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殤——談司馬光與王安石

一、內憂外患

•      重文輕武：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背叛了后周，奪了后周的天下。所以他很擔心手下人造反，之后“杯酒釋兵權”，手下石守信等大將均被剝奪兵權。雖然此舉加強了對軍隊的中央集權，但是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同時對武將的不信任、猜疑等，采用以文人治軍的政策，均造成了北宋軍隊實力的下降。這也是北宋與西夏、遼國、金國作戰時屢敗的原因之一。

•      財政困難：1）北宋實施“收繳兵權、中央養兵”，同時建立了復雜的官僚機構，機構臃腫，看似軍隊和官員互相制衡，但是耗費了大量財力。宋真宗期間，在冊官員9785人，宋英宗在位時達到24000人。宋太祖時期全國總兵力20人，宋英宗時期兵力達到116萬。2）北宋的“恩蔭制度”，使得享受祿位的人群數量不斷膨脹。北宋對于官員的賞賜也是驚人的，各種祭祀活動也是鋪張浪費。3）宋真宗后期財政已經出現危機，到了宋仁宗、宋英宗時期，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入不敷出的危機日益嚴重。4）仁宗的陵園建設和葬禮，以及英宗的過度鋪張和賞賜，更是將財政狀況推向絕境。

•      慶歷新政失敗：宋仁宗在位的1043年，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在皇帝的支持下進行了新政改革，新政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由于觸動了大多數官員的利益及皇室利益，加上宋仁宗的優柔寡斷，新政只推行了三年就失敗了。反對派攻擊范仲淹等是“朋黨”，擊中了宋仁宗的敏感神經，說到底宋朝皇帝都怕“朋黨”，所以宋仁宗廢除了新法。這種改革（其它也包括官員任命、政令發布等事情）的反覆，在北宋歷史上不斷出現，造成社會、政治的混亂，也加速了皇朝的衰敗。

•      神交歲月

司馬光與王安石

•       蟄居江南

王安石故居半山園

•       初露鋒芒

宋神宗為什么要改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宋神宗想有一番作為，想開疆拓土，改變與西夏、遼國作戰的被動局面，但是國庫空虛、財政虧空，是不能實現他的理想的，所以他必須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宋神宗的父親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親生兒子，宋仁宗一直到臨死都舍不得傳位給宋英宗，希望自己能生個兒子來繼承江山。所以宋英宗一直耿耿于懷，也只在位了四年。宋神宗想證明自己父親一脈是“天降大任”，能振興宋氏王朝。

•      爭鋒相對

自從王安石進入政治核心圈后，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分歧就開始蔓延了。當王安石剛入開封時，司馬光還是對王安石寄予厚望的，畢竟曾經的“嘉祐四友”也是很和諧地談古論今，而且司馬光一直認為王安石是堪當大任、造福蒼生的人才。可惜司馬光并不了解王安石，他了解的王安石是才高八斗、不貪圖富貴，但是他不了解對方的政見和改革方向。

1068年8月在延和殿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爆發了第一次沖突，討論的事情是“是否要南郊賞賜”，事情雖小，但是沖突很大。王安石說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最終神宗支持了王安石，因為神宗是需要國庫有錢的，如果按照司馬光的說法，必須搜刮民間財富國庫才能充裕，這顯然違反儒家道德。

緊接著，在對“山東殺夫案”的重審中，王安石又別出新樣，對已有的司法重新進行了解讀，在司馬光看來，這完全站不住腳的解讀，神宗再次給予了支持。

其實，王安石這樣針對小事情較真，不惜與司馬光對著干，就是為自己的改革進行鋪墊：他知道，自己的改革必須得到神宗的完全支持，必須將官僚隊伍變成自己的工具，必須要消除異己，尤其是身在高位的反對派。所以，這些小事件都是鋪墊，真正的“血雨腥風”馬上就要來了。

•       新政爭議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逐步發布了改革新政，涉及經濟、軍事、科舉選才。王安石吸取了慶歷改革失敗的教訓，“聰明”地避開了對官僚體制的變革。主要內容如下：

1069年9月青苗法率先實施，其做法看似合理：在青黃不接的季節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農民自愿借貸，到收貨季節還款，這樣農民不必忍受民間高利貸的盤剝，而國家可以獲得合理的利潤。這就是王安石的“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是在實際執行中，“自愿貸款”變成了強制貸款，所有農戶都必須借貸，貸款利息是30%，根本不是低息貸款。1070年初前任宰相韓琦向神宗告了一狀，揭露了他在河北看到的青苗法實際執行情況。

神宗不能不重視此報告，畢竟韓琦是前任宰相，在前朝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圍繞著報告，兩派展開斗爭，王安石此時告病請辭，他其實是在向神宗傳達這樣的意思“要么推行青苗法，要么我走人，沒有中間道路”。

在神宗猶豫的時候，司馬光犯了政治路線錯誤：神宗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他上書神宗，強調必須取消王安石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廢除青苗法，司馬光是拿個人前途進行賭博。前任宰相韓琦特地派專使勸說司馬光接受任命，留在皇帝身邊，就可以繼續影響朝廷的政策，還可以保留對變法的糾偏。司馬光認為，要么皇帝按我的意見行事，否則我接受官職，就意味著對原則和理想的背叛。他回信給韓琦道“君實作事，令人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迷信古人的道德水準，韓琦只嘆司馬光太書生氣了。

•       西去洛陽

1070年11月司馬光先去西安，后申請在洛陽任閑職。從1071年到1085年，司馬光在洛陽專心致志地完成了《資治通鑒》，當然費用是神宗支持的。1073年司馬光建造了獨樂園，與失意的“官場老翁們”一起“娛樂”，民間稱之為“耆老會”，一共有12人：領頭的是洛陽留守、前任宰相文彥博，77歲；年紀最大的是前任宰相富弼，79歲。這些失意的前朝高官，也是苦中作樂呀。1082年正月，司馬光寫了《洛陽耆英會序》，記錄聚會的盛況。

洛陽是反對派的聚集地，而開封則是王安石的天下，統治了宋朝15年。前6年是王安石在前臺、神宗在后臺支持；后9年是王安石退居在金陵，神宗獨攬大權，直接把宰相當成了高級秘書，皇權走向專制、官僚淪為工具。理財富國基本實現了，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開疆拓土卻失敗得較多。

王安石培植了自己的親信，呂惠卿、蔡確、章惇、韓縝等，凡是阻礙變法或持異議的人，均被貶到外地或被迫退休，包括韓琦、文彥博、富弼、范鎮、蘇軾、李常、呂公著、程顥等等。

•      復仇

司馬光最終也未能與神宗再見一面，1085年3月5日神宗駕崩，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變法造成了底層民眾的疾苦，實際上農民沒得到什么好處，所以變法得不到民眾支持。高太皇太后是反對變法的，所以她一上臺，就開始啟用閑置的司馬光。反對派終于等來了復仇的機會，王安石一派很快被趕出權利中心，變法全部廢除。

司馬光并未保留變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廢除，他只想回到仁宗時代的制度，本質上司馬光確實是“保守派”。司馬光本質上還是慶歷新政的支持者，從儒家傳統出發，希望進行官僚機構的內部改革，節約國家財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至于提高農業技術、發展商業，這還真超越了他的理解范疇。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病逝于南京，朝廷和司馬光給予王安石極高的哀榮。高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會活動兩天，贈給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階，給予其7名后人入官資格，等等。

但是復仇還在繼續，所有王安石提拔的官員，都得到貶謫。盡管司馬光、呂公著等人不愿意進行“復仇”，但他們已經無法左右“復仇的進行”。

•      朋黨之爭、翻云覆雨

盡管無論是宋仁宗還是宋神宗，都竭力避免朋黨之爭，但是事實上還是形成了朋黨之爭。從慶歷新政到熙寧變法，“改革派”與“保守派”實際上就是兩大集團，王安石不會對保守派手軟，保守派一旦掌權也絕不放過對改革派的復仇。

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繼位，王安石一派重新掌權，司馬光被剝奪了謚號，“保守派”被趕下政壇。之后的宋徽宗，啟用了王安石的學生蔡京為宰相，蔡京搞出了“元祐奸黨碑”、“元祐黨籍碑”，凡屬于“元祐”范疇的均被打入底層。在宋徽宗和蔡京的統治下，北宋很快就滅亡了。

我們可以給司馬光和王安石貼各種標簽，從本質上來說，兩人都是北宋時代的杰出人物，論道德節操、文化修養都是頂級的，兩人也曾惺惺相惜。兩人最大的區別在于政見不同、信仰不同。

司馬光是儒家道德的維護者，希望君王能勤政愛民，官員能恪盡職守，農民能安居樂業。在對西夏、遼國的策略上，主張維持邊界的平衡，不主張主動出擊。宋神宗如能完全信任司馬光，按司馬光的主張來施政，也未嘗不可。但是宋神宗是想開疆拓土的、需要國庫充盈的，司馬光的主張是滿足不了宋神宗的理想的。而宋神宗也不是李世民，他沒有唐太宗的雄韜武略。

王安石相比司馬光，絕對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提出的改革制度，從制度本身來講，確實是富國強兵的好方法，極富有超前性。比如“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并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分為五等，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這絕對是好政策。再比如“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市易法”：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已經有很超前的商業意識了。就是被人詬病最多的“青苗法”、“募役法”，也是有可取之處的。

那為什么變法會遭到“保守派”官員的抵制，底層民眾也不歡迎呢？

•      變法走樣了：王安石的改革制度，沒有細則，沒有對官員的約束，官員只管向底層收錢，變法走樣了。盡管變法16年，國庫是充盈了，但是就像司馬光所說，社會財富并沒有增加，是盤剝底層民眾而獲得的。王安石只重視官員每年向朝廷交了多少錢，根本不管錢從何而來。這就造成奸佞之人投其所好，粉飾太平，到最后整個朝廷都是“收錢機器”。王安石是標準的“唯結果論者”，他可能就沒有動過“糾偏”的念頭。
•      唯我獨尊：王安石掌權后，凡是反對改革的，都被驅逐出政治中心。他對科舉、選才的改革，更是獨斷專行。王安石編寫《三經新義》，宋神宗頒布全國，作為官學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王安石還把儒家“六經”之一《春秋》仍在一邊，這就是壟斷思想、排除不同觀點，那么下面人要當官，就必須迎合王安石對經典的解讀。北宋建立以來，一向對文人是寬容的，允許不同思想并存，出現了很多大儒，不迷信權威，敢于挑戰傳統。經王安石這一“唯我獨尊”，好的風氣蕩然無存。

我查了一下網上資料，很多人對王安石推崇倍加，例如蔣介石等。很多人認為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后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許多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很有商品經濟的味道，如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得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我自己認為，王安石確實是個大政治家，但其變法目的是“富國強兵”，沒有考慮底層民眾的疾苦，這些制度的“超前性”只是現代人的“臆想”，不管放到任何時代，不管民眾疾苦的改革一定會失敗。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政見是“水火不相容”，倘若兩人都能兼容并蓄，王安石能不“唯我獨尊、排除異己”，司馬光能不“死抱傳統”，王安石推出變法、司馬光負責糾偏，也許可以發揮變法的優勢。

不管怎樣變法，北宋遲早要被女真族所滅，南宋要被蒙古族所滅。軍事實力和軍事技術相差太大了。想當初，蒙古鐵馬踏遍歐亞大陸，無人能敵。崇尚文人的宋朝，是無法與游牧民族抗衡的。

一直有個疑問，為什么商業經濟沒有在中國古代發展起來，一直到19世紀中國一直是純粹的農業國家。同樣，盡管有“四大發明”，可是科技卻一直停留在初期階段，即使是農業生產上，也沒有明顯的科技發展。從王安石變法是否可以獲得一些啟示：整個中國古代的官僚體制（稱之為“封建社會”）和其根底的儒家思想，限制了商業和科技的發展。整個社會的選才是依據對儒家經典的解讀。王安石帶有“商業管理”思路的改革，必定遭到儒家思想武裝的士大夫的反對。王安石試圖改變以解讀儒家經典來取士選才的標準，也必定遭到士大夫的反對。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古代朝代周而復始輪回，鮮有發展。盡管王安石“只追求結果、不管過程”的改革思路有缺陷，但即使沒缺陷，他的很多改革措施也推行不下去。中國就是這樣奇怪的一個古老文明的國家，必須等到受列強瓜分、被逼到絕境，才爆發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顛覆了整個農耕社會的根底，中國才開始走向復蘇和自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