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在互聯網邊陲之地云南，為什么能把新媒體研究得飛起？

在我們之前的調研中，高校老師普遍反映在科研、論文方面“鴨梨山大”，有的人發愁選題，有的人不知道如何在學術研究趟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相比之下，孫老師的焦慮感小很多，她不僅在重要期刊上發表過多篇影響力甚廣的論文，而且似乎總是不愁論文選題，總能找到新鮮、有趣的方向。

孫老師認為，現在高校不少老師找不到選題，缺乏研究的動力，而新媒體和互聯網的趨勢，在這個方向上去展開研究是有超大空間的，選題甚至都不用很大，從一個個具體的小項目或是具體切口進入，都可以做出很多成果來。

孫老師身在彩云之南，在地理位置上與新媒體行業發達的地區存在一定距離，她是怎么跟上新媒體的發展趨勢的？新媒體領域新，變化快，需要保持足夠的敏銳度才能跟上得形式，這對她來說會吃力嗎？另外，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邀請孫老師做客首期REMIX聊天室，“掏心掏肺”地聊了一下老師們最關心的“科研”話題。

Q1

remix計劃：您是從什么時候，通過什么契機開始研究新媒體的？

因為自己專業的原因，一直都關注傳媒研究。過去做電視等傳統媒體的研究，2010年開始我在云南怒江州蘭坪縣一個普米族村寨做研究，就開始逐漸關注到村民對互聯網和手機的使用。這個村寨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都相對滯后，但是卻保留了較為傳統的普米族文化，這給我研究傳統村落民眾與媒介之間的互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在調查中，我發現一些村民開始學著使用QQ、微博，當時就想弄清楚他們如何使用。但是在當年，這些觀察并不多。兩年后，我再次重返這個村落，發現用手機的年輕村民開始增多了。他們的手機使用很有特色，當時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年輕人（尤其是男性）會把手機當做“禮物”交換和流動，這和我們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一樣。

我試圖去弄清楚鄉土的社會邏輯對他們使用新媒體的影響。而這也成為后面我做研究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而到了2015年，我被這個村落的年輕人邀請進了一個微信群。我在微信群里看他們聊天、談論村里大小事、發紅包，甚至產生爭執。我又去看每個人的朋友圈，發現了更多有趣的話題。

于是，我就想，為什么不去做一個關于他們微信群的研究呢？我就這樣重新“入場”了，后來完成了《微信的“書寫”與“勾連”——對一個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發表于《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0期）。文章對這群年輕人在微信里的自我表達和互動表現進行了民族志考察，我發現微信既是一種完全自我參與式的文化“書寫”和實踐過程，又通過西爾弗斯通所說的“雙重勾連”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有機構成。

這篇文章受到了比較多的關注和好評，獲了一些獎，也成為現在微信研究里引用率比較高的文獻。做完這個研究之后，我意猶未盡，覺得很多研究議題與方法還可以再繼續，于是就在這個基礎上開始討論網絡民族志的方法，同時也展開其他的研究實踐。

Q2

remix計劃：現在許多高校老師經常為找不到研究選題而發愁，但您正好相反，您的選題不僅新穎而且很聚焦，比如碧色寨旅游景區游客拍照行為，比如迷你四驅車愛好者QQ群，都是很聚焦又令人眼前一亮的選題。不知道您平時都是如何尋找選題的？

其實這個話題和之前討論研究契機有相關性。在普米族青年微信群的研究結束后，我又帶著兩個博士生回到闊別幾年的村寨，結果發現村民手機使用的情形和過去大不相同。

使用手機的人群范圍在擴大，不僅男女老少都在用手機，而且手機的運用方式也極為豐富。除了微信成為絕大多數村民最為平常的運用之外，一些人熱衷全民K歌、看各類小視頻。這就給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而從研究方法上看，我的取向和進路是人類學的田野觀察和民族志的研究，這需要帶著人類學整體主義的視角進入鄉村。研究這些人群對新媒體的使用，更要探析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文化和情境，只有對使用者的“語境”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去真正體會和理解媒介對他們的生活意義是什么。

因為這樣的研究取向，也決定了我們的研究首先來自于現實中活生生的人。就像著名學者楊國斌先生所說的，“互聯網的研究，不能沒有人的故事”。互聯網對于我們的改變，正是由那些遍布各處的，處于生活世界中的每個個體構成的。

而我，對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感興趣。所以，我們的研究是先從生活中來，再嘗試用概念和理論體系去解釋人的故事和行為。

碧色寨拍照的研究也很偶然，是因為假期帶著學生去做城市文化和空間的調查，當我重返這個如今已經是著名的旅游打卡地之時，看到的和我兒時的記憶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因為電影的推動，這里吸引了無數的人聚集拍照，人們的拍照方式和想象在這個空間中完全被激發而出。這種反差當時對我觸動非常大，所以就想著要去討論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在特定空間中拍照的行為。

迷你四驅車的研究也很巧。是因為我的博士生王東林本身就是一個迷你四驅車迷。有一次他問我能不能做和這個群體有關的研究，我說，當然可以啊。但問題就是你先要進入這個群體做深入的觀察、記錄，并且找到研究問題。后來他真的這樣做了，而且也帶著我進入這個群體去了解他們，最后我們完成了一個關于網絡趣緣群體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其實生活里蘊藏著太多的選題供研究者去發現。我們的學問不僅僅是在書齋里，當你有強烈的欲望想要去理解不同群體，甚至每個個體的生活意義時，總能夠有新的發現。當然，我想，對于研究來說，最難的是如何將這些生活的“日常”與“瑣碎”賦予意義，并做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闡釋。在我看來，這似乎沒有什么捷徑，只有帶著現象和問題，回到書堆里，和所看到的理論對話，從而建立起自己研究的脈絡和起點。

Q3

remix計劃：新媒體研究跟民族志研究的結合，在云南有著天然的優勢，研究中哪些發現讓你最驚喜？

說新媒體研究和民族志的結合，在云南有天然的優勢，我理解這和人們對民族志的認識有關系。民族志作為人類學中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取向，最初較多的和“異文化”、少數民族相關。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背景，的確為展開民族志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優勢。

我的研究也不例外，最早也是從關注少數民族社區和文化開始的，例如這幾年我研究了傣族、哈尼族、普米族、白族等不同的少數民族。在研究中，他們對于新媒體的使用，從一般層面講，其實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因此，我其實并不太認同一種觀點，認為研究少數民族，就和我們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著極大的差異。但事實上，新媒體對于他們所帶來的影響，和我們也沒有更多的差別。

我覺得，新媒體的使用是人們植入他們的生活情境和文化中的運用，因此，深入到少數民族社區，最有趣的研究點就在于他們如何在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邏輯中編織起對新媒體的使用，而這種社會結構和文化邏輯，每個民族、社群都是不一樣的。

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往往深入村莊，花費較長的時間扎根下去，從而去了解他們文化意義的原因。

但是，今天我們講民族志，并不僅僅限于少數民族社區，在都市、網絡中，新的文化群體和現象在不斷涌現，我后來的一些研究也開始轉向都市人群和網絡社區，如果要了解不同群體的網絡生活和獨特的文化實踐，民族志的方法也具有較強的優勢。        

Q4

remix計劃：云南雖然民族多元，但云南大學位于西南，在地理位置上與新媒體行業發達的地區存在一定距離，您是怎么跟上新媒體的發展趨勢的？您研究的內容多為新媒體領域的內容，這個領域比較新而且變化速度快，需要與行業保持緊密聯系，時刻關注行業變化，這對您來說會吃力嗎？您是怎么處理的？

這個問題涉及到的層面比較復雜，要回答它也并不容易。

的確，無論從地緣特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學科研究的條件來看，云南甚或西南地區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無法和一流學校的科研相比。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全然沒有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邊緣也可以突破。

我以前讀人類學，我的老師告訴我一句話，人類學就是站在邊緣向中心發問。這句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做新媒體，我們當然要關注和了解最新的行業趨勢和熱點，相比之下，這方面的確不是我們的優勢。但是，新媒體的變化和發展，對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來說，他們也極具創造性，他們對于新媒體的使用和創新是基于自己的生活展開的。我喜歡關注這樣的議題，它讓我看到新媒體的力量在于給今天每個普通人創造新生活和展開文化實踐的無數可能。

當然，關注行業的最新動態和發展，這是新聞傳播研究領域的學者必須要面對的。這就需要向學科領域中一流的院校、學者取經、學習。同時，新媒體業界的最新變化和發展也必須要關注，這對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挑戰。

Q5

remix計劃：有些老師覺得地域或者院校層次會限制自己的科研產出，您有這樣的感覺嗎？

這當然也會有比較多的限制，這也是一個老話題。我想，身處任何位置的學者也都會受到來自各方的影響，我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研究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平臺支撐，研究者產生好的研究成果會有比較多的保障。不過研究始終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可能研究者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定領域，并不斷地向著這個方向去努力，或許是一個解決辦法吧。這個過程會很漫長，但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研究者做好去面對的準備和勇氣。這幾年能夠尋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選題和對象，也是建立在自己多年一直持續關注的基礎上。

從另一個角度講，研究共同體的尋找和認同的達成也很重要。任何一個研究領域的形成或是突破不可能單靠某個人或是幾個人完成的，所以，在研究過程中尋求學術共同體的支持和幫助，或許是減少焦慮感的一種途徑。

Q6

remix計劃：您是怎么跟微信、全民K歌達成合作的，您能介紹下您這兩個研究嗎，有什么有趣的結論嗎？

和騰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展開的合作項目，最初也是因為微信的那篇學術論文。這篇文章受到微信公司的關注，他們當時找到我，說讀完這篇文章覺得很過癮，沒想到還可以用學術化的討論去呈現微信的使用者。之后就開始和他們有一些交流，最后他們提出合作研究的意象。

微信的研究和全民K歌的研究議題都是我提出來的，因為這兩個議題都和我們團隊近期在做的研究相關。在合作內容上，騰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給了我很大的空間和自由度。他們覺得這兩個議題的選擇和中心的研究方向也較為吻合。

當然，這里面我們也有很多次的溝通和討論，最后我確定在一個白族的鄉村完成微信和鄉村生活的研究。今年2月份，我帶著10個學生去云南大理的白族石龍村展開田野調查，完成了20多萬字的田野筆記，同時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文章產生。我們為此還專門做過兩次論文工作坊，集中討論微信如何成為一個傳統少數民族村落的“基礎架構”和基本設施。

全民K歌正在繼續研究中，我們打算下半年形成一個研究報告。在和全民K歌的合作中，我們從業界提供給我們的數據中得知，云南的用戶在全國居然位居第二位，這為我們展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數據依據。而這些數據支撐，在和互聯網公司的合作中會得到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這幾個研究中，我們采用的方法還是民族志的觀察，而基于新媒體的獨特空間，更多運用線上和線下結合的網絡民族志方法去完成。

Q7

remix計劃：現在傳統媒體在萎縮，新媒體發展又很快，很多老師有困惑，對于到底該研究什么無所適從，您有什么體會或建議嗎？您覺得新媒體領域的研究空間廣闊嗎？研究新媒體的價值是什么？

對于我和我的研究團隊來說，新媒體給研究者展現的研究空間極其廣闊。

這三年的時間，我們關注了少數民族群體、中老年女性群體、盲啞青少年群體、都市流動人口群體。在這些研究中，我們看到普通人面對新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多種樣貌和生活意義，這些研究提醒我，我們在觀察“他者”，實際上也在理解自己，追問自我。新媒體給今天的人們帶來的重要價值在于，它賦予了每個個體、每類群體新的生活世界和自我呈現、表達的可能。相比追逐媒體不斷涌現的變化，我的興趣點更多在于思考媒介對人本身的意義是什么？

更進一步說，研究者應該回歸到媒體、傳播與人們社會生活的互構關系之中。同時，研究者還應該深入到不同的研究群體和文化現象中，探析媒介技術如何形塑群體文化、構筑生活意義以及人們如何理解自身等問題。而新媒體，給我們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Q8

remix計劃：您對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的新媒體研究有何期待，您覺得可以如何加強學界與業界的聯動？您對互聯網公司在學術研究的支持上有什么建議？

學者的研究是面向社會，是對社會的體察，是對自我的追問，因此，學術研究也可以做的有溫度。

研究的過程和方式也是多面和豐富的，我們除了關起門寫學術論文，還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如參與學術論壇、舉辦專門性議題的工作坊、讀書會等方式，實現和學術共同體的對話、交流。

除了這些傳統的方式之外，尋找各種機會與互聯網公司合作，不僅努力去了解業界的新趨勢和新發展，更要把我們的研究內容和成果向互聯網公司闡釋，讓雙方彼此能夠對話、理解，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