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輟學務農1955年2月17日，莫言（本名管謨業）出生在山東省高密縣河崖鎮平安莊一戶貧困的農民家中。莫言家中共十幾口人，爺孫輩都住在一起。[1] 1960年，由于村里開展人民公社運動，大人們出工勞動，莫言被送進大欄小學讀一年級。小學期間，莫言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飽受饑餓。莫言自小就喜歡讀書，經常為了借書幫別人干活，所讀作品有古典、現代和其他國家的，如《三國演義》《林海雪原》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莫言的作文也寫得不錯，上作文課時，老師都要點評莫言的作文。[1]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莫言也將小學畢業。由于莫言得罪了一個貧農身份的代課老師，被這位老師以家庭成分是富裕中農的理由，剝奪了莫言上中學的權利。[1]莫言輟學后進入村人民公社，因他年齡太小，剛開始只能給生產隊放牛放羊，后來才跟大人一起割麥。1973年，莫言同村里人一起去挖膠萊河，在工地期間，他開始構思并著手寫作長篇小說《膠萊河畔》，但由于勞動強度過大，工作完已經沒有力氣寫作，這部小說就沒有再寫下去。[1] 1973年，莫言到棉花加工廠做一名合同工。因為莫言看過的書多，文筆也好，于是便當上了工人代表和廠里職工夜校的語文老師。在廠里閑暇時，莫言與來自各地的青年工人聊天，一起談天論地。在聊天中莫言意識到城鎮與鄉村天差地別，決心離開農村。[1] 應征入伍1976年初，幾次報名參軍未果的莫言，終于拿到了入伍通知書，并被分到山東省龍口市附近的北馬公社唐家泊村，在一個保密單位做后勤員。莫言打聽到在這個單位里想要入黨提干十分困難。在此期間，莫言自學數學，打算報考一所大學的計算機系，但后來卻沒有了報考名額。自學的知識使莫言當上部隊業余學校的教員，成為一名戰士級教官。1978年，由于感到前途的渺茫，莫言開始偷偷寫作以宣泄苦悶之情，但投稿的兩篇作品《媽媽的故事》《離婚》都被退回。[1] 1979年，莫言從部隊返鄉結婚，之后被派到河北保定郊區訓練大隊當教官。同年，總政治部發布一個文件，規定提干年齡不得超過二十四周歲。此時莫言已過規定年齡，提干無望又不想回鄉的他又拿起筆，用寫作來抒發情緒，但投稿河北保定的文學期刊《蓮池》多次無果。1980年，莫言在別人的建議下，自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著作，成為訓練大隊的一名政治教員。[1][9] 作品發表1981年，莫言終于收到了來自《蓮池》期刊編輯毛兆晃約他面談的回信。幾經修改，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發表，這也是莫言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同年，女兒管笑笑出生。1982年，莫言發表了短篇小說《丑兵》等作品。小說的發表引起了部隊領導的注意，莫言由士兵級破格提升為正排級。同年秋天，莫言被調往北京延慶做新聞干事，從事新聞報道，但莫言更感興趣文學寫作。[1] 1983年，莫言發表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等作品，《民間音樂》受到了作家孫犁的肯定，標志著莫言開始引起文壇的注意。[1] 重回校園1984年，莫言發表短篇小說《放鴨》《黑沙灘》等作品，其中《黑沙灘》獲《解放軍文藝》年度小說獎。同年，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首次招生，莫言前往報名，但當他趕到時卻被告知報名已經截止。時任文學系主任的作家徐懷在看到莫言的作品后，準許莫言破格報名。莫言成功通過考試，成為軍藝文學系的第一屆學生。進入軍藝學習的莫言，抓緊一切時間閱讀和寫作，創作上也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如在作品中書寫故鄉，并開始接觸到福克納等作家的作品。[1] 1985年，良好的學習氛圍使莫言的創作迎來豐收，先后發表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等許多作品。收到莫言《透明的紅蘿卜》稿件的《中國作家》編輯部組織了一個作品討論會，將討論稿和小說一起發表。之后，全國開始關注寫出《透明的紅蘿卜》的作者，評論文章相繼出現，給莫言帶來了聲譽與信心，也使他捕捉到小說中具有中國人自畫像性質的“黑孩”形象，在其后來的作品中都有一個類似的形象存在。同年，莫言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10] 電影獲獎1986年，莫言發表中篇小說《紅高粱》《高粱酒》等作品。《紅高粱》引起了文壇的轟動，這一年專論《紅高粱》的文章近二十篇，其中評論家雷達在《游魂的復活——評<紅高粱>》中認為《紅高粱》表現出了莫言對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同年夏天，張藝謀向莫言購買《紅高粱》改編電影的版權。隨后，莫言與陳劍雨、朱偉兩個編劇合作將《紅高粱》改編為電影劇本。1988年，電影《紅高粱》上映，并獲得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等電影獎項。[1]  《紅高粱》改編電影上映 遭受質疑1987年，莫言發表短篇小說《貓事薈萃》《飛艇》，中篇小說《歡樂》《紅蝗》《棄嬰》和出版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由《紅高粱》等五篇中篇小說集合而成）。其中《歡樂》《紅蝗》以及《貓事薈萃》等作品遭到了批評界的質疑，指出莫言這些作品的創作沒有遵循基本的藝術規范，充斥著丑陋、恐怖的情感，評論家王干認為這幾篇小說體現著反文化的傾向。[1] 1988年，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發表。《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小說素材來源于1987年山東蒼山縣的“蒜薹事件”，莫言看到上述事件的報道后，產生了為農民說話的沖動，于是在短時間內便創作出這一長篇小說。但是在作品出版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反響。同年九月，莫言進入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共辦的創作研究生班學習，結識了余華，并正式使用“莫言”這一筆名。[1] 出訪學習1989年，莫言發表中篇小說《你的行為使我恐懼》等作品。同年，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西德，這是莫言第一次出國。1990年，中篇小說《父親在民伕連里》發表。同年，莫言赴香港，訪問香港中文大學。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向商品社會轉變，社會氛圍不安定，受其影響，莫言的創作也陷入低潮。[1] 1991年，中篇小說《白棉花》、短篇小說《地道》等作品發表。同年，莫言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參加文學活動，見到了中國臺灣作家張大春和朱天心等人，在酒店一同講了一些故事。隨后，張大春希望莫言能把他講的故事寫成小說，他可以在中國臺灣聯系出版。回國后，莫言創作了《地道》等十六篇小說，這些小說寫完，莫言重獲創作興趣。[1] 多部長篇1992年，莫言發表中篇小說《紅耳朵》《模式與原型》，長篇小說《酒國》等作品。由于莫言在《酒國》中進行了文體實驗，如小說中既有“文革”大字報的文體，又有對魯迅早期小說的戲仿等，因此沒有期刊敢刊登這部作品，后由臺灣洪范書店出版，但是也沒有獲得多少關注。在2000年后，人們才逐漸發現它的價值。[1] 1993年，長篇小說《食草家族》等作品出版。次年，莫言將精力主要放在影視創作上，發表了電影劇本《太陽有耳》和電視劇本《夢斷情樓》等作品。1995年，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出版，小說題目“豐乳肥臀”成為社會輿論批判的焦點。次年，由莫言編劇的電影《太陽有耳》獲第40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由于《豐乳肥臀》的發表受到沖擊加上準備退役轉業，莫言這一年沒有進行創作。[1] 對話國際1997年，莫言以正師級從部隊退役，到《檢察日報》工作，并逐漸走出《豐乳肥臀》帶來的消極影響，創作熱情提高，陸續寫出了短篇小說《祖母的門牙》，中篇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等作品。兩年后，與莫言曾一起前往山東高密考察的日本學者吉田富夫翻譯的《豐乳肥臀》在日本出版，這一年莫言首次前往日本訪問，還作了一系列講演。[2] 2000年，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刊登了《酒國》（英文版）的介紹，隨后莫言赴美國訪問，在加州大學作講演，談及福克納對他創作的影響和《酒國》等作品的創作。次年，被山東大學聘為兼職教授，在山東大學講學。[2]2002年，莫言接受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采訪，還留他一同在高密老家過年，兩人進行了多次對談。兩年后，赴法國領取“法蘭西文化與藝術騎士勛章”和參加中國書展，在這次書展上法語版《豐乳肥臀》《爆炸》等出版。[2] 2005年，獲第30屆“意大利NONINO國際文學獎”，并在香港接受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次年，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出版，并赴柏林參加世界文化宮活動，朗誦了《生死疲勞》第一章。同年，獲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大獎”，被聘為青島理工大學客座教授，并在第七屆中國作家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主席團委員。[3] 2007年，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后出任文學院院長。次年，獲首屆“紐曼華語文學獎”，并前往美國舊金山參加美國現代語言學年會，在斯坦福大學等地作講演。2010年，莫言前往美國參加第二屆“中美文化論壇”活動，與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主席吉姆·利奇對話，談及卡夫卡、司坦貝克等作家對他的影響與文學對人類的作用等問題。次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并獲韓國文壇最高獎“萬海大獎”，前往韓國參加授獎儀式。[3]  莫言參加第二屆“中美文化論壇” 問鼎諾獎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籍作家，并掀起一股世界性的“莫言熱”，如獲獎后俄羅斯第一次出版了莫言小說的全譯本。諾獎評委給他的評語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隨后，學界、評論家們紛紛發表對莫言獲諾獎這一事件的看法，褒獎、祝賀為主流，但也存在一些反對的聲音。同年十二月，“諾貝爾文學獎與當代文學價值重估”大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學者們共同討論如何理性對待“諾貝爾文學獎”。[3][11] 2013年，莫言被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后出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任。同年九月，莫言參加“中德作家論壇”，與德國作家福爾克爾·布勞恩就“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展開對話。[3]  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人物關系家庭關系莫言的父親名叫管貽范，上過四年私塾，為人嚴肅方正。在對待孩子的教育上很嚴格，因此包括莫言在內的兄弟都有點懼怕他。[12] 莫言的母親名叫高淑娟，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婦女，操持家中繁重的農活和家務，因過度操勞，身患哮喘等多種疾病。[9]她用行動教莫言寬容和誠實，莫言用作品表達對母親的敬意，如《豐乳肥臀》中用上官魯氏堅強的母親形象來贊美母親。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母親是莫言提到次數最多的人。[13][4] 社會交往除中國作家外，莫言與其他國家的作家也有所交往，其中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交往特別為人關注。莫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便閱讀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2000年大江健三郎來華訪問時與他首次見面。2002年，大江健三郎應日本NHK電視臺之邀，去到中國高密采訪莫言，并與莫言一同過春節。這段經歷被拍成紀錄片在日本電視臺播放。[6][16] 主要作品莫言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創作，涉獵廣泛，作品豐富，除小說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隨筆、創作談、演講、影視劇本等。[5] 小說
展開 參考資料：[4] 隨筆
展開 參考資料：[4] 創作談
展開 參考資料：[4] 演講
展開 參考資料：[4] 其他
展開 參考資料：[4] 創作特色主題思想返鄉主題“返鄉”是莫言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其中以第一人稱“我”的“返鄉”作為主要情節的小說作品多達二十多篇，第一篇以“返鄉”為主題的小說是《黑沙灘》，而在《白狗秋千架》中“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第一次出現在莫言的作品中，此后莫言不斷以“我”之“返鄉”的形式，豐富“高密東北鄉”的面貌，將它塑造得立體起來。[17][18] 死亡主題莫言在小說中大量描寫了各種各樣的非正常的死亡事件，如他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經常寫到人物的自殺，《枯河》中的小虎選擇凍死在野外、《歡樂》中余翠翠和齊文棟服毒、《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金菊上吊自殺，這些人自殺的原因是貧困的生活、體制的壓迫和權勢者的欺凌，他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與出路，于是選擇死亡，他們是普通人，但他們的死卻具有令人深省的社會意義，讓人們在平和的外表下看到社會的黑暗。[19] 人性之惡莫言的作品除揭露社會之惡外，也揭露人性本身的惡，描寫人的自私、狠毒和兇殘等，如《食草家族》中寫天和地兄弟兩人為給母親報仇，殺了“大爺爺”，把他的頭割下來放置在橋頭示眾，又折磨“大奶奶”，挖出她的眼睛，把她綁在橋頭，并讓每個路過的人割掉她身上四兩肉，路人不聽話就會被殺。莫言還揭示人類身上的生物性，寫出人的互相欺侮和利己的人際關系。[19][20] 自由思想莫言的小說閃爍著自由思想的光芒，他用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來展示個人主義，體現自由思想，其中頗具特色的是對女性反抗和叛逆的書寫。中國傳統以三綱五常來束縛女性的自由，莫言的小說則突出女性的自由，如描寫女性追求愛情和性愛的自由，在《紅高粱》中“奶奶”敢于挑戰所謂道德秩序，與余占鰲在高粱地野合，在生命垂危之際又大聲宣言：“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21] 藝術風格民族性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小在鄉村長大的莫言開始書寫家鄉，并化用中國本土資源，創作了一系列鄉土文學。其民族性體現在長篇小說《檀香刑》《生死疲勞》等作品中，如《檀香刑》使用了家鄉山東高密的一種地方民間戲曲——“貓腔”（原為“茂腔”），賦予小說人物以不同的曲調，使小說構成一種復調結構。這部小說的問世，使“貓腔”這一地方戲走向全國乃至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勞》還從《聊齋志異》中取材，并以章回體的小說形式向中國古典小說致敬。[6] 魔幻現實主義莫言在中國本土古典魔幻類作品以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特別是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啟發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魔幻現實主義”。[22][23]莫言小說的“魔幻現實主義”具體體現在他以“感覺”為焦點來營造魔幻的氛圍，將捕捉和體驗到的各種“感覺”加以擴充、夸張、變形或怪誕化處理，使“感覺”帶上魔幻色彩，以此形成魔幻效果。莫言小說中的“魔幻”具有主觀色彩，如《紅高粱》中的紅高粱雖然會呻吟、扭曲和苦笑，但這種“魔幻性”并非像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中物體本身具有“會飛”等屬性所帶來的，而是由人物即作品中的“奶奶”的感覺賦予的，這是莫言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化”。莫言的魔幻小說除主要的“感覺魔幻”外，還混合著其他魔幻因素，如從中國民間文化挖掘出來的鬼魅精怪一類的魔幻。[24] 狂歡化寫作在敘事方面，莫言不斷嘗試多元化的敘事角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語匯系統和句子架構手法，[22]并創作出具有“狂歡化”色彩的作品。莫言的“狂歡化”寫作主要體現在“復調”的使用和語言雜化兩個方面。關于“復調”，在莫言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不同人物依據自己對世界或事件的理解來表達與其他人物不同的觀點，從而與其他人物形成對話的關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檀香刑》，作品中的孫眉娘、趙甲等人分別從各自的限定視角來展開多角度的敘事。在《透明的紅蘿卜》之后，莫言的作品在語言的運用上越來越具有“雜語化”“狂歡化”的特征，在小說中引入詩歌、散文、雜文、戲劇的語言和文言文、學術語言等，使用不同類型的語言和不同體裁的語言形式等等，如在《酒國》中既有街頭巷語，也有文言句式，還有古代詩歌語言。[7][25] 文學思想捍衛長篇小說莫言用文章《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來表達自己對長篇小說的看法。莫言認為長篇小說要有三度——長度、密度和難度。首先是長度，他呼吁既然是“長篇”就應該往長里寫，但這長度不是用煽情、肉麻的內容雜亂堆砌起來的，而是要有密度。密度就是作品中要以復雜的思想為主導串聯出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并寫出它們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至于難度，莫言指出作家的長篇小說讓讀者感到一定程度上的陌生與費解，以此調動讀者的思考。具體說來，難度落實在結構、語言和思想上，莫言以自己的長篇小說《酒國》為例，指出《酒國》的結構就是他精心構筑的結果。[26] 悲憫情懷莫言認為作家要有悲憫情懷才能寫好小說。在他看來，所謂悲憫不是同情心泛濫，也不僅僅是在經歷苦難、痛苦后仍心存善心。悲憫不回避丑惡的一切，它要正視人類的丑惡，如《金瓶梅》雖負惡名，但也不失為一本悲憫之書。莫言認為真正的大悲憫就是在正視人類與自我的惡后，對人類弱點以及命運的揭示。他的《檀香刑》就是一本悲憫之書，他給予小說中的反面人物“趙甲”自白的機會，讓讀者看到這位劊子手的內心世界。[26][27] 小說的氣味莫言主張小說要有“氣味”，有“氣味”的小說才是好的小說，能讓自己的小說充滿“氣味”的作家才是好的作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作家在寫作時調動全部的感覺器官，甚至進行感官變異的敘事，他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就充滿著感覺和想象，涌現出生命的力量。[28] 文學與政治莫言認為文學不應該成為政治的附屬品，文學要遠離政治或至少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作家應該站在人類的高度，而不是黨派、階級、國界的立場上來寫作，但莫言也深刻地明白文學離不開政治，所以他同時提出即便作家要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也不能直白地顯露出來，應當遵循文學自身的特點，以形象化的方式來加以呈現，如他的《紅樹林》《天堂蒜薹之歌》就是以形象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關切。[29] 不一樣的聲音莫言認為一個有追求的作家，總是想要發出與別人不一樣或不太相同的聲音，這需要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加以尋找，當作家能用獨具特色的語言來講出有趣的故事時，他就是一個好的作家。莫言指出“不一樣的聲音”不是通過對語言進行毫無節制的陌生化處理來實現的，作家需要做的是在通用語言的基礎上去發現和感受某種語言，慢慢獲得自己的語感。[30] 榮譽與成就獲獎
展開 參考資料：[4] 中國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小說敘事發生全方位的變革，“先鋒小說”或稱“新潮小說”崛起，[36]莫言就是這場變革的先行者之一，他以《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系列躋身先鋒小說的行列，[37][38]他與馬原、殘雪等作家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當作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39]莫言既不像殘雪那樣展現存在的荒謬和殘酷，也不像馬原那樣在小說中進行純粹化的敘述實驗，他獨成一家，形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寫作風格，他的“先鋒”意義在于他在小說中對某種特殊的敘述感覺的追求、《百年孤獨》式的“魔幻現實主義”以及因而給讀者帶來獨特文學審美感覺的閱讀效果。[36][40]莫言的“先鋒寫作”為小說敘事向著個人經驗、語言和感覺層面的轉向提供了一個杠桿，不僅影響著1990年代更年輕一代的作家，還使中國當代小說在思想意識和文體方面獲得了一次解放。[38] 世界影響1988年，改編自莫言兩部中篇小說《紅高粱》和《高粱酒》的電影《紅高粱》獲多項電影大獎后，莫言的作品引起了世界性關注。一些翻譯家與莫言取得聯系，把莫言的作品翻譯到其他國家。[8]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也離不開作品的翻譯，陳安娜用瑞典語翻譯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作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上掀起一股“莫言熱”，[11]如在學術研究方面，其他國家凡涉及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期刊大都有關于莫言的研究文章。[41] 截至2019年，莫言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英、法、德、越南、日、韓等50多種語言。[8]翻譯作品舉要：
展開 參考資料：[4] 作品改編話劇與歌舞劇2012年，莫言參與《紅高粱》舞劇的策劃。該舞劇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說《紅高粱》，于2014年1月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并進行全國巡演。[42] 2017年6月23日，歌劇《檀香刑》在山東省會大劇院歌劇廳首次演出。該歌劇改編自莫言長篇小說《檀香刑》，莫言和山東藝術學院教授李云濤共同參與編劇。[43]2018年12月4日、5日，歌劇《檀香刑》在國家大劇院上演。[44] 電影1987年，電影《紅高粱》上映。電影改編自莫言的兩部中篇小說——《紅高粱》和《高粱酒》，由張藝謀導演，莫言、陳劍雨、朱偉編劇，鞏俐、姜文主演。該片于1988年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第35屆悉尼國際電影節電影評論獎等電影獎項。[4][45] 2000年，電影《幸福時光》上映。電影改編自莫言中篇小說《師父越來越幽默》，由張藝謀導演，董潔、趙本山、傅彪、李雪健主演。[46]同年，改編自莫言中篇小說《白棉花》的同名電影《白棉花》在中國臺灣上映，該片由李幼喬導演，蘇有朋、寧靜主演。據莫言所說，原先《白棉花》這部小說是打算給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的，但遭到了張藝謀的拒絕。[47][48] 2003年，電影《暖》上映。該片改編自莫言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由霍建起導演，思蕪編劇，郭曉東、李佳、香川照之主演，后獲得日本第1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大獎等獎項。[49] 電視劇 莫言與電視劇《紅高粱》劇組合影 2013年9月26日，電視劇《紅高粱》開機新聞發布會在高密文體公園舉行，并通過山東衛視等多家媒體進行現場直播。[42][50]電視劇《紅高粱》改編自莫言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由鄭曉龍執導，周迅、朱亞文等人領銜主演。該劇于2014年10月27日播出，取得第17屆華鼎獎百強電視劇第一名。[51][52] 人物評價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說：“如果有可能讓我來選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那就是莫言。在我知道的中國作家中，莫言是最出色的。”[53] 中國當代評論家、作家李敬澤寫道：“莫言已成'正典’。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體能，他的歡樂和殘忍，他的寬闊、絢爛，乃至他的古怪，近二十年來一直是現代漢語文學的重要景觀。”[54]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如此評價莫言道：“莫言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雖然無情但又充滿了愉悅的無私，每一個瞬間都那么精彩。他無所不知、無所不寫，人世間的一切幾乎都被他羅列到筆下。他似乎用筆尖描述了整個人生。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馬爾克斯之后的多數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55] 中國當代作家王安憶“覺得莫言是個元氣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來的。”[58] 人物爭議莫言于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中國學者、評論家們以及其他國家的媒體對此褒貶不一。[59] 莫言獲得諾獎的消息傳來，除官方的祝賀外，中國學者和評論家們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文學評論家魯樞元發表《一個文學評論家給莫言的祝賀》，向莫言送來賀電，熱烈祝賀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肯定莫言是一個世界級小說家。2012年10月1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祝賀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座談會”，會上文化學者余秋雨認為莫言給中國作家爭臉，讓外國人改變了對中國文學的態度，也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形象。浙江大學教授許鈞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方面得益于作品的譯介，但更重要的是莫言作品本身的力量。[59][60] 對莫言獲諾獎這一事件也存在不少負面評價。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發表《直議莫言與諾獎》批判莫言，指出莫言作品中存在的問題，認為莫言的創作缺乏思想光芒，并沒有達到其所處時代精神創造的最高點，且有迎合西方之嫌。[59]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認為莫言以私人戀母情結來代替公共價值陳述的個人策略，不是中國文學的出路，莫言獲諾獎不過是諾貝爾評委放低標準眷顧中國文學的結果。[61]而國際媒體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報道也存在不少反對的聲音，批評者們認為莫言的作品只是對西方風格的模仿，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是不顧文學品質的做法。更有甚者，將莫言獲諾獎這一事件轉向政治事件，強調莫言作為體制內作家的身份，山東大學教授姜智芹認為這種聲音背后隱含著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評判和質疑。[59] 人物軼事左手書法2005年，莫言與記者代表團前往日本北海道進行訪問，還帶了禮品求取名家書法，但由于對方要價頗高，最終莫言沒有求得該名家書法，從此莫言走上學習書法的道路。[62]據莫言自述，因為他的右手已經習慣寫鋼筆字，于是他突發奇想用左手來寫書法，練就一筆“左手書法”，并倡導年輕人重新拿起毛筆，感悟中國傳統文化，與古人交流。[63] 莫言書法作品 享受孤寂莫言在山東高密的家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為了不影響外孫女休息，他將臥房搬到了屋頂的小閣樓，取名為“一斗閣”，在這一方小天地里寫作和睡覺。他在孤寂中享受生活的樂趣、積累寫作的素材。[62] 滾燙的河水莫言兩歲時掉到茅坑里差點淹死，他自言這是他這輩子記住的第一件事。兩歲的莫言到家里的露天茅坑上廁所，茅坑角放著一根木棍，是給腿腳不方便的奶奶用的，年幼的莫言喜歡抓著木棍，仰著身體，一邊上廁所一邊胡思亂想，沒想到木棍斷了，莫言就這樣掉進了茅坑里。此時大哥管謨賢放假在家，聽見廁所有動靜，立馬沖了過去把莫言撈上來。管謨賢把弟弟莫言扛到河里洗澡，河水被陽光曬得滾燙，管謨賢就這樣拿著肥皂在河水里幫莫言洗掉身上的臟污。事后，莫言以為自己要被家里人一頓揍，結果反倒受到了表揚，他的奶奶說幸虧莫言把木棍弄斷了，要不然她掉進去麻煩就大了。爺爺也稱贊他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64][65] 父女心有靈犀莫言的女兒管笑笑和莫言一樣自小喜歡讀書，在書店遇到覺得對爸爸寫作有幫助的書會立馬買下來，看到自己喜歡的也會一次買兩本，父女一人一本，莫言也是如此。有幾次父女倆出門買書，在買的時候由于都想著給對方再帶一本，結果雙方加起來買了四本一樣的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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