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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應該忘記。 回顧近代中國的歷史，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這一時期相比較——困惑與希望交織，光明與黑暗搏擊，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宏大畫卷。 歷史也再一次證明，中華民族不愧是一個偉大而又優秀的民族，一個敢于同黑暗抗爭的民族，一個虛心向世界學習的民族，一個能不斷地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的民族。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錮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場革命。這次革命的到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和嘗試過程……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康、雍、乾盛世的繁華景象似乎還沒有散去，人們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從景山頂上俯瞰北京，大清朝的統治中心于平靜中顯出一種威嚴，而這一切不過是封建社會最后的回光返照，落日的余暉已經不再美好。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官僚地主家庭出生的龔自珍，在一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的歌功頌德聲中，敏銳而又深刻地向人們描繪了一幅清王朝急劇走向衰落的社會圖景。然而，時弊的警鐘并沒有在正統思想體系里泛起漣漪。在這個似乎是亙古不變的思想體系里，人們只知向皇帝頂禮膜拜，而不知其他。他被看做龍的化身，被說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天子統治的天下被叫做天朝。在天朝人的眼中，中國儼然是世界的中心，天子的每一句話都是法律，他要讓他的臣民相信，他的統治是永遠的，他的哲學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然而世界并不是按照中國皇帝的哲學存在，世界在變。 十七世紀，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把象征性的王冠保留給了國王，而實際權利卻把握在自己手里，沒有國會的通過，國王不能頒布任何一項法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北美洲大陸上發生了獨立戰爭，脫離了英國殖民統治的美利堅合眾國升起了自己的星條旗。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獄，國王路易十六以叛國罪被送上了斷頭臺。
當時，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依然是一個封閉的封建國家，很少有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尊古守舊被當成一種美德，它像泛著霉味的空氣一樣，滲透到生活中的各個角落。早上見面是一長串刻板繁瑣的請安問好，婚喪嫁娶更是按照規矩來，不能有絲毫的改變。農業、手工業依然使用著從祖父的祖父手里傳下來的工具，保持著幾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生產方式。乾隆年間，英國派使者來要求和中國通商，年邁的乾隆皇帝回答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本瓦@樣，自給自足的經濟維持著天朝上國閉關鎖國的局面。 龔書鐸（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所長）： 當時不僅是中國一般人，就是清朝的一些重要官員，對外國也是不清楚的。比如說很有名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他就認為，如果英國人不喝茶，那就要爛腸子；如果沒有大黃，眼睛就要瞎。這種觀念不光是林則徐有，當時清朝政府，我看那個記載里面，不少官員都這么認為的。
中國人的對外來事物的陌生與排斥，使一些新的商品很難打開中國這個市場。為了進入這個市場，英國用了好幾種商品來試，但是都失敗了。后來他們找到了這種“美麗的植物”——罌粟，它的白色果漿可以提煉出黑色的鴉片。十九世紀上半葉，來自英國的鴉片源源不斷地運到廣州，并以廣州為基地大量地流入中國內陸。鴉片麻醉了中國人，也驚醒了中國人。 1839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到達廣州，立即雷厲風行地開展禁煙運動，6月，虎門海灘上演一幕銷毀鴉片的壯舉。在滾滾的濃煙之中，這位曾經相信“夷人的腿是直的，不能彎曲”的封疆大吏，開始第一次系統地了解外國。 龔書鐸： 他就很努力地去了解外國，組織一些人翻譯外國的東西。比如后來他編成一個叫《四洲志》，就是翻譯當時外國人的一本書《世界地理大全》里面的一部分；還組織人翻譯包括一些外國報刊，叫做《華事夷言》，用現在話說就是外國人怎么看中國。他一方面了解外國一些歷史、地理的情況，另一方面了解外國人怎么看中國，他們的報刊上面或者書，外國人寫的書里面對中國怎么說，他就是去了解外國。所以林則徐就被后來研究近代史的人，叫他做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試圖了解外國無疑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很自然地，林則徐試圖了解西方的努力遭到頑固派的攻擊和反對，林則徐求購西方的書籍，被認為有失天朝大吏的體面，探求洋人情報的人被蔑為漢奸，鑄炮造船的主張也被道光皇帝斥為一片胡言。林則徐還沒來得及把看到的世界描繪給世人時，就被大清皇帝貶到了新疆。
龔書鐸： 這部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包括，比如美國、歐洲一些國家的議會制度，里面也都作了介紹。當時《海國圖志》提出的思想，現在大家學過一點近代史的人都會知道，很有名的話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就是魏源在《海國圖志》里面的思想，這個師夷長技實際上也是林則徐的思想。長技是什么？在戰爭中他們發現，英國人船堅炮利，它的軍艦比中國水師傳統的木帆船強，大炮比中國打得厲害、打得遠，所以要學這個，這是他們在戰爭中所接觸到的。他有一個觀念上的變化，就是承認清朝政府、天朝上國也有不如人家的地方。過去對夷有一種藐視、蔑視，認為人家是沒文明、沒文化的，只有天朝上國、清朝政府才是有文化、有文明的，但是打著打著發現，還有不如人家的地方，還得學人家的。 除此之外，魏源也注重內政的變革。他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他認為單靠銳利先進的武器是不能抵抗侵略的，還必須解決社會內部的危機，要先平人心之患。為此，他提倡經世致用的學風，反對專從書本中尋求知識的治學方法。此外，他還更進一步提出學習西方議會制度的思想。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海國圖志》也被日本人翻譯過去，作為日本認識西方的工具。遺憾的是，《海國圖志》在它的祖國，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促進思想解放的作用，而日本在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卻前進得快得多。 少數有識之士痛心疾首地呼喊，并沒有喚醒昏睡的中國。直到二十年后，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沖擊下，一批清政府的官員才真正準備“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了以自強新政為名的洋務運動。
鴉片戰爭后，外來的和內在的影響促使封建統治這塊堅冰慢慢消融。1851年，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領袖的太平天國運動爆發，1853年3月，一路高奏凱歌的太平軍飲馬長江，直搗金陵。內亂未平，外患又起，正當太平軍與湘軍在長江中下游殊死搏斗時，英法聯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個電影片段正是當時英法聯軍在暴掠之后縱火焚燒萬園之園——圓明園的景象。
大量洋貨打進中國市場，鴉片在中國也得到了合法行銷的合法權利；外國在中國建立租界，租界成為中國領土上的“國中國”；外國輪船可以在中國的沿海和內河自由航行；外國銀行可以在中國發行自己的鈔票，可以在中國開辦工廠；中國的海關也控制在外國人的手中。
龔書鐸： 當時有些中國人又進一步感覺到，中國確實有不如人家的地方。有一個思想家叫馮桂芬，在1861年寫了一本書，叫《校邠廬抗議》。這本書里面應該說，他的認識比魏源又前進了一些，他覺得中國不僅是船堅炮利不如人家，不如夷，還有別的方面，比如說：“人無器才不如夷，地無夷利不如夷，還有君民不隔不如夷?！边@個認識有著比較大的進展。就是說不光是一些軍火、武器等這些不如人家，其他不少方面，也包括政治制度方面，君民不隔這些也不如人家。不如人家怎么辦？那就得改，所以就要有觀念上、思想上的變化，用現在的話說是思想的解放。你承認不如人家，就得學人家，學人家就得改變，所以才有開始說的“洋務運動”。 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諸富強之術”。李鴻章在奏折中也呼吁，“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以自強?！痹鴩舱J為，“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痹谶@之后，張之洞更提出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主張。 龔書鐸： 所謂的新學為用包括了，這個在馮桂芬書中也寫到了，就是在他書里有兩篇，一篇叫《采西學》，一篇叫《制洋器》。學人家西學學什么呢？那個時候主要就是學自然科學的東西，數學，當時叫聲、光、化、電，就是物理、化學、光學、電學這些東西。 在思想解放先鋒們的鼓吹下，清政府一些官員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批以生產軍火為主的近代工業在中國出現。這些企業的創辦者就是主張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派。
經濟的發展推動著文化和社會風氣的改良。1862年，奕?奏請在北京設立同文館，分設英、法、俄、德、日五館，后又增設天文館、化學館、物理館、醫學館，培養外語和科技專門人才。 洋務派還派一些幼童出國留學，這些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人數雖不多，但對近代科學、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了積極地作用。容閎是第一個畢業于美國大學的中國人，回國后受到洋務派的重用。著名工程師詹天佑也是這批學生中的佼佼者，他主持修筑的京張鐵路向世人表明，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光屬于外國，炎黃子孫也一樣可以掌握。
龔書鐸： 頑固派、保守派就認為外國的西學不值得學，那是奇技淫巧，那不算什么。有的人說數學中國老早就有，不學人家。另外，有人認為中國有忠孝禮義就行了。當時有名的大官，品級很高的大學士倭仁，他是當時保守派代表性的人物。倭仁就講，“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弩”，忠信就可以當盔甲，干弩就是兵器、長矛這一類東西。他就認為，傳統的儒家的東西里面有忠信禮義就很好了，靠這個萬無一失，忠信禮義這些東西就足夠了，這就行了，什么都不必學了，學人家的算什么。因為當時天朝上國這種虛矯的觀念、氣派還沒有消除，認為天朝上國師夷，學人家外國太丟人，太失體統，所以當時這也是有一定阻力的。 洋務派和頑固派的爭論使雙方的勢力經常此消彼長。與此同時，一部分地主、商人、官僚及知識分子也開始發生轉變。鄭觀應等一些改良主義者主張從禁錮人心的儒學學術中掙脫出來，廣泛學習西方，改革現行經濟、文化、軍事，乃至政治，將西方資本主義移植到中國，他們的要求反映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宣傳和呼吁下，改革中國社會的要求逐漸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而隨著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的加深，這股醞釀多年的改革思潮終于跳出紙上談兵階段，轉變為具有實際斗爭的政治改良運動——戊戌變法。 1895年，日本蓄意挑起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苦難的中國又一次被籠罩在漫天烏云當中。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這是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在中日甲午戰爭后所描寫的一幅列強環視中國、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圖景。這是當時有人繪制的一幅時局圖，東邊是兇焰萬丈的日本，北方是虎視眈眈的俄國，英國盤踞在長江流域，法國垂涎于西南邊陲，德國霸占了山東半島，英國還從菲律賓伸來利爪。
龔書鐸： 甲午戰爭清政府又打了一個大敗仗，這回不是敗給歐洲人，不是敗給那些黃頭發、藍眼睛、高鼻子、白皮膚的，而是敗給了旁邊的日本。對歐洲人中國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對日本人比較清楚，他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可現在給打敗了，人又比中國少，地方比中國小，又是學的中國，卻給打敗了，震動很大。所以，嚴復翻譯的這本書出來以后，對中國人當時主要是知識界影響很大，因為中國當時老百姓大多是文盲，不識字，在知識界影響很大，震動很大，就是在思想觀念上的改變、解放上面，《天演論》這本書可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嚴復在《天演論》中把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運用于人類社會的領域，他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在人類社會也是一樣；他還提出“自強保種”，他批判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道西法之噓聲，而言中土之時弊，針鋒相對地提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魯迅在回憶自己南京礦務鐵路學堂讀書的情形時，饒有興味地寫道，“我也知道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一有空閑，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p> 龔書鐸： 所以有人特別是一些中國的哲學界，就認為嚴復的《天演論》的翻譯出版，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變革。那么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變化，認為社會是進化的，包括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這些思想在當時都是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觀念。這些新的觀念、新的思想是為要求在政治制度上面做變革、所謂的變法制造了一種理論。
與洋務運動試圖進行經濟方面的變革不同，戊戌變法試圖使清政府從政治制度上做出改變，可以說，這正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思想解放的一個結果。這個組織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的康有為是變法維新的代表人物，康有為糅合古文經學和西方社會進化論，把人類歷史分為君主專制時代、君主立憲時代、民主共和時代，他主張以新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社會形態，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當中，他把孔子奉為托古改制的先驅；在《人類公理》一書當中，他描繪了自己的理想社會，那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原來中國是一個循環論，就是歷史的中國觀念是循環的，就是越往古，三皇五帝那是最好的，以后實際上你這個社會要是變得好的話，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向遠古追溯，就是回到遠古，回到遠古的程度越高，你這個社會越好。但是到了康有為，他整個三世說是一個遞進的，就是越往后這個社會越好，這實際上受嚴復影響比較大，就是《天演論》，認為人類社會應該是一個往前遞進的，他有一個時間觀念，就是由遠古向現代這種遞進式、層次式的演變，實際上是一個線性的進化觀。實際上這是從嚴復開始的，那么康有為接受了這個之后，他就改造了古代的一些傳統，然后進入到一個現代的脈絡里面。 康有為把這些思想主張連續上書光緒皇帝，康有為認為，要想重振國威，僅僅像洋務那樣向西方學一些皮毛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和康有為齊名的梁啟超也極力宣揚變法，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明確提出，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另一位維新思想家譚嗣同則大膽提出，要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痛切指出：“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向禁錮中國人兩千年的封建綱常開戰的號角吹響了。 龔書鐸： 封建倫理道德講的“三綱五倫”，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就是中國過去說的，“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們就批判這個三綱，批判君主。所以他是接受了西方這種民權平等思想，來反對、沖擊當時統治著中國社會的這種封建倫理綱常。這種東西應該說在思想觀念上是一種更新，也是一種思想解放。 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維新派在全國興辦自己的傳播機構，在上海，梁啟超創辦了《時務報》，創下了當時國內報紙發行量的最高記錄；在天津，嚴復創辦了《國聞報》，與《時務報》南北輝映。這些報紙在傳播西方學說、促進國人思想解放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思想也引起了清政府光緒皇帝的興趣。
龔書鐸： 他里頭有一些篇章很強調封建倫理綱常的重要性，批駁民權思想。他認為中國倫理綱常是最根本最好的東西，這就叫萬古不能變的東西，就像他的原話叫做如“江河行地、日月經天”，像長江黃河每天都在地上流著，像日月每天都在天上轉著，一個行地、一個行天，這都是永遠日日夜夜不能變化的。對民權他就很反感，說民權這種學說不能提倡，如果民權學說一提倡，那就“愚民必喜、亂民必作”，亂民就會起來造反，所以這是要不得的。而提倡民權平等在當時中國社會里面應該是最先進的思想，是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東西。
虞和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究竟采取什么樣的步驟、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來進行政治制度改革這個問題，他們的觀念意識是非常領先的，希望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國來，思維考慮得也是很理性的，但是怎么樣跟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采取什么樣的一個具體方式這方面做得不夠。另外，他們的行為操之過急，希望很快就完成這個變法的事業。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并未停止，一個更偉大的變革時代同20世紀一起開始了。
1900年，路燈開始在北京出現，燈光映照在景山前牌樓上“弘佑天民”四個大字，此時的大清朝猶如一座四面透風的破房子，搖搖欲墜。八國聯軍成了北京城的主宰，《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徹底墜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面對民族危機的加深和社會矛盾的激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逐步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1903年前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宣傳鼓動革命，掀起了一場創辦革命刊物的熱潮，這些刊物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為思想武器，猛烈抨擊清政府的黑暗統治，鼓吹反滿革命，使革命民主主義思潮得到迅速傳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傳播過程中，涌現了一批杰出的宣傳家，章太炎、鄒容和陳天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楊念群： “三民主義”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凝聚性的口號，它非常精煉，表達的內容你別看它簡單，實際上已經涵蓋了所有我們現代化的應該采取的一些方案，或者說設想的一些方案。比如在國體和政體的問題上，它其實很有號召力，就是說大家為了民主而奮斗，那么民主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來取消“皇帝”這個符號，來改變我們這個處境，然后人民就可以當家做主，這個肯定在革命的過程中是很有號召力的。還有就是五族共和的問題，就是種族革命，因為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當然漢族雖然是占主要的地位，人數也最多，但是如何把大家協調在一個共同的旗幟之下，或者共同的一個共同體之內，它是解決這個問題。然后是土地問題，就是解決了經濟的問題。 “三民主義”的提出，對當時中國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隨著時代的發展，19世紀末中國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已經成為新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對者，他們強烈地反對革命，鼓吹保皇。1902年，康有為在《予南北美洲諸華商書》中提出，“中國只可立憲，不可革命”，他斷定，革命必然會造成混亂，不會有什么好結果。1903年以后，梁啟超倡言?；省榱嘶負艨盗海?strong>1904年，孫中山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敬告同鄉書》一文中，他強調，革命與保皇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絕無折中調和的余地。
楊念群： 康梁他們就認為還需要有一個“皇帝”，需要有一個符號，來凝聚中國的各派勢力；革命黨認為實際上不需要這個符號，我們必須把這個符號拿掉之后，我們才能徹底地解放，徹底來實施我們的一些方針策略。 論戰最終以革命派的勝利而告終，當時的中國內外交困已久，人民渴望盡快改變現狀，因而急需一種富有號召力和鼓動性的革命速勝論。正是在這種思想的驅動下，革命運動有了長足的發展。1911年，一場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運動在湖北武昌打響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封建帝制終于走到了盡頭。 從林則徐、魏源等人最早的“睜眼看世界”，到洋務運動倡導“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的洋務運動；從試圖對封建制度進行改良的“戊戌變法”，到徹底結束封建統治的“辛亥革命”；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期，中華民族各個階層的有識之士為了探索一條國家的發展之路，做出了不斷地嘗試?？梢哉f，每一次嘗試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同時又推動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系是那么的緊密，它們互為因果、相互推動，勾勒出了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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