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瓊辦案

　　薛金坤

　　一出昆劇《十五貫》樹立了明代蘇州知府況鐘為官清正明察秋毫的形象，據說還振興了本已式微的地方劇種。千百年來，在蘇州為官者不知幾何，但像況鐘那樣深得民心的好官不多。光緒年間的李超瓊，也算得上是一個值得蘇州人懷念的好官。當然，李超瓊沒有況鐘的官大，不過是小小元和縣的一把手。人們常調侃知縣為“芝麻綠豆官”，殊不知封建社會，一個芝麻綠豆官，既是一縣之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最高司法長官，是集一切事務于一身的“父母官”。讀《李超瓊日記》可知，在元和的7年中，他共訊案800余次，現場勘驗命案20件、盜案23件。有些案件系官、紳勾連從中作祟。辦案是對李超瓊辦案能力與人品的考驗。

　　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二十六日，李超瓊審理了一件所謂劉妻虐妾案。案情有點復雜，大致是金陵老鴇王周氏，有女“秀英乃一雛妓”，與時為江寧布政使幕友的潘鏡富相好（“本有嚙臂盟”）。后來，鳳穎六泗鎮劉傳楨也看上了秀英，經前壽春鎮總兵郭寶昌說合，以八百番銀買其為妾。劉某奪人之愛，潘某懷恨在心。不想，三年后劉病死，其子攜母到蘇。潘某便唆使王周氏，以劉妻虐妾為由告到元和縣衙，訴求李超瓊讓她領回秀英。王周氏人脈甚廣，又是托“蘇省海防先用知縣費鴻年”找李超瓊說情，又運作“各憲幕友”致函李超瓊多加關照，一些“淫朋狎友”干脆上縣衙找李超瓊當面請托。對此，李超瓊哪容得老鴇如此張狂，“一再峻拒之”。最終判決：“娼妓從良為妾，其家長既死，斷無給鴇領回之理。愿守則守，不愿守則由官擇配。”既然“秀英自愿入安節局棲止”，那就不容“王周氏領歸重賣”。所謂“安節局”大概就是專門供養寡婦青燈黃卷終其一生之所。

　　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李超瓊審理的一件田產買賣案也讓他十分氣憤。翁張氏夫死守寡，族人翁春華圖謀奪其家產，謊稱為翁張氏還債（“代償舊欠”），遂“擅賣翁張氏之田二十余畝，入洋三百有奇”。但經查實，“所謂代償舊欠者，皆無實據，顯屬欺侵”，于是對翁春華“嚴懲押追”。不識相的紳士胡秉璠偏袒翁某，居然在外散布流言蜚語。對此，李超瓊態度堅決：“是非曲直豈能任人顛倒，余亦行吾心所安而已，毀譽何恤哉！”

　　姚木匠賣絲被誣案。蘇州城內有個叫姚榮廷的木匠，自己外出攬活，老婆則在家繅絲。光緒二十三年（1897）五月二十四日那天，姚身帶“繅絲不及百兩攜出以售”。剛出門即為管理市場的朱龍光查獲。姚木匠堅稱以城中之絲售于城內，捐由絲行代扣實無不合。朱不予理睬，命巡丁將姚抓了起來。姚大聲呼救，姚母和鄰居聞聲出來，路人也駐足圍觀。朱龍光當時“無衣冠、巡丁無號衣”，路人懷疑他們系假冒公務人員，“遂群毆之”。不知什么原因，守門的和巡鹽的士兵居然也參與群毆。幸好“門官譚少坤出為排解，朱始得脫身”。朱脫身時將姚榮廷和絲交與譚，隨后向牙厘局誣報“勇丁護私抗查”，牙厘局立即上報巡撫。巡撫偏聽偏信，結果譚被撤職，兵勇戴玉成等五人也受處罰。姚廷榮則交元和縣衙處理。李超瓊弄清來龍去脈后，便于二十八日一早，先后參見巡撫、布政使、按察使說明情況，然而他們“皆推之牙厘局”。不得已，李再拜見牙厘局朱之榛觀察。但朱仍以朱龍光所說之言為依據，命譚少坤繳出三四十斤蠶絲，否則必定加重處理。面對油鹽不進的朱大人，李不禁長嘆：“自顧為民父母，乃至是，懦不能任拯救耶？愧憤無已”。二十九日，姚榮廷之父及鄰居都來證明，絲為自產僅四絞重二十八兩，色也較黯。這與朱龍光所說絲有三四十斤、色又純白的說法“迥不相同”。李超瓊最終決定：“榮廷交保，絲亦給之領回。”三十日，長洲知縣王蕓莊過來告訴他：這件事“甚觸朱觀察之榛之怒”。李聽罷不禁感慨：“窮民無辜受累，忍聽之乎？雖參劾不敢辭，遑論一時喜怒哉！”

　　陰陽兩契案。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審理的一案是：生員張壽培買下費靜齋的住宅，議定房價六百千錢，但“于書契外另繕一契，價系一百八十金”。就是說，這樁買賣立了陰陽兩契，以逃避稅收。費某因只拿到一百八十兩銀子，而張某又拒不按六百千錢付與，就將張告到元和縣衙。經審訊，中介人唐某證明費言屬實。于是李超瓊責令張某按原契給足買價。想不到張竟自以為有“護身符”而拒不執行。所謂“護身符”就是蘇省主管教育的提學龍某，曾發文規定對違法的生員“不準擅押”，即便責罰也必須有教官在場。李超瓊認為，正是這張“護身符”縱容某些書生“罔知忌憚，嗷然自鳴”。對于這種敗類，李超瓊的態度是，“吾輩亦斷不能芟夷及之”，怎能“聽其魚肉良民”。

　　逼租誣告案。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業戶陶治元稟控佃戶徐友泉抗欠租米。經審理，事實是，陶某之田因“召種不力，致田荒租懸”。陶某的催甲翁仲甫見該田“三面皆為徐友泉所種”，便將催租通知單（租由）派給徐某，勒令其還租。徐未曾租種此田，當然不肯交租。翁某居然將徐告到縣衙。據此，李超瓊一面釋放“無辜被累之徐友泉”，一面“將翁仲甫質押”，并“勒令將此項租米賠出給陶業”。沒想到的是，陶某居然前來為翁說情要求放人。李超瓊不禁大為惱火，當場“呵斥其去”。事后李不禁長嘆：“農之困似此者頗多，無從控訴，以致傾家蕩產，不能保其性命比比皆是。”

　　借尸訛詐案。清政府在撲滅太平天國運動后精簡軍隊，奉命解散的蘇省清軍中，一些不愿回家的游兵散勇常常打著清軍的旗號，打家劫舍為非作歹。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地保李玉森稟報，“任姓理發店有何姓伙計，因病自刎”，有“湘人借尸訛詐”。李超瓊到現場勘驗，何某確系自殺而亡。至于“湘人”，乃是湖南人李永勝，假冒五品翎頂，威嚇店主任某，“詐洋三百元，且毀擾鄰右，捆辱無辜”。李超瓊問明案情后立即抓捕李等八人。

　　李超瓊辦案，靠的是做官的良心，做到不枉不縱不徇私情，即便“得罪紳戶，余所不辭，況此為富不仁者耶！”也靠辦案的能力，他手頭有幾件秘密武器，即《洗冤錄》《洗冤錄義證》等幾本有關勘案的專業寶笈，他熟讀此類書籍，所以能明辨是非。可贊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