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革軍委”大院內司令部二局（情報）舊址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老部隊常常是當兵一族魂牽夢繞，心頭念茲想茲所在。 可這個老部隊有點特別，我從未踏進過半步，但她的故事卻傳承悠遠，以至于成為千千萬萬“兵哥”“兵妹”景仰的圣地。 想當年，軍史教材僅寥寥數筆，卻告訴一個個后來者，我們部隊誕生在江西瑞金。這里開啟了我軍技術偵察情報的大幕，渲染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個個傳奇。 瑞金縣沙洲壩鎮烏石垅村，那個歷經戰火洗禮的農家大院，就是我們的老部隊。 不久前，一個偶然的出差機會，讓我來到江西瑞金，映入眼簾的標語“新中國從這里走來”，突然喚醒了我的記憶，噢，老部隊到了！趕快去看看。 瑞金不大，街道兩旁盡是當年紅軍的遺跡。根據導游圖，我們很快就找到了“中革軍委”大院內司令部二局（情報）舊址。 “中革軍委”大院占地四十余畝，是總參謀部2005年撥專款修復的。這里有古木，有竹林，還有幾口大池塘。大院綠樹成蔭，芳草萋萋，像個大公園。院子布局規整，十分靜秘，一條條小道通向中革軍委所屬各大機關，雖然各個部門都是一棟棟典型的江西農舍，但當年卻是真正的“部級”機構。   舊址現存“中革軍委”領導機關、中革軍委司令部一局、二局、三局、四局、五局、總動員武裝部和兵工廠等機構。 二局和三局距離“中革軍委”領導機關僅幾十米，為兩棟共墻的院落，三局（通訊）在前，二局（情報）隱密在后，兩局間有門相通。二局類似一個四合院，有獨立的大門，堂屋較小，與左右廂房聯通，有板梯通二樓。堂屋外掛著“中革軍委司令部二局（情報）”匾牌，頓顯莊嚴肅穆。 屋內有辦公桌、蓑衣、斗笠、馬燈、藤皮箱等簡單陳列，還有板凳架起來的床鋪，卻唯獨沒有無線電收發報機、發電機，這些二局“吃飯”的家伙。墻壁上簡短介紹了二局的職責，懸掛了郭化若、曾希圣、錢壯飛三位局領導的照片，介紹了他們的生平事跡，點到了劉寅、譚震林、曹祥仁、馮文彬、鄒畢兆、胡立教、錢江、戴鏡元、胡備文、肖森等曾經在這里工作，除譚震林、錢壯飛知名度較高外，一般游客其實對這些人物介紹很難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們知道，這些為共和國默默奉獻，甚至默默無聞的人，是我黨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創立者，是那個戰火紛飛年代無私無畏的鮮活存在，是一群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大英雄。 牛人從俘虜兵開始1927年7月，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在江西南昌打響第一槍，從此走上了一條艱難曲折之路。朱毛紅軍鉆山溝，做紅色“山大王”，好不容易積攢了點本錢，拉起了一支隊伍。靠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硬是與敵人死磕了三年多。1930年11月5日，第一次反“圍剿”戰役打響，敵人七個師又一個旅緊緊圍攻紅軍，那時，僅靠著朱毛的軍事天賦和紅軍的巧妙周旋，3萬紅軍竟然打破了10萬國民黨的進剿，消滅敵人一個師部和兩個旅，活捉師長張輝瓚并一萬余俘虜。 此次勝利不僅打破了國民黨的“圍剿”，而且還獲得了兩大寶貝，一是兩部電臺，可惜戰士不懂，砸爛一部，二是王諍、劉寅等十個報務員。王諍的名字當時還是叫做“吳人鑒”，是張輝瓚部中尉電臺報務員。獲得這些“戰利品”后，懂行的紅軍作戰處處長郭化若立即找他們談話，這些俘虜也居然同意留下，并且愿意參加紅軍。四天后，毛澤東、朱德就接見了他們，毛澤東還風趣地把吳人鑒改名為王諍。從此，這些俘虜兵就在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中，改變了中國革命命運。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開始，蔣介石調集20萬部隊，圍剿4萬多紅軍。王諍這些俘虜兵利用僅有的一部半電臺（一部只能收報），關鍵時刻截獲國民黨軍行動部署。結果，紅軍百里奔襲，拉開大網，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第28師全部人馬和47師一個旅，殲敵3萬余人，繳獲槍支2萬余支。 初戰告捷，無線電技術偵察便顯示出強大戰斗力。 第三次、第四次反“圍剿”這幫牛人竟然截獲并破譯蔣介石的作戰命令、作戰計劃。紅軍集中優勢兵力，照著敵人要害，一頓很揍，勝利是乎來得太容易。 一時間，紅軍發展到30多萬，蘇區擴大到28個縣，覆蓋250多萬人口。共產黨在江西省瑞金農村，迅速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掀開了窮苦人要坐天下的嶄新歷史。 第五次反“圍剿”就讓人揪心了。一方面軍委二局依然破獲了國民黨的情報，并及時上報軍委領導。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我黨地下工作者費盡千辛萬苦，搞到了國民黨的作戰計劃，派遣地下人員，打斷牙齒，化妝成乞丐，艱難跋涉，送到蘇區瑞金。但是，再好的情報卻不被時任主要領導博古及顧問李德所用，結果“碉堡對碉堡”、“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法”，急劇消耗“本錢”不足的紅軍，致使大批戰士倒在敵人槍口下，蘇區人民慘遭殺戮。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痛失敗后，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 十分欣慰的是，軍委二局得以成建制的幸存，并在長征、抗日、解放戰爭和建國后，屢建奇功。 有些事情，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比如，在長征途中，一年左右的時間，萬里轉戰，軍委二局竟然破譯了國民黨中央軍及粵、湘、桂、黔、川、滇、陜等當面之敵180余種密碼。1934年4月截獲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1941年6月準確偵查出“德國將于6月22日進攻蘇聯”特大軍情，幾乎讓將信將疑的蘇聯統帥斯大林驚掉下巴。此外，西安事變、日軍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全部截獲，為黨中央決策及國際國內有關方面協同行動提供了關鍵支持。 牛人之所以牛，是在于有牛的因素。  “中革軍委”司令部二局（情報）辦公及宿舍舊址 軍委二局早期是由中央領導周恩來分管。周恩來是中央特科的創立者，一直領導情報工作，來江西瑞金蘇區前，早在上海就開始培養無線電人才，并派遣人員遠赴蘇聯學習。他自己還創立了無線電密碼“豪碼”，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內行。 紅軍長征到貴州后，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重新回到指揮位置。按照中央領導分工，毛澤東直接領導軍委二局。從此，二局作為“革命的魯班石”，開啟了屢建奇功模式。歷史表明，一個集體或個人本領再大，也在于上級領導發現、使用，才能有突出表現或者大有作為，以致超常發揮。可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也！事實證明，二局真沒有辜負領導的期望。 再看軍委二局領導。郭化若、曾希圣以及早期無線電技術偵察的開拓者王諍，全部是清一色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副局長錢壯飛是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畢業，曾在蘇聯專門學習無線電技術。他們歷經生死考驗，眼光高遠，信念堅定，敢于擔當，不愧是紅色“秀才”。郭化若擔任局長不到一年，但他慧眼識人，搭建了二局的框架，后來因擁毛（毛澤東）反王（王明），早早被排擠，離開二局。1955年郭化若被授予中將軍銜。曾希圣，湖南資興人，當局長時間達9年之久，經歷了紅軍和軍委二局發展最艱難的蘇區瑞金時期、長征時期。他能夠一邊聽電文，一邊直譯，聽指法能清楚辨識敵臺報務員，他以特有的偵聽天賦，破解難題，是無線電技術偵察的中心人物。毛澤東稱贊“搞情報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稱得上是黨內稀有的神人！”。 再看裝備和技術。軍委二局裝備是從國民黨手里繳獲的，與國民黨部隊現役裝備相同，沒有代差。技術呢，可以講與國民黨同源，甚至還要超過。因為，共產黨還學習了蘇聯“老大哥”的技術，與世界是接了軌的。 至于信仰和職業精神，共產黨人更不是國民黨“吃糧”“拿餉”那一套。這群人心中有“主義”。 曹祥仁同志是軍委二局第三任局長，著名的破譯專家。曾有詩贊曰：“江山代代出英豪，我輩前驅數曾曹”，曾是指曾希圣，曹就是曹祥仁。1942年，文化程度僅私塾四年的曹祥仁，總結了十多年破譯工作經驗，完成了《密碼學總論》，終成一代宗師。解放后，曹祥仁歷任駐外大使、省委書記。作為省部級干部的他，墓志銘十分特別，令人淚目。現操錄如下： “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 信仰的力量是這支部隊的魂！ 牛人之所以牛，還是有理由的。 一個局頂一個方面軍第一次截獲破譯敵人的情報并嘗到甜頭是第二次反“圍剿”，領導者是毛澤東、朱德。從此以后，軍委二局就被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高看一眼。 許多人研究發現，毛澤東在打勝仗以后，往往都有詩作，在被排擠、冷落后，往往又有調查研究文稿，都是光輝杰作。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是朱毛憑自己的經驗干的，打得漂亮，毛澤東立刻有詩詞《漁家傲 .反第一次大“圍剿”》一舒胸意，詩詞氣壯山河。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 鳳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1931年4月至5月，第二次反“圍剿”，俘虜兵王諍等人及時截獲情報，結果紅軍大獲全勝。勝利后，毛澤東同樣留有詩詞《漁家傲 .反第二次大“圍剿”》： “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杇株齊努力，槍林逼 。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其中“飛將軍自重霄入”，有人解讀，認為“飛將軍”是“自重霄入”，應該包含了王諍這樣的“天兵”。 1931年7月至9月，紅軍有了“千里眼”、“順風耳”，朱毛善為利用，結果第三次反“圍剿”大勝。毛澤東再次賦詩《漁家傲 .反第三次大“圍剿”》，詩詞大氣磅礴，信心堅定。現錄如下： “英勇紅軍憑肉搏，紅旗翻處白旗沒。地動天搖風雨躍，雷霆落，今日梁魁應活捉”。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由此迎來了半年多的蘇區“無戰事”。此時，毛澤東已經“修養”。大戰開始后，指揮員朱德、周恩來沿用了毛澤東的套路，正確運用軍委二局的情報支持，結果國民黨部隊損失慘重。毛澤東欣喜之余，又即興賦詩一首《清平樂.會昌》： “東風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巔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革命不是一帆風順。從1927年秋天開始，在江西的山溝里，毛澤東并沒有成為“山大王”，幾次都靠邊站。1933年1月，中央從上海搬到瑞金蘇區后，毛澤東就基本上管不了軍事，更不能指揮部隊。那么，這個“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理論創立者在干什么呢？在思考，在調查研究。冷落期間，他寫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反對本本主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第一次指出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這個方向性大問題，提出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回答了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適合國情的新政權等重大問題。 無論局勢怎么變化，軍委二局作為共產黨的“利器”，與毛澤東是接下了一生的緣，“利器”也是越用越好，越磨越亮，越來越銳利。  “中革軍委”司令部二局（情報）工作人員用品  “中革軍委”司令部二局（情報）工作人員用品 1931年初，毛澤東發現王諍等幾個俘虜兵的真本事后，立刻大膽啟用。為了讓這些“種子”生根發芽，紅軍迅速開辦了無線電學校。王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部無線電隊隊長，紅軍隊伍里那些“根正苗紅”略通文字的“知識分子”，立即集中到江西寧都、吉安等地參加學習，一時間，山坡上，田壟旁，坐滿了連一百以內加減法都不一定會，卻在學習英文的小紅軍，山村的泥腿子，第一次聽到了莫爾斯電碼。很快，100多名無線電人才順利畢業。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已經擁有電臺十多部。有了這個“順風耳”，總司令部第二局（情報）便隨之成立。二局主要職責就是搜集國民黨的政治、軍事情報。 “四渡赤水”是毛澤東的得意之作，概括地說，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4年，紅軍長征到達貴州，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圍困千萬重。毛澤東有了軍事指揮權后，二局又開始“吃香”了，即時的情報反饋，為紅軍的勝利增添了砝碼。 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不是高山，就是峽谷激流，這樣的地形地貌對大兵團作戰顯然不利。但紅軍幾萬人的部隊經常在國民黨和地方軍閥部隊相距不到三十幾公里的空隙，穿來扯去，不但走得了，而且打得準，依靠的就是二局這支“奇兵”。 二渡赤水時，紅軍大部隊夾在國民黨幾個部隊中間，動彈不得，實在繞不過去，二局就模擬國民黨指揮臺，以蔣介石的名義下達“命令”，結果國民黨部隊竟然乖乖離開。 為了尋找有利戰機，打破圍堵局面，二局張開天網，始終不敢懈怠，終于，二局確偵敵人在遵義地區的兵力部署，毛澤東果斷決策，迅速指揮紅軍攻占婁山關，二取遵義，俘虜敵人3000多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鼓舞了全軍斗志。 土城戰斗、突破烏江、兵臨貴陽、威逼昆明是紅軍長征路上的閃光點，這些戰略動作雖然“兇險”，但是毛澤東和紅軍指揮員卻十分自信。葉劍英說“這是二局的偵聽情報工作起到了關鍵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稱贊：“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1949年2月28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表彰了軍委二局，說：“你們的作用有多大呢？你們起到了一個方面軍的作用”。 長征途中，二局通常是分兩隊前進，一隊隨著先頭部隊行軍，停止前進后，立即組織搭建報房，開展工作。開機后，同時通知另一隊開始行軍。這樣一來，無線電偵察就做到了24小時不間斷。艱苦的長征路，二局的干部戰士不但要行軍打仗，還要背負沉重的裝備。當時一個無線電隊必須的“大家伙”有數十件，如40多斤的發報機，40多斤的收報機，60多斤的蓄電瓶，90多斤的發電機，還有機器零部件配件及汽油瓶等等。努力努力，最后體力透支，有氣無力，想來，二局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不知要艱難多少倍。 長征路上掉隊的很多，當二局也發生掉隊的情況后，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要求紅軍參謀長左權每天必須親自清理人數，并派出體力好的“精兵”助力，甚至指定自己和其他領導的馬匹為二局服務，為保護好紅軍自己的這些“寶貝”，可謂竭盡全力。 忠誠考驗并無憾二局是保密單位，個人的清白甚至比生命還重要。不清不白或者說不清道不白，甚至稍有瑕疵或疑問，絕對為集體所不融。 這是一群神秘的人，用耳朵聽“天外之音”，以忠誠辨“秋毫之末”。 錢壯飛是二局副局長，在情報戰線屢立戰功。1931年4月，他冒著生命危險，報送中央特科長期負責中共中央機關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叛變消息，避免了在上海的黨中央遭到一鍋端。在敵占區，他和李克農、陳賡并稱隱秘戰線“龍潭三杰”。1931年8月，他進入中央蘇區后，擔負多項要職，軍委二局成立后，就任副局長，參加了第三次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1935年4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省金沙縣后，錢壯飛卻莫名其妙失蹤了，紅軍派出多方力量尋找，均無功而返。憑中央主要領導和戰友們判斷，紅軍在險境中沒有受到任何損失，錢壯飛不可能叛變。但一個活生生的人，卻下落不明。一時各種猜測紛至沓來，錢壯飛的英雄事跡鮮有人提。直到建國后，經多方查找求證，才認定錢壯飛同志被國民黨反動民團殺害，并被最終認定為烈士。 真相可能會遲到，但她一直存在。 長征路上還發生了“陳仲山事件”。在紅軍搶渡金沙江前，原二局黨支部書記、譯電員陳仲山突然不見了。隨即，二局從敵人的電報中得到消息，陳仲山被滇軍俘獲，敵人從陳仲山身上搜到已經譯成電文的國民黨密電，并報告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蔣急電云南省主席龍云，要他每日調換密碼，輔以晴天時的空報通信，屏蔽共軍偵聽。那么陳仲山是投敵呢？還是掉隊被俘了呢？陳仲山在云南人間蒸發，后來據說慘遭敵人殺害。至于他是否叛變，至今沒法查證。但是，敵人從陳仲山身上搜查出了電報譯文，這無疑是泄露了紅軍破譯能力的。假如他叛變了，紅軍也許可能遭到更大損失。事實上，陳仲山離開后，二局工作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即使決心為革命犧牲，也不一定為革命所承認。這是參加革命時沒人能想到的，而這種可能性在特定情況下又很難避免”。這是曹祥仁在《破譯科長》中的感嘆。 說來令人唏噓，二局“破譯三子”之一鄒畢兆也有“脫隊”經歷。 1946年，鄒畢兆任中原軍區鄂西北第一軍分區司令員，中原突圍時，部隊打散，他一個人在大山里轉了一個多月，靠著頑強毅力活下來。最后，他把手槍藏在山洞里，在一個黃姓老鄉幫助下養傷。在找到最近的部隊后，得到劉伯承指認，才被收留。 鄒畢兆因為破譯有功，曾在蘇區獲得“三等紅星勛章”。獲得“紅星勛章”榮譽的十分稀罕，二局僅有局長曾希圣、破譯科長曹祥仁、破譯科副科長鄒畢兆3人，全軍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在內著名將領和戰斗英雄也不過166人。長征途中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他們幾乎是一天破譯一個無線電密碼，把敵人的行動看得清清楚楚。在“玻璃瓶中押寶”的游戲，讓中央領導大呼過癮，他們也因此備受重用。 但一個多月失聯，無人能證明，使鄒畢兆在后來提拔任用上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在“文革”中，還被當作“叛徒”審查批斗。解放后，他本人也僅僅被授予大校軍銜，擔任湖南省邵陽軍分區司令員。解放后，和他類似資歷的，幾乎都是將軍。 戲劇性的是，26年后的1972年，鄒畢兆在戰友們的幫助下，重返湖北，尋找故地，居然與黃姓老鄉重逢，并在山洞里找到了埋藏的手槍。 忠誠得到證明，令人欣慰，可是……。 沒有可是，無怨無悔是二局的真本色。 徘徊在二局舊址空曠的院落，地上好像剛剛灑掃，地面沒有一根雜草。徜徉在行軍床、桐油燈前，仿佛床鋪剛剛整理，油燈剛剛熄滅，部隊剛剛出發…… 嘹亮的軍號聲，似乎久久回響，但現實告訴我們，這一切早已遠去。池塘里蛙鳴陣陣，這些小精靈是在訴說過去的故事嗎？ 天晚了，景區廣播催促游客離開，我回眸一望，只見一輪金色太陽緩緩西垂，二局舊址院墻外，建筑工地熱火朝天，一棟棟洋房別墅，撥地而起，青磚紅瓦，煞是氣派。 革命先輩泉下有知，也許欣慰！ 敬禮！老部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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