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昨日的《十三邀》上，許知遠問王笛，《茶館》出版之后，引起這么多的讀者關注，您當時意外嗎？王笛說，很意外，《茶館》這本書，是在慢慢慢慢不斷被讀。做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建筑學的、新聞傳播的，它超出了歷史學界。確實如此。早年間，王笛圍繞成都茶館相繼出版《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之后，近幾年沿著大街小巷小小一方“茶館”，從微觀史一路深耕，創作出《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顯微鏡下的成都》《碌碌有為》等等，擔心學術著作晦澀，王笛甚至特意寫了一本更加通俗易懂的非虛構《那間街角的茶鋪》。王笛關于成都茶館的一部部作品，仿佛將那些“老一輩人才坐的茶館”，去除暮色年邁之氣，重新澆上新茶清香，拉回公眾視野。在《十三邀》之前，各家媒體、文化公司頻頻向王笛發出邀約，請他分享成都的茶館和公共空間生活。在大部分時候，王笛也樂于講述那些跨越了幾乎一個世紀的茶館故事，對于熟悉王笛的人而言，“王笛的茶館”早已不陌生。那么，為什么我們一再說起王笛和他的茶館？成都的茶館到底有何魅力，值得一遍遍閱讀、討論與咀嚼？2020年的冬天，王笛在家中整理2019年在成都“觀音閣”茶館里的照片，無意間發現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顯的老人，自己曾在2015年的“觀音閣”茶館里見過。“觀音閣”是一個有著百年歷史的老茶館，老藤椅、老茶具、老虎灶，還有在這里度過了幾十年光陰的老茶客。相隔四年的隨手拍照，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這讓王笛感到又驚又喜。他馬上把照片放大，拜托一位四川大學的研究生前去“觀音閣”尋找這位老人——甘大爺。學生一去，很快便找到正在“觀音閣”喝茶打牌的甘大爺。更讓王笛意外的是，這位學生告訴他，“兩張照片上甘大爺的'牌桌對家’胡大爺，也仍然在那里打牌！”2021年的夏天，王笛回到成都的頭一天，在床上輾轉反側，“我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又能遇見他們？”一到成都，他就馬不停蹄地奔向“觀音閣”，果然，甘大爺和胡大爺一人一碗蓋碗茶，牌局正酣。這是去年王笛與我講述的“甘大爺的故事”。在那天，回到成都的王笛又跑了一趟“觀音閣”，這一趟的“收獲”讓他講起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今天一去，他們真是永遠不會讓我失望，還在這兒！”“甘大爺的故事”被王笛在多個場合樂此不疲地分享，包括《十三邀》里，王笛和許知遠來到“觀音閣”，就為了看一眼甘大爺和胡大爺。鏡頭里，兩位大爺穩坐觀音閣，打牌、喝茶、“擺龍門陣”，仿佛眾望所歸。從2015年到2023年，整整八年時間，仿佛凝固在了兩位老人身上。其實，在成都的茶館里，遠遠不止“甘大爺與胡大爺”。許多老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茶館“吃早茶”。那時天還未亮，整個城市仍然在沉睡之中，但他們卻已經提著鳥籠去“坐茶館”，與三五老友“擺龍門陣”。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讓王笛著迷，也讓王笛飽受質疑。書寫歷史的人有很多，像司馬遷，一部《史記》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抓著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不放的卻寥寥無幾——他們太“渺小”，遲早被淹沒在歷史的浪潮之中，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十三邀》中，王笛探討“微觀史”視角 圖源 | 毛渝川在王笛看來，這便是“歷史接受”的問題，過去的歷史寫作，幾乎都集中在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知識精英等等，我們只見到他們在歷史舞臺上縱橫馳騁，而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廣大民眾卻消失了。“我們接受了如果我們不做大事業，我就是卑微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表達、思考的聲音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它們匯集在一起，就是一個群體、族群、民族和國家以及這個時代的宏大聲音。就像在茶館里，每一位茶客日復一日的生活，就構成了成都平原煙火朦朧的生動史詩。仿佛要與這種宏大的歷史觀“宣戰”，王笛在去年接連出版聚焦微觀史學的《歷史的微聲》《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去傾聽民眾的聲音，“如果我們總是站在遠處書寫歷史，就像拍電影，只有遠景，沒有近景和特寫，這個電影就沒法看。這時候，我們滿眼好像都是歷史，但實際上我們的眼中并沒有歷史。” 茶館， 不確定生活中的確定性 成都有句老話，“頭上晴天少，眼前茶館多”。遍地的茶館，對于成都人而言，意味著什么？2021年，大年初一的早上，97歲高齡的鐘大爺，和往常一樣，凌晨四點多便來吃早茶。但因為疫情影響，那天茶館并沒有開。茶館老板后來在監控里看到，在那個寒冷的冬日早晨，這位97歲的老人就在緊閉的茶館門口徘徊，久久不愿離去。鐘大爺已經太老了，他理解不了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他只是想不明白，“是我來早了嗎？”“這茶館還開不開？“坐了大半輩子的茶館，為什么不開？”鐘大爺的年齡，去茶館其實也沒什么精力聊天了，但他還一定要坐在那里，和過去的幾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樣，一定要去喝當天的早茶。時間倒退幾十年，在鐘大爺等一幫老茶客年輕的時候，茶館之于成都人，更多的是生活必備的需要。選住址，這條街上必定得有茶館。那時候成都燃料稀缺，飲水也需要從城墻以外的府南河運來，茶館老虎灶上的熱水，為老成都人提供了生活用水的便利。王笛說，“當時的很多成都人，每天早上四點多，要在茶館里面洗臉、喝茶；到了晚上聽了評書、看了川戲后，在茶館里把腳洗了，才回家。”“一從鋪蓋窩里爬出來，他們便紐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著鞋子，一路嗆咳著，上茶館去了。有時候，甚至早到茶爐剛剛發火。”由于起得太早，迷迷糊糊坐在茶館，先打一會兒盹，等茶泡好了，要先用二指頭沾一點，潤潤眼角，讓自己清醒一些，再“緣著碗邊，很長地吹一口氣，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葉，一氣喝下大半碗去”。直到其他熟識的茶客三三兩兩都到齊了，第一個上茶鋪的人，才抖擻精神，拉開話匣子。如今，茶館倒是早已不需要成為成都人的“生活需要”，但“坐茶館”形成的習慣，已然成為了大眾日常，進而變為地方文化，還有眾多茶客們的精神世界。有茶館老板告訴王笛，有些老人會在那里喝茶，一直喝到去世，所以在送葬的時候會在茶館繞一轉，從茶館里買一碗茶給他進獻了，才送走。而對于年輕的成都人而言，有一些潛網般的茶館習俗，也在他們之間流動——比如在茶館為他人買茶。王笛說，給他人付茶錢，猶如送人禮物一樣，是建立社會網絡的一種方式，錢可以轉化為一種人情，也表達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友善與集體性。推開茶館的門， 城市一天的交響樂就開始了 跨越了一百多年的茶館里，沒有被歷史的狂風吹走的是什么？
王笛回答，是在公共空間里的人的交流。他說，茶館是一個窗口，社會上出現的大部分問題，例如時代變遷、矛盾沖突，基本上都能在茶館里看到。對于成都人與成都城而言，茶館這個公共空間，絕不僅限于“喝一碗茶”這樣簡單解決生理需求的場所，它是信息流通之地，是文人墨客會友之所，是活躍的社區中心，是社會縮影、生活切片，也是承載著茶文化、讓成都區別于其他都市的符號。王笛寫茶館里的信息流動，評價它是一個活躍的公共論壇，他說，某人“在夜里發現了一點值得告訴人的新聞，一張開眼睛，便覺得不從肚子里掏出來，實在熬不住了。有時卻僅僅為了在鋪蓋窩里，夜深的時候，從街上，或者從鄰居家里聽到一點不尋常的響動，想早些打聽明白，來滿足自己好奇的癖性”。即使他們沒有什么消息急著要告訴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聽什么事，照樣一清早到茶館。按沙汀的說法是“因為習慣出了毛病，不到茶館便難受。”王笛說，人們喜歡到茶館喝茶，還因為那里是一個自由世界，無拘無束。聊天的、嗑瓜子的、打牌的、下棋的、采耳的……人們可以“提高嗓子”暢談，不論是“家常話，要緊話，或是罵人，或是談故事”，可以“不必顧忌旁人”。《新新新聞》1936年的茶生活 圖源｜王笛《茶館》插圖成都人在茶館里生活，便逐漸形成茶館文化，從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館術語到顧客言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城市生態、環境、人文以及物質資源的狀況。比如四川有豐富的竹子資源，所以許多茶館不僅用竹子做桌椅用品，還坐落在竹林之中。再比如茶碗、茶蓋、茶船組成的“蓋碗茶三件套”，茶船用來端碗以免燙手；茶蓋使水保持溫度，撥動茶水時便茶香四溢，茶客喝茶時，便用茶碗和茶蓋之間的縫隙把茶葉撇開。《十三邀》中就有一幕，許知遠與王笛一塊兒喝蓋碗茶，許知遠打開蓋子，隨手把茶蓋扣在了桌子上，端起茶碗就喝。深諳此道的王笛趕緊阻止，“你這個喝法是不對的，要從這個縫里邊喝。”許知遠聞言趕緊要把茶蓋蓋上去，王笛卻說，“那你現在不行了，因為（茶蓋）已經在桌上了。”《十三邀》中，王笛糾正許知遠喝茶方式 圖源 | 毛渝川這樣的城市生活，可謂是羨煞旁人。當年，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到了成都之后，看到成都休閑的生活情形，回憶起如趕賊般地忙碌生活，轉念想到自己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日子，“對于他們真是視若天仙，求之不得！”在這其中的茶之道，便需由來到這座城市的人慢慢琢磨。天府文化：您寫了很多部成都茶館的作品，為什么會一直如此關注茶館？王笛：因為茶館是成都文化的一個有代表。以前我在寫《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就想研究茶館。因為都知道成都、成都人的生活和茶館的這種關系特別密切。但當時缺乏研究資料。后來我到美國寫博士論文，寫成都街頭文化。在收集資料的時候就陸陸續續收集了很多茶館的資料。當時我以為我找不到特別詳細的資料，所以本來只準備些一本書，只寫20世紀的成都的茶館。后來我在成都市檔案館發現了很豐富的檔案，所以寫成了如今的《茶館》。在寫跨出封閉的時間時候。二零年代就想研究茶館，因為都曉得成都和茶館的這種關系特別密切，特別是生命生活。但是當時研究缺乏資料。但是我后來到美國以后薛博士論文的時候，那個成都改口文化，在收集資料的時候，其實后來又陸陸續續收集了很多茶館的資料。其實當時準備只寫一本書，就是 20 世紀成都的茶館。因為想到找資料肯定找不到那么詳細。把時間拉長整個 20 世紀。天府文化：在微觀史學的研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資料，這其中就會涉及到資料的豐富程度以及來源等問題。那您通常是如何來克服這方面的困難？王笛：寫普通人的歷史，去檔案中挖掘資料是最基礎的，但檔案中大多是一些官方的行文，我們還可以去文學資料，詩詞、小說、各種回憶錄、日記、旅行記中尋找。同時，還可以做一些田野調查，采訪的工作。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收集資料不能有偏頗。和自己的觀點，論證的觀念相反的（資料），實際上是給我提供了一個探索新問題的機會。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對立的資料、觀點不能視而不見，如果放棄，這其實就失掉了一個非常好的去探討背后的原因的機會。歷史本身是復雜的，而不是線性發展的，為什么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軌跡，這背后一定有原因。假如你當時沒有辦法去解決它，就可以寫一個簡單的標注和筆記，標出這部分資料有待考證，有待進一步豐富。然后當你繼續做研究時，可能就會發現其他的資料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當很多問題放在一起的時候，過去不能解答的，可能一下子就通了。這些看似和你觀點、論證相悖的資料，實際上是具有開拓性的，要么是修正你的觀點，甚至給你一個全新的方向。在研究中遇到問題，一定馬上記載下來，不要等到明天再記錄。哪怕有時睡在床上，也要起來寫下幾個字，也可以通過手機把它記下來，不然明天你就會忘記昨天那個good idea是什么，能氣死你。天府文化：您剛才講到了微觀史研究中有關資料收集、研究方法的部分，那您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王笛：寫作的過程是長期、緩慢的工作，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枯燥，但是當你看著它在你的思維、思考方式之下逐漸成型，就像建筑師看到自己設計的圖稿，最終變成了一棟樓，這種成就感又是快樂的。我這個人做事不是一定要設置一個日期，這樣可以減少自己的壓力，我平時也不是一直寫學術作品的，有時也要看看電視、電影，寫寫通俗的文章，我的生活方式有點成都人的味道。我的寫作隨時可以放下來，寫了一半，該吃飯了，就端碗去吃飯，并不急于求成，因為我知道寫出來還要改無數遍，像是《茶館》就整整改了十二稿，并不是局部的修改，而是從頭到尾修改的不同的十二個版本。做學問我們都不是天才，好的作品一定是改出來的，寫小說可以一氣呵成，學術研究沒有辦法一氣呵成。有些作家可能對寫作有許多條件，環境不好不能寫，覺沒有睡好不能寫，時間不整塊不能寫……我很少這樣，寫作就像吃喝拉撒一樣，是一個自然、輕松的狀態。天府文化：您在寫一些小人物的歷史時，是如何從看似無意義的表象背后，挖掘到有意義的內涵？王笛：我們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雖然個人看起來是平常的，但如果將他們與社會和文化的變化關聯起來，就是有意義的。就像我在《茶館》里寫到的，那些去茶館里喝茶的人，看似默默無聞，但實際上是捍衛了一種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如果研究者只關心他們怎么喝茶、聊天，那的確沒什么好寫的。但如果你去更深入地挖掘，比如他們的聊天內容發生了哪些變化，所談論的主題，這背后就隱藏著大的社會現象。我們不能只看表面現象，要從無意義的內容里找到有意義的，這就是歷史有趣的地方。別人看不到，我看得到；別人看得平凡，我看到后面的復雜性。天府文化：您認為在微觀史視野下，研究某位小人物對我們理解一座城市，思考自身所面對的城市生活有怎樣的意義？王笛：其實意義就是對歷史全面的了解，研究小人物，彌補了傳統歷史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了解英雄、精英，同時也需要了解過去祖先、先輩們如何生活。對日常生活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不應該缺席。研究普通人的歷史，會讓我們發現城市生活中許多不一樣的問題，加深我們的思考。它也許還可以幫助歷史走出象牙塔，宏觀的歷史敘事總是枯燥、千篇一律的，而當我們進入微觀，歷史就會更豐富地、有血有肉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出品人 | 達海 總策劃 | 苑海辰
審校 | 陳凌 王越 排版設計 | 張國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