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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一燈 出品 / 節點ESG組 又是一年財報季。各大上市公司紛紛發布過去一年財務報告的同時，也競相發布自己的ESG報告。這份被稱為上市公司“第二財報”的報告，在近幾年愈發引人關注。 在“雙碳”政策的宏觀大背景下，ESG的“必備”屬性日益凸顯。有的上市公司將每年一度的ESG報告視為宣揚公司價值觀、展示公司未來可持續發展規劃的重要渠道，更多的是，不少上市公司并未做好迎接這個“必須品”的準備。 從外部環境來看，缺乏明晰的可被量化的評級標準，也揭示出目前整個生態還處于一種不成熟的發展期。以及，對于ESG概念本身，市場上還存在著諸多爭議。當國內ESG議題越來越如火如荼時，去年9月，在各方利益的交錯下，美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ESG運動。 ESG究竟是對企業和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要求，還是不切實際徒增企業成本并且加劇企業之間分化的新敘事游戲，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所有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包括當前的上市公司與投資者們。 如果將ESG報告比作一場考試，當下國內上市公司們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答卷？這場考試由何而來因何設立？它檢驗了企業什么又面臨了怎樣的困境？
“考生”逐漸增多的“考試” ESG這個屢被提及的概念其實是三個英文單詞的首字母，分別代表著環境（E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它最早出現于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GC）在200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旨在倡導企業發展重心從只關注自身短期利益轉變為關注社會整體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此后較長一段時間，ESG概念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更為盛行，在中國發展得較為緩慢。西部證券數據顯示，2009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ESG報告發布比例大致落在20%-30%區間內。其中，營收前100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中國為78%，低于全球80%的平均水平。對比之下，這一數據在日本、美國及一些歐洲發達國家可達到95%以上。
國內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的差異與各國的政策息息相關。在美國，SEC于2010年便發布《關于氣候變化相關問題的披露指導意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環境問題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自此，美國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飛快發展。歐盟則實行半強制政策，于2014年推出《非財務報告指令》，對員工人數超過500人的大型企業披露ESG信息。 港股市場在ESG信息披露方面也布局多年。2012年港交所發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首次提及在港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只是當時并不強制執行，直至2015年加入“不遵守就解釋”的條文，港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數量才迎來大幅增長。如今所有在港上市公司已被強制要求披露ESG信息。目前，全球已經有26家證券交易所強制要求披露ESG信息。 對比之下，國內長時間以來對ESG信息披露并未做強制要求。明確規定上市公司需要披露ESG相關報告的規定則要追溯至2020年上交所發布的《科創板股票上市規則》。此后，國內開始密集出臺相關政策及文件指引。 為國內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按下“加速鍵”的是“雙碳”政策的出臺。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出如下承諾：爭取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爭取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而“雙碳”政策又與ESG概念中的E（環保）理念不謀而合。A股上市公司作為國內企業的標桿，也就應當順其自然承擔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雖然目前國內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仍然遵循自愿原則，但“強制披露”的腳步聲正越來越近。此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就曾在博鰲亞洲論壇 “構建可持續發展的ESG”會議上就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議題表示：“制定準則，強制披露，是下一步要做的事。” 宏觀環境及政策驅動下，A股上市公司們也不得不加緊擁抱變化。《2022中國A股公司ESG評級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22年共有1267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較2021年增加351家。上市公司ESG披露率為30.86%，較2021年增加約4個百分點。這是國內上市公司ESG披露率首次突破三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則預測，今年將有一半的上市公司披露ESG報告。 
分化的“考生” 當越來越多上市公司參與進ESG這場“考試”中，“考生”之間的分化也開始凸顯。 根據2022年統計數據，A股上市公司中，央企、地方國企以及公眾企業在ESG報告信息披露率上名列前三，分別達到63.85%、43.19%和42.18%。而民營企業與其他企業在ESG報告信息披露率上僅為21.36%與18.75%。 A股愿意披露ESG報告的上市企業中，從市值規模上看，也呈現出一種頭部效應。市值在300億元及以上的上市企業ESG報告披露率較高，市值在300億元以下的上市企業ESG報告披露率則不超過50%，且市值越小披露率越低。值得注意的是，A股中大部分公司集中在300億以下市值規模區間內。 可以說，ESG報告披露，更像是一場“績優生”用來秀肌肉的“考試”，大市值公司、央國企等則是參與這場“考試”的主力軍。一方面，大市值公司對于企業形象管理有著更大的需求，也愿意在ESG投入上花費成本；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央國企也面臨著起帶頭作用的壓力。 去年5月，國資委發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該方案提出，推動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專項報告，力爭到2023年相關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在政策的推動下，央國企相當于需要“強制披露”，這也就解釋了央國企在ESG報告上的高披露率。 在行業分布上，A股上市公司的ESG報告披露率也呈現出明顯的分化現象。銀行與非銀金融上市公司ESG報告的披露率名列前茅，而諸多從事傳統制造業如石油石化、食品飲料、有色金屬、輕工制造的A股上市公司ESG報告披露率則排在末尾。
這或許是當下中國能源、制造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一抹真實寫照。銀行、金融等非實體制造業在社會環保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且盈利能力較強，有能力也有意愿進行ESG信息披露管理。傳統制造業本身在能源使用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處于劣勢，加上利潤單薄，自然沒有主動披露ESG信息的動力。 面對上述情況，中歐國際商學院蘇錫嘉教授曾發表過如下擔憂：一定程度上，ESG是對“富人”更有利的游戲。設備先進、產品領先、利潤豐厚、對上下游議價能力強的企業更有可能成為ESG的贏家。而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小微企業難免會捉襟見肘、雪上加霜。 能源結構與低端制造必須轉型升級，這又勢必會沖擊到傳統制造業的利益，這其中多少透露著矛盾與無奈。 事實上，ESG概念發展更為成熟的西方國家面對此類矛盾同樣焦頭爛額。去年9月，美國化石燃料保護主義興起，多個州發生反ESG運動。一邊是當下的就業與經濟，另一邊是未來的生存與挑戰，著眼當下與未雨綢繆該如何平衡？
勉強的“答卷”如何批改 不過，對于已經參與ESG“考試”的考生而言，交出一份像樣的“答卷”也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國內上市公司發布ESG報告歷程較短，很多企業對于如何將ESG理念運用于企業日常經營中知之甚少，發布的ESG報告也就像應付交差的作業。 例如，有些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中存在“漂綠”行為，只報喜不報憂，或者矯飾和夸大自身在ESG方面的運用成果。 也有很多上市公司將社會責任發展報告與ESG報告混為一談，沒有可量化的數據指標顯示與對未來明確清晰的規劃，更多的是對過去一年公司所做“善事”的總結。A股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ESG報告中，有八成以上仍然是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SG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相較于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有更客觀的標準。”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學院教授施懿宸曾對此表示道：“ESG主要談可持續發展，CSR主要談企業價值觀。一方面，企業責任到底應該擔負多少，很難有科學的標準，很難量化；另一方面，CSR做的很多事情未必跟企業本身的運營放在一起，很多企業額外做的社會責任，其投資方未必買單。” 上市公司ESG報告的評級標準無法統一也是讓不少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上感到困惑的原因。 在ESG理念發展較早的西方國家中，評級機構也更為成熟，其中以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標普道瓊斯、富時羅素、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這幾家外資機構最為出名。但對于內陸上市企業而言，洋學中用的過程中難免有水土不服。 例如，國內上市公司在ESG概念上目前更聚焦E(Environmental），而國外評級機構在S（Social）和G（Governance）兩方面也很注重。除了環境保護、能源可持續性之外，國外能源機構還尤為看重男女平權、員工多樣性等更為隱性的社會責任。 不過，就算是國外企業，對于ESG評級機構的標準也是不滿頗多，最典型的例子是馬斯克。去年5月，標普500ESG指數（S&P 500 ESG Index）宣布將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剔除名單。消息一出，特斯拉股價當日便大跌6.8%，股價創過去8個月來新低，市值更是大幅蒸發537億美元。 馬斯克對此極為惱火，在推特上大發牢騷，直稱：“ESG是一個騙局，是社會正義偽君子們的武器。”還將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與從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特斯拉進行對比，以顯示標普500在評級上的不公。
但也有評論指出，正是因為標普500不僅僅只注重E（Environmental），還注重S（Social）和G(Governance)，才導致特斯拉跌出榜單。 馬斯克對ESG評級結果的“在意”也從側面反映出，當下ESG評級結果已經能夠對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造成較大的影響。隨著ESG概念在國內的進一步推廣，近年來，ESG投資在國內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去年，國內共計發行綠色債券515只，較上年同期增長5.75%，總規模達到8720.16億元，同比增長43.35%。截至2022年末，我國綠色債券累計發行規模約2.63萬億元，存量規模約1.54萬億元。國內純ESG主題基金總規模達到134.82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市場需要一套可以細化、適合中國的ESG指標體系。”施懿宸教授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道。隨著上市公司ESG報告離“強制披露”越來越近，整個市場生態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沒有搭建好，ESG信息披露將會像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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