一看竹林諸人或者被迫出仕，或者拒絕合作而被殺，就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晉書·山濤傳》載：'（山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 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山濤在曹爽被誅前，因怕牽連到政治旋渦中而一度隱退。這次復出是在曹爽被誅后，司馬師的勸告顯然具有威迫的意味。向秀的出仕更有被強迫的性質(zhì)。《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說：'后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向秀與嵇康關系極為密切，他這次應辟到洛陽見司馬昭，顯然與嵇康被誅后的嚴峻形勢有直接關系。嵇康被殺，司馬氏的借口是不孝，但實際原因是他拒絕司馬氏的征辟而遭到忌恨。《魏氏春秋》載：'大將軍（司馬昭）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于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而怒焉。'（《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以上兒條史料說明，當時士人的出處是身不由已的。以理推之，阮籍的出仕似也不會例外。阮籍出仕后，政治上對司馬氏一直抱著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由此也可以說明上面的設想不是沒有道理的。 2.對嘉平六年廢立一事的態(tài)度。 司馬懿于嘉平三年（251）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馬師的從事中郎，他擔任此職一直到嘉平六年（254）。這一年，司馬師廢齊王曹芳，改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為帝，并改年號為正元，在君主專制度下，廢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這當然不能不引起當時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動。對于這場事變，阮籍究竟取何種態(tài)度，史籍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從他自己所作的詩賦中，還是透露出一點端倪。在這個事件發(fā)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寫了一首《首陽山賦》①，抒發(fā)了自己內(nèi)心的感受：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不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 肆壽天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 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據(jù)《史記·伯夷列傳》記載：武王伐紂，伯夷兄弟表示反對，批評武王說：'以臣拭君，可謂仁乎？'后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司馬遷稱贊伯夷兄弟是'積仁潔行'，孔子稱贊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見，'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壽夭'、'競毀譽'，不得'稱乎仁義'。阮籍對伯夷兄弟的這種異乎尋常的評價是很值得細細品味的。司馬師廢齊王，其借口是齊王不親萬機，耽于內(nèi)寵、淫亂宮室、不親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號。（見《三國志·魏志·齊王紀》及裴松之注）這與武土伐紂時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號恰好相同，阮籍批評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對司馬師行廢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實際上這很可能是正話反說。否則，這首賦的首段為什么要極力宣染一種悲涼、沉悶、孤獨、無可奈何的氣氛：'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時將暮而無濤兮，慮凄滄而感心'；為什么作者與伯夷兄弟一樣，分外重視自己的自然真性：'信可寶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儐'。特別應該提到的是賦中'穢群偽之亂真'一句，我們很難與伯夷兄弟之行聯(lián)系起來，而使我們想到的倒是司馬氏一伙包藏禍心、以假亂真、虛偽丑惡的卑劣行徑。 說到此，使人不由聯(lián)想到阮籍的《詠懷詩》第十六首的內(nèi)容。詩中寫到：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 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據(jù)何焯所說，所謂'是時鶉火，日月相望'，隱指司馬師于嘉平六年行廢立的時間，斷定'此詩正指司馬師廢齊上下也。'（《義門讀書記》）詩中極力烘托著一種兇惡橫暴、凄慘嚴厲的氣氛，這難道不正是對司馬氏專權當?shù)馈垰愐选⑼袕U立的真實寫照嗎？ 阮籍與伯夷兄弟一樣，都處于鼎革之世，但他所遇到的司馬氏父子卻沒有周武王那樣的宏量，因此，他既不能像伯夷兄弟那樣直接對司馬氏的行徑表示反對，又不能學伯夷兄弟走隱居采薇的道路，只好借批評伯夷兄弟以自我解嘲。從內(nèi)心來說，他對司馬氏行廢立之事是反對的，而對伯夷兄弟是肯① 該賦序語云：'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墻下北望首陽山，作賦曰：??'據(jù)文中語氣，此賦似為追憶之作。 定的。他的《詠懷詩》曾多次提到'首陽山'①，可見，伯夷兄弟的高德潔行在他的心靈中曾引起了強烈共鳴。如在另一詩中，阮籍極力贊揚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豈復嘆咨嗟'（《詠懷詩》第十三），表示了對這兩位采薇西山，義不食周粟古代高士的崇拜與向往。可以說，這里才是阮籍內(nèi)心情感與政治態(tài)度的真實流露。但令人痛惜是，在阮籍自己所處的時代，不僅不能對像廢立這樣的大事公開表示異議，甚至連做伯夷的可能都沒有，這豈不是對司馬氏的專橫殘暴更為辛辣的諷刺嗎？ 3.自求東平相和步兵校尉。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貴鄉(xiāng)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馬師大概為了籠絡人心，大肆封官晉爵，阮籍也被賜為關內(nèi)侯、徙官散騎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馬師在討伐丘儉、文欽時，因患目病而卒于軍中。司馬師之后，由其弟司馬昭繼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可能就在這年，阮籍主動向司馬昭請求到東平任職，司馬昭很爽快地答應了。《晉書·阮籍傳》載：'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nèi)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從現(xiàn)存的歷史資料看，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一次主動提出的要求，并且在東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來了，其中肯定有某種政治方面的原因。 李白《贈閭丘宿松》詩云：'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指的就是阮籍此事。陳伯君先生指出，阮籍稱'樂其風土'，可是，'今觀此賦，無一語道其風土可樂者，反之，則極道其風土之惡，甚至謂'孰斯邦之可即'，可見籍當時對司馬昭之語，不過托辭求去。'（《阮籍集校注·東平賦》題解）那么，阮籍之'情'或'托辭'背后的真實用心何在呢，阮籍原來歷任司馬氏的屬官從事中郎一職，雖然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理論上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傅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人都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的臣仆，但按照漢魏時期的官制或慣例，他與司馬氏有門生故吏的關系，直接隸屬于長官，只對長官負責，對皇帝并不直接負責或發(fā)生關系①。阮籍當時所擔任的散騎常侍之職是皇帝的侍從散官，關系很接近，在政治上與皇帝有直接的臣屬關系。阮籍以從事中郎轉為散騎常侍，意味著由司馬氏的屬官轉為皇帝的臣屬，這一轉變大概使他在政治上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按照原來他與司馬氏的關系，擔任散騎常侍之職后，他實際上應該成為司馬氏的耳目；司馬氏給阮籍安排這個職務，也不能完全排除這一方面的意義。但以阮籍的性格和為人，他擔當這個角色一定感到很為難。如果按照阮籍的新官職的要求，在道義上又應該為皇室效忠，這無異是把自己置于司馬氏的政敵地位，對于阮籍來說，這等于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竹林七賢論》說：'高貴鄉(xiāng)公以（阮籍）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藝文類聚》卷四八）阮籍下愿作散騎常侍，決非僅僅是個興趣愛好問題，而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內(nèi)容。明白了這層意義，我們就可以知道，阮籍自求到東平去，只不過是他擺脫政治困境的借口。他在東平相任上，其政績僅僅是拆毀了東平相府的一堵影墻。史書上所謂'法令清簡'或'教令清寧'①，大概是虛飾之詞。其實，十余日的① 據(jù)統(tǒng)計，《詠懷詩》里至少有第三、九、十三、二十六四首談及伯夷隱居首陽之事。 ① 參見周修強：《君臣之義及其衍化》一文，載《中國青年報》1988 年2 月 26 日。 ① 《世說新語·任誕》注引《名土傳》說，阮籍在東平相任上是'教令清寧，十余日便復騎驢去。'工夫，甚至連衙內(nèi)的凳子都不能坐熱，又如何談得上政績呢？阮籍這種近于游戲的政治態(tài)度。在時人看來似乎是一種'名士'的風度，實際對于阮籍自己來說，這里面隱含著難言的苦衷，對于司馬氏來說，似乎也擔心阮籍做散騎常侍，真的與曹氏王室結合在一起，因此，他對于阮籍的作東平相的請求，當然表示歡迎。 阮籍從東平返回京師洛陽后，馬上又作了司馬昭的從事中郎。他擔任此職的時間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請求作步兵校尉。①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二次主動請求。《晉書·阮籍傳》說：'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力步兵校尉。'步兵校尉原為漢武帝所置京師屯兵八校之一，執(zhí)掌上林苑門兵，地位很重要。 東漢以降，此職在軍事上的地位己不重要，且常以文士擔任。魏晉時期，步兵校尉大概并不真正掌握兵權。②阮籍自求此職，大概與自求東平相一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他本來對司馬氏的行徑就不大滿意，可是連續(xù)擔任司馬氏三人的屬官，這不免又給人以與司馬氏集團大接近的形象，這不僅違背的自己的心愿，而且也會貶損自己的聲譽。因此，阮籍必然要設法擺脫這種困境。 而步兵校尉一職，雖然是中央政府的屬官，但下像散騎常侍那樣與皇帝有親近的關系；雖然是武職，但又下執(zhí)兵權，不會給司馬氏造成壓力，引起司馬氏的猜忌。對于阮籍來說，步兵校尉恐怕是他超脫司馬氏與曹氏政爭最合運不過的職位了。阮籍求任步兵校尉自說是營廚里有美酒，其實這也是借口，在這個借口后面掩蓋著的是他企圖擺脫政治麻煩的目的。在阮籍一生的仕官生活中，他擔任步兵校尉一職的時間最長，計有亡八年之久，且終死沒有升職與轉職，個中原因是值得玩味的。從主觀上說，他大概感到擔任此職在政治上有較大的回旋，所以再也沒有主動提出轉職。 4.'遺落世事'的政治態(tài)度。 可以說，在整個竹林時期，阮籍始終采取的是一種'遺落世事'的政治態(tài)度。或者更確切他說，他對司馬氏采取的是一種敷衍或游戲的政治態(tài)度。 由上面的敘述中不難理解到這一點。 阮籍擔任步兵校尉之職后，依然保持著與司馬氏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 《晉書·阮籍傳》說：'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nèi)，朝宴必與焉。'《世說新語·簡做》說：'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阮籍雖然不再擔任司馬昭的從事中郎，但還是經(jīng)常到大將軍府去，并不表現(xiàn)為對司馬氏關系的疏遠；而在大將軍府上又每每狂放不羈，不以禮法自拘。這當然是出于'保身'之目的。阮籍雖然奉行這種超脫政治的'走鋼絲'策略，但并不能完全超脫政治，不僅有些問題必須做出抉擇，而且事實上危險還是不時地向他襲來。如史書上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shù)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晉書·阮籍傳》司馬昭求婚于阮籍，除了門第觀念之外，當然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阮籍答應了這門婚事，無異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給了司馬氏集團，這當然是個難題。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謀士，稽康被殺之因，除與他公開表示和① 劉汝霖把阮籍自求任步乓校尉時間定在這年，且有詳細考證。見《漢晉學術編年》下冊第19-21 頁。 ② 參見白化文：《阮籍·嵇康》第12、13 頁注。 司馬氏政治上不合作一事有關外，也與鐘會的進讒有某種關系①。因此，阮籍不得不以縱酒的辦法進行自我保護，擺脫困境。 但是，阮籍縱酒的策略并不完全可靠和有效，相反，卻常常引起禮法之士的疾恨和攻擊，反而帶來更大的危險。《晉書·何曾傳》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zhì)籍于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zhí)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于帝（司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子贏病若此，君不能力我忍耶？'曾重引據(jù)，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何曾的批評和建議對于阮籍未說，并不是沒有危險的。司馬昭打著'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而阮籍在母喪期間飲酒食肉，這種'不孝'行為，正是觸犯了司馬氏的大忌。嵇康的至友呂安被殺的罪名之一，就是因為牽涉到了這個問題。①大概由于阮籍'至慎'、'出口玄遠'，從來不對具體事情或某個人發(fā)表意見， 且與司馬氏有過長期的僚屬關系，不像嵇康、呂安那樣或'剛腸疾惡'或'性烈'，對司馬氏表示公開的反對，才保住了自己的腦袋。 不過，阮籍'口不論人過'，借酒裝湖涂，并不等于是非不分，無所好惡，沒有絲毫的正義感。實際上，他的內(nèi)心并不能真正忘懷政治或世事，其是非好惡還是相當明確的。《詠懷詩》第三十九首寫到：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驅(qū)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挾鳥號，明甲有精光。 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 豈為全軀士，效命爭疆場。 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 垂聲謝后世，氣節(jié)故有常。 詩中所寫的'壯士'，作者沒有點名確指何人。但從詩的內(nèi)容可以知道，他是個封疆大吏，受命遠方，后來'身死魂飛揚'，壯烈地戰(zhàn)死了。阮籍盛贊這位'壯士'臨危不懼，效命戰(zhàn)場，肯定了他'忠'、'義'雙全的品格，指出他的氣節(jié)必將獲得后世的敬仰，他的英名一定會流芳百世。阮籍崇尚'忠'、'義'，與司馬氏強調(diào)'以孝治天下'正好相反。在魏晉禪代之際，這位忠臣義士不可能是司馬氏集團的人，大概只能屬于皇室勢力的人，這使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丹丘儉、王凌、文欽、諸葛誕等因反抗司馬氏而被殺之士。 清人陳祚明指出：'此豈詠公孫（疑'諸葛'之誤）， 丘之流邪？'（《采菽堂古詩選》）曾國藩更為明確地指出：'似指王凌、諸葛誕、丘儉之徒。'（轉引黃節(jié)《阮步兵詠懷詩注》）淮南三叛，嵇康盛贊管、蔡①，而阮① 據(jù)《晉書·嵇康傳》載：鐘會向司馬昭進讒說：'康欲助舟丘儉起乒，賴山濤不聽。'又說嵇康'言論放蕩，非毀典漠。'勸司馬昭除之。司馬昭信之，乃誅嵇康。 ① 《魏氏春秋》載：'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鐘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 ① 嵇康著《管蔡論》，文中盛稱管、蔡忠于王室，力辯二叔無罪。張采說：'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司馬氏執(zhí)權，淮南三叛，其事正對。叔夜盛稱管蔡，所以譏切司馬氏也。'（《漢魏別解》） 籍則謳歌'壯士'，二人的文字不同，但其意皆在譏刺司馬氏之兇、痛惜魏氏王室之衰，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5.《勸進表》與阮籍之死。 阮籍晚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為棘手的一個政治問題。從正始末年到魏帝陳留王景元年間，司馬氏父子三人內(nèi)誅朝臣，外平三淮，朝廷內(nèi)外的異己勢力幾乎鏟除殆盡，經(jīng)過二十多年處心積慮的經(jīng)營，篡奪曹魏政權的條件基本成熟。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馬昭被晉封位晉公，位相國，加九錫，這是司馬昭正式實施其篡權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奐下詔加封晉爵，司馬氏謙讓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勸進'，以此證明他是上合天意，下順人心，不得已而為之。當時阮籍擔任步兵校尉之職，擬寫《勸進表》大概不是他的分內(nèi)職責，可是卻指定由阮籍執(zhí)筆，這無異于逼迫阮籍在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明確表態(tài)。阮籍對此大概也是很清楚的。《晉書·阮籍傳》載：會帝（司馬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jù)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 辭甚清壯，為時所重。從這段史料看來，阮籍大概仍想用醉酒的老辦法避開這個政治難題。但是，由于催得太緊，無法推卻，而又不敢不寫，只好帶酒擬稿塞責。同時還可以推想，顯然阮籍已經(jīng)意識到這件事非同小可，未必能蒙混過關，可能早已做好第二手準備，打好了腹槁，否則醉中為文，且又'無所改竄'、'辭甚清壯'，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不過，無論是什么情況，阮籍事實上是寫下了'勸進表'，這等于他公開表態(tài)擁護司馬氏，贊同其篡權行為。盡管他內(nèi)心不甘愿走這條路，但至少在外在行為上是屈服于司馬氏的淫威了。阮籍試圖回避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卻不允許他回避；他想超脫司馬氏與曹氏政爭的旋渦，但政治旋渦卻最終把他卷了進去，這是他縱酒隱世策略的徹底失敗，也是他'走鋼絲'策略的徹底失敗。 這里有個問題需要弄清，即阮籍的《勸進表》所作之年。大概從甘露元年（256）起，曹氏王室曾多次動議給司馬昭晉爵晉公、賜九錫，而司馬昭可能感到條件不成熟，所以才有'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晉書·文帝紀》景元四年十月詔）之舉，只是于景元四年十月，他才最后接受策命。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勸進表》究竟作于何時或說是哪一次策命？對此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第一，盧弼認為，《勸進表》作于高貴鄉(xiāng)公時期（254-260）。他先引臧榮緒《晉書》：'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而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復又據(jù)《文選》李善注：'魏帝，高貴鄉(xiāng)公也。太祖，晉文帝也。'由此斷定，《勸進表》為'高貴鄉(xiāng)公時所作無疑。'（詳見《三國志集解》《魏志·高貴鄉(xiāng)公紀》）第二，劉汝霖據(jù)《勸進表》內(nèi)有'東夷獻舞'之語，又參之《三國志·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二年（261）有'樂浪外夷韓貊各率其屬來朝貢'的記載，斷定阮籍《勸進表》作于景元二年。 （詳見《漢晉學術編年》下冊第47-49 頁）第三，《晉書·文帝紀》把鄭沖等人獻《勸進表》①，安排在景元四年（263）十月。顯然，《晉書》的作者認為阮籍此文作于此時。述三面說法，哪一種比較正確① 《勸進表》實為阮籍所作，但鄭沖當時任司空之職，為群官之首，且領頭勸進，所以史書把此文著于鄭沖名下。此表收集在《阮籍集》里，題為《為鄭沖功晉王箋》。 呢？按照劉汝霖所引證的歷史資料，盧弼之說顯然是不攻自破。但劉氏之說也實難成立。首先，阮籍之文所頌揚的司馬昭的功德（其中包括'東夷獻舞'），顯然均為追述之語，如何就一定斷定它作于'東夷獻舞'之同年呢？其次，據(jù)《三國志·魏志·陳留王紀》載，除了景元二年有'樂浪外夷韓貊各率其屬來朝貢'一事外，在景元三年四月，又有'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一事。那么，'東夷獻舞'究竟系指第一次呢？還是指第二次，抑或兼指兩次？ 綜合歷史記載和歷史情況，還是《晉書》的記載比較可信。其一，'東夷獻舞'兼指兩次入貢的可能比較大。由于有景元二年的東夷首次入貢，又緊接著有景元三年的東夷二次入貢，所以在景元四年，阮籍的《勸進表》才特別提到此事，作為司馬昭的一項功德予以稱頌。作這樣的推斷似乎更符合邏輯或情理。其二，唐人撰寫《晉書》時，所依據(jù)的史料遠比近人盧弼和劉汝霖所依據(jù)的史料為多。唐人把《勸進表》系于景元四年十月，肯定是有所根據(jù)的。其三，景元四年十月這次司馬昭晉封受錫，肯定是預先策劃好了的。 在此之前，所謂'公卿將校詣府勸進'，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至于由阮籍擬寫《勸進表》，究竟是司馬昭親自指使的，還是其黨羽或其他人的主意，這都是無關緊要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司馬昭晉爵加封，必須有這個勸進的程序，而且也必須得到他的允許或默許。以阮籍的聰明來說，他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奧妙。所以，他內(nèi)心里想推掉這個難堪的差事，但又未敢唐突。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司馬昭這次晉封不是他本人同意并預定的，而僅僅是其他人的熱心，以阮籍的為人或處世原則，他未必肯接受這個極不愿意接受的任務。由此也可以推斷，《勸進表》必定作于景元四年十月。 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也即是在他寫了《勸進表》之后的一二個月，享年五十四歲。兩件事相隔是如此之近，使人不得不懷疑其間有某種因果關系。 阮籍的一生，從表面看，其仕途應該說是一帆風順，官場得意，也深得司馬氏父子的賞識。但由于客觀現(xiàn)實與他的理想差距太大，以至于他追求的'濟世'目標根本無法實現(xiàn)。實際看來，他在政治上應該說一直是處于失意狀態(tài)。 政治上的失意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壓仰。對此，阮籍不是通過與現(xiàn)實抗爭的方式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或平衡自己的心理，而是主要通過酣飲醉酒的消極方式進行自我安慰，這不僅不能達到目的，熨平心理的不平，相反，它只能導致心理內(nèi)部矛盾的加深。而且長期過量飲酒，從生理學的角度看也必會使身體受到嚴重的損害。何曾批評阮籍毀棄禮法，司馬昭回答時所說的'此子（指阮籍）贏病若此'一句（見上文），就足見阮籍的身體早就虛弱多病。 書寫《勸進表》，本來是阮籍極不情愿的事，但他還是寫了，可以設想，阮籍寫過《勸進表》之后，其心理的懊惱和自我的失落感肯定是相當強烈的。 一個本來就很虛弱的軀體和嚴重失衡的靈魂是決然難以再承受如此重壓和打擊的。對于阮籍來說，這篇《勸進表》既是其生命的暫時的保護神，又同時是促其生命走向死亡的催命符。作為一代風流名士，終于在痛苦、失望、徬徨、苦悶中離開了這個丑惡的世界。阮籍之死，既是對司馬氏名教之治的諷刺和控訴，也是對整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諷刺和控訴。 阮籍的一生，特別是他的一篇《勸進表》，引起了后世不少人對他的非議和責難。宋人葉夢得認為，阮籍'應力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前，自應杖死。'（《避暑錄話》）葉適也說：'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①，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馬氏，獨非裈中乎？觀康尚不屈乎鐘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跡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為'嵇阮'，我每為之太息也。'（《石林詩話》）縱觀阮籍一生，與嵇康相比，他似乎考慮自己的生命或肉體生存的價值更多一些，因此，在政治上表現(xiàn)得更為軟弱和動搖一些。但是，這與何曾之流一方面侈談名教禮法，另一方面卻趨炎附勢、熱衷于名利之途的丑惡行徑是大有區(qū)別的。阮籍政治上的動搖和軟弱，乃至最后書寫《勸進表》，這除了他自身性格軟弱的主觀原因之外，應該主要歸結為當時不合理現(xiàn)實或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壓迫。阮籍本有'濟世志'，有理想、有抱負，渴望有一番作為的，但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和專制主義的暴力卻完全扼殺了人性的自由，堵塞了自我實現(xiàn)的途徑。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阮籍不得不通過扭曲自身形象的方式來換取一條自全之路。我們所看到的，他一面對司馬氏在內(nèi)心里極為不滿，可是又不得不與之周旋；一面對曹氏王室抱有某種同情，可是又對之十分失望，不敢與之太接近；一面想效法'四皓'、'伯陽'，隱身江湖山林，可是又不得不出來做官；一面對現(xiàn)實有強烈的關注，可是又不敢為糾正現(xiàn)實的下合理而奮爭。阮籍對自己的作為，大概也是很不滿意的。《晉書·阮籍傳》記載，其子阮渾要學自己的放達，他表示反對：'仲容已豫此流，汝不得復爾。'這與嵇康臨終前教子不要走自己縱放的道路，應當謙恭守禮的用意是完全相同的。（參見嵇康《家誡》）但與嵇康相比，由于阮籍處世的態(tài)度更為謹慎和小心，在其身上體現(xiàn)的矛盾也更多，其內(nèi)心的壓抑也更為強烈。 就二人的最終結局看來，嵇康雖然身首異處，但死得卻是那樣從容、坦然、慷慨，而阮籍盡管免受一刀，但他的死卻更為痛苦、艱難，震顫人心。如果說，前者給人以痛惜之感，后者則給人以更深的壓抑之感。在某種意義上，阮籍的悲劇氣氛更為濃重，對于生活在封建專制主義重壓下的士大夫階層說，具有更為典型和普遍的意義。這種悲劇現(xiàn)象，歷史和時代應該是主要導演者，而不能完全取決于阮籍自己。 ① 檢今本《文選》，無蔣濟《勸進表》、止有鄭沖《勸進表》，'蔣濟'當'鄭沖'之誤。 |
|
|
來自： 新用戶67618089 > 《阮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