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建立之后依照慣例需要修撰前朝史書，但在撰修《宋史》時，元朝史學家卻在《儒林傳》前新增設了《道學傳》。  并且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等二十四人列入其中，還選錄其學說，敘述其事跡，將“傳道”與“傳經”群體進行區分，推崇把這些將“圣人之道”昭明流傳于后世的大儒。 《道學傳》的出現，與宋代道學的勃興、元代的文化政策以及史官本人的學術旨趣都緊密相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影響。 而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程頤。 程頤道學作為一種新的儒學形態，可以說是儒、佛、道長期融合的結果。  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后，經過不斷的發展，已經在中國的大環境中日益壯大，其心性論思想方面發展尤為迅速，也使得佛學思想對中國各個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 再后來，開放政策的推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體現出了強大的包容性，形成了儒、佛、道并存發展的局面，尤其是佛教發展最為鼎盛。 同時，程頤還將道學與佛學相結合孕育出道學新文化。正因如此，程頤在有宋一朝的道學新文化中占有著主導地位。  程頤的道學文化思想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理學是儒、道、佛三家融合交流發展的結果，其中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說是理學框架的重要構成因素，這就是為什么宋代理學也被稱為新儒學的原因。
天理是程頤道學中重要的理論范疇，在程頤學說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始終貫穿于程頤的整個道學學說理論當中。  程頤認為，天理是萬物的基本根源，是屬于第一性的。 關于理的具體內涵，《二程遺書》中有相關的記載，書中說的大概意思是：凡是我們眼前可以看到的客觀存在的事物都是包含著理的。 因此程頤所創立的理學也就是所謂的道學，從思想內容上來看，程頤道學的初衷是強調發揮儒家經典中的義理，同時程頤對如何探求知識有著明確的目標和方法。 程頤道學的創立原本是為了通過統治集團內部，倫理綱常的整治來改變北宋發展之后的現狀。 除此之外程頤還有一個重要的定論就是天下一理，所謂天下一理是指，理是一種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程頤認為，無論宇宙和世界如何變化發展，理都是不變的和客觀的。 在程頤看來格物致知是成圣的必經之路，格物致知并不是把所有的事物都要一一探索出它的道理，而是專注專心探索某一事物極致的道理，格物致知是一種積習到對知識融會貫通的發展過程。  格物致知講究的是學習的連貫性和連續性過程，積習達到一定程度就發展成為貫通的結果，這也就是量變發展到一定程度達到質變的飛躍。 關于理學的應用方面“存天理”，“滅人欲”是二程道學中倫理道德觀的核心思想，程頤的這一觀點是對中國歷史上理欲之辯的繼承和發揚，人的欲望和貪念是與生俱來的。 程頤認為，欲望的存在是需要用“理”去節制和克服的。存天理滅人欲主要是為了遏制普通百姓的欲望和貪念。 程頤認為，雖然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人萬萬不可見利忘義。雖然人們都是趨利避害的，人不能沒有利義，但是一定要做到利不妨義，拋棄義理的行為是要堅決反對的。  在教育的問題上，程頤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思考，程頤主張以義理為師，要求學習者在認真學習傳統道德理論的基礎之上，做到理論道德和言行相統一相一致。 程頤以理為基本的哲學范疇，將儒學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構建起一個體系龐大、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 其道學思想的精華被后世朱熹繼承和發展，對現代社會生活也具有深遠的影響，至今看來，程頤的道學仍然有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程頤道學新文化與佛學之淵源程頤的道學形成于北宋時期，當時一些道學家們也去悅禪習佛，由此可以看出佛學思想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因素。
自此佛教傳到中國以后，通過不斷發展，已經在中國穩定了地位，佛教在其心性論思想方面有著很大的成果，從而使得佛教的思想對人們影響甚大。 佛教在不斷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但是以禪宗影響最大。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的佛教在繼承印度原旨佛教教義的基礎上，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使得原有的佛性說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主要體現出以下特點：一是擺脫了印度佛教把佛性作為抽象本體的束縛，突顯了注重心性的特點；二是繼承了印度佛教中的大乘佛教思想，提出了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 后來由于長期以來儒學日益衰微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程頤為了更好的再發展儒學，融會儒、佛、道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把佛、道尤其是佛家思想中有關心性論等內容融合到儒家的思想中，從而促使了道學新思想的形成。 在二程道學與佛學的關系中，程頤與佛教中的一些教徒也是交往甚多的。 傳說程頤晚些年間在四川時曾寫信給佛教徒靈源問佛道，靈源復信中透露程頤曾向靈源的老師黃龍山的晦堂祖心問佛道。 《二程遺書》中也多次提到他們讀《華嚴經》，由此可以看出二程與佛教徒來往是很多的，而且對佛學也是很有研究的。  程頤認為，佛乃西方賢哲，應當受道學的尊敬。 又問：“佛當敬否？” 曰：“佛既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 佛既是賢智者，其人其理論自應受到重視。 因為“佛說直有高妙處?！?/p> “釋氏之學，亦盡極乎高深?！?/p>
這最后一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他們自己也是很注重研究佛學的。 程頤道學思想與外來佛教達成有機的結合，實現了對佛學思想精華的吸收與整合，程頤適應時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對異質文化的佛學進行了有利的吸收與改造，建立了道學新文化。  這種道學新文化其實也包含了佛學的理論結構和論證方式，提高了傳統道學的哲理思辨性，使道學這一思想體系更趨嚴謹和縝密。 由此可見程頤道學的不斷發展是離不開佛學思想的影響的，程頤道學中的一些思想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佛學思想的影響的。 他在吸取佛學精華創立道學新文化時，一方面也顯現了佛學的理論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證明了程頤道學與佛學思想關系的密切。 比如：程頤在心性學說方面的構建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鑒和汲取了佛學的心性學說的某些思想成分。 從程頤的言論分析對比我們可以得知，程頤道學的心性合一論和佛家的心體用說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程頤的有關心性的言論說：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后可以自得。 但急迫求之，知識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又如在佛教中有關心性的言論，曰：若欲覓佛，但識佛心眾生，即能識佛，即緣有眾生，離眾生無佛心。 綜上所述，佛家思想以心作為萬物的本體，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是由心的幻象而產生的。 佛家認為，宇宙的中間沒有真實獨立存在的東西。佛教的人生觀體現在人的生老病死方面。 苦則是人基本的標志，是人人活在世上必經的無法逃避的途徑。 還有一點就是程頤道學思想中所提到的“天理”，萬事萬物都歸于一理，一個物就需要一個理。 由此看來，程頤所說的“理”是一個不會改變的精神本體，而佛教中的真如、佛性的意思則是最后的真理。 由此可見，程頤所說的“理”和佛教的“真如”、“佛性”是類同的意思。佛家的禪定功夫和道學家的修養也是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的。 程頤對于宇宙萬物及心象，采用極其精細的分析方法積極研究學問，促成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儒學。 由此可見，佛學的思想方法和道學有著很大的關系。 佛學影響下的程頤道學新文化在佛教思想中，禪宗、華嚴宗是其重要的兩種思想體系，對于程頤的道學新文化有著極大的影響。 禪宗思想中的“佛性”以及華嚴宗的“理事說”對程頤的思想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 禪宗中慧能把“心”說成了能生萬物的本體之“心”，充分體現出了慧能的思想。 “一切現象由心起”，由此程頤受其禪宗慧能思想的影響則提出了心就是所謂的理，理就是所謂的心的理論思想。 程頤認為“世界的萬物都是源自于人的心”?？傮w上講，程頤的思想受到了佛教禪宗慧能思想的很大影響。 華嚴宗的教義主要是“理”“事”，二程道學則把“理”“氣”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思想，從而使“理”“事”、“理”“氣”成為一種新思想。 這也充分的表明了二程道學在思想上是受到華嚴宗理事說的影響的。 程頤對佛學中有利的思想進行了汲取，尤其是在佛學思想中的佛性論思想方面，佛學的佛性論從思想上完善了儒學思想中關于人性論的內容，從而使得道學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北宋時期道學體系不斷的形成和發展，其創始人程頤為更進一步的發展儒學，對于儒學的改造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巨大貢獻。 程頤及其弟弟程明道被認為是北宋道學的實際開創者。 所謂程頤的道學，就是以理去豐富和詮釋儒家的經典思想，繼而提出了新的自然規律、社會治理方式和人們安身處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規范。在二程道學思想中，其核心思想是所謂的天理論。 在程頤的思想中，天就是所謂的理，萬事萬物中“理”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從而主宰著萬事萬物，同時也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人們要順應天理而不可以違背。 程頤將自然世界運行的基本規律與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融為一體，將天理與人的道德相結合，從而構建了一種道學的體系。 在心性論思想方面，程頤對佛學進行了極大的汲取和改造。 還有當時禪風的不斷發展對北宋時期的一些人士有著極大的思想影響，這種影響也促使了道學和佛學發生了碰撞，從而加快了道學新文化的形成進度。 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心性論思想是最主要的一個思想，在心性思想方面，佛學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在北宋時期很多聰明之士都是利用佛學心性論思想中的精華去發展和充實儒學，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佛教為什么會在宋代發展鼎盛，原因就在于此。 結語作為儒學發展的新形勢和新形態，程頤的道學新文化一方面繼承弘揚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涵，另一方面豐富和發展了傳統儒學。 從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時期開始，儒學就經歷了殘酷而嚴峻的歷史考驗，從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到西漢初的黃老思想，這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復雜而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才得以確立的。 而佛道也在不斷的爭論和沖突中互相吸收，揚長避短，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從而使得中國文化得到得到不斷的推動和發展。 可以說程頤的道學新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社會中思想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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