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眾多高級將領中，粟裕是獨一檔的存在，他是為數不多擁有指揮大兵團作戰能力而未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存在，也是為數不多在多次否定毛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仍然得到重用的存在。
事關戰局走向，粟裕為何敢于對毛澤東的重大戰略決策說不？他否定了毛主席什么樣的決策？毛主席對此又有什么樣的看法？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一同走進今天的文章。
毛主席指示華中野戰軍跳到外線作戰，粟裕則堅先打幾個勝仗再轉移更有利
1946年夏，國民黨大軍聞風而動，對我解放區大舉來襲。中央軍委提出以山東、太行解放區主力實行外線出擊，向南作戰的決策。并于6月26日致電華中分局，令華中野戰軍主力前出淮海，配合山東野戰軍作戰。
粟裕認為，這是一場關乎未來戰局走向的重大戰略調整，勢必要做到首戰必勝。他結合華中野戰軍的實際情況，全面分析了前出淮海之后隊伍可能面臨的各種情況，通盤考慮了利弊得失，認為在蘇中再打幾個勝再轉移更加有利。粟裕說：“仗是指定要打的，南邊走得脫，北邊也走不脫。我們在蘇中經營多年，這里物產富饒，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與魯南、豫東、中原互為策應，各種條件均利于我部，要打就在這里打。”
6月27日，粟裕給中央軍委、陳毅軍長和華中軍區各發了一份電報，提出了要在蘇中打幾仗，再進行轉移的建議。
這是一場關乎整個戰略全局的行動，粟裕斷不敢下這個決定，應當由華中分局拍板定奪。因此，會議一結束，粟裕馬不停蹄趕往華中分局、華中軍區駐地淮安，與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當面商討該怎樣執行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部的命令。
對于中央軍委的命令粟裕向來是堅決貫徹執行的，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做了在蘇中作戰或者到淮南作戰的兩手準備。他要求華中軍區測繪隊突擊翻印淮南、淮北軍用地圖。謀劃、部署華中軍區西進淮南之后的作戰行動。
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贊同粟裕的意見，4人在6月29日向中央軍委發出聯名電報，建議第一階段“仍留在蘇中解決當地之敵更為有利”。
中央軍委、毛主席審時度勢，采納了粟裕的建議，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移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7月13日，粟裕接到毛澤東當天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電報，電報內，中央軍委。毛澤東賦予華中野戰軍在蘇中的作戰任務是“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的弱點”。
粟裕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到：“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移至外線，這是戰爭初期中央軍委對原定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對于解放戰爭中的勝利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蘇中戰役，就是在中央調整了戰略計劃指導下發起的。”
7月13日，華中野戰軍發起第一次作戰。宣泰、如南兩戰后，進攻華中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雖然受到了一些打擊，可在數量上仍處于絕對優勢。向東可進至海安，向西可直取淮南，向北可占領淮北，華中野戰軍的形勢并不可觀。
面對當前的形勢，以及此前的經驗總結，粟裕認為要粉碎敵人猛烈攻勢，必須要最大限度的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勢必要在主要作戰方向上調集數倍于敵的兵力。7月25日，他向新四軍軍長陳毅報告，建議在淮北戰役尚未開打之前，調淮海的第五旅到蘇中參戰。
此時，陳毅早已貫徹了軍委跳出外線作戰的指示，山東野戰軍的主力已從西南進至淮北。收到粟裕的電報后，陳毅于7月25日復電，提出：“淮南五旅暫不宜東調，因津浦線是主戰線已苦兵力不足。”在收到陳毅的復電后，粟裕認為有必要向中央軍委、陳毅軍長、華中軍區陳述自己的意見，再次提出第五旅東調，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建議。
8月2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陳毅和華中軍區的電報，詢問：“1個月內在蘇中再殲敵2個旅是否可行？如你們能在8月內殲敵2個旅，南線情況將大為改觀，那時粟裕可進至淮南作戰。”
8月4日，毛澤東再次致電陳毅：“粟裕集團是否在此時調動，各有利弊，待考慮再告。”8月5日，粟裕回復中央軍委8月2日電報的詢問，第三次建議調第五旅到蘇中參戰，集中兵力在蘇中大量殲敵。
在戰爭年代，所有指戰員都有一條默認的規矩：下級向上級提出建議，同樣的內容，最多只能提3次。這已經是第3次了，也是最后一次，所以這次，粟裕的態度比之前兩次還要誠懇。使用了“斗膽直陳”的措辭，最后，中央軍委和毛澤東認同了粟裕的建議，決定華中野戰軍主力再在蘇中作戰1個月，幾日后伴隨著李堡作戰的勝利，有關內外線作戰的爭論才戛然而止。
蘇中戰役于7月13日開始至8月31日結束、粟裕指揮華中野戰軍以3萬人對戰國民黨軍12萬余人，七戰七捷，殲敵5.3萬余人，殲敵總數為華中野戰軍參戰兵力的1.76倍，打出了人民解放軍的軍威，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
縱觀蘇中戰役的全部過程，始終都伴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粟裕能夠從戰略高度出發，采用“斗膽直陳”的措辭提出自己的建議，為戰役的勝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和作戰方針，在實踐中，在爭論中，逐步完善和明確，不斷深化和發展。這種在實踐中摸索戰爭規律以指導戰爭的經驗，是蘇中戰役殲敵數以外的更難能可貴的收獲。
對此，中央給予高度評價。朱德說：“好你個粟裕，否定了中央的戰略決策，結果你在蘇中打了個七戰七捷。”毛澤東說：“自遵義會議后，對我和中央做出的決策，還沒人敢提出反對意見，你粟裕可是第一個喔！”
1948年，解放戰爭的關鍵轉折點，粟裕再次與毛主席的戰略決策相反
1948年，解放戰爭來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自劉鄧大軍千里大別山以來，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都氣勢如虹，逐步轉為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則被迫從“重點進攻”轉為“全面防御”又從“全面防御”轉為“分區防御”，主戰場則從山東轉移至中原地區。蔣介石為了改變其在戰略上的被動局面，采取了堅守東北、力爭華北、集中優勢兵力于中原的部署。并瘋狂叫囂“確保中原，肅清中原”。
中原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為了實現用5年時間結束戰爭的目標，毛澤東指揮劉鄧、陳粟、陳謝三大兵團經略中原，勢必要與蔣介石在此分個高低。
這種“龍爭虎斗”的較量，彼時正處難較高下的重要時刻。在中原戰場上，劉鄧、陳粟、陳謝兵團雖像一把鋼刀般插入敵人的中樞，攪得蔣介石不得安寧，但是，國民黨軍在兵員總數和武器裝備方面仍占據一定優勢。蔣介石除以相當兵力擔任8個綏靖區的重點防御外，還將其主力組成6個機動兵團，采取避實就虛，快速馳援的戰法，對解放軍實施戰略反攻。
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分兵作戰，“我集敵亦集，我散敵亦散”，僅憑一路大軍很難達到殲滅有生力量的目標，而等到三路大軍集結大舉進攻時，又很容易錯失戰機，只能打小規模的殲滅戰。由于國民黨軍不易切割，增援迅速，有時連中小規模的殲滅戰都打不成。中原戰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形成了反復拉鋸的對峙狀態。
面對現在僵持的局面，應該采取怎樣的戰略行動，來改變現在的困局 ，進而奪取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線的指戰員，粟裕在半年以來的戰爭實踐中，深切的感覺到解決之一屋內的迫切性，促使他積極探索戰爭發展的客觀規律，漸漸形成了發展戰略進攻，改變中原戰局的戰略構想。粟裕在回憶錄中曾詳細描述這一戰略決策構成的過程：“我軍自孟良崮戰役以來再未尋得打大殲滅戰的機會。為此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我認為，隨著敵我力量的此消彼長，戰略戰術的變化，我軍的殲滅戰將更一步向大規模發展，這是個客觀規律。”通過分析敵我戰略態勢及其發展趨勢，我認為中原戰局想要破局，發展戰略進攻不僅是必需的，也是很有可行性的。
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軍委和劉伯承、鄧小平發出了《對今后作戰建軍之意見》的電報，提出了發展戰略進攻，改變中原戰局的戰略構想，建議在中原戰場上采用忽集忽分的戰法，集中力量打大殲滅戰。由于這一構想事關重大，在電文最后，粟裕再次用“管見所及，斗膽直陳”措辭，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慎重。
粟裕的這一戰略構想絕非頭一時頭腦發熱的產物，而是根據多年的實踐經驗結合自己的深刻思考而得出的戰略構思。在電報發出的前后，1月5日到3月15日，粟裕在電報以及公開場合內曾多次闡述這一觀點，足見他對自己的這一觀鍵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在正式提出這一構思后，粟裕還是采用的與以往不同的謹慎態度。從粟裕保存的抄件不難看出，他的這一電報早在1947年12月10就草擬好了，在這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又經過了反復思考，方才發出，并再次使用了“斗膽直陳”的措辭。他的建議不僅事關戰爭全局以及未來的走勢，更重要的是他的戰略構思與中央軍委、毛澤東制定的戰略決策截然相反。
在這份電報發出之前，粟裕并不知曉毛澤東已經制定了分兵渡江南進的戰略決策，但是，他主張依托根據地，集中兵力打大殲滅戰的構思，與毛澤東提出的不要后方的躍進和在中原地區打中小規模的殲滅戰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
12月9日，即預定發出此電的前一晚，粟裕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目前時期，華野仍以打中等規模戰役更為有利。”面對這種情況，粟裕雖然對自己的意見堅信不疑，但也很害怕自己的建議干擾的中央的決策，因此采取了更加小心謹慎的態度。
軍委決定粟裕率3個縱隊渡江南進，粟裕再次斗膽直陳
中央軍委收到“斗膽直陳”的電報時，陳毅恰巧在陜北楊家溝。毛澤東這個時候召陳毅到陜北，是因為在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后，他正在考慮第二步戰略躍進。毛澤東預計，5年內可以解放全中國，1948年是第三年的關鍵點，戰略重點就放在躍進江南的行動上。
中央決定以華野為主，組建東南野戰軍，陳毅、粟裕分別擔任正副司令員。毛澤東與粟裕還共同商定，先由粟裕親率第一兵團3個縱隊于1948年夏季或者秋季渡江南進，隨后由另外3個縱隊組成第三兵團，于1949年二、三月間渡江作戰。陳毅為此還賦詩一首：“北國摧枯勢若狂，中原逐鹿更當行。五年勝利今可卜，穩渡長江遣粟郎”。可是就在這關鍵時刻，粟裕的電報來了。
粟裕的電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除了在電報稿上逐句圈點外，還特別指示周恩來、任弼時和正在中央參加會議的陳毅傳閱后“再送毛”。圍繞粟裕的電報，中央軍委于1948年1月27日電示粟裕，要他率3個縱隊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以達到調動蔣軍20個到30個旅的回防江南，并要求他就渡江時機、地點和方法等問題“熟籌見復”。
渡江南進，且無后方作戰，而且比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路程還要遠。在收到軍委的電報時，粟裕不由的想到了令他這輩子都難以忘記的抗日先遣隊。當年，這支能征善戰的隊伍同樣是執行無后方躍進，歷經長途跋涉，在到達皖南后已減員過半，其后來的覆滅是可以預見的。這次又是無后方躍進，而且走的路程是此前的一倍不止，估計減員只多不少，且所到之敵均是敵占區，前途如何，粟裕心里真沒底氣。
但是粟裕在實施軍事決策時有一個特點：決策前研精覃思，以求得最佳方案，看準了毫不動搖，敢對歷史負責。這一次，他與此前一樣，一邊積極執行軍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時機、地點方法以及具體方案，并且立即著手進行渡江南進的各項準備，同時，他不忘深入思索改變中原戰局、發展戰略進攻的構思。
粟裕心里十分明白對中央已然制定好的戰略決策，不宜多次提出反對意見。他經過3天的深思熟慮，寫了一份長達2000字的電報，于1月31日上報中央軍委。在這份電報中，粟裕提出渡江南進的時機、地點和方法的同時，重申他此前的觀點和建議。
在收到粟裕的電報后，毛澤東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動身回華野的陳毅留下來一同研究。研究的結果仍然堅持由粟裕率領3個縱隊渡江南進，認為從調動中原國民黨軍主力去江南的意圖出發，向蔣介石的要害地區出擊是最行之有效的，但是采納了粟裕關于渡江時機、地點、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的戰法建議。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收到復電后粟裕立馬著手完成渡江前的各項準備，但并未因此放棄留在中原打大殲滅戰的想法。自此之后，人們總會看到粟裕拿著軍委的電報而低頭沉思。他時而站在地圖前不住地比畫，時而和眾人討論，反反復復地對自己的構思進行推敲。經過全方位的比較、權衡兩種方案的優劣得失，粟裕認為，集中兵力留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更有利于迅速改變中原戰局，進一步發展戰略進攻。
但是，是否第三次向中央軍委提出自己的建議，粟裕有著深深的顧慮，一方面是擔心自己看待問題角度不夠高，對如此重大的戰略決策提出不同看法，難免會影響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決心。另一方面，部隊已經做好了渡江南進前的各項準備，再次提出不同意見恐不合適。
為了提振自己的信心，粟裕兩次向陳毅談及了自己的構思和建議，陳毅為此大為吃驚，問到：“中央要你過江，你不過江？”見粟裕仍對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陳毅遂同意他將意見直接報告中央。在上報之前，粟裕又將自己的建議報告給了劉伯承、鄧小平，征求他們的意見。當時，軍隊內流傳著一種普遍的聲音，認為中原無打仗可打，這也促使了粟裕的態度一再謹慎，但他又想到，作為一個戰區指戰員，在即將執行上級賦予的作戰任務時，更應該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權衡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更好地連接起來。全局恰恰是由多個局部構成，從局部剖析問題，或許更有利于中央觀察全局，從而得出更有利的決策。粟裕認為，既然自己經過了深思熟慮，就要勇敢的承認歷史責任。
粟裕第三次向中央軍委斗膽直陳，提出與軍委不同的建議
4月18日，粟裕第三次以“斗膽直陳”的措辭，向中央軍委建議，華東野戰軍3個縱隊暫不過江，集中優勢兵力留在中原打大殲滅戰；向淮河以南到長江以北地區派出幾個旅或團為單位的游擊隊，配合正面作戰；向長江以南的敵人深遠后方派出多路游擊隊，與當地人民武裝結合，在廣大范圍內輾轉游擊，以求大量調動敵人，策應中原地區作戰。
如此，三線密切配合，推動戰局較快較大大戰，粟裕在電文最后特別聲明：“以上是職個人不成熟的意見，斗膽直陳，是否正確尚析指示。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絕不松懈。”
在一連3次收到粟裕關于改變中原戰局的電報后，這不得不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為此，毛澤東要陳毅、粟裕赴河北中央駐地當面匯報。4月25日，毛澤東提議在阜平縣城南莊召開中央書記舒會議，討論“陳粟兵團行動問題”。4月30日，陳毅和粟裕抵達城南莊。毛澤東有個習慣，會見黨內同志從不出門歡迎，但得知粟裕到來時，他破例走出門外，并同粟裕長時間握手。
4月30日，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五大書記集體聽取了粟裕的匯報，經過中央集體討論，粟裕的建議最終以軍委命令的形式確定下來。
中央同意了粟裕留在中原打大殲滅戰的建議，但同時給他制定了一份難度極高的指標——要求他在4到8個月內，殲滅蔣軍5到10萬。當時，華東野戰軍在中原的兵力總共才10萬，也就是說，殲敵數要達到自身數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但是，粟裕并未膽怯，因為他堅信自己的判斷，堅信打大殲滅戰的時機已經到來。
隨后，粟裕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于6月和9月先后發動了豫東戰役和濟南戰役。其中，豫東戰役不僅創造了我軍戰史上的一次殲敵9.4萬余人的記錄，更迅速改變了中原戰局，為全國戰局由戰略進攻到戰略決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得知豫東大捷的消息后，毛澤東高興地說：“解放戰爭好比爬山，現在我們已經爬過了最艱難，最吃力的階段了。”不久，粟裕又審時度勢發起了淮海戰役，將國民黨軍主力殲滅于長江以北，為渡江南進，減少江南富庶地區的戰爭損失、加快解放戰爭全國進程做出了突出貢獻。
對于粟裕的這一次“斗膽直陳”，周恩來曾這樣評價：“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構成了以后淮海戰役設想的初步藍圖。”作為身處一線的高級指戰員粟裕經過反復思考，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敢于對中央既定的戰略部署提出反對意見，是難能可貴的。
在淮海戰役中，粟裕的直接對手杜聿明在危急關頭深刻的清楚“蔣校長”的命令會對戰局不利，卻不敢斗膽進諫，只能機械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不同的選擇造就了不同的結局。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曾深刻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很顯然粟裕并不是在機械地執行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指示，而是結合自身多年的實踐經驗、乃至自己對戰局本身的判斷而提出的意見。
這不僅體現了作為戰區指揮員能夠站在戰略高度分析形勢、敢于提出正確意見的膽略和胸懷，更充分體現了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黨和人民解放事業的高度負責精神，以及他作為黨員的淡泊名利、無私無畏、將個人得失置之門外的高尚品格與堅強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