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維坦按： 熟悉日本繪畫的人，估計都聽說過葛飾北齋、歌川國芳，但河鍋曉齋（1831-1889）的名字會相對陌生。河鍋曉齋的一生可謂見證了江戶戲畫的興衰，又見證了明治近代漫畫的萌芽時期。日本的國寶《鳥獸人物戲畫》。此畫創作于日本平安至鐮倉時代（12-13世紀），被稱之為“最古老的漫畫”，現存于京都高山寺。在《鳥獸人物戲畫》之后，“戲畫”二字變成了代表“滑稽畫”、“諷刺畫”的專有名詞，并于江戶時期進入了全盛時期。  我們有一個新號【利維坦行星】，可以關注 
在學習了大約兩年之后，河鍋曉齋中斷了在歌川國芳門下的學業。他的父親可能對國芳獨特的藝術風格或者他與幕府當局的緊張關系感到不安。導火索可能是河鍋曉齋在一條河流中發現了一個剛被斬首的頭顱。大多數孩子可能會淚流滿面地逃離現場，但河鍋曉齋卻撈起頭顱帶回了家，并開始臨摹它。
河鍋曉齋的父母將他轉到了更受尊重的狩野派（Kano school，日本繪畫史上最大的畫派，室町時代中期約400年間活動，是位居畫壇中心的職業畫家集團。編者注）的一個分校，當該校的老師前村洞和（Maemura Towa）因病無法繼續教學時，他為河鍋曉齋在狩野派駿河臺分校謀得了一個學員名額。 在約兩年的“預備繪畫”期間，他在工作室協助準備畫材，隨后開始系統地學習中國和日本傳統繪畫。這包括反復臨摹一系列經典主題作品，如道教仙人、佛教圣人和日本傳奇人物的形象。與此同時，他還參加了每月一次的鑒賞會，要求學生在沒有印章或簽名的情況下識別出各繪畫作品的作者。
盡管他在訓練期間也利用閑暇時間享受江戶為年輕人提供的一切，包括飲酒、落語（Rakugo，一種起源于江戶時期的傳統表演藝術，最早是指說笑話的人。編者注）、妓院、狂言（滑稽戲劇）和文樂人形劇，但曉齋還是設法在1849年完成了狩野派的學業。多虧了他的老師，曉齋被秋元藩畫師坪山洞山（Tsuboyama Tozan）收為養子。理論上，這意味著他有一天將子承父業。 然而，事與愿違。在傳言中他放蕩不羈的消息傳出后，河鍋曉齋在1852年與坪山家斷絕了關系。幾年后，他開始了作為獨立藝術家的職業生涯。 在19世紀50年代，河鍋曉齋并不是唯一一個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兩個多世紀以來，幕府奉行閉關鎖國，加之西方對日本相對缺乏興趣，確保了日本的相對平靜生活。然而，這一切正在發生變化。
美國海軍準將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于1853年抵達江戶灣，要求建立外交關系，同時以武力相威脅——事實上僅憑數門火炮和蒸汽船技術，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了日本所擁有的任何東西，簡單地拒絕似乎是不可能的。 接下來的15年里，日本與包括英國在內的主要世界強國簽訂了一系列外交和貿易條約，這些條約在日本被視為極為羞辱的事情，尤其是外國人在新開放的“條約港口”犯罪將由其所屬國家的司法管轄而非日本進行審判的要求。憤怒的低級武士開始將自己重新塑造成“志士”，即“有高尚目標的人”，意圖推翻名聲破敗的幕府，恢復天皇的權力。 正是在這個充滿動蕩的15年中，武士們對政敵和外國人展開了志士暴力行動的爆發期，河鍋曉齋結婚、有了第一個孩子，開始了他的職業畫家生涯。他為自己取了藝名“狂齋”（Kyōsai），將字“狂”（意為“戲仿”或“滑稽”）與“齋”（意為“房間”）結合在一起——并開始創作“狂畫”（滑稽畫）。
德川時代日本的嚴格等級社會為諷刺漫畫提供了無法抗拒的題材，同時這也是一項冒險的事業。其結果是，很多這一時期的日本作家和畫家成了寓言故事大師，從民間傳說到動物世界，他們利用世間萬物取笑當權者，同時又保持著某種貌似合理的安全界限，這讓人想起日本古老的《鳥獸人物戲畫》（京都高山寺代代相傳的繪卷，共有甲乙丙丁四卷。其內容反映當時的社會，將動物、人物以諷刺畫的形式描畫，是日本戲畫的集大成之作。編者注）。
《蛙蟾大戰圖》（1864年）是曉齋在這一方面最早的作品之一。畫中用水槍和蘆葦矛武裝的青蛙在池邊發生了沖突。當時的讀者從畫中不同的紋章可以明白，他隱喻了與德川結盟的氏族正在與長州藩的統治者（日本西南部一個從未完全接受幕府統治的地區，也是當時在反對幕府的最前沿）作戰。 1868年，反對勢力升級為一場內戰，戰爭的結束也宣告了幕府政治的終結。江戶成為“東京”，新復辟的天皇被命名為“明治”。如今通過讀歷史知曉，“明治維新”創建了亞洲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在當時，人們對此褒貶不一，河鍋曉齋便是時評家之一。這是一個不確定的時期，渴望西方的認同和對文化引進（從國家管理體系、工業、食品乃至時尚）的試錯與警惕相伴而生，由此誕生了一系列諷喻的圖像。
其中一幅作品中，一具骷髏戴著不協調的西式高頂禮帽，佩一把舊武士刀，彈奏著三味線，而在前景中，一個小怪物歡快地跳著舞。另一幅作品展示了日本的西式學校，配有長凳、課桌、黑板和西裝革履的教師，但這實際上是一所“幽靈學校”（Bakebake gakkō），在這里，妖怪和河童的后代正在被訓導。 與當時大眾擔憂的一致，河鍋曉齋可能也認為原本田間幫工的孩子“流失”到教育機構，會給農業生產帶來影響（從長遠看這種認知是錯誤的）；同時，政府也將政令擴展到超自然領域，“迷信”被指責為阻礙國家發展，開始受到遏制（批評家認為此舉是對日本想象力的攻擊）。
在這個天翻地覆世界中，這位天才的藝術家永遠不會缺乏靈感。但他在1870年被逮捕清楚地表明了他所承擔的風險。日本的新領導層是低級武士，大部分對公眾來說是無名之輩。他們雖有天皇作為他們的象征領袖，但在政治和經濟上仍然羸弱，并且擔心西方列國進一步損害日本的自治權。他們四處尋找可能有助于將新國家聯系在一起的粘合劑——對皇室的崇敬、重新設計“日本”價值觀——他們擔心諷刺文藝作品可能將粘合劑溶解。 除了他的漫畫作品外，曉齋還繼續創作更傳統的作品。如果他只停留在狩野派，他的作品可能會出現在當時正在拼湊起來的新藝術經典中，其中包括日本官方希望能獲得國際尊重的形式：陶藝、傳統繪畫、宗教雕像，甚至歌舞伎劇院——在被凈化了其低俗部分后，轉變成類似歐洲歌劇的形式。相比之下，江戶時代的通俗藝術，在當時被認為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外國人往往認為日本人未曾開化，有些粗魯。描述戰斗、放屁和奇幻性愛的木版畫對他們改變這種觀點沒有多大幫助——盡管西方收藏家似乎很喜歡這些作品。
曉齋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認可，他的狩野派繪畫作品《烏鴉》在1881年的東京工業博覽會上獲得了一等獎。雖然，評委們稱贊他畫筆的“強大力量”，但很快，因其諷刺漫畫的“粗俗、任性、白癡”而被禁止參加世博會。 在日本，大眾藝術和精英藝術之間的界限從來沒有那么明確，曉齋的才華進一步模糊了這一界限。即使是最簡單的諷刺作品，他也展現出驚人的技巧。正如他所在學校學生所證實的那樣，他是一位和藹可親但要求嚴格的傳統繪畫大家：學生們要通過幫助磨墨、準備顏色等開始觀察和學習。他的子女也非常擅長學習和模仿父親的風格，以至于他們的作品經常被誤認為是他的作品。
在1880年代，曉齋的外國學生中包括英國建筑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鹿鳴館的設計者），他來到東京擔任西方建筑的教職。兩人很快成為朋友，曉齋的繪畫日記中顯示他乘坐人力車前往康德的家授課。從康德對河鍋曉齋教學風格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的基礎建立在狩野派訓練之上，并結合了歌川國芳從小灌輸的對世界的嚴謹觀察。在一次去鐮倉的素描之旅中，康德觀察到，對于曉齋來說，“臨摹意味著完全同化”，他可以一次次地臨摹一幅圖像，而不需要再參考原始的畫稿。
河鍋曉齋廣為人知的精湛技藝為他獲得了大量的委托畫作訂單，至去世時還有近300筆未完成。他的插圖廣受地理、歷史和科學等各個領域讀者的喜愛。然而，盡管他多才多藝，對西方技術持開放態度，并對未來充滿期望，但喬賽亞·康德在他那代人身上發現了無法磨滅的“舊江戶”特征。這包括參加書畫聚會時，需要清酒和藝伎照料，并根據付費客人的要求創作作品。1853年的一次聚會熱鬧非常，以至于曉齋的老師國芳撕下衣服作為刷子，因為畫筆不足以描繪他所要表現的龐大人物。 曉齋是這些聚會中備受追捧的客人之一，不論是在1870年被逮捕和監禁之前還是之后。但河鍋曉齋在晚年似乎對繪畫會產生了愛恨交加的情感，也許是他意識到，聚會已經不再是曾經的樣子。他似乎也不喜歡在私人聚會上被國際客人慫恿著作畫。他的另一位外國仰慕者莫蒂默·門佩斯（Mortimer Menpes）回憶起1887年的一次聚會，當時距河鍋曉齋離世僅兩年。那天晚上大量清酒下肚才使河鍋曉齋有了心情，他走到為他準備的絲綢、墨汁和毛筆前：
河鍋曉齋，《河邊樹上的猴子》（雙聯畫的右手卷）， 1888年5月。? Israel Goldman Collection
文/Christopher Harding 譯/timya 校對/芝麻塞牙縫兒 原文/www.royalacademy.org.uk/article/kyosai-ra-magazine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imya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
|
|
來自： 昵稱39393295 > 《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