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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季以前的形勢 1957年，是個極不尋常的年頭。當年，春季開始全黨整風，夏季展開“反右派”斗爭。這是兩件相互關聯的事情，被載入了我們黨和國家的史冊。  我們江蘇同全國絕大部分地區一樣，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踐證明，毛主席、黨中央高瞻遠矚，在1952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很正確的.總路線關于逐步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宏偉目標，代表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愛國的人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這是國家獨立、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在“三大改造”的熱潮中，1956年7月上旬，召開了中共江蘇省第三次代表大會，進一步確定了全省為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的任務和措施，選舉產生了新的省委。 這個時候，隨著“三大改造”的加速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步伐也相應加快了。首先是黨中央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其精神是積極的，反映了黨和人民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迫切要求把農業生產和其他方面的建設盡快搞上去的迫切愿望。我們在著手實施“綱要”和貫徹上述方針時，遵照中央在當年5月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及時注意防止了實際工作中出現的要求過高過急的偏向。所以，這幾年全省工農業生產一直穩步發展。 與此同時，毛主席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著名報告，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重點，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當時，正值蘇共二十大以后，帝國主義利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我們學習毛主席的這個報告，感受最深的是要“以蘇為鑒”，其中包括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毛主席告誡全黨，不可重復蘇聯走過的彎路.他還指出，對于馬列主義，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事實表明，毛主席提出并論述的“十大關系”，標志著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并為即將召開的八大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我率江蘇代表團赴京參加了大會，聆聽了毛主席的開幕詞，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周恩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和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還聽取了朱德、陳云、董必武等同志的重要發言。 大會就上述報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的中央委員會我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次大會的最重要的收獲，是總結了七大以來的經驗，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勢，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大會明確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八大制定的這條正確路線，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 八大閉幕以后，我們立即向全省黨員、干部傳達貫徹大會的精神，帶領全省人民，在八大路線的指引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生產和其他各項建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鄧小平同志談到這段歷史時，曾說:“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 他又說:“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這是對1957年上半年以前的基本總結，同樣適合于我們江蘇的實際情況。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繼《論十大關系》之后，毛主席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光輝論著。 毛主席是一位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人物。他為什么要在1957年初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時的社會情況，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的結果。當時，我們國家正處在“由革命到建設”的歷史轉折時期.除了還有敵我矛盾之外，主要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大量的，無處不存在的.在國際上，繼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惡毒的攻擊之后，接著發生了波蘭事件(1956年6月)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毛主席、黨中央曾指示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相繼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從國內的實際與蘇聯及波匈事件的教訓，都使我們感到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確實存在著各種矛盾。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失當，甚至會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毛主席提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意義十分重大，是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鞏固和發展的重大新課題。 這時，國內也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有些地方的城市發生了罷工、罷課、請愿等事件，個別的在鬧事中提出要搞個“匈牙利”。南京也發生過到市政府請愿的事情。但總的來說，城市還是比較安定的。有些地方的農村，則由于合作化過快過急，糧食統購任務過重，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鬧事現象屢有發生。我記得針對這些情況，省委曾發出《關于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列舉了1956年冬至1957年春，泰縣鬧退社事件在幾個鄉范圍內成片發生，有2000多人到縣里請愿。 鄉、社干部對于群眾鬧事，有的束手無策，東躲西跑;有的遷就許愿，向上要糧要錢;還有的態度粗暴，甚至鳴槍恫嚇，抓人關人，致使事態擴大。省委認為，形成群眾鬧事，雖然有客觀原因但歸根到底還是由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對群眾的思想教育不夠鬧事過程中，有的確有極少數壞人在煽動，但絕大多數是群眾自發鬧起來的，屬于人民內部問題。這些情況告誡我們，學會正確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擺在各級黨委面前的嚴重政治任務。 就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毛主席于1957年2月27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報告。當時，我因病休養，經中央批準由劉順元同志代理省委第一書記職務。順元同志赴京列席了會議，聆聽了毛主席的重要報告他返回南京，帶回了題為《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一一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記錄稿。我們立即召開省委委員.地、市委書記，各部委和各廳局黨組負責人會議，認真進行傳達和學習。 接著，在3月8日全省城市工作會議、3月10日全省組織工作會議和4月1日省委三屆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又分別進行了傳達和學習省委還專門發出《關于傳達、學習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的通知})(1957年3月28日)，強調首先應抓好縣以上領導干部的學習。同時要求各級黨委結合學習和貫徹毛主席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切實加強對思想工作的領導，務使黨內外干部明確認識“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克服教條主義，劃清同“左”、右兩種傾向的界限“通知’，對文教系統、文藝界和民主人士、民王黨派的傳達和學習，也作了部署，提出了具體要求。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黨內同志和黨外人士聽了傳達，都有一種春風送暖的感覺。在學習和座談中普遍反映，毛主席的這個重要報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正確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重大問題，內容既豐富又新穎，論述既深刻又生動，對于正確認識“三大改造”帶來的社會大變動，處理這個大變動中出現的新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4月2日至6日的杭州會議上，我們江蘇的同志在向毛主席匯報時，反映了黨內外參加學習的同志，“有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希望毛主席這篇文章能夠早一點發表”。 他老人家當即表態說:“從這里回北京，再過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就可以發表了”經毛主席親自修改、補充，正式定名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光輝著作，終于在6月19日公開發表。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傳達和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實際上是黨內整風的開始在這之前，毛主席南下視察，于3月20日親臨南京人民大會堂，向江蘇、安徽、上海二省一市和南京軍區的黨員干部共2000多人，作了重要講話。我們江蘇省級機關處以上黨員干部和各地、市委書記，都聆聽了講話。當天上午8時，我陪著毛主席走進人民大會堂，只見樓上樓下，座無虛席。 毛主席身穿銀灰色中山裝，在熱烈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容光煥發地走到臺前，頻頻向同志們揮手致意。當我向大家宣布“今天召開黨員干部大會，請毛主席給我們作重要講話”時，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毛主席再次向大家揮手致意，然后一邊就座，一邊點燃香煙，開始講話。他從南京“鐘山龍蟠，石城虎踞”講起，談今說古，妙趣橫生，一口氣講了近兩個小時，毫無倦意。 我領會毛主席的講話精神，一是闡發黨的八大路線，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奮斗幾十年，本世紀的上半世紀搞革命，下半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二是論述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著矛盾，大量的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需要我們學會正確處理。三是教育我們黨員、干部，要以整風的精神端正黨風、轉變作風，號召全黨要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他老人家風趣地說像“游方僧”，到各處“游說”。實際上是親自為我們講解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幫助我們開展整風運動。 為了廣泛深入地傳達和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我們省委領導曾分工下去，向農村、廠礦企業和高等院校師生“游說”作報告同時.相繼召開省政協會議和黨內外人士參加的全省宣傳、文教工作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我們同民主黨派負責人，文藝界、醫務界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學有專長的高級知識分子，舉行座談，貫徹整風精神，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反映。 4月29日，省委在《關于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中，回顧這段時間貫徹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精神，邊學習、邊檢查、邊改進工作的情況，指出毛主席提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使黨內外都感到振奮，解決了許多“苦思不解”的問題關于兩類矛盾的劃分，使黨內干部感到對待各種問題有了最基本的界限，增強了工作信心。把民族資產階級等劃入人民內部，使黨外人士感到“吃了定心丸”，十分愉快和感激，表示“生逢盛世，再不奮發努力，有負人民期望”。 在省委的這個報告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動向主要是:由于過去長期搞對敵斗爭，黨內外許多人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存在各種疑慮和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在黨內，最突出的是怕“亂”。擔心搞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分不清“香花”、“毒草”，萬一給壞人鉆空子，鬧事鬧出個“匈牙利’，怎么辦;還有的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方針不理解，認為是“把知識分子捧上了天”，“太便宜了資產階級”，“安排民主人士當官不公平”。 一些基層的同志搞慣了階級斗爭，認為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多此一舉”.“自找麻煩”。在黨外，顧慮更多。很多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懷疑“真放”還是“假放”，“長期放”還是“暫時放”，認為現在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鼓勵大家“鳴”、“放”提意見是“放長線釣大魚”，擔心事后“抓辮子”“算總帳”。 我們分析了黨內外的思想動向，深感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黨委領導的認識由于我們是勝利者，是執政黨，有功勞，有威信，有地位，這就使一些同志自我陶醉、思想停滯，看不到或看不透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這種認識落后于實際、領導落后于形勢的情況，也突出地反映在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方面我們一些黨員領導干部，或者盛氣凌人，不平等待人;或者不尊重知識分子勞動，不聽他們的意見;個別的甚至任意驅策和凌辱知識分子。情況表明，如果我們不是很好地學習和掌握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端正思想作風，就不能適應“三大改造”以后的新形勢，過不好社會王義這一“關”。 1957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指示要求，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這樣，整風運動便正式展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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