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敏|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進程的宏觀研究

寂寞紅山 2023-07-18 發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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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太湖流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馬家浜時期文明曙光初現于太湖北部，奠定了太湖流域文明化進程的基礎；崧澤時期的太湖北部率先進入王權統治的古國時代，形成了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體，東山村遺址群成為原生型“崧澤古國”的政治中心；良渚時期的太湖流域進入神權統治的古國時代，太湖南部的“良渚遺址群”與太湖北部的“寺墩遺址群”成為“良渚古國”并立的政治中心。王權統治的“崧澤古國”轉型為神權統治的“良渚古國”，成為中華文明化進程中獨樹一幟的“太湖模式”。

一、太湖流域與太湖流域考古

太湖流域東臨大海，西止茅山，北濱長江，南瀕錢塘，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太湖北部包括今上海，江蘇蘇州、無錫、常州和鎮江東部（圖一）。

圖一太湖北部地理空間示意圖

太湖流域的歷史源遠流長。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構筑了太湖流域動態發展的文化脈絡；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完整地詮釋了新石器時代太湖流域的發展歷程。

太湖南北的地理環境不盡相同，地理環境的差異導致太湖流域在文明化進程中出現南北的差異。

早在1984年，蘇秉琦先生即指出太湖流域考古既要重視微觀研究，更要注重宏觀研究：沒有宏觀研究就沒有牢固的基礎，發現不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沒有宏觀研究就不能掌握方向，高屋建瓴，抓住核心。平面存在的事物要立體地看，靜態的疊壓、層位關系要動態地看，從規律運動中要看到發展，即事物本質及其變化，從上下左右關系對考古學文化實體做出定性定量分析［1］。

太湖流域的古文化是客觀存在。太湖北部文明化進程的宏觀研究是以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為時間單位的宏觀研究，是以遺址、墓地和聚落群為研究對象的宏觀研究。

二、馬家浜時期的太湖北部

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

太湖流域文明化進程濫觴于馬家浜時期，距今6300～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晚期是太湖流域古國文明的醞釀期。

馬家浜文化遺址廣泛分布于太湖流域，重要的遺址有浙江嘉興馬家浜［2］、吳家浜［3］，桐鄉羅家角［4］、新橋［5］，余杭吳家埠［6］，湖州邱城［7］，長興江家山［8］，安吉芝里［9］；上海崧澤［10］；江蘇昆山綽墩［11］，吳江梅堰［12］、廣福村［13］，蘇州草鞋山［14］、越城［15］，張家港東山村［16］、許莊［17］，無錫彭祖墩［18］、邱承墩［19］，江陰祁頭山［20］，常州圩墩［21］、潘家塘［22］，金壇三星村［23］，宜興駱駝墩［24］、西溪［25］，溧陽神墩［26］、秦堂山［27］、東灘頭［28］等。

（一）文化遺存概覽

自然環境決定經濟形態。太湖流域的生業形態主要為稻作農業，馬家浜、羅家角、草鞋山、綽墩、三星村、駱駝墩遺址出土了炭化稻，草鞋山、綽墩遺址發現馬家浜時期的水稻田和排灌系統；出土了大量與農業相關的生產工具，如石斧、石錛、石刀、石鐮等，此外，圩墩還出土了木耒，江家山、羅家角出土了木耜和骨耜。稻作農業為太湖流域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長又催生了聚落的形成。馬家浜時期的太湖流域已出現大小不等的聚落，房屋有干欄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干欄式建筑見于馬家浜、羅家角、新橋、吳家埠、草鞋山等遺址；地面建筑見于彭祖墩、邱承墩、祁頭山、駱駝墩、秦堂山等遺址，多為長方形或正方形，單開或兩開間，有房屋基槽，柱洞沿基槽分布，江家山遺址還出土了有榫卯結構的木質房屋構件?；铱釉诰勐鋬燃蟹植?，以橢圓形或長條形坑口為多，平底或弧底，坑內常見殘陶器、殘石器、動物骨骼等生活棄余物。以上居住形式反映了馬家浜先民的聚落形態。圩墩出土木漿、木櫓，反映了馬家浜先民的出行方式。陶紡輪、角質靴形器的發現和草鞋山遺址出土的炭化紡織物殘片反映了馬家浜先民的服飾文化。

馬家浜文化的文化遺物在太湖流域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生活用器常見陶釜、陶豆、陶盉、陶匜、陶鼎；裝飾品常見玉玦、玉璜；藝術品有象牙梳、牙哨、骨哨、骨笛、刻紋骨管、人形陶塑、人面形陶塑、豬形陶塑等。生活用器、裝飾品和藝術品反映了馬家浜先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情趣，原始藝術遂成為滋養禮儀制度的土壤。

農業的發展促進人口的增殖，人口的增殖使得聚落規模擴大化和復雜化，進而有了中心聚落的出現。農業孕育了太湖流域的古國文明。

腰沿釜是馬家浜文化最主要的陶質炊器，陶釜的形態表現出太湖東西的差異。太湖東部流行平腰沿的圜底釜；太湖西部流行平腰沿的平底釜；太湖南部和北部則出現兩類陶釜并存的文化現象，并出現越向東圜底釜越多、越向西平底釜越多的文化現象。太湖東部以草鞋山、馬家浜、羅家角遺址為圜底釜的分布中心，環繞太湖向西北和西南呈半月形分布；太湖西部以駱駝墩、神墩、邱城遺址為平底釜的分布中心，環繞太湖向東北和東南呈半月形分布［29］。

根據圜底釜與平底釜的分布，太湖東西的馬家浜文化可分為“草鞋山類型”和“駱駝墩類型”［30］。

（二）首開文明先河

墓葬是展現死者身份、構建人群聯系的紐帶，是反映社會結構最重要的文化遺存之一。

馬家浜文化的墓葬多為單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單人俯身直肢葬和曲肢葬，皆頭向北，說明太湖流域可能已出現統一的氏族制度。隨葬器物大多為1～4件，無隨葬器物的墓葬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三星村和東山村墓地的發現，則標志著太湖北部已出現了馬家浜文化的中心聚落。

三星村M636的墓主為青年女性，隨葬陶鼎、陶缽、骨笄、骨簪、骨匙、玉玦和板狀刻紋骨器等15件，為三星村墓地最高等級墓葬，墓主為氏族內部最高權力的掌控者；M38的墓主為中年男性，隨葬陶鼎、尊、罐，骨錐、匕和有刻紋骨瑁、牙鐓的石鉞等10件，為三星村墓地的高等級墓葬，墓主或為氏族內部軍事權力掌控者。

東山村M101的墓主為成年女性，隨葬器物有陶鼎、豆、罐、盉、盆、缽和玉璜、玦、管等32件（圖二）。東山村M101為太湖流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墓葬，據隨葬器物的數量與器類推測，墓主可能為太湖北部最高權力的掌控者。

圖二　東山村M101平面圖

東山村M97隨葬陶罐、陶鼓（原報告作“尖底瓶”）、玉錛及斧形、錛形、刀形、鉞形玉飾（圖三）。東山村M97是太湖流域規模、墓葬等級僅次于M101的墓葬，也是太湖流域唯一隨葬陶鼓的墓葬。

圖三　東山村M97平面圖

《周禮·考工記·韗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编嵭ⅲ骸懊埃晒囊愿铩保粬|漢·劉熙《釋名·釋樂器》：“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南朝梁·顧野王《玉篇》：“瓦為椌，革為面，可以擊也?！?/span>

鼓為通神的法器，用于祭祀或召集民眾。《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编嵭ⅲ骸巴凉囊酝邽榭?，以革為兩面，可擊也?！薄抖Y記·禮運》：“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盡97隨葬的陶鼓作深腹筒形，平口，口下有數道粗凹弦紋，凹弦紋下有一周革丁，弧腹，尖底，腹部有小孔（圖四）。根據隨葬陶鼓推測，東山村M97墓主應為太湖北部祭祀權力的掌控者。

圖四　東山村M97隨葬的陶鼓（M97∶7）

東山村M97隨葬陶鼓與陶罐，M101隨葬陶鼎、陶豆、陶罐、陶盉、陶盆、陶缽；M97隨葬斧形、錛形、刀形和鉞形玉飾，M101隨葬成組的玉璜、玉玦。東山村M101的墓主為成年女性，而M97的人骨朽蝕殆盡，墓主性別不明。根據母系氏族社會晚期出現“女酋男巫”的統治模式推測，M97的墓主為男性（圖五）。

圖五　東山村M101與M97隨葬玉器的比較

1—5、8.玉璜（M101︰10、M101︰12、M101︰8、M101︰11、M101︰9、M97︰2） 6.玉錛（M97︰1） 7、9、11.玉飾（M97︰4、5、6） 10.玉玦（M97︰3）

馬家浜時期的太湖南部有馬家浜、吳家浜、吳家埠、芝里、江家山等墓地，隨葬器物最多的墓葬有吳家埠M20、吳家浜M5、芝里M90、馬家浜M8、江家山M150。

吳家埠M20隨葬陶豆、缽和骨匕、靴形器等6件器物；吳家浜M5隨葬陶豆、石錛、象牙梳、角質靴形器等5件器物；芝里M90隨葬陶鼎、盆、豆、杯等5件器物；馬家浜M8隨葬陶匜、盉、罐和玉玦等4件器物；江家山M150隨葬陶鼎、豆和石錛、環等4件器物。太湖南部不見隨葬器物超過10件的墓葬，不見隨葬用于祭祀的法器?？梢姡R家浜時期太湖南部的文明化程度明顯落后于太湖北部。

三星村M636、東山村M101的發現表明馬家浜時期最高權力的掌控者為女性，表明馬家浜文化晚期尚處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母系氏族社會，反映了馬家浜時期女性的社會地位高于男性；然三星村M38、東山村M97的出現又凸顯了男性在母系氏族中的社會地位，或為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型的前奏。

墓葬的等級象征著聚落的等級。根據馬家浜時期的墓葬等級推測，東山村M101是太湖流域最高等級的墓葬，東山村遺址為太湖流域最高等級聚落。東山村與許莊、彭祖墩、邱承墩、祁頭山、圩墩、潘家塘等遺址構成東山村遺址群，從而形成了東山村遺址群凌駕于“草鞋山類型”與“駱駝墩類型”之上的社會結構（圖六）。

圖六　馬家浜時期太湖流域社會結構示意圖

稻作農業的發展與人口的增殖，制陶、治玉、紡織、釀造等手工業技術的進步，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帶來社會分層的細致化，進一步促使聚落等級分化與社會結構復雜化。人群貧富貴賤的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層，原始禮器與初期禮制的出現，無不表明馬家浜文化已徘徊于文明社會的門檻。

距今6000年前的中華大地是古國文明誕生的前夜，馬家浜時期的太湖北部初現了文明的曙光，東山村M101、M97的發現對于闡釋馬家浜文化晚期的社會組織結構、族群認同模式和禮儀制度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三、崧澤時期的太湖北部

距今5500年前后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在歷史變革的風云中，出現了凌駕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

崧澤文化距今6000—5300年，正處于歷史變革的偉大時代。

（一）墓葬等級考察

崧澤文化出現陶禮器的基本組合，出現大型房屋基址、大型墓葬和高祭臺，崧澤文化內部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和階級分化［31］。

《荀子·禮論》：“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蹦乖犭m為人生的最終歸宿，但更是社會形態的客觀反映。

崧澤時期，墓葬在太湖北部廣泛分布，在江蘇溧陽神墩，常州圩墩、烏墩［32］、潘家塘、新崗［33］，江陰南樓［34］，張家港東山村、許莊、徐家灣［35］，常熟錢底巷［36］，無錫邱承墩，蘇州張陵山［37］、草鞋山，吳江同里［38］，昆山綽墩、姜里［39］，上海崧澤、湯廟村［40］、福泉山［41］等遺址都發現了崧澤文化墓地。

崧澤文化墓地普遍出現高臺祭祀遺存，墓葬的墓坑多為長2米左右的長方形土坑，烏墩M15和東山村M90、M91、M92等大型墓葬的墓坑長2.5米以上。張陵山M05、南樓M7、M12、M20等墓葬留有明顯葬具痕跡。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頭向偏南或偏北，偶見男女合葬，如草鞋山M95、M85。新崗、綽墩、福泉山的墓地分為南北兩區，南樓、東山村、同里的墓地分為東西兩區，墓葬的分布空間出現分區埋葬現象，暗示著崧澤社會已出現涇渭分明的人群分化。

在崧澤文化的諸多文明要素中，隨葬器物是最具象征性的要素。崧澤墓葬的隨葬器物常見陶器、石器、玉器，鼎、豆、壺（罐）、鬶（盉）、杯（觚）是陶器的基本組合，斧、錛是石器的基本組合，玉器常見璜、玦、墜等，大口陶尊與玉鉞、石鉞是最具代表性的禮器。隨葬器物一般10件以下，圩墩M122、張陵山M05、烏墩M15隨葬器物30件以上。最具代表性的東山村東區墓葬22座，隨葬器物1—5件的13座，6—10件的3座，11—20件的5座，隨葬器物30件以上的1座；西區墓葬15座，隨葬器物31—40件的4座，41—50件的2座，51—60件的1座，61—70件的1座，已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貧富分化的出現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的標志之一，意味著崧澤社會已出現階級分化。

東山村遺址除發現特大型墓葬之外，還發現特大型的崧澤時期的房屋基址。房址F1的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14.7、東西寬5.75米，面積近85平方米，加之附屬建筑，面積達97平方米，為太湖流域面積最大、等級最高的單間房址，可能為具有“宮室”性質的房屋建筑。

反映墓葬等級的要素有墓葬位置、墓葬規模、隨葬器物等，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隨葬器物。隨葬器物既是墓主生前社會地位的直觀反映，也是墓地等級的直觀反映。以10件隨葬器物為一個級差，隨葬器物最多的頂級墓葬作為墓地等級的代表，太湖北部的崧澤墓地可分為五個等級（表一）。

第一等級墓地的大型墓葬有東山村M90、M91、M92、M93、M95等，隨葬器物最多的頂級墓葬是M90。東山村M90隨葬陶鼎、豆、壺、罐、鬶、盆、盤、大口尊（原報告作“尖底大口缸”）、大口缸，石鉞、鑿、錛和玉玦、墜、璜、鐲等，共計65件隨葬品（圖七）。

圖七　東山村M90平面圖

第二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烏墩M15、圩墩M122、張陵山M05。張陵山M05為殘墓，隨葬陶豆、盤、罐、杯、大口缸，石斧、錛和玉鐲、墜等，共計31件（圖八）。

圖八　張陵山M05平面圖

第三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南樓M12、徐家灣M13、同里M20、草鞋山M203。南樓M12隨葬陶鼎、豆、壺、罐、杯和玉璜、環、墜等，共計28件（圖九）。

圖九　南樓M12平面圖

第四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新崗M5、崧澤M21、福泉山M12、姜里M1、綽墩M5、湯廟村M1。綽墩M5隨葬陶鼎、豆、罐、盉、釜等，共計13件（圖一〇）。

圖一〇　綽墩M5平面圖

第五等級的頂級墓葬有許莊M1、神墩M66、邱承墩M8、潘家塘M1、錢底巷M3。神墩M66隨葬陶鼎、豆、盆、杯和石斧、錛等，共計9件（圖一一）。

圖一一　神墩M66平面圖

以10件隨葬器物為一個級差雖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墓地與墓地之間出現等級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文化現象，即崧澤社會已經出現了等級分化現象。

墓地等級象征著聚落等級。第一等級的聚落為中心聚落，第二等級的聚落為次中心聚落，第三、四、五等級的聚落為一般聚落。聚落的等級分化表明崧澤文化社會結構的復雜化，社會結構的復雜化必然促使崧澤社會發生質的變化。

太湖北部最高等級墓葬多隨葬大口尊和鉞。

圖一二　東山村墓地出土的大口尊與大口缸

1、2.大口尊（M92︰15、M90︰18）

3、4.大口缸（M90︰7、M93︰16）

尖底為大口尊，圜底為大口缸（圖一二）。大口缸為釀酒的酒器，大口尊為祭酒的禮器，大口尊象征著祭祀權?！坝稀睘榇罂谧鸬南笮危弧白稹奔措p手奉酉之象形（圖一三）?！墩f文·酉部》：“酉，象古文酉之形”，“尊，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span>

圖一三　甲骨文“酉”與“尊”

1.酉，采自《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6277

2.尊，采自《甲骨文合集》999

鉞本作“戉”，《說文·戉部》：“戉，大斧也”，《尚書·顧命》：“一人冕，執鉞”，鉞象征著王權。

既隨葬大口尊又隨葬鉞，表明墓主掌控著祭祀權與王權［42］，象征著“崧澤古國”是以王權為基礎的一元統治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形態。

東山村大型墓葬的年代距今5800年前后，表明至遲在崧澤文化早期太湖北部已出現原生型的“崧澤古國”；“崧澤古國”是我國最初的國家形態，“崧澤古國”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已進入古國文明的新紀元。

（二）崧澤社會蠡測

1.崧澤時期的太湖流域

（1）聚落形態的比較

太湖南部也普遍發現崧澤文化墓地，有浙江嘉興南河浜［43］，海鹽仙壇廟［44］，海寧達澤廟［45］、小兜里［46］、皇墳頭［47］、九虎廟［48］、酒地上［49］、瑞寺橋［50］，桐鄉普安橋［51］，余杭吳家埠、官井頭［52］、石馬兜［53］，湖州毘山［54］、章家埭［55］、塔地［56］，長興江家山［57］、紅衛橋［58］，安吉芝里［59］、安樂［60］等。

根據太湖北部的分級標準，以10件隨葬器物為一個級差，隨葬器物最多的頂級墓葬作為墓地等級的代表，將太湖南部的崧澤墓地分為以下等級（表二）。

第二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南河浜M16。

第三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章家埭M1。

第四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仙壇廟M58、官井頭M62、石馬兜M55、達澤廟M10、瑞寺橋M16、毘山M37、普安橋M8、江家山M30、紅衛橋M7、安樂M28和吳家埠M11［61］。

第五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小兜里M33、皇墳頭M166、九虎廟M1、酒地上M12、芝里M2、塔地M35。

太湖南部不見大型墓葬，也不見第一等級的墓地。

太湖南部崧澤墓地第三、四等級的劃分因采用標準的不同可能會略有出入，但南河浜為太湖南部最高等級的墓地似無疑議。以崧澤時期的頂級墓葬作為聚落等級的代表，太湖南部的聚落等級明顯低于太湖北部，太湖南部的社會復雜化進程也明顯落后于太湖北部。

（2）崧澤遺址群的比較

崧澤時期的太湖流域出現聚落的群聚形態，并出現以高等級遺址為中心與周邊不同等級的遺址構成遺址群。

太湖北部有第一等級的東山村與第二等級的烏墩、圩墩，第三等級的南樓、徐家灣，第四等級的新崗，第五等級的許莊、錢底巷、潘家塘等遺址構成“東山村遺址群”，即由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組成的具有“都—邑—聚”性質的三級結構聚落群；有第二等級的張陵山與第三等級的同里、草鞋山，第四等級的崧澤、福泉山、姜里、綽墩、湯廟村等遺址構成“張陵山遺址群”，即由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組成的二級結構聚落群。

太湖南部有第二等級的南河浜與第四等級的仙壇廟、達澤廟、瑞寺橋、普安橋，第五等級的小兜里、皇墳頭、九虎廟、酒地上等遺址構成的“南河浜遺址群”；有第三等級的章家埭與第四等級的毘山、江家山、紅衛橋、安樂，第五等級的芝里、塔地等遺址構成的“毘山遺址群”；有第四等級的吳家埠、官井頭、石馬兜等遺址構成的“吳家埠遺址群”。

第三、四等級同屬低等級遺址，因毘山遺址與吳家埠遺址的影響較大，故以毘山與吳家埠為代表，稱之為“毘山遺址群”和“吳家埠遺址群”。

太湖南部僅有二級結構的聚落群和一級結構的聚落群，不見三級結構的聚落群，太湖南部的社會復雜化顯然遜于太湖北部。

遺址群的構成表明東山村遺址群的等級規模高于張陵山遺址群，張陵山遺址群高于南河浜遺址群，南河浜遺址群高于毘山遺址群，毘山遺址群高于吳家埠遺址群。顯然，東山村遺址群為“崧澤古國”中心聚落群，張陵山遺址群、南河浜遺址群為次中心聚落群，毘山遺址群、吳家埠遺址群為低等級聚落群。太湖流域遺址群的分布反映了“崧澤古國”的組織結構，表明太湖流域在一元統治的政治體制之下已形成不同層次、不同等級的社會組織。

不同等級聚落群的空間分布反映了“崧澤古國”內部的遺址群之間可能存在著隸屬關系。根據遺址群的空間分布推測，東山村遺址群掌控著張陵山遺址群，張陵山遺址群掌控著南河浜遺址群，南河浜遺址群掌控著毘山遺址群，毘山遺址群掌控著吳家埠遺址群（圖一四），“崧澤古國”內部可能已形成了分級管理的政治網絡。

圖一四　崧澤時期太湖流域社會結構示意圖

聚落的群聚形態不僅反映了聚落組織的社會結構，而且反映了“崧澤古國”通過王權建立強化地緣政治的國家秩序。“崧澤古國”實行王權統治，在一元統治的政治體制下形成不同層次、不同等級的社會組織，是一個在太湖流域實施廣域王權的政治實體。

太湖北部的東山村遺址群為“崧澤古國”的政治中心，東山村、張陵山、南河浜、毘山、吳家埠等不同等級的遺址群構成太湖流域的社會組織結構?！搬聺晒艊边z址群的出現為探討太湖流域的社會復雜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2.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古國時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時期，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時期。“崧澤古國”的出現意味著太湖流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意味著民族意識的形成，并逐漸上升為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

東山村特大型墓葬的出現不僅標志著太湖流域已進入“古國時代”，而且標志著太湖流域已出現民族共同體的首領。東山村特大型墓葬的墓主既有男性亦有女性，表明“崧澤古國”進入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轉型時期。

“崧澤古國”有著共同的聚落形態和墓葬形態，有著共同的陶器形態和玉器形態，有著共同的信仰崇拜和祭祀禮儀，有著以王權為主導的統治模式，文化遺存和文化遺物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意味著太湖流域已出現民族認同。共同的生存地域、共同的生產方式、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促進了太湖流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而共同的聚落形態與建筑形態、共同的墓地形態與埋葬習俗、共同的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器、共同的禮儀用器與裝飾用器則反映了太湖流域已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識。

太湖流域的東山村與張陵山、南河浜、毘山、吳家埠等層次分明的聚落群的分布，不僅象征著“崧澤古國”內部出現等級分化，象征著“崧澤古國”對社會行為的掌控力和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還暗示著“崧澤古國”民族共同體內部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族群。

3.“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

“崧澤古國”實行的是王權政治，“崧澤古國”在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為強化地緣政治而有組織、有目的、有步驟地向周邊擴張。

太湖北部西臨寧鎮丘陵，北望江淮平原。太湖流域周邊有寧鎮丘陵的北陰陽營文化［62］、江淮平原東部的龍虬莊文化［63］、江淮平原中部的凌家灘文化［64］。

龍虬莊先民通過栽培馴化率先完成了由“栽培的稻”向栽培稻的轉型，極大地提高了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65］；寧鎮丘陵有著豐富的玉石蘊藏，北陰陽營先民有著發達的治玉技藝［66］；江淮中部有著成熟的玉文化，凌家灘先民有著等級分明的用玉制度［67］。

距今5500年前后既是社會的變革時期，也是社會形態發展的分野時期。崧澤文化進入王權社會的“古國”階段；凌家灘文化進入神權社會的“古國”階段，北陰陽營文化和龍虬莊文化還處于松散的族群聯合體階段，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階段。

隨著太湖流域文化因素向周邊諸考古學文化的滲透，寧鎮丘陵和江淮平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大量的崧澤文化因素，“崧澤古國”的文化滲透甚至波及到淮河以北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68］。崧澤文化因素的大量外溢成為長江下游獨特的文化景觀。

距今5300年前后，“崧澤古國”打破了寧鎮丘陵和江淮平原的相對平衡。強大的國力和信仰的力量成為“崧澤古國”西征北伐的動力，“崧澤古國”的征伐蕩平了寧鎮丘陵和江淮平原，摧毀了寧鎮丘陵和江淮平原昔日的璀璨，致使北陰陽營、龍虬莊、凌家灘文化的發展于距今5300年前后戛然而止［69］。

太湖流域周邊諸考古學文化的突然消亡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空前絕后的歷史事件，“崧澤古國”西征北伐在太湖流域產生的顯著效應是崧澤文化發展為良渚文化，“崧澤古國”過渡為“良渚古國”。

距今5300年之后，寧鎮丘陵和江淮平原皆成為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北陰陽營、龍虬莊、凌家灘文化再也沒能興亡繼絕，僅存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長江下游獨領風騷。

四、良渚時期的太湖北部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陶禮器的基本組合與崧澤文化一脈相承。具有方國規模的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傳統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決定了良渚文化在我國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歷史地位［70］。

20世紀50年代，江蘇的考古工作者即在太湖北部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71］，并率先提出了“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個整體”的觀念［72］；1973年，吳縣草鞋山遺址發掘了良渚文化墓地，首次發現了與鼎、雙鼻壺、圈足盤等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的玉琮、玉璧、玉鉞；1977年，發現了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地；1982年，首次在太湖北部發現了具有王陵性質的武進寺墩墓地，上海福泉山也發現了良渚文化墓地；進入21世紀以來，太湖北部先后發掘了江陰高城墩、無錫邱承墩、上海吳家場、常州青城墩、常州象墩等良渚文化遺址。

諸多遺址的發現，為重新認識和探討太湖北部的文明化進程提供了翔實的、全新的考古資料，為太湖北部文明化進程的宏觀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

（一）墓葬形態概觀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遺存多為墓葬，墓葬形態、墓地等級是良渚社會形態的客觀表述。

良渚墓葬在太湖北部有廣泛的分布，常州寺墩［73］、青城墩［74］，江陰高城墩［75］，張家港徐家灣，無錫邱承墩，常熟羅墩［76］、嘉菱蕩［77］、蘇州草鞋山、張陵山西山、張陵山東山［78］、越城，吳江龍南［79］，昆山趙陵山［80］、少卿山［81］、綽墩［82］、朱墓村［83］，上海福泉山、吳家場［84］、廣富林［85］、亭林［86］、馬橋［87］等遺址都發現了良渚文化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多有墓坑和葬具，墓坑多作長方形，偶見刀把形，如福泉山M65、趙陵山M57，一般長2～3米，墓坑長于3米的有趙陵山M77、邱承墩M5、高城墩M13、吳家場M207等。寺墩M3雖未發現墓坑，但隨葬器物置放的長度長于3米，表明寺墩M3的墓坑應長于3米；多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偏南；隨葬器物多置于腿部和足下，亦有置于胸前或頭部。

《左傳》成公二年：“器以藏禮，……政之大節也”；《禮記·禮器》：“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备叩燃壛间灸乖岬碾S葬器物以玉器為主，陶器已退居其次，玉制禮器蘊含著良渚社會的祭祀禮儀，承載著良渚社會的禮儀制度。

《禮記·禮運》：“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論語·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良渚社會有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禮儀，良渚社會是“以玉事神”“以玉娛神”的神巫世界，社會資源服務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禮儀的神權運作是良渚社會統治權力的主導。

《說文·玉部》：“璧，瑞玉，圜也”，“琮，瑞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左傳》昭公十三年：“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璧、琮為祭祀天地神靈的禮器，璧、琮象征著神權政治。

《史記·殷本紀》：“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尚書·牧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象征著王權政治。

玉制禮器具有明確的象征性。玉制禮器是墓主生前社會地位的象征，玉琮、玉璧象征著墓主生前掌控著良渚社會的神權，玉鉞象征著墓主生前掌控著良渚社會的王權［88］，玉琮、玉璧、玉鉞也因之成為良渚社會的文化符號。

玉制禮器數量、等級是墓葬等級的象征。隨葬玉制禮器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頂級墓葬象征著墓地的等級也是頂級。寺墩M3、高城墩M13、少卿山M1、福泉山M9、吳家場M207、趙陵山M77、綽墩M1、張陵東山M1、張陵西山M5、邱承墩M5、草鞋山M198、亭林M16、羅墩M7、廣富林M9、龍南M1、越城M2、馬橋M204、徐家灣M6為太湖北部各良渚文化墓地中的頂級墓葬。

隨葬玉制禮器數量與等級高低是墓主生前社會地位的直觀反映，也是墓地等級的直觀反映。以隨葬玉琮、玉璧、神巫形玉佩的數量作為各墓地的頂級墓葬的判斷依據，以隨葬多節玉琮、單節玉琮、神巫形玉佩等玉制禮器作為劃分墓葬等級的標準，太湖北部的良渚文化墓地可分為五個等級（表三）。

第一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寺墩M3、M4。寺墩M3隨葬多節玉琮30、飾繁縟獸面紋的單節玉琮3，玉璧24、玉鉞3件；M4的隨葬器物雖有缺失，多節玉琮、璧、鉞亦達26件，有飾繁縟獸面紋的單節玉琮。

第二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高城墩M13、少卿山M1、張陵東山M1、福泉山M9、M40、M65、吳家場M207、綽墩M1，隨葬玉琮、璧、鉞的數量在10件以下，皆隨葬飾繁縟獸面紋單節玉琮。

第三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趙陵山M77、張陵西山M5、張陵東山M1，除玉琮、璧或鉞之外，皆隨葬神巫形玉佩?！墩f文·玉部》：“靈，靈巫，以玉事神。”靈巫是神王世界掌控者，神巫形玉佩即良渚時期靈巫的表象。

第四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邱承墩M5、草鞋山M198、亭林M16，皆隨葬玉琮、璧、鉞或石鉞，常見多節玉琮，不見飾繁縟獸面紋單節玉琮，亦不見神巫形玉佩。

第五等級墓地的頂級墓葬有徐家灣M6、龍南M1、越城M2、朱墓村M1、馬橋M204，皆不隨葬玉琮、璧、鉞，羅墩M7、廣富林M9僅隨葬石鉞。

墓地等級象征著聚落等級。根據墓地等級，寺墩為第一等級聚落，即中心聚落；高城墩、少卿山、福泉山、張陵東山、吳家場為第二等級聚落，即次中心聚落；第三等級的趙陵山、張陵西山和第四等級的邱承墩、草鞋山、亭林、青城墩遺址為低等級中心聚落；第五等級的馬橋、綽墩、朱墓村、越城、龍南、羅墩、廣富林、徐家灣遺址為一般聚落。

五個等級的聚落中，第三、四等級的劃分因標準的不同可能會產生異議，但寺墩為太湖北部的中心聚落，高城墩、福泉山等為太湖北部的次中心聚落，當無異議。

（二）良渚社會管窺

1.良渚時期的太湖南北

隨葬器物是最重要的文化遺存，隨葬器物可管窺太湖南北的文化差異。

太湖南部發現良渚文化墓地的遺址主要有桐鄉新地里［89］、姚家山［90］、普安橋［91］，余杭反山［92］、瑤山［93］、匯觀山［94］、橫山［95］、缽衣山［96］、玉架山［97］、姜家山［98］、黃路頭［99］、金花池［100］，平湖莊橋墳［101］，桐廬小青龍［102］，湖州毘山［103］等，其中等級最高的是反山墓地。

反山M12隨葬玉璧2、玉琮6件，其中轉角與直槽內皆飾繁縟獸面紋的形體碩大的玉琮號稱“琮王”，玉鉞飾繁縟獸面紋，有鉞瑁和鉞鐓；反山M14隨葬玉琮3、玉璧26件；M23隨葬玉琮3、玉璧54件；M20隨葬玉琮4、玉璧43件；反山11座墓葬共出土玉琮21件，而寺墩M3即出土玉琮33件。反山墓地的隨葬器物中玉璧多于玉琮，寺墩墓地的隨葬器物中則玉琮多于玉璧。顯然，太湖南北最高等級墓地隨葬的玉制禮器存在著主次和多寡的差異。

玉琮形態可分為單節、多節兩大類。單節玉琮或飾細密繁縟的獸面紋，或飾簡化獸面紋；多節玉琮則多飾簡化獸面紋。多節玉琮流行于太湖北部，以六、七節為多，最多達十節以上。太湖南部除海寧畬墩廟出土1件五節玉琮［104］、桐鄉高橋鎮太平村采集1件四節玉琮［105］、余杭吳家埠采集1件六節玉琮［106］、德清輝山遺址出土1件七節玉琮［107］之外，基本不見多節玉琮。

太湖北部的多節玉琮上飾簡化獸面紋，太湖南部的單節玉琮的繁縟獸面紋上部有羽冠神人獸面紋，如反山M12︰98；亦有飾簡化獸面紋，如反山M12︰92。

太湖北部獸面紋的雙目之間用弧形紋飾連接；太湖南部獸面紋的鼻部呈“工”字形紋飾。太湖北部的繁縟獸面紋無地紋，邊緣有紋飾構成的外框；太湖南部的繁縟獸面紋滿布地紋，邊緣無紋飾構成的外框。太湖南北獸面紋的眉目、口鼻之間的布局不盡相同，獸面紋的細密繁縟程度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獸面紋的差異表明太湖南北可能存在著崇拜神祇的差異，可能存在著祭祀對象的差異。

良渚南北皆有兩側略向內凹弧、刃部較寬的“風”字形玉鉞。太湖南部隨葬的玉鉞平面近似正方形，如反山M12︰100-1；太湖北部隨葬玉鉞皆為長方形窄體玉鉞，不見寬體的“風”字形玉鉞。

神巫形玉佩的器身鏤空，下部為人形，戴高聳的尖冠。太湖北部的趙陵山M77出土的神巫形玉佩，高冠的尖頂上立一鳥，鳥下匍匐一獸；張陵山西山M5出土的神巫形玉佩，冠上與胸部飾丫形鏤空。太湖南部的海寧朱家兜M5出土1件與神巫形玉佩相似的“觽形玉佩”，上端似尖頂高冠，下端似為人頭側面，然面目刻劃不明顯［108］。

三叉形玉器下端圓弧，上端出方柱體平頭三叉，中部有對穿的孔，既有素面無紋，亦有飾繁縟的神人獸面紋或簡化獸面紋。三叉形玉器出土于反山、匯觀山、普安橋、玉架山、橫山、姜家山、金花池和新地里。流行于太湖南部的三叉形玉器不見于太湖北部。

半圓形玉牌作片狀，正面微弧，或素面無紋，或鏤空，或飾繁縟的神人獸面紋，背面微凹，有三對或四對隧孔以便綴于衣冠，半圓形玉牌出土于反山和瑤山。流行于太湖南部的半圓形玉牌不見于太湖北部。

2.太湖南北的政治中心

（1）王族陵寢的比較

反山是太湖南部等級最高的墓地，寺墩是太湖北部等級最高的墓地。

反山墓地缺乏碳十四測年數據，發掘簡報根據魚鰭形足鼎、折腹淺盤粗喇叭形圈足豆、圈足罐、深腹筒形大口缸等陶器的形態特征對墓地年代進行了推斷：“魚鰭形足鼎是良諸文化最具特征的器種之一，我們認為其發展變化是鼎足兩側較薄、中間較厚的魚鰭形→外側斜直加厚的扁側足→外側加寬的“T”字形足。反山鼎足為外側斜直稍厚，內側仍弧撇的扁側足，屬良諸中期偏早；反山豆的形態特點是折腹淺盤，粗喇叭形圈足稍高，并飾弦紋和扁方形鏤孔，也是中期稍早的特征；夾砂圈足罐可以視為良諸晚期出現的泥質陶尊形器的前身；深腹筒形缸與上海福泉山早期良諸墓葬中所出的釜形器相似。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反山墓地應屬良諸中期偏早，距今約5000—4800年?！保?09］反山墓地的發掘報告重申了發掘簡報的認知：“我們在整理、編寫《浙江良渚文化小墓分期》時，按陶器的組合、形制特點等將良渚文化分為四期。而后在撰寫《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時，參照了小墓分期的標準，在結語的'年代’一節中，'我們認為反山墓地應屬良渚文化中期偏早，約距今5000—4800年?！保?10］

據發掘報告的注釋113，《浙江良渚文化小墓分期》即《浙江北部地區良渚文化墓葬的發掘（1978-1986）》以嘉興雀幕橋，海寧千金角、徐步橋、盛家埭，平湖平邱墩和德清輝山良渚小墓所作的分期［111］，嘉興、海寧、平湖、德清等地良渚小墓的分期也因之成為反山墓地分期的基礎和分期的標準。

確定墓葬年代除測年之外，還有陶器的器形特征。反山墓地發掘的11座良渚墓葬按年代早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M12、M14、M15、M16、M17、M18、M20、M22、M23等9座墓葬，發掘報告僅公布了M17、M18、M20、M22、M23隨葬的陶鼎、豆、盤、罐、大口缸等，遺憾的是無論是發掘簡報還是發掘報告皆未公布M12隨葬陶器的圖像資料。

反山墓地的發掘報告認為，“考古界對于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不同的觀點，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112］。正因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分期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113］，因此有必要重新討論寺墩墓地的年代。

寺墩遺址的第2層中清理了墓葬M3、M4，即M3、M4打破第2層。南京博物院碳十四實驗室對T108第2層炭粒的測定年代為距今4270±205年，樹輪校正年代后距今4740±230年，碳十四測年的上限為距今4970年。由于寺墩M3是太湖流域第一次發現的良渚文化特大型墓葬，為謹慎起見，發掘報告采用了測定年代與校正年代的平均值，將墓葬年代定為距今4500年前后。

2019年，南京博物院在寺墩M3的東部進行考古發掘，并在美國BETA實驗室作了一組碳十四測年［114］，寺墩遺址年代的區間值為距今5300—4526年，據2019年發掘的早期墓葬M4和晚期墓葬M15的測年結果推算，寺墩墓地年代的平均值為距今4911年。

寺墩M3隨葬的泥質黑陶貫耳壺、泥質黑陶盤、泥質灰陶折盤細柄高圈足豆等并不呈良渚文化晚期的時代特征。深腹圈足的夾砂紅陶大口尊（原報告作“簋”）更具崧澤文化的遺風；折盤細柄高圈足豆的年代明顯早于反山墓地隨葬的粗柄大圈足豆。

根據陶器的器形特征并參考碳十四測年數據，寺墩M3的年代應在距今49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階段或良渚文化中期的偏早階段。

以往認為寺墩墓地多節玉琮的年代晚于反山墓地的單節玉琮［115］，由于寺墩墓地與反山墓地第一階段的年代相當，從而衍生出多節玉琮與單節玉琮年代的重新討論。

反山墓地不見多節玉琮，寺墩墓地主要隨葬多節玉琮，偶見單節玉琮，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在太湖北部往往并存于同一墓葬，且五、六、七節與十三、十五節的玉琮并存于同一墓葬（如寺墩M3）。因此，單節玉琮、多節玉琮的共存現象和繁縟獸面紋、簡化獸面紋的共存現象表明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之間不存在出現時間的早晚，不存在相互之間的發展、演變與嬗遞關系。

太湖南部單節玉琮在繁縟獸面紋上部飾神人形象，太湖北部的繁縟獸面紋上部往往飾簡化獸面紋，獸面紋的差異暗示著太湖南北存在著神靈崇拜的差異；太湖北部出現的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的共存現象，表明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存在著流行區域的差異和器物形態的差異。

盡管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現今皆稱之為“玉琮”，然根據太湖北部單節玉琮與多節玉琮并存的文化現象推測，良渚時期不同形態的玉琮可能有著不同的祭祀功能，有著不同的器名。

（2）良渚遺址群的比較

良渚遺址群依傍天目山余脈，小山孤丘散布其間。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由良渚古城、反山王族陵寢、莫角山神廟宮殿、瑤山和匯觀山祭壇墓地、盧村和子母墩祭壇、美人地貴族居住區、文家山和卞家山等中型聚落、塘山長堤和鯉魚山——老虎嶺水壩、茅山古稻田、中初鳴玉作坊構成了“良渚遺址群”。“良渚遺址群”反映了太湖南部“良渚古國”的體系結構和功能分區，體現出太湖南部的“良渚古國”的國家形態。

寺墩遺址的面積約90萬平方米，以直徑100多米、高20多米的人工堆筑的祭壇為中心，東南約5千米處為連片的低山丘陵，由西南向東北依次為清明山、芳茂山、雞籠山、陳墩山、秦望山、舜過山，遺址周邊的張家浜、草塘浜、窯墩浜、北塘圩、放生池組成一周圓角方形的河道環繞，環形水系圍合面積約150萬平方米。寺墩的墩體位于外圍水系的中心，寺墩與周邊的蔣家墩、陳家新村、高城墩、姬墩山、象墩、箬帽頂、塢墩、烏墩、排姆村、青城墩、城海墩、姬山、南山、赤墩等遺址構成了“寺墩遺址群”?！八露者z址群”反映了太湖北部“良渚古國”的社會分層和功能分區，反映了太湖北部“良渚古國”的國家組織和政體結構。

太湖南部“良渚遺址群”的分布范圍約42平方千米。根據寺墩與象墩、高城墩、青城墩、姬山、南山、赤墩等遺址的地理位置推算，太湖北部“寺墩遺址群”的分布范圍大于“良渚遺址群”。

反山墓地是一座東西長90、南北寬30、高出地面6米的土墩，寺墩墓地是一座東西長100、南北寬80、高出地面20米的土墩，寺墩墓地的面積與規模皆大于反山墓地。

高城墩墓地的發現為重新認識寺墩墓地的文化性質和文化年代提供了新的佐證。高城墩墓地隨葬玉琮、玉璧、玉鉞和石鉞的現象十分普遍，隨葬玉琮的有M3，隨葬玉璧、石鉞的有M2、M10，隨葬玉璧、玉鉞的有M1，隨葬玉琮、玉璧、石鉞的有M8、M11，隨葬玉琮、玉璧、玉鉞、石鉞的有M5、M13。高城墩墓地的排葬規律與瑤山墓地類似，高城墩的性質與瑤山類似。高城墩是太湖北部的祭壇墓地，瑤山是太湖南部的祭壇墓地，寺墩與高城墩之間的相互關系相當于反山與瑤山，高城墩、寺墩之間的距離與瑤山、反山之間的距離相當。

寺墩出土過射徑17厘米的大玉琮［116］，號稱“琮王”的反山M12︰98射徑17.1厘米，兩者的體量相當。寺墩出土的十五節玉琮（M3︰16）是太湖流域節數最多的玉琮，寺墩出土的高33.5厘米的玉琮（M3︰26）是太湖流域最高的玉琮，寺墩出土的直徑30.3厘米的玉璧是太湖流域體量最大的玉璧［117］。

反山墓地與寺墩墓地的時代相當，是分居太湖南北的王族陵寢，反山M12與寺墩M3是太湖南北并立的良渚“王陵”［118］?！傲间具z址群”與“寺墩遺址群”是太湖南北并立的政治中心。

玉琮、玉璧是“良渚古國”最主要的禮儀用器，除反山、瑤山與寺墩、高城墩墓地之外，太湖南部各墓地頂級墓葬隨葬玉璧、玉琮的數量明顯少于太湖北部（表四）。

隨葬玉琮、玉璧的墓葬應該為神權的掌控者。太湖南部隨葬玉琮、玉璧的頂級墓葬有反山M12、瑤山M10、匯觀山M4、橫山M2、廟前M7、文家山M1、新地里M28、普安橋M19、玉架山M200、缽衣山M2、小青龍M14、姚家山M3、廟前M7，太湖北部隨葬玉琮、玉璧的頂級墓葬有寺墩M3、高城墩M13、福泉山M9、少卿山M1、張陵東山M1、綽墩M1、吳家場M207、趙陵山M77、張陵山M5、邱承墩M5、嘉菱蕩M1、草鞋山M198、亭林M16等，大大小小神權掌控者表明“良渚古國”強化的是神權政治，“良渚古國”內部可能實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原始民主制”。

太湖北部除“寺墩遺址群”之外，還有以福泉山遺址為中心，與周邊的少卿山、趙陵山、張陵東山、張陵山、草鞋山、越城、亭林、廣富林、綽墩等遺址構成等級低于“寺墩遺址群”的“福泉山遺址群”。太湖北部同時存在著兩個不同等級的遺址群，表明太湖北部的社會復雜化程度可能高于太湖南部。

良渚時期太湖南北存在著崇拜神祇、祭祀對象、禮儀用器、禮儀制度的差異，反映了“良渚古國”的民族共同體中存在著兩大族群，并形成了分居太湖南北的兩大勢力范圍和兩個政治中心?！傲间具z址群”與“寺墩遺址群”是“良渚古國”并立的都邑性遺址，太湖南北的“良渚遺址群”與“寺墩遺址群”構建了我國文明起源的“雙子星模式”（圖一五）。

圖一五　良渚時期太湖流域社會結構示意圖

因此，“良渚古國”不僅是神權與王權并存的二元社會，而且是政治中心南北并立的二元社會。

3.“良渚古國”的社會轉型

太湖流域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一個社會集團對周邊社會集團的征服，是一個社會集團對周邊社會集團的占有。

“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揭開了“良渚古國”欣欣向榮的序幕，奠定了“良渚古國”繁榮昌盛的基礎。

太湖北部西臨寧鎮丘陵，北望江淮平原。距今5500年前后，“崧澤古國”對寧鎮丘陵、江淮平原進行了西征北伐。“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不僅占有了廣袤的生存空間，控制了豐厚的自然資源，而且掠奪了大量的物質資源，俘獲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使寧鎮丘陵與江淮平原一夜之間成為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

資源包含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資源競爭是導致人群沖突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模式?！搬聺晒艊钡奈髡鞅狈カ@取了江淮東部栽培稻的種植和栽培技術，優質的水稻種植和先進的稻作農業技術的輸入奠定良渚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還掠奪了“玉資源”，“玉資源”不僅包括蘊藏豐富的玉礦，還包括掌握嫻熟治玉工藝的玉工，“玉資源”的涌入與“玉文化”的輸入為太湖流域的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崇玉、禮玉的“良渚古國”。

巫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巫是神權社會的掌控者。距今5600—5300年的凌家灘文化已進入“古國”時代，“凌家灘古國”是靈巫統治的神權社會。凌家灘靈巫陵墓出土了大量與原始宗教禮儀相關的玉璧、玉鉞、玉人、玉龍、玉龜、玉鷹、玉璜、神巫形玉佩等，其中07M23隨葬玉器多達200件［119］。

“崧澤古國”向“良渚古國”悄然轉型之時正是“凌家灘古國”突然消失之際，“良渚古國”勃然興起之際正是“凌家灘古國”黯然退出歷史舞臺之時。

《詩·衛風·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呂氏春秋·仲秋紀》：“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薄傲杓覟┕艊笔且杂裰贫Y器為原始宗教象征的神權社會，“良渚古國”也是以玉制禮器為原始宗教象征的神權社會；“凌家灘古國”流行的是以玉事神、以玉娛神的儺文化，“良渚古國”流行的也是以玉事神、以玉娛神的儺文化［120］，“凌家灘古國”與“良渚古國”有著共同的“儺禮”［121］。

“凌家灘古國”的玉制禮器有璜、璧、鉞以及神巫形玉佩、動物形玉佩等；“良渚古國”的玉制禮器有璧、鉞和新出現的琮。玉制禮器的不同形態與不同組合象征著“凌家灘古國”與“良渚古國”有著不同的民族意識，有著不同的信仰崇拜和不同的禮儀制度。

凌家灘“玉文化”的融入雖然奠定了良渚文化神權政治的基礎，但“良渚古國”根據自身的神祇崇拜與宗教信仰對凌家灘“玉文化”進行了繼承和改造，強化了祭祀禮儀用器中的玉琮和玉璧，強化了天地神靈的崇拜。凌家灘文化的衰亡時間與良渚文化的興起時間相互銜接，反映了“凌家灘古國”與“良渚古國”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系，反映了“良渚古國”施行的是復合型神權政治。

“崧澤古國”是崇尚暴力的王權社會，“崧澤古國”通過對社會行為的掌控力和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促成了太湖流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良渚古國”是崇尚神靈的神權社會，“良渚古國”的神巫運用公共權力驅動社會的進程，“良渚古國”是一個神權與王權和諧共存的社會。

太湖流域勢不可擋的文化進程是轉型的內因，凌家灘神權政治的融入是“崧澤古國”向“良渚古國”轉型的外因。由于“崧澤古國”對外的侵略與掠奪，“凌家灘古國”的“玉資源”和“玉文化”在強權的奴役和驅使下遷往太湖流域，在服從代價與違抗代價的抉擇中融入了太湖流域，從而導致了“崧澤古國”的化繭成蝶，優雅地蛻變為“良渚古國”。

“崧澤古國”的王權政治與“凌家灘古國”的神權政治雖為“良渚古國”政治體制的兩大來源，然在“良渚古國”的發展過程中，神權政治逐漸演化為“良渚古國”主導［122］。由于凌家灘神權政治的融入，太湖流域以王權為主導的“崧澤古國”邁進了以神權主導的“良渚古國”，由崇尚暴力的王權國家轉型為崇尚神靈的神權國家，由“軍事獨裁制”的“崧澤古國”轉型為“原始民主制”的“良渚古國”。

“良渚古國”有著功能齊全的禮儀用器和日臻完善的禮儀制度，成為古國時代一顆光芒璀璨的明星；而“良渚古國”的迅速崛起與突然消亡，則成為我國文明化進程中的一個特例［123］。

五、太湖流域文明化進程俯瞰

太湖地區是我國史前文明的圣地，太湖流域的地域文明兼具多樣性和統一性，太湖流域的文明化進程有著特殊性和唯一性。

馬家浜文化為東方文明的搖籃。馬家浜時期的太湖流域存在著東、西兩個互有向心作用的文化中心，其文化相互滲透并相互影響。距今6300—6000年前后的太湖北部出現東山村特大型聚落，并出現了原始的宗教禮儀和最初的軍事權力。馬家浜文化孕育了太湖流域的文明基因，初現了太湖流域的文明曙光。

太湖北部的東山村遺址為馬家浜時期的中心遺址，太湖北部的氏族首領掌控著草鞋山類型和駱駝墩類型，太湖北部的文明化程度明顯高于太湖南部。

距今6000—5700年前后的崧澤早期，太湖流域開啟了社會復雜化進程，東山村遺址群→張陵山遺址群→南河浜遺址群→毘山遺址群→吳家埠遺址群成為“崧澤古國”金字塔形社會架構的真實寫照。以東山村遺址群為代表的太湖北部率先進入了古國階段，“崧澤古國”的出現將我國的古國時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東山村墓地的發現奠定了太湖北部在“崧澤古國”的中心地位。“崧澤古國”處于部落社會向部族社會的轉型時期，并形成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體。

距今5500—5300年前后，“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毀滅了太湖流域周邊諸考古學文化，太湖流域周邊考古學文化的毀滅鑄就了“良渚古國”的輝煌。

距今4900年前后的“良渚遺址群”與“寺墩遺址群”分庭抗禮，平分秋色，構成了分居太湖南北的兩個政治中心。

由于神權的張力，導致太湖南北出現神祇信仰的差異；宗教權力、軍事權力、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成為社會權力的支柱，原始宗教與神巫政治在良渚文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于王權的張力，導致太湖南北出現“良渚遺址群”與“寺墩遺址群”，出現反山王陵區與寺墩王陵區。根據禮儀用器出現的差異性推測，“良渚遺址群”與“寺墩遺址群”可能分屬同一民族共同體中的不同族群。

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124］，國家的出現和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是文明社會的標志。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重瓣花朵”的向心結構，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相互作用圈”之間的內在聯系，中華民族的形成具有“多元一體”的凝聚核心［125］。從社會復雜化到古國誕生，從古國向王國轉化，從王國到帝國建立，是中國古代文明化歷經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歷程［126］。

中華民族的文明化進程是一幅豐富多彩的歷史長卷，“崧澤古國”與“良渚古國”映襯著中華文明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偉大時代，太湖流域的文明化進程為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卷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太湖流域社會復雜化的發展軌跡和社會文明化的演進模式，反映了我國文明起源存在著多種模式。太湖流域由王權統治的“崧澤古國”轉型為神權統治的“良渚古國”，成為中華文明進程中獨樹一幟的“太湖模式”。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蘇秉琦：《太湖流域考古問題》，《東南文化》1987年第1期。

［2］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嘉興馬家浜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1年第7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馬家浜》，文物出版社2019年。

［3］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嘉興吳家浜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第3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嘉興吳家浜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十輯，文物出版社2014年。

［4］羅家角考古隊：《桐鄉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5］張梅坤：《桐鄉新橋遺址試掘報告》，《農業考古》1999年第3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吳家埠新石器時代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建所十周年紀念專刊1980—1990），科學出版社1993年。

［7］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吳興縣邱城遺址1957年發掘報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七輯，杭州出版社2005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湖州市邱城遺址第三、四次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七輯，杭州出版社2005年。

［8］樓航、梁亦建：《長興江家山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芝里遺址的馬家浜、崧澤文化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崧澤》，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綽墩遺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12］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吳江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3年第6期。

［13］蘇州博物館：《江蘇吳江廣福村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1期。

［14］a.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文物出版社1980年；b.南京博物院：《蘇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東方文明之光》，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15］南京博物院：《江蘇越城遺址的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

［16］南京博物院等：《東山村》，文物出版社2016年。

［17］蘇州博物館等：《江蘇張家港許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0年第5期。

［18］南京博物院等：《江蘇無錫錫山彭祖墩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6年第4期。

［19］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科學出版社2010年。

［20］南京博物院等：《祁頭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21］a.常州市博物館：《江蘇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和試掘》，《考古》1974年第2期；b.吳蘇：《圩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8年第4期；c.常州市博物館：《常州圩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d.江蘇省圩墩遺址考古發掘隊：《常州圩墩遺址第五次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95年第4期；e.常州市博物館：《1985年江蘇常州圩墩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001年第1期。

［22］武進縣文化館等：《江蘇武進潘家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79年第5期。

［23］江蘇省三星村聯合考古隊：《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文物》2004年第2期。

［24］a.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蘇宜興駱駝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2003年第7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蘇宜興駱駝墩遺址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5］南京博物院等：《宜興西溪遺址試掘簡報》，《東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26］南京博物院等：《溧陽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

［27］a.朱蕓蕓：《溧陽秦堂山遺址考古》，《大眾考古》2016年第1期；b.高偉、周潤墾：《溧陽秦堂山遺址發掘》，江蘇省文物局主編《江蘇考古（2012-2013）》，南京出版社2015年；c.史駿、甘恢元、周鑫：《溧陽秦堂山遺址發掘》，江蘇省文物局主編《江蘇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28］賀亞炳、周鑫等：《太湖西部大規模史前遺址——江蘇溧陽東灘頭遺址發掘收獲》，《中國文物報》2022年2月11日第8版。

［29］張敏：《關于環太湖地區原始文化的思考》，《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

［30］張敏：《馬家浜文化三題》，《東南文化》2012年第1期。

［31］張敏：《崧澤文化三題》，《東南文化》2015年第1期。

［32］烏墩考古隊：《武進烏墩遺址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94年增刊《通古達今之路》。

［33］常州博物館：《常州新崗》，文物出版社2012年。

［34］南京博物院等：《南樓2006年度發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35］蘇州博物館等：《江蘇張家港徐家灣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5年第3期。

［36］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江蘇常熟錢底巷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年第4期。

［37］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張陵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6輯，文物出版社1982年。

［38］蘇州博物館等：《江蘇吳江同里遺址發掘報告》，《蘇州文物考古新發現》，古吳軒出版社2007年。

［39］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蘇昆山姜里新石器時代遺址2011年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期。

［4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松江縣湯廟村遺址》，《考古》1985年第7期。

［4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0年。

［42］李伯謙：《崧澤文化大型墓葬的啟示》，《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年。

［4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鹽仙壇廟遺址的早中期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達澤廟遺址的發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長征出版社1997年。

［4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皇墳頭遺址的崧澤文化墓葬》，《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九虎廟遺址考古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酒地上遺址2013年度發掘的崧澤文化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瑞寺橋遺址考古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1］普安橋中日聯合考古隊：《桐鄉普安橋遺址早期墓葬及崧澤風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頭遺址崧澤文化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馬兜遺址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湖州市章家埭遺址試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州塔地遺址的崧澤文化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興江家山遺址崧澤文化墓地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興紅衛橋遺址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芝里遺址的馬家浜、崧澤文化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60］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安樂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b.《安吉安樂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c.《安吉安樂遺址第三、四次發掘的階段性收獲》，《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61］余杭吳家埠遺址清理墓葬28座，分為四期：第一期墓葬8座，屬馬家浜文化；第二期墓葬9座，屬崧澤文化向良渚文化的過渡階段，故將其歸入崧澤文化；第三期墓葬7座，第四期墓葬4座，屬良渚文化。第二期墓葬中，隨葬器物最多的M8的年代偏晚，可歸入第三期。因此，本文采用了第二期隨葬器物僅次于M8的M11。

［62］南京博物院：《北陰陽營》，文物出版社1993年。

［63］龍虬莊遺址考古隊：《龍虬莊》，科學出版社1999年。

［6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文物出版社2006年。

［65］a.張敏、湯陵華：《江淮東部的原始稻作農業及相關問題的討論》，《農業考古》1996年第3期；b.王才林、張敏：《高郵龍虬莊遺址原始稻作遺存的再研究》，《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

［66］a.羅宗真：《南京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玉器的初步研究》，鄧聰編《東亞玉器（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b.張敏：《句容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東南文化》2001年第6期。

［67］a.俞偉超：《含山凌家灘玉器反映的信仰狀況》，《文物研究》第五輯，黃山書社1989年；b.張敬國：《從安徽凌家灘墓地出土玉器談中國的玉器時代》，《東南文化》1991年第2期；c.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68］a.欒豐實：《崧澤文化向北方地區的擴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潛山薛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27頁。

［69］張敏：《距今5500年前后的長三角》，《長三角文化論叢》編委會編《長三角歷史文化及當代價值》，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70］蘇秉琦：《良渚文化的歷史地位》，余杭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71］王志敏：《江蘇省南部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通訊》1955年第1期。

［72］尹煥章、張正祥：《對江蘇太湖地區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認識》，《考古》1962年第3期。

［7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年第2期。

［74］任林平、許晶晶：《常州市青城墩遺址發掘》，江蘇省文物局主編：《江蘇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75］a.陳麗華：《江蘇江陰高城墩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文物》1995年第6期；b.南京博物院等：《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

［76］蘇州博物館等：《江蘇常熟羅墩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7期。

［77］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常熟良渚文化遺址》《文物》1984年第2期。

［78］南京博物院等：《江蘇吳縣張陵山東山遺址》，《文物》1986年第10期。

［79］a.蘇州博物館等：《江蘇吳江龍南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7期；b.蘇州博物館等：《吳江梅堰龍南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第三、四次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99年第3期。

［80］南京博物院：《趙陵山》，文物出版社2012年。

［81］a.蘇州博物館等：《江蘇省昆山縣少卿山遺址》，《文物》1988年第1期；b.蘇州博物館等：《江蘇昆山市少卿山遺址的發掘》，《考古》2000年第4期。

［82］南京博物院等：《江蘇昆山綽墩遺址的調查與發掘》，《文物》1984年第2期。

［83］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等：《江蘇昆山朱墓村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4年第2期。［84］上海博物館：《上海福泉山遺址吳家場墓地2010年發掘簡報》，《考古》2015年第10期。

［85］a.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1999～2000年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10期；b.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2001～2005年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8期。

［86］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區亭林遺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8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馬橋》，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

［88］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

［8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

［90］浙江省文物局：《發現歷史》，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第190頁。

［91］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浙江桐鄉普安橋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4期。

［9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9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瑤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9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匯觀山良渚文化祭壇與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7期。

［95］浙江省余杭縣文管會：《浙江余杭橫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簡報》，《東方文明之光》，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9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缽衣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0期。

［9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玉架山遺址：環壕聚落》，浙江省文物局編《發現歷史：浙江新世紀考古成果展》，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

［9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區良渚古城姜家山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6期。

［9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區良渚古城黃路頭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21年第5期。

［10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區良渚古城金花池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21年第5期。

［10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平湖市莊橋墳良渚文化遺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

［10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青龍》，文物出版社2017年。

［10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佘墩廟遺址》，《崧澤·良渚文化在嘉興》，浙江攝影出版社2005年。

［105］嘉興文物局：《嘉興博物館館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浙江攝影出版社2007年，第46頁。

［106］同［6］。

［107］德清縣博物館：《德清博物館文物珍藏》，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108］海寧市文物保護所：《浙江海寧朱家兜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21年第3期。

［10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110］同［92］，第365頁。

［1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區良渚文化墓葬的發掘（1978-19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科學出版社1993年。

［112］同［92］，同第365頁。

［113］a.陳國慶：《良渚文化分期及相關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第6期；b.楊晶：《論良渚文化分期》，《東南文化》1991年第6期；c.欒豐實：《良渚文化的分期與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d.黃宣佩：《論良渚文化的分期》，《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e.宋建：《論良渚文化的興衰過程》，《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1999年；f.李新偉：《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2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g.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h.秦嶺：《良渚文化的研究現狀及相關問題》，《考古學研究（四）》，科學出版社2000年。

［114］南京博物院等：《江蘇常州天寧區寺墩遺址2019年度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22年第5期。

［115］王?。骸读间疚幕耒c議》，《考古》1986年第11期。

［116］陳麗華：《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物》，《文物》1984年第2期。

［117］陳麗華主編：《常州博物館50周年典藏叢書·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118］王明達：《良渚遺址群再認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

［1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的新發現》，《考古》2008年第3期。

［120］張敏：《紅山與良渚：玉器形態與原始宗教形態相互關系的再思考》，《玉魂國魄（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121］a.林河：《中國巫儺史：中華文明基因初探》，花城出版社2001年；b.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科學出版社2007年。

［122］李伯謙：《從崧澤到良渚——關于古代文明演進模式發生重大轉折的再分析》，《考古學研究》（十），科學出版社2012年。

［123］張敏：《倏而來兮忽而逝：遠逝的良渚文化與遠古文明》，《東亞文明》第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124］〔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125］a.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b.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3年；c.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