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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合多民族文化為一體的中華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內在支撐。盡管中華文化不能僅用儒家文化所涵蓋，但儒家文化卻占據了核心地位。在儒家文化漫長的傳承發展過程中，南宋偏安，疆域狹小，卻把儒家文化推向一個新的頂峰，使中華文化的火種繼承并播撒開來，而這一偉大歷史貢獻與其以“道統”建構“正統”的文化實踐密不可分。 中國歷代傳統王朝把文化之統的“道統”與帝王之位的“治統”并行尊奉為治國圭臬，“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圣人之教也，是謂道統”。宋代道學之盛遠超往代，元朝纂修《宋史》之時在歷代官方正史中獨設《道學傳》，是為著重肯定宋儒“以衍孔孟之真傳”的道統傳承，其中尤以表彰南宋朱熹使孔孟“道統”“煥然而大明”的歷史性貢獻。 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針對中國歷史上的“道統”建構出一套新的傳承譜序，把宋朝的“道統”直接追溯至先秦孔孟，突出宋朝在所有朝代中對文化傳承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鮮有人注意到，南宋孜孜追求“道統”的背后，卻是表達出濃厚的現實關懷與強烈的政治訴求，那就是用儒學的至理至明來抵擋少數民族疆域“大一統”的進攻，掩飾南宋王朝被迫割據、地域狹小的困苦，避免淪為“下國”的尷尬，通過實現以“道”建“統”，為偏安的南宋王朝尋找立國“正統”合法性的依據，這也成為南宋立國的求生方略。 （一） 歷代相承，重在“正統”，所謂“正統”，其核心內涵是繼前統，受新命，也就是易代之時新王朝對舊王朝的合法性繼承問題。在中國傳統王朝中，“正統”事關政權合法性的統治根基。因此，何以立國？成為王朝統治者及其精英念茲在茲的難題。新王朝建立后，首先會考慮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為新生政權的“正統”資格立論。宋以前的歷代王朝，基本形成了時間上的“五德終始”、空間上的“疆域統一”、民族上的“華夷之辨”這三種“正統”評價體系。 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唐末藩鎮、五代十國長期戰亂的格局，更是不遺余力地追求對少數民族政權的統一，因此，“大一統”觀被傾注到“正統”中，成為主流話語體系。宋儒歐陽修開創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這一衡量“正統”的新標準，前者是指占據“中國”“中原”的空間之正，后者則強調擁有疆域統一之廣。士大夫甚至特意抬高“大一統”對“正統”的重要價值，把“大一統”等同于“正統”，只要實現疆域“大一統”，就可成為“正統”，司馬光發出了宋儒這一強烈的心聲：“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飽含君臣之間對疆域統一大業的躊躇滿志，這也在客觀上完成了“大一統”和“正統”觀念的合一。 然而，令宋儒士大夫極為尷尬的是，北宋不但未能統一少數民族，反而京城淪陷，被金朝滅亡。偏安的南宋，地域又遠遜于金蒙，徹底失去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話語掌握權。北宋建構起的那一套“正統”話語體系讓南宋陷入窘境，儒家士大夫也深知，復國尚且無望，統一天下更是無從談起，因此，也就失去了用“大一統”詮釋“正統”的資格。如何建構迥異于北宋儒家的“正統”體系成為士大夫殫精竭慮思考之事。 （二） 在宋朝“武力”疲敝的形勢下，士大夫也羞于談“疆域”，更是清楚意識到，偏安政權的優勢僅剩下文化。只有建構新的話語體系才是宋人唯一選擇。朱熹不惜耗費精力重新整理中國歷史上的“道統”譜系，顯然是在思考如何突出南宋在文化話語權中的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用來消弭少數民族的疆域壓迫。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道統”是指圣人之教，與帝王的“治統”始終相伴隨。錢鐘書指出，“道統”存在于思想層面上，錢穆說，“道統”是“一整個文化大傳統”。三代以上，治道合一，君王同時兼有“治統”和“道統”雙重身份。春秋時期，天子權威衰弱，孔孟士大夫群體逐漸握有教化之權，這在無形中分割了天子本應具有的“道統”資格，“道統”也從“治統”中分離出來，成為士大夫群體獨自擁有的文化話語權。 唐代韓愈最先提出“道統”一詞，并揭示其基本內涵是為“先王之道”。他主張通過建構儒家之“道統”，既對抗佛家與道家之“道統”，又自覺傳承中國文化。宋初，儒學復興運動中的士人對于“道統”的認知，則是更多強調通過施政綱領和制度確立起來的秩序之道。此后，大儒程顥、程頤標榜自己是孔孟“道統”的直接正宗傳人，“孟子沒而圣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并把“道統”轉化為“內圣之道”，也就是人們的內心秩序，從而完成了其內涵由外向內的歷史性轉變。 南宋偏安后，朱熹更是把“道統”的傳承權置于突出地位，“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內涵由此也演變成為道學傳承譜序。而且這種“道統”傳承的方式極為特殊，不需要通過親自傳授，完全可以通過文本的書寫就能實現，“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這就為宋儒能夠跨越千年時空直接對接孔孟找到了合理性邏輯。 在朱熹建立起的“道統”譜序中，“道統”的傳承只有三個階段：上古先賢圣人、孔孟之學以及本朝程朱理學。這就使宋朝有了對“道統”傳承的獨占權。為此，他重新“歷序群圣之統”，是為：堯、舜、禹、湯、文、武、孔子、顏曾、子思、孟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把宋朝作為孔孟思想的文脈，突出宋朝“道統”建構的特殊貢獻，“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二程之后，朱熹把自己默認為“道統”的繼承人，“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以達到用文化來否定疆域的目的，這也是為何他敢于罔顧歷史事實，把漢唐排斥在“道統”之外的原因，從“道統”上完全否定了漢唐“大一統”的歷史存在。 （三） 朱熹對“道統”的建構是從中華文明傳承角度證明南宋握有文化話語權和繼承權，確立起“我是中國”的身份認同。在這種文化“正統”理念中，政權與所居位置無關，更是不計疆域大小，“道統”之所在，即為“正統”之所在，從而建構起“正統”的標準。 憑“道統”既可為“正統”，也可謂給宋朝找到了理直氣壯的存在價值，那就是肩負著“天命”所賦予的“道統”建構光榮使命。這也調動起漢族士大夫對于維護宋室忠誠的積極性，王朝“正統”資格在文不在武，他們不約而同地共同致力于繼承并發揚“道統”，以“道統”作為判斷“正統”的唯一標準。以“道統”建構“正統”的文化護國論調，極為符合統治者的需要，這也是為何后世王朝把朱熹理學確立為“官學”和“國學”的重要原因。 總之，朱熹重構“道統”譜序話語的努力所蘊含的政治韻味極為濃厚，在北宋諸儒倡導的以“大一統”來實現“正統”理念破產后，朱熹把南宋王朝“正統”合法性的建構著重潑墨于文化，以建構起來的獨特“道統”發展演變脈絡，把文化立國的優越性發揮到極致，當然，這也是時局所迫下的無奈之舉。以“道”建“統”也成為南宋“正統”建構迥異于以往歷代的獨特方式。這個方式的目的僅是為了生存，在本質上并沒有那么堂皇，但客觀上卻實現了儒家文化的留存、傳承與發展。然而，后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雖然打破了這個壁壘，卻仍然傳承并構筑起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文化“道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大一統”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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