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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紙、硯” 等文房用具是古代傳播文化思想的重要工具，亦是文人官吏不可或缺的書齋案頭用品，從而也成為這一群體的身份象征與標簽。在古人“事死如事生”觀念的影響下，文房器用成為重要的隨葬品類，早在戰國時期楚墓中就有毛筆隨葬的例子，秦漢時期毛筆、墨、硯臺皆見于墓中，至東漢末期，石硯板更是普遍見于全國各地的漢墓中。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多地墓葬中都見有筆、墨、硯等文具，紙最不易保存，罕見于考古發掘。本文將首先梳理文房用具出土概況，在此基礎上嘗試闡釋文具隨葬現象與當時的風俗文化。 毛 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墓葬出土的毛筆并不多，目前僅見有 4 例。江蘇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大墓出土 2 件青瓷制成的明器毛筆〔圖1〕，筆桿呈圓柱形，上刻弦紋，筆頭呈尖錐形，上刻斜直紋，象征筆毛，長 22.6 厘米。雖為明器，但其形制與實際所用毛筆基本一致〔1〕。  〔圖 1〕青瓷毛筆 江蘇南京上坊出土 孫吳時期，公元 222 ? 280 年 長 22.6 厘米（圖片采自南京市博物館等 ：《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 12 期，頁 13，圖 27） 江蘇江寧東晉墓木棺頭箱內出土一件毛筆實物，筆桿可能為易朽的竹木材質，已經不存，僅見有筆頭〔圖 2〕，兩端均見筆鋒，中以寬 2.5 厘米的絲帛束緊，長10.2 厘米，其選材及制作相當精細〔2〕。  〔圖 2〕毛筆頭 江蘇南京下坊村墓出土 東晉時期，公元 317 ? 420 年 長 10.2 厘米，中寬 1.4 厘米（圖片采自《考古》1998 年第 8 期，圖版 6） 學者推測這枚筆頭包括絲帛在內的一半以上都要被納入桿腔，是漢末曹魏時期的大書家韋誕（字仲將，公元 179 ? 253 年）《筆方》中所謂的 “內管（筆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 的實物佐證〔3〕。甘肅武威前涼時期（公元 301 ? 307 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毛筆〔圖 3〕。  〔圖 3〕 毛筆及筆套 甘肅武威旱灘出土 前涼時期，公元 301 ? 376 年 筆桿長 25 厘米，筆頭長 4.9 厘米（圖片采自中國文房四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文房四寶全集·3·筆紙》，北 京 ：北 京 出 版 社，2008 年， 頁 6，圖 6） 毛筆套于筆筒內，放置在男墓主頭部左側，筆桿由松木制成，長 25 厘米，從筆端向筆尾逐漸收分，筆頭長 4.9 厘米，用狼毫制成〔4〕。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毛筆的筆桿細長，頂端削尖，這是源于實用需求的設計，便于簪戴，這種做法承襲自秦漢，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此一習俗逐漸演變成為文官服飾的簪筆制度〔5〕。 此外，河南西晉墓中出土了一件用于放置毛筆的筆架。河南滎陽苜蓿洼墓地 M18 是典型的西晉中晚期墓葬，從鐵矛鐏等隨葬品來看，墓主為男性，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規格來看，墓主應為地位較高的官員。此墓中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良的銅筆架〔圖 4〕，為目前所僅見，筆架兩側為山形架，中有三根飾绹紋的軸連接起來。架上有放筆的凹槽，可放三支筆〔6〕。筆架在當時的文獻中也稱筆床，張敞所撰《東宮舊事》中記載 ：“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支，銅博山筆床一副焉。” 這與西晉墓出土的筆床材質相同。  〔圖 4〕 青銅筆架 河南滎陽出土 西晉時期，公元 266 ? 316 年 長 11 厘米，高 5.3 厘米（圖片采自《中原文物》2014 年第 3期，封三 ：4） 筆床亦有其他材質，南朝梁簡文帝曾撰詩詠贊筆架 “雕飾雜眾象”，甚為華麗 ；南朝陳徐陵所作的《玉臺新詠序》中又稱 “琉璃硯盒，終日隨身 ；翡翠筆床，無時離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仍是席地而居的時代，時人執筆的方式與今人并不相同，采用的是拇指、食指握筆管，中指托住筆管的握筆法，這種形象見于出土和傳世的圖像材料中。湖南長沙南郊金盆嶺西晉永寧二年（公元 302 年）墓出土一件青瓷對坐校書俑〔7〕，兩俑頭戴進賢冠，著交領長袍，中間置書案，案上置有筆架、長方形硯、小提箱，其中一人執毛筆在木牘上書寫〔圖 5〕。  〔圖 5〕 青瓷對書俑 湖南長沙南郊出土 西晉永寧二年，公元 302 年 高 17.2 厘米，板長 15.5 厘米 寬 7.8 厘米（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99，圖 78）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中第九段表現三名女子的形象，獨自站立的女子是女史官，右手執筆，左手托書，作批注狀〔圖 6〕；顧愷之另一幅描繪古代文人學士制琴場景的《斫琴圖》中一人手握毛筆在琴面上勾勒輪廓〔圖 7〕。  〔圖 6〕《女史箴圖》局部 東晉顧愷之（公元 348 ? 409 年） 唐代摹本 絹本設色 縱 24.8 厘米、橫 348.2 厘米 大英博物館藏（圖片采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全集 ·2》，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年，頁 121，圖 93）  〔圖 7〕《斫琴圖》局部 東晉顧愷之（公元 348 ? 409 年） 宋代摹本 絹本設色 縱 29.4 厘米 橫 130 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片采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全集·2》，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年，頁 142，圖 97） 北齊楊子華《北齊校書圖》中繪有三組人物，其中第二組共十人，四文士坐于高榻上，榻上放有古琴、漆高足盤、多足硯，婢女、小童伺立榻周，文士中二人一手持毛筆，一手持書，正在校勘書卷，另二人似乎正因意見相左而有所爭執〔圖 8〕。  〔圖 8〕《北齊校書圖》局部 楊子華（公元 561 ?？年） 宋代摹本 絹本設色 縱 29.3 厘米，橫 122.7 厘米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圖片采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2》，北京：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2014 年， 頁170，圖一〇四） 古 墨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大約有 18 座墓葬出土了古墨，大多為人工墨，天然墨較少，僅見于江蘇南京老虎山 2 號東晉墓，墓室前部祭臺上的陶硯內放置一枚墨塊，長 6 厘米，寬 2.5 厘米，經化驗該墨 “黃黑色，輕，在顯微鏡下，顯無色不規則的晶體，質硬如砂粒，與現代墨無相似之處，加熱微燃燒，似含有機質，猛燒后，留下之物，體積與未燒前相同，因有機物質被燒去，顏色變淡，應為天然石墨”〔8〕。 人工制墨的原料沿襲漢代，以松樹為主，即所謂 “墨出青松煙”，但墨的質量已經大大提高，墨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可以用手持研磨，不再需要研石碾壓。古墨形制以圓柱形、長方形和圓臺形為主，且大多數模印有花紋。圓柱形古墨多見于南方地區的孫吳兩晉墓葬中，如江西南昌孫吳早期高榮墓，男墓主高榮棺內頭部有一木盒，盒內裝木方、木簡、竹尺、石硯、墨等，墨呈圓柱狀，長 9.5 厘米，直徑 3.5 厘米，此墨經鑒定為松煙墨，大體上保留漢代風格，制作精巧，模印有葉脈紋〔9〕。江西南昌西晉湛千鈐夫婦合葬墓，男棺內出土一墨塊呈圓柱狀，長 9 厘米，直徑2.5 厘米〔10〕。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 M2墓主高崧棺內放置一件圓柱形墨，已碎為 4 塊，最大一塊長 5 厘米，寬 2.1 厘米〔11〕。 長方形古墨則主要見于北方地區的三國墓中，如湖北襄樊菜越三國墓，男墓主棺內隨葬一錠古墨，出土時呈長方形，長 2.6 厘米，寬 2 厘米，厚 1 厘米，經鑒定其主要成分是 “炭黑和有機質，是合墨法所制的膠墨，雖然少部分墨被風化，但大部分煙灰粒子仍然均勻填充在膠的交聯網絡中，并形成層狀結構，使其吸潮率下降，是 '輕膠萬杵’ 的好墨”〔12〕。甘肅酒泉西溝村畫像磚墓 M7 可能為曹魏時期，墓中出土墨一件，長方形，黑膩如漆，表面滑潤，手感輕而堅致，長4.2 厘 米， 寬 2.9 厘 米， 厚 1.7 厘 米〔13〕。 圓臺形墨出現的時代似乎稍晚，南北方皆有所見，如遼寧北票馮素弗墓（公元415 年）出土古墨 2 丸，墨體輕質細，色黑易染，下大上小，近圓臺形，橫截面橢圓形，表面模印花紋，一面為突出橫帶紋，一面似花瓣，大的一塊高 5.6 厘米，長徑 3.7 厘米〔14〕。江蘇南京殷巷南朝墓出土一錠古墨，為模制而成，墨質堅實，出土時漆黑若新，未見使用痕跡，呈上寬下窄的圓臺形，底略內凹，端面模印蓮瓣紋，質料均屬松煙，面徑 6.5厘米，底徑 4.5 厘米，高 3.7 厘米，從這錠古墨看，造型已脫離早期墨的稚拙粗陋，制成上寬下窄的圓臺形，既便于手握研磨，又有一定的審美意趣，端面模印的蓮瓣紋，或許是南朝社會崇佛風尚的反映〔15〕。  〔圖 9〕“雷壽” 墨 江西南昌火車站出土 東晉時期，公元 317 ? 420 年 長 5.5 厘米，寬 4.1 厘米 厚 2 厘米（圖片采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車站東晉墓葬群發掘簡報》，《文物》2001 年第 2 期，頁 37，圖九〇） 古墨上不僅裝飾有模印花紋，而且還刻有墨工之名。江西南昌火車站M3 為南昌令雷陔夫婦合葬墓，雷陔葬于永和八年（公元 352 年），其棺內出土墨一件〔圖 9〕，該墨黑色，扁圓條狀，兩端切平，一面陽刻長方框，框內隸書“雷壽” 二字，框外有曲紋線〔16〕。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制墨工匠有官府和民間兩種，據元代陸友《墨史》記載，張金是西晉時期知名的民間墨工，“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豪筆，備即寫書”，此時期文人制墨也不乏其人，其中韋誕墨品質最佳，被譽為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南朝劉宋時期的大臣張永（公元 410 ? 475 年）制墨水平高，“又合秘墨，美殊前后”?！?/span>雷壽” 很可能是墨工之名，又據《太平寰宇記》卷一六〇記載 “豫章郡五姓：熊、羅、雷、湛、章”，雷氏為豫章郡大姓，雷壽并非普通的墨工，很可能是文人，而這塊雷壽墨或許也是當時文人制墨的代表。 硯 臺 硯臺在漢墓中已經十分常見，幾乎在漢代王朝的統治區域內，包括遼寧、青海、云南、貴州等均有出土。漢墓中出土的硯多為石硯，從形制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扁圓形硯板，多用天然石塊制成 ；第二類是長方形薄板，修飭工整，部分還配有硯盒 ；第三類是圓形三足石硯，這類石硯通常雕刻精美，三種硯臺常有研石伴出〔17〕。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硯臺，相較于漢代而言在形制和材質方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 一是形制的變化。漢代的扁圓形硯板基本不見，長方形石硯板仍有不少，尤其多見于南方地區的六朝墓葬中。從出土實物看，六朝時期的石硯板不似漢代石硯板狹長，較為厚實，地理分布的普遍性也大不如兩漢時期。部分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石硯板制作得十分精致，如西晉劉寶墓出土的石硯板，石質細膩，四周鑲有銅邊，底面有朽木痕跡，可能原來還有木托〔18〕。 東晉末期及南北朝時期的墓葬中，幾乎見不到長方形石硯板了。圓形的三足石硯極少見，河南偃師曹魏時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圖 10〕，由硯蓋和硯身兩部分組成，硯蓋圓形，高浮雕，似五龍盤繞，中間刻出五銖錢狀圖案，圓形硯堂，一側刻耳杯狀水池，下有 3 只粗矮足〔19〕，雕刻精美的三足石硯此后基本不見。  〔圖 10〕三足圓石硯 河南偃師出土 曹魏時期，公元 213 ? 265 年 直徑 11.2 厘米，高 7 厘米（圖片采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 年 8 期，頁 724，圖五 ：1） 石質硯臺除了長方形薄板狀、三足圓硯外，主要為方形四足硯，且僅見中原北方地區的西晉至北朝墓中，數量較少。洛陽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 4 件形制大小相同的方形四足硯，硯面方形，中心為一圓形硯堂，其一側為一耳杯形水池，另一側刻一毛筆狀凹槽，硯面之下四角各有一足，足間有花牙裝飾〔20〕。 四足方硯的圓形硯堂似與漢代三足圓硯有隱約相關的設計意圖。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四足方硯有所不同〔圖 11〕，硯面上的硯堂呈長方形，硯堂一側有耳杯形水池，水池下方是方形墨床，另一側鑿出一筆形凹槽，這一造型理念很可能來自長方形石硯板。二是材質的變化。  〔圖 11〕四足方形石硯 遼寧北票出土 北燕太平七年，公元 415 年 長 26.7 厘米，寬 23.3 厘米，高 8.3 厘米（圖片采自遼寧省博物館編 ：《北燕馮素弗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5 年，彩版四一） 陶瓷硯，尤其是青瓷硯隨著制瓷業的興盛發展逐漸取代漢代流行的石硯成為最主要的硯材。青瓷硯出現于三國西晉初，多見于南方地區，基本特征為圓形，有硯墻，平底，下附三足，足呈柱狀或蹄狀〔圖 12〕，部分三足硯還帶有蓋〔圖 13〕，這種三足圓硯似乎可與漢代的三足圓形石硯銜接。 〔圖 12〕青瓷三足硯 浙江余姚丈亭鎮出土 西晉時期，公元 266 ? 316 年 直徑 16.9 厘米，高 3.8 厘米 （圖片采自朱伯謙編：《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31，圖一二五） 〔圖 13〕青瓷帶蓋三足硯 湖北鄂州冶金建筑公司工地 M7 出土 西晉時期，公元 266 ? 316 年 直徑 23.8 厘米，通高 12.5 厘米（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31，圖一二六） 青瓷硯的硯墻、硯底及足部施青釉，硯面無釉，以利研磨。陶瓷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硯足數量的不斷增多，三國西晉時期多見三足，東晉以后硯足增多至五足〔圖 14〕、六足〔圖 15〕、八足，乃至十二足。 〔圖 14〕青瓷五足硯 江西永豐出土 南朝時期，公元 420 ? 589 年 直徑 22 厘米，高 14 厘米（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96，圖二〇六） 〔圖 15〕青瓷六足硯 江蘇南京光華門外大教場出土 東晉時期，公元 317 ? 420 年 直徑 14.2 厘米，高 4.8 厘米（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62，圖一六五） 如廣東揭陽南朝劉宋墓中出土一件六足青瓷硯，硯面向上凸起，不施釉，6 只獸蹄足〔21〕；大同北魏元淑（葬于公元 508 年）墓出土一件圓形六足陶硯，硯面圓形凸起，6只馬蹄形足，硯面施白彩〔22〕；西安長安區北魏韋彧墓（葬于公元 526 年）出土一件青瓷硯，硯面微凸，無釉，下附12 只較瘦高的蹄足，與之配套的還有青瓷硯滴一件，整體呈卵形〔圖 16〕〔23〕。 〔圖 16〕青瓷多足硯及硯滴 陜西西安長安縣韋曲北塬韋彧墓出土 北魏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 硯 ：直徑 32 厘米，高 10 厘米（圖片采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陜西卷》，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8，圖 8） 南朝時期還見有圈足硯，如湖北安陸南朝墓出土一件陶硯，圈足外撇，足上有圓孔 8 個〔24〕，圈足很可能是多足的變體。除圓形帶足硯外，陶瓷硯中還見有長方形硯、方形帶足硯和箕形硯。長方形硯見于江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硯面四周有一圈凸起的邊框，硯堂呈長方形〔25〕。方形帶足硯見于江蘇邗江東晉晚期墓，硯面中間高，四周略低，四側呈壺門狀，四足，足呈方形〔26〕，這種形制的硯也見于北魏宣武帝景陵。 方形四足陶硯的形制很可能模仿自西晉時期出現的方形四足石硯。米芾在《硯史》中提到 “箕形硯為晉制，見于晉人書畫”，但目前尚未見到晉時的箕形硯實物和圖像。然而，湖北鄂州鄂鋼飲料廠一號孫吳墓已經出土了鐵質箕形硯〔27〕，可見箕形硯的源頭更早。北朝晚期還出土有2 件箕形陶硯，其一出自西安東郊郭家灘工地的唐墓，是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公元 549 年）時所造的硯臺，前低后高，邊沿突起，硯面有墨跡，背面左端模印人面鳥身圖像，右端陽文 “武定七年為廟造” 字樣〔圖 17〕〔28〕；另一件出土于洛陽鋼廠 24 號墓，底部在燒制前印有表示 “吉祥” 的文字裝飾〔29〕。 〔圖 17〕陶箕形硯 陜西西安東郊出土 東魏武定七年，公元 549 年 長 15.7 厘米，寬 11 厘米 厚 2.5 厘米 （圖片采自朱捷元、黑光 ：《陜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幾件硯臺》，《文物》1965 年第 7 期，頁 51，圖六、圖七、圖八） 除陶瓷硯和石硯外，考古發現的此時期制硯材質還有漆、木、銅、鐵等。如安徽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漆砂硯，共四層，分三盤一蓋，可以疊合，下層為底盤，可以放置硯石，墨塊，中層為硯盤，內涂黑漆和細砂粒，上方有一方形水池，上層為筆架盤〔30〕。仙鶴觀東晉墓出一件三足銅硯，形制與三足陶瓷硯類似〔31〕。 與硯臺配套使用的硯滴在墓葬中也時有見到。硯滴是為了方便磨墨時注水，出土的硯滴主要有銅和陶瓷兩類材質，以陶瓷質居多。河南鞏義站街西晉墓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銅硯滴〔圖18〕，闊口，齜牙，頭有雙角，大耳，背飾卷曲鬃毛，體飾梅花斑，四肢伏地，口銜耳杯，腹空，脊上附中空圓柱，圓柱中插中空銅管，口部有小孔與腹通，設計奇巧，造型精美〔32〕。 〔圖 18〕銅硯滴 河南鞏義站街出土 西晉時期 公元 266 ? 316 年 長 14.6 厘米，寬 7 厘米 高 8 厘米 （圖片采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鞏義站街晉墓》，《文物》2004 年第 11 期，頁 41，圖三） 三國、西晉時期的青瓷硯滴通常被制成蛙形〔圖 19〕、兔形〔圖 20〕。南朝時期硯滴的形制更加多元〔圖 21〕，制作精巧，顯示出時人對文房器用的重視與講究。 文具隨葬與風俗文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墓葬中的文房用具多是成套出現。江西南昌孫吳高榮墓木方上墨書 “書刀一枚，研一枚，筆三枚……官紙百枚”，南昌西晉吳應墓出土的木方上有 “故書硯臺一枚，故筆一枚，紙一百枚，故墨一丸”，兩墓中都發現了硯臺和墨，紙、筆因為易朽而不存。河南鞏義站街西晉墓的前室西側有一件漆盒，盒內放置墨（已經粉碎成粉末）、石硯板、小鐵刀、銅硯滴和研石（報告中將之誤稱為石印坯）各一件 ；江蘇南京江寧下坊村東晉墓的木棺內頭箱處則放置瓷硯、鐵書刀、墨、毛筆和硯板各一件。 〔圖 19〕青瓷蛙盂 浙江金華古方墓地出土 西晉時期 公元 266 ? 316 年 口徑 2.3 厘米，底徑 5 厘米 高 8 厘米（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 版 社，2000 年， 頁 135， 圖一三二） 文房用具多見于社會上層人士的墓葬之中。出土文房用具的墓主身份大都較高，多為官吏、世家大族，甚至包括帝王。東晉時期的門閥大族王氏、謝氏、溫氏、高氏、顏氏墓中都發現有筆、墨、硯等文房器用。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大墓、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的墓主都被推測為帝王。就墓主性別而言，文房器用多見于男性墓中，女性墓中亦出土有石硯板，這與石硯板的功用有關，不僅可以用作文具硯板，還可作為化妝用的黛板。 隨葬文房用具是秦漢以來統治階級士大夫文人所謂 “書殉筆葬” 的風尚在此時期的延續。楊伯峻指出 “書殉筆葬可能由來已久，但不是一種制度，西漢以前也不見記載?！瓝稌x書·皇甫謐傳》，以 '生平之物’ 隨葬，是古代的一種風氣。所謂 '生平之物’，包括本人的日常用品和心愛的珍貴物品”〔33〕。 〔圖 20〕青瓷兔盂 浙江上虞聊江帳子山窯址出土 孫吳時期 公元 222 ? 280 年 高 10.1 厘米 （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63，圖三二） 文房用具作為漢族文人官吏的日用品也就自然被納入隨葬之列。文房用具多見于南方地區的六朝墓中，而北方地區則較少。西晉滅亡后，中原北方成為少數民族統治區域，隨葬文具的現象也隨之消失，十六國墓葬中極少見到這些文具的蹤跡，北燕馮素弗雖然已經鮮卑化，但其漢文化修養極高，墓中隨葬硯臺、墨塊當可理解。北魏遷都洛陽實施全面漢化之后，墓中隨葬文具的現象才隨之增多。南方地區隨著西晉的滅亡，成為大批漢人士族遷居之地，漢晉文化傳統和風尚習俗未被切斷，隨葬文具的傳統也被繼承下來。 〔圖 21〕青瓷棒槌形水注 南朝時期 公元 420 ? 589 年 高 6.1 厘米，長 16 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圖片采自朱伯謙編 ：《中國陶瓷全集 ·4》，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 版 社，2000 年， 頁 200， 圖二一三）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古人對紙、筆、墨、硯等文具賦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義。在當時的古人看來，鬼神也需要用紙筆等文具。如東晉干寶的《搜神記》中記載 “益州之西，云南之東，有神祠”，祈禱者需要 “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懂愒贰酚涊d南朝劉宋元嘉年間（公元 424 ? 453 年），魏郡張承吉子元慶 “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向其家 “求紙筆”?！段簳分杏涊d北魏世宗時期（公元 483 ?515 年），元景為王顯誣告賜死之際，顧謂其子曰 “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于地下”。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文房用具的隨葬之風更盛。從墓中發現的實物來看，尤其是在南北朝時期，文具中的陶瓷硯臺成為重要的隨葬品類，在這些陶瓷硯中，以陶硯居多，相當數量并未發現使用痕跡，當為專門制作的明器，而明器化現象的出現正反映了時人對隨葬文房用具這一風俗的重視超過了用具本身的實用性。 作者：王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美在成久 參考資料 〔 1?〕 南京市博物館 , 南京江寧區博物館 . 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墓發掘簡報 [ J]. 文物 , 2008(12): 4-34. 〔 2?〕 南京市博物館 , 江寧縣文管會 . 江蘇江寧縣下坊村東晉墓的清理 [ J]. 考古 , 1998(08): 48-52. 〔 3?〕 揚之水 . 兩漢書事 [ J]. 中國典籍與文化 , 2004(03): 44. 〔 4?〕 田建 . 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前涼文物 [J]. 文博 , 1990(03): 49-53. 〔 5?〕 李正庚 . 毛筆與簪筆 [ J]. 裝飾 , 2008(02): 116-117. 〔 6?〕 周口市關帝廟民俗博物館 , 滎陽市博物館 . 河南滎陽苜蓿洼墓地西晉墓 M18 發掘簡報 [ J]. 中原文物 , 2014(03): 4-11. 〔 7?〕 湖南省博物館 . 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 [ J]. 考古學報 , 1959(03): 75-105. 〔 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 南京老虎山晉墓 [ J]. 考古 , 1959(06): 288-295. 〔?9?〕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 . 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 J]. 考古 , 1980(03): 219-228. 〔 10?〕江西省博物館 . 江西南昌晉墓 [ J]. 考古 , 1974(06): 373-378. 〔 11?〕南京市博物館 . 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墓 [ J]. 文物 , 2001(03): 4-40. 〔 1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國墓發掘報告 [ J]. 考古學報 , 2013(03): 391-430. 〔 1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甘肅酒泉西溝村魏晉墓發掘報告 [ J]. 文物 , 1996(07): 4-38. 〔 14?〕黎瑤渤 . 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 [ J]. 文物 , 1973(03): 2-28. 〔 15?〕南京市博物館、江寧縣文管會 . 南京殷巷東晉、南朝墓 [ J]. 東南文化 , 1993(02): 72-78. 〔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南昌市博物館 . 南昌火車站東晉墓葬群發掘簡報 [ J]. 文物 , 2001(02): 12-41. 〔 17?〕蔡玫芬 . 戰國、秦、漢的研石與硯、墨——中國古代文具研究之一[ J].故宮學術季刊, 第五卷, 第三期: 17-54. 〔 18?〕山東鄒城市文物局 . 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 [ J]. 文物 , 2005(01): 4-26. 〔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 . 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 [J]. 考古 , 1985(08): 721-735. 〔 2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 , 洛陽古墓博物館 . 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 [ J]. 考古 , 1994(09): 801-814. 〔 21?〕廣東省博物館等 . 廣東揭陽東晉、南朝、唐墓發掘簡報 [ J]. 考古 , 1984(10): 28-53. 〔 22?〕大同市博物館 . 大同東郊北魏元淑墓 [ J]. 文物 , 1989(08): 57-65. 〔 23?〕魏女 . 西安北魏韋氏紀年墓出土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 [ J]. 考古與文物 , 2010(03): 92-95. 〔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安陸市博物館 . 安陸黃金山墓地發掘報告 [ J]. 江漢考古 , 2004(04): 28-53. 〔 25?〕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 .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 [ J].文物 , 1965(12): 36-50. 〔 26?〕揚州博物館 . 江蘇邗江甘泉六里東晉墓 [ J]. 東南文化 , 1986(02): 22-26. 〔 27?〕鄂州博物館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湖北鄂州鄂鋼飲料廠一號墓發掘報告 [J]. 考古學報 , 1998(01): 103-131. 〔 28?〕朱捷元 , 黑光 . 陜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幾件硯臺 [ J].文物 , 1965(07): 48-52. 〔 29?〕洛陽市博物館 . 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臺 [ J]. 文物 , 1965(08): 37-50. 〔 3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馬鞍山市文化局 . 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 [ J]. 文物 , 1986(03): 1-15. 〔 31?〕南京市博物館 . 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墓 [ J]. 文物 , 2001(03): 4-40. 〔 32?〕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鞏義站街晉墓 [ J]. 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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