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虛擬物：互聯網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

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中，對物有其論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春秋時期/2017：711）。《說文解字》說：“物，萬物也。”（許慎，段玉裁，漢、清/1988：53）對物的諸多表述構成了“中國前現代思想傳統用以描述現實生活經驗和實存的基本概念”（趙強，2016：43）。物和人們對于自身的確認和表達有關系，人只有把自己置于物的體系之中，才能“認識自己的有限性，進而打開生活的視野”（趙強，2016：43）。物的研究在多學科的視野下各有展現，以西方傳統人類學研究為例，物作為認識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徑，成為學者關注的重要對象，物和物質文化的研究由此形成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傳統人類學中所關注的物具有其顯著特征，即物主要是作為實體狀態而存在，當然，對物存在形態本身的關注也并非人類學研究最終的目的。通過對物的討論，人類學指向的是和物有關的文化表征與對文化主體的界定。

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廣泛滲入的當下，我們看到物的形態正在發生變化，不僅實存之物從現實生活搬移到網絡世界中，而且還出現了大量虛擬之物。誠然，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并非沒有虛擬物的存在，但是，網絡世界中的虛擬物是基于數字化技術影響下的產物。值得探討的是，這些網絡化的虛擬物關乎我們的日常經驗與文化的建立，涉及到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意義生產的改變。從這樣的角度來說，本文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透過網絡中的虛擬物去重新理解它們與人的關系？進而探討以人類學體系為代表的相關領域中物的民族志的研究方向，以及對網絡化時代虛擬物研究的啟示意義。數字時代關于互聯網的人類學式的研究已持續較長時間，除了對網絡形態中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和文化事項等現象的關注外，很多分析多在田野空間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推進和反思等方面著墨。相較而言在互聯網研究對象的拓寬與挖掘上有所薄弱。因此，借助對互聯網虛擬物的分析，可以厘清線上線下物的運轉邏輯和變化，為闡釋互聯網時代下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及人與物的文化意義做出推進。鑒于此，本文無意通過對虛擬物的研究建立一個學科的邊界，而力圖通過物的存在環境或結構的變化，以某個切面去探究其背后的意義及技術與人的關系。

在西方人類學的研究傳統中，物的研究有其重要意義，物的“使用及形態的差異性使物承載著更多的文化信息”（靳志華，2014），通過對“實物背后所包含的'人’的活動及文化過程 ”進行研究（莊孔韶，2002：153），從而使“'物品’來再現'文化’”（莊孔韶，2002：153）。簡單講，傳統人類學對物的研究主要圍繞三個路徑展開，即物的標識、物的交換、物的分類與象征。 

從古典進化論學派開始，物被看作標識的存在。該學派凸顯了以物為載體的生產技術和工具是社會發展的標志，認為生存技術的革新對社會生產生活具有重要影響（摩爾根，1887/2005：9-12）。美國歷史學派學者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歷史特殊論，認為各地區有獨特的發展變遷過程和邏輯，各地區文化受歷史線索的影響和塑造（夏建中，1997：294）。基于此，之后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認為文化特質是劃分文化區域的依據，當不同社群與不同文化特質重疊時，與之相對的不同團體在食物區域、織物區域、陶器區域等地理空間中被呈現出來（和少英，2003：36）。 

伴隨法國社會學學派、英國功能主義等學派的出現，物的交換研究路徑也由此形成。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對特羅布里恩群島的“庫拉圈”進行了考察，認為物的流動和交換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建立錯綜復雜的內外關系并形成生存保障，而且能夠滿足人們在復雜的文化和社會運轉體系環境中的心理需求（馬林諾夫斯基，1922/2002：354-361）。事實上，已有不少人類學家圍繞“夸富宴”進行過分析，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認為“夸富宴”是一種“整體呈現”，其囊括了宗教、道德、法律、經濟、社會形態（莫斯，1923/2002：19-22）。 

物的分類與象征的研究路徑在結構主義人類學、象征人類學和詮釋人類學相繼問世后出現。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強調不僅要關注社會表象或經驗在表層結構中的直接傳達，還要關注社會表象和經驗背后所存在的深層結構，從而獲得對事物本質的認知。列氏認為圖騰作為一種由物種分類而來的象征符號，“是社會組織結構在觀念層次上的映射”（周宗桑，2009）。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對恩登布人儀式活動考察發現“奶樹象征著社會組織的原則和價值觀，更象征著恩登布人社會的統一性和延續性”（馬佳，2013）。美國詮釋主義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同樣也從象征出發，對巴厘島斗雞儀式展開深描，發現雄雞是具有正面意義的男性象征，斗雞的中心圈象征著男性的聲望與地位（格爾茨，1977/1999：484-485）。“巴厘島的'雄雞’以及'斗雞’儀式，是整個巴厘島文化表述與社會結構的象征隱喻”（吳興幟，2010）。 

在以上傳統人類學物的研究中，伴隨不同學派的興起，呈現了對物研究的不同特點和多維理解。當物作為標識時，進化論與歷史特殊論學派把物的演變視為社會階序遞進發展和特殊文化區域存在的證據，將物放置于時間與空間維度中幫助人類構建譜系；當物作為交換品時，社會學與功能主義學派則從個人和群體需求出發，探索物在不同地方交換所呈現的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整體間的邏輯關系，將物視為社會運轉過程中的一種重要因素；當物作為象征存在時，結構主義、象征主義、詮釋主義學派則通過闡釋賦予了符號和象征意義的物來理解社會深層結構及文化意義。可見，人類學視野中對物的理解常常與社會文化、社會結構等內在和深層的意義相關聯，對物的理解，成為人們理解社會與人自身的一把“鑰匙”。 

時至今日，雖然傳統意義上物的人類學研究仍舊繼續，但不得不提的是，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出現，在技術形態的影響下，物的存在形態呈現出不一樣的特質與表現，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在于虛擬物不斷形成。這些虛擬物大致包含兩類：一類是線下實物拓展至線上形成虛擬形態的物，另一類是由網絡元素直接構成從而生成線上空間虛構的物。這些由實物拓展至線上的虛擬物依舊攜帶著傳統人類學物的意味、功能和意義，只不過由于物的存在情境和形態發生了轉變，實物在中介化為虛擬物的過程中發生了新的改變，具有了新的互動方式和意義表達。而線上空間直接生成的虛擬物也并非純然獨立于現實世界之外，作為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新形態的物，它們依然可以結合社會文化和結構從而去尋求和理解自身存有之方式。

也就是說，互聯網時代中的虛擬物依然無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相脫節。我們認為，從過往社會結構和文化意義探索過程中形成的傳統人類學物的研究脈絡能為當下虛擬物的互聯網人類學研究帶來啟示。首先，不論是實物變為虛擬物，還是以全新形態存在的虛擬物，不同的時空情境仍可以為人們去追溯物的形成、發展和轉變過程提供特定的線索和條件。另外，虛擬物的交換背后也蘊含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關系建立的過程。最后，線上空間中的虛擬物可以被賦予符號意義，作為虛擬象征物存在。這些變化，為互聯網人類學新的研究領域和內容拓展帶來啟發。

而從具體研究過程來看，傳統人類學民族志方法可從書寫方式和調查方法上為互聯網人類學視野下虛擬物的探索提供借鑒意義。一方面，傳統民族志強調“人類如何在物質上附加屬于其獨具特色的'文化敘事’”，注重“物的認知前提和實踐邏輯”（彭兆榮，葛榮玲，2009）。在虛擬物的研究中，民族志可為呈現虛擬物背后的社會和文化邏輯提供書寫方式和借鑒意義。另一方面，民族志也可為虛擬物的研究提供具體方法和理論基礎。針對虛擬物展開田野調查，除了對虛擬物本身及其“生命史”進行研究之外，與虛擬物有著密切關系的人也依然是重要的田野研究對象。在操作性層面，傳統民族志也為虛擬物的研究和展開線上線下田野調查的方法提供了參考價值。 

在西方哲學發展史上，關于物的討論主要從主客二分轉向為主客互構，物從直觀客體轉為具有能動性的客體，人與物之間被認為具有十分緊密的互動關系。從物的形態轉向來看，一方面，學界由對實物資料的關注轉向對物質性的強調。另一方面，媒介技術的進步，使得媒介本身更具多樣性，學界對物的關注也隨之從過往的實存物拓展至虛擬物，或是虛實共存的聚合物。基于這一系列的物的轉向，對當下互聯網時代中出現的大量不同形態的虛擬物進行深入理解就顯得很有必要。

虛擬之物早已有之，不論是神話傳說中的神獸，還是日常表達中的金山銀山，都具有真實存在的意義。因為，人作為理念的動物，“除了追求真理之外，還有道德倫理、實用功利、宗教信仰、炫美藝術方面的豐富內容；缺少了這些非認知價值，認知理性的維度不僅是蒼白貧乏的，而且是缺乏根基的”（劉清平，2020）。也就是說，“存在”問題具有客觀與主觀兩層內涵，如果忽略了理念動物的認知需要，僅從認知理性的角度討論事實的話，則遮蔽了“以虛擬幻象的形式的確存在于某些人心中的事實真相”（劉清平，2020）。所以，對虛擬之物的理解，則立足于“實然是”與“應然是”在動態變化的目的和情境中的相互交織或分隔。 

互聯網的出現，使得虛擬之物不論在數量還是在形式上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虛擬物在當下也變得更加普遍。從已有相關文獻來看，童德華把虛擬物視為一種財物，認為虛擬物是“一切存在于特定虛擬環境中，不能脫離此環境存在的物品”（童德華，2019）；從相似的視野出發，劉菊華認為網絡游戲中的虛擬物是網絡空間中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其中包含了虛擬人、虛擬貨幣、虛擬他物（劉菊華，2004）。齊愛民則認為虛擬物“存在于網絡空間，以一定的媒介材料為儲存介質，保存在網絡運營商的服務器上……虛擬物是一組數據信息，是保存于服務器上的'電磁記錄’”（齊愛民，呂光通，2005）。我們認為對互聯網中的虛擬物的討論應主要圍繞數字操作系統中以圖文聲像形式呈現的虛擬本體而展開。本文所指虛擬物則可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由分子或元子構成的、由各類元素組成的實存物，經二進制算法實現了虛擬形式的存在。第二類是基于傳統社會文化，以過往媒介方式存有的虛擬之物，經二進制算法拓展至互聯網虛擬世界，并實現了雙重虛擬形式的存在。第三類則是直接在數字操作系統中，融合各類元素，以編碼形式創造得來的虛構之物。當然，這三類虛擬物都需要在特定環境中與人、技術、社會形成互動并產生存在的意義。需要區分的是，這里的虛擬物與當前一些學科領域中的分析重心有所不同。而本文與其差異就在于，虛擬物的提法更在意數字情境中具有普遍概念的物的文化性、社會性、技術性等。從具體對象來看，本文討論的虛擬物是從傳統人類學物的研究脈絡出發，基于相關物的數字化轉向形成的純然虛擬之物、由傳統物延伸出來的虛擬之物，以及由意義再造而形成的虛擬之物等，強調的是一般概念中的虛擬物在當下數字社會情境中體現的不同關系以及社會意義。鑒于此，本文對數字化情境中的虛擬物定義為：互聯網背景下的虛擬物是實存物以及傳統社會文化中既有虛擬之物經由二進制數字運算轉化而成的物，也或是在數字操作系統中借由各類元素編碼而成的物，是一種以數字化信息文本為呈現方式的意義之物。 

結合網絡中虛擬物的呈現樣態，借鑒傳統人類學中對物的分類，我們可大致將這種虛擬物分為物自身、交換物、象征物三種類型。相較而言，虛擬物自身的范圍較廣，可以是從線下拓展至線上的動物、植物、自然物、人工制品等，也可是在網絡空間純然虛構的各類形態的物；虛擬的交換物則多表現為具有實在經濟價值的虛擬貨幣形式，以及其他可用于在交換過程中滿足人們線上實踐需求的各類形式的虛擬物；虛擬的象征物則主要指代那些被賦予了符號價值并形成了對社會和文化建構的虛擬物。

當然，這類物不僅在線上世界客觀存在，還“擁有無可否認的主觀上的真實存在，而且對人們的現實生活也有著不容小覷的重要意義”（劉清平，2020）。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復雜情境和各種關系的疊加，讓虛擬之物在網絡化的體系中變得具有特定意義。在互聯網中，某些物是被創造出來的，是原先不存在于現實中的虛構之物。其一，虛構之物雖無法在現實中尋求完全的對應，但極可能是實存元素的融合，是多種元素融于一體而形成的新形態的虛擬之物。其二，從過程性的角度來看，若此物是純然虛構之物，無實存對應。那么，也不能排除這種虛擬物延伸到物理空間成為實存之物的可能。而一旦發生這種變化，虛擬之物也具有了新的生命和意義。由此，當下虛擬物的存在不僅能讓互聯網虛擬世界中的“參與者以主觀互動的形式獲得類似于現實經歷的感受體驗，以滿足那些在非虛擬氛圍下難以滿足的非認知需要，彌補參與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身臨其境的缺失遺憾”（劉清平，2020）。同時，也使得這些被數字情境中介化了的虛擬物反之延伸至線下，豐富著現實中的日常生活實踐。 

所以，互聯網中的虛擬之物并非與線下實存之物相互區隔，而是一種彼此構成和相互轉化的關系，這意味著虛擬之物既可以繼承也可以突破過往傳統人類學對物的理解。一方面，技術革新帶來了社會事物運轉方式的改變，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往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消解。基于此，對互聯網虛擬世界與物的考察也不能忽視過往事物的運行方式和邏輯。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所建構的虛擬空間與現實形成差異，虛擬空間和線上實踐方式營造出了新的情境，人類行為方式受其影響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我們可以沿用此思想，進而看待具有能動性的實存之物變為虛擬之物時在互聯網世界呈現出怎樣的社會生命，建構出何種文化意義。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不僅意味著媒介技術的進步，也意味著舊物換“新顏”，乃至新物的出現。而“物品最具體的一面便是科技，因為科技演進和物的結構變化實為一體”（鮑德里亞，1968/2018：5）。也就是說，研究者應從技術性層面對虛擬之物展開描述，進而形成一種經驗性研究與本質性考察的結合。通過考察“技術元”的不同組合方式來“研究其相互組合的句法，也可以研究種種物品和組合間的意義”（鮑德里亞，1968/2018：5）。對于傳統人類學來說，虛擬之物所帶來的突破則是：在技術的推進下，物物之間形成新的組合并與周遭產生聯系，最終從技術體系走向新的文化體系。基于此，物作為與社會結構緊密相連的“行動者”，在人類學研究中呈現出了自身價值。研究者可通過虛擬之物來捕捉新時代日常生活細節中的重要面向，并為深入、全面地探討當下象征性、社會性意義帶來新的可能。

當下，互聯網空間形成了不同于傳統線下日常實踐的新情境。首先，從數字技術所提供的操作系統來看，技術構建的虛擬化操作界面形成了一種新的實踐場景。網絡空間的特定形式與實踐規則形成了不同于線下的場景，數字系統供給人們操作的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有著巨大區別，虛擬空間的直觀呈現是“頁面”，人們通過點擊“頁面”中的各類圖標實現內容的鏈接，從而在數字化文本中以接受和創造信息的方式展開互動；其二，互聯網和媒介技術的可供使人形成多樣的實踐可能，但技術的可供也創造和限定了人類使用媒介設備的方式。相比現實生活中的交往互動，人們只能通過具身方式操作設備并形成指令，進而獲取和傳送信息；其三，網絡空間中的活動主體形成多樣化的交往互動。由于處于線下日常實踐中的主體無法實現各類時空的任意在場，主體實踐受到限制的同時，也使其無法參與更多交往互動。而互聯網技術的可供能夠讓主體通過媒介設備同時在場于各類虛擬場所。另外，其虛擬身份對現實身份的遮蔽使得自我呈現更為豐富。這就意味著來自不同時空的人可以按照自我意愿參與不同主題的互動活動；其四，相比線下，線上虛擬空間形成了新的關系，這些關系指涉了線上線下的人、物、技術、社會的關系。 

在這些變化下，從互聯網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和視野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對虛擬物的研究和分析。從虛擬物自身的研究來看，研究者在對網絡趣緣群體、社會交往、跨性別群體、城市傳播等相關議題和領域的研究中，涉及到不同的物的對象，如迷你四驅車、表情符號、身體、防疫健康碼等。以網絡趣緣群體的研究為例，有學者關注迷你四驅車從線下拓展至線上成為虛擬的回憶之物，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青年群體的獨特自我想象和代際經驗，呈現出具有共同價值觀的社會個體化結構（孫信茹，王東林，2019），這樣的研究展現出物的線上遷移所帶來的人們新的互動方式和新的關系締結。以跨性別群體研究中的“身體”為例，Tobias Raun把多個跨性別個體的自我身體改造過程作為案例展開分析，認為跨性別者不僅通過視頻記錄自我身體變化，而且還將相關視頻作為與同類交流的契機與方式，從而達到自我在同一群體中不斷確定和強化跨性別身份的目的（Raun，2015）。在城市傳播研究中，有研究者關注健康碼的使用，將二維碼作為一種與現實緊密勾連的虛擬之物，成為社會運轉機制的重要部分（孫瑋，李夢穎，2020）。 

從虛擬的象征之物來看，所涉研究對象多以被賦予了符號和象征意義的虛擬物為主，這就必然會和消費文化、亞文化等話題相關。在一個關于網絡“羊毛黨”的研究中，研究者從中國社會文化中被賦予了占便宜之意涵的“羊毛”入手，發現在“羊毛黨”中，成員們通過獲取和傳播商品優惠信息來促成群體消費行為，信息傳播和實踐行為在“薅羊毛”的符號意義中貫通一體并形成了一種群體性的符號儀式（周瑞春，2020）。有學者對復刻奢侈品在互聯網銷售平臺中的展演進行了研究，當奢侈品以復刻的形式出現在互聯網銷售平臺當中時，其作為商品以較為隱蔽地方式交易并在現實中使用，奢侈品原有消費邏輯被改變，“符號性與實用性平衡的消費邏輯”（姬廣緒，2020）得以回歸。也有研究者從亞文化角度討論了國潮品牌的消費問題，發現國潮品牌成為了年輕人建構國家和身份認同的一種重要因素，國潮在青年人的消費和使用過程中成為了青年愛國的象征之物（邢海燕，2021）。 

從虛擬的交換之物來看，網絡中存在大量的物的交換與流動，研究者主要從秀場直播、社會關系等話題出發，對禮物流動和紅包交換等問題展開了討論。例如在直播秀場中，有研究者關注網絡直播間中刷禮物的行為，討論了直播間“禮物”的本質和意義。研究者提出粉絲為了讓主播在競爭活動中獲勝而形成一種傳統“夸富宴”式的、具有揮霍浪費性質的贈送虛擬禮物的行為。新的情境和規則創生出了新的禮物流動邏輯。同時，與主播關聯的資本方會以普通觀眾的身份為主播刷送具有造假性質的虛擬禮物來誘導其他真實觀眾產生經濟行為（蘇凡博，2021）。另外，也有學者基于這類禮物交換邏輯，對直播秀場中禮物交換行為提出了新的回贈方式。當直播間觀眾為主播“刷”禮物后，主播并不需要回贈傳統實體性禮物，而是可以通過與觀眾進行及時的語言或身體互動來替代傳統禮物回贈的模式，最終形成了網絡中的私密關系（孫信茹，甘慶超，2020）。除此之外，也有學者認為雖然微信紅包在技術的支持下擴大了發紅包的范圍，但紅包作為滿足社會關系人情往來的功能從未改變，即仍可在保持傳統紅包功能的前提下建立更大范圍的人際關系，從而積累個人社會資本（彭蘭，2017）。這些研究和分析關注到了物的實踐場景和實踐方式所帶來的改變。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到，它們可以被納入到互聯網人類學中虛擬物的研究領域，在這些研究中，人們不僅繼承了對傳統實存物的理解，而且也在不斷尋求虛擬物之于人類社會而言的新認知和新突破；研究者考察虛擬物與技術、人、社會間的關系，并在不同于現實空間的日常實踐新情境中探索虛擬物如何形成人們新的互動方式和交往邏輯。研究者基于這類新的互動方式和行為邏輯，進一步分析虛擬物的在世存有對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意義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討論無疑是具有意義和啟發價值的。然而，對于已有的虛擬物研究來說，在研究理論和方法層面還缺乏討論。虛擬物和數字操作系統相較于傳統實存物和現實世界不僅具有一定區別，而且，虛擬物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其與傳統人類學或互聯網人類學展開的研究也有不同。從這樣的角度講，需要在理論和方法層面對虛擬物的研究再做進一步討論。

從理論拓展的層面來看，虛擬物不僅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物與技術的關系，同時，還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物與人的關系。人類學視野下的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是技術與文化形式碰撞與融合的產物。對于網絡世界中的虛擬物而言，其存在更是有賴于技術的條件和支持。當數字技術廣泛嵌入日常生活，數字技術不僅從多方面展示固有的社會文化形式，而且，數字技術更可以創造新的物的表達形態，構建新的文化形式。例如傳統文化中的紅包和禮物，在互聯網的數字情境中，紅包與禮物的物理性存在狀態已經發生改變，這里的物，“某種意義上已不再是原本的物或'純粹的物’，而是被信息化了的物”（肖峰，2013）。而對過去社會文化中并不存在的健康碼來說，如今卻成為現實空間中幫助人們實現更好移動的基本設施和要素，從而也創造了出一種全新的文化。有時，數字技術還不僅促發新的文化形式，也有可能造成文化的復歸。就如赫爾曼·鮑辛格（Hermann Bausinger）所言：“技術失靈的時刻標明的是一種挑釁，它要求給予應對，而且，這里已經清楚地表明，技術失靈也能引發回歸。”（鮑辛格，1961/2014：60） 

人與物的相互關系作為“物質文化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伍德沃德，2007/2018：16）也應被納入研究拓展范圍之中。在互聯網人類學視野中討論人與虛擬物的關系，其本意在于探究人、技術、文化間的相互關系。換句話說，人與物的關系討論，更偏向于對人如何通過技術物建構意義來展開的討論。意義的生成不僅來源于技術物本身的特質，而且也來源于固有社會文化和結構中的主體對物的認知和使用。在互聯網與周遭緊密聯系所構成的“各部分相伴相隨及合同協力”（鮑德里亞，1968/2018：4）的系統結構中，虛擬物置于使用和文化情境中“成其所'是’”（伊德，1990/2012：135）。一方面，在整體情境中，“技術為行動提供了一個框架，形成了意向性和傾向，使用模式主要是在這里面成形的”（伊德，1990/2012：147）。但物以虛擬的形式在互聯網線上空間呈現的同時也限定了人與虛擬物互動的方式。另一方面，除了技術提供行為框架和行動邏輯外，更重要的是，“定位整個現象的是文化情境”（伊德，1990/2012：149）。也就是說，當跨性別者展示身體變化過程的同時，其背后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跨性別者在群體中的自我認同；復刻奢侈品得以在線上展示的根源在于本身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實現區隔和展示身份的功能；微信紅包在線上的發放能在傳統習俗的加持下形成更廣范圍的人際關系和連接網絡。當人們依托互聯網建構的線上空間與虛擬物相遇時，技術和文化帶來了行為的可能與局限。也就是說，攜帶著新舊意義的虛擬之物雖然可以在新的呈現方式中與人互動，但其技術所帶來的局限使得虛擬之物只能在特定的文本中顯現，其現象的最終呈現并非具有無限可能，而是一定程度受固有文化的影響。

在對物的研究方法中，傳統人類學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進入對物的分析中，大多呈現對物的傳記和社會生命的書寫取向。這種研究方法的價值和意義在于，當物在民族志中以綿密的敘事被呈現出來時，“其產生、演變等自我說明的內在規律和變化軌跡”（彭兆榮，2010）則變得清晰可見。互聯網中虛擬物存在的時空發生變化，在其意義轉化和創生的過程中，網絡的情境和特定場景如何推動物的意義的生成？新的技術與文化的相互融合如何建立人們新的行為邏輯和行動方式？因此，對圍繞互聯網虛擬物的形成與意義建立的“過程性”“關系性”的考察，需要給予關注和分析。在這點上，民族志的考察和書寫方式提供了參考價值。 

從20世紀八十年代后的物質文化研究來看，物的民族志呈現出了對物的傳記和社會生命展開書寫的研究特征。例如，西敏司（Sidney W. Mintz）對糖的民族志書寫，呈現了糖從美洲殖民地進入英國餐廳的復雜流動過程，并由此揭開了與之相關的生產、消費、權力問題的“面紗”（西敏斯，1986/2010：1-14）。王銘銘在《心與物游》中收錄了香、糖、茶、水等物的民族志，基于歷史脈絡，對相關物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呈現出了中國文化和社會的變遷（王銘銘，2006：15-184）。相較這些研究，互聯網時代中的虛擬物沿此路徑又該如何展開研究？ 

首先，可以關注互聯網中虛擬物的“生命史”。阿瓊·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會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中借用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關于商品價值的論述，提出商品是被主體賦予了價值的物，不同主體對商品達成交換的同時，也形成了商品的社會生命（Appadurai，1986：16）。阿帕杜萊提出物的社會生命之觀點，以物本身來探索物的含義如何“鐫刻在它們的形式、用途和軌跡中，并通過對這些軌跡的分析來看被賦予鮮活事物中的人類交易和算計”（Appadurai，1986：5），最終以物投射人與社會歷史的變遷。當物的身份轉變過程得以被記錄時，物的文化傳記由此形成。“因此，像人那樣以傳記的方式來描述物的社會生命是可能的，一個豐富的物的傳記，將會是理解文化認知和社會形塑力量的精彩切口。”（舒瑜，2007）在數字化的情境中，我們不能將虛擬物理解為全然抽象意義的存在，它們作為人造物的存在，圍繞人對其開發、利用的過程進行追溯，可將物背后人的作用和影響重新發掘出來。對此，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我們重新去理解人造物之中物的成分，反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了去遮蔽化的效果。”（章戈浩，張磊，2019）對虛擬物的社會生命展開追索，在研究中特別需要突破過去對信息技術研究時存在的一些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虛擬物的生命史的追蹤記錄，恰是重新發掘人在數字技術和網絡中作用的過程，可以實現對物背后隱藏著的社會關系和結構的分析。 

具體而言，對虛擬物的生命史展開研究，“需要重新思考設備和環境通過特定地方中的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的方式，一系列利益相關者設計環境的方式，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事物’的顯著性”（Pink，Horst，Postill，Hjorth，Lewis & Tacchi，2016：104）。由此研究者可“借助互聯網的表達和交流平臺或工具來完成”（卜玉梅，2012），結合觀察內容來看，有研究者將其歸納為從“文本、圖像或情感符號的觀察以及對網絡虛擬社區中的社會互動的觀察”來展開（卜玉梅，2012）。在此，研究者可以借用線上和線下資料搜集、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方式展開民族志的書寫。對于資料搜集來說，虛擬物的發明和創造與不同時期的人的使用與觀念密不可分，文史資料和學術文獻能夠為其發展演進提供基礎性信息。而網絡空間作為保存、傳遞信息的重要場所，為虛擬物提供了在不同的時間流轉中留存和標注信息的便利，研究者得以考察虛擬物在網絡情境中意義的生產、轉換等過程。例如有學者獲取消逝的網站故事，就從在線論壇、網絡社區、博客和微博中檢索這些資料（吳世文，楊國斌，2018）。 

當然，基礎資料的收集并不能讓研究者完全“理解它們的文化信息，也不會深入思考和試圖深入理解”（庫茲奈特，2010/2016：114）。所以，調查者還應在線上線下融合深度訪談法展開參與式觀察，為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提供支持。借用克里斯汀·海因（Christine Hine）的觀念來講，互聯網帶來的流動性相比過去較為強烈，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現象中跟蹤研究對象，但需抵制這種移動，以便于沉浸于某一意義框架中（Hine，2015：13-18）。她認為研究者要浸入到田野之中，“盡可能地參與到參與者的活動中，以便深入了解參與者所做的事情，有何感覺，以及它對社會形成的影響”（Hine，2015：183）。在浸入過程中，一方面，參與式觀察法強調，研究者“不但要參與被研究群體的生活，還要保持專業距離以便適度地觀察和記錄資料”（費特曼，1997/2013：42）。簡言之，研究者要在線上線下融入某一特定虛擬物的相關文化和互動之中，這不僅能夠細致深入地收集相對真實的資料，而且更可以在深刻理解這一互動過程的前提下展開文化闡釋。另一方面，當研究者深度參與進某一虛擬物的文化場域時，則較易在文化現場與被觀察者展開交往互動。也就是說，當研究者浸入特定情境和文化，并與那些關注虛擬物的人產生共鳴時，這種“社會性建構的交會”也得以讓深度訪談在自然狀態下更好地完成（格雷，2003/2009：123）。此外，互聯網還可以讓人在虛擬物的媒介作用下形成互動，而后生產出虛擬物的相關文本，這種“多義或對話的文本集會產生一幅社區的共識圖景”（鄧津，林肯，1993/2018：765）。在此，研究者也得以在人與人、人與虛擬物之間的循環互動或反饋過程中達到積累田野材料的目標。當田野材料搜集齊全后，研究者則能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對虛擬物社會生命的書寫。在書寫過程中，研究者一是可通過虛擬物在不同節點上的轉變來凸顯社會、技術、文化等要素的發展變遷，突出相關問題的研究意義和價值。二是可以在豐富的田野材料和田野筆記中，將人與虛擬物、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技術的互動行為或相關文化進行深描和闡釋，“把細節和意思組織成一個結構細密的整體”（費特曼，1997/2013：112），進而在整體情境下，結合研究問題展開具體分析。 

其次，虛擬物的民族志研究中，田野發生了變化。和過去傳統的田野調查相比，虛擬的數字技術型構而成的網絡情境成為田野所在。這種新的田野沒有傳統意義上田野的地理空間的限制，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系列電子文本所組合而成的信息網絡和世界。人們可以基于虛擬物在各類網絡論壇平臺、短視頻平臺、社交網絡平臺、購物平臺等展開充分地交往互動，當平臺不同時，內容表達和交往互動方式則具有差異，網絡情境也隨之產生變化。另外，因為并無較強地理邊界的限制，對于這類虛擬物來講，其出現之時就很快在較廣范圍中受到人們的關注。在此，網絡情境的形成，不僅受到平臺自身形式的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這類虛擬物本身的獨有特質也會構成人與人交往互動的特點和規范，從而產生獨特的網絡情境。最終，情境的差異生成出個體化和集體化的新行為與新意義。也就是說，互聯網世界中的田野并非僅固定于傳統地理位置之中，研究者同時身處于沒有具體邊界的新的空間中，甚至在由不同關系建構而形成的一種相對集中的意義空間展開研究。在這樣的空間中，基于虛擬物，“人們交流信息、娛樂學習、進行討論或建立關系網絡，并通過不斷的重訪和共享的規范，產生一定程度的認同”（卜玉梅，2020）。

第三，對虛擬物的關注，可以回歸到“日常”。技術對于普通人而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運用。而對于研究者來說，對虛擬物和技術的描繪與書寫，也可以回到日常的經驗和生活中。網絡在形成人們新的日常生活，同時，又與現實世界中的日常體驗與生活結構分不開。“因此，對虛擬物的觀察和研究，需要尋找回歸日常和生活經驗的書寫。例如米勒研究團隊從不同國家、群體的社交媒體使用方式展開的研究，當用戶通過社交媒體，在程序軟件、社交資料、照片等虛擬物的伴隨之下產生更為深刻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宗教、人與技術等方面的互動時，這種嵌入日常的線上之物，同樣影響著線上線下人的行為，形成了對線上實踐活動、人際關系、隱私、商業、態度方面的影響，并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意義（Miller et al.，2016：70-205）。還有學者在考察舊技術物iPod在閑魚平臺上的再商品化過程與意義轉變時，將舊技術物與人的身份、情感、記憶關聯，“將目光從技術物的功能與屬性轉向超越表征的（more than representational）日常生活實踐”（黃順銘，陳彥寧，2021）。更進一步說，研究者也可以基于不同群體分類，觀照不同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虛擬之物，通過討論特定人群與特定虛擬物的互動，從而達到探討相對范圍內的文化和社會意義，為探尋社會和文化中的特殊性創造更多機會。總的來說，對于日常之物展開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探索人們如何“在各種錯綜復雜的場所中，在各種機制力量、具體欲望、特定環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吳飛，2009）。

本文從傳統人類學領域物的研究出發，通過梳理人類學中不同學派對物的闡釋，理解物研究背后蘊含的解釋框架和文化意義，為理解互聯網中虛擬物提供闡釋基礎。要追問的是，傳統社會和文化系統中也不乏虛擬物的存在，但它們與互聯網的虛擬物卻不能同日而語。本研究提出互聯網時代中的虛擬物作為物的新形式，其在線上空間與固有社會文化緊密連接，并形成了新的行為邏輯和意義。在此，虛擬物成為了解當下社會文化和結構的新的視角。而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志作為物的研究方法和書寫方式，則為研究者在復雜關系中理解深層文化和社會問題帶來啟示。

在時間的長河中，過往社會文化留存于今，且在網絡世界中有了新的呈現方式。而虛擬物作為技術與文化的直觀呈現，被分為了由線下拓展至線上形成的虛擬物和由各類元素融合后通過數字編碼方式建構的虛擬物。基于對虛擬物的理解，我們從虛擬的物自身、虛擬的交換之物、虛擬的象征之物三個面向呈現了當下互聯網人類學虛擬物研究的案例，并提出研究理論和方法的拓展可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物與技術、物與人的關系。基于此，我們認為物的社會生命和文化傳記的書寫能夠幫助我們以物見人，通過對虛擬物的在不同時間、空間、文化節點的梳理，從而達到理解深層次的社會和文化意義的目的。

由此，互聯網人類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而非學科，在借鑒傳統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論的同時，需要對新的研究對象持續進行觀察和分析。面對互聯網的情境，傳統的物的民族志研究走向更加復雜和變化更為顯著的新的人類學研究時代，互聯網讓人們得以在線上與線下展開實踐。過往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延伸至虛擬空間，技術的可供和限制讓人們的線上生活形成了與過去不同的局面，社會運行方式也有了新的改變，社會圖景有了另一種呈現方式，新的文化和社會意義得以生成。虛擬物的社會生命和文化傳記為探尋技術、人、社會、文化等因素的關聯性找到了一種可能性的研究方法，從而幫助人們理解當下變化所引發的文化形態，以及形成的新的社會關系連接和表達。

本研究還值得挖掘和展望的是，在新聞傳播學領域中，虛擬物的對象、內容的研究和來自互聯網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引入，也會對這一學科帶來新的啟發意義。的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楊保軍，2022），除了關注那些和人類整體發展相關的大議題，還應該關注那些人和技術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微小議題。虛擬物作為當下互聯網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新視野，它帶來的拓展還不僅僅是研究內容的突破，更是不同學科視角和方法路徑的結合與應用。引入虛擬物的生命史的研究，實則是關注那些人與技術纏繞中所產生的文化深意。這為本身具備跨學科特質的新聞傳播學拓展了視野，更為那些關懷實證研究和理論創新的努力提供了一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