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松峰：辛亥革命研究綜述 | 辛亥革命專題系列二·《政治通鑒》

辛亥革命研究綜述

辛松峰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般來說，某一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了多久，圍繞它的研究就開展了多久，辛亥革命也不例外。盡管已過去百年，關于它的評說也延續了百年。海內外的研究成果可謂是汗牛充棟，所涉及的領域、學科，應用的方法等，也是多種多樣。就大陸而言，大致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1949年前的起步期，主要是史料的搜集與整理，研究成果較少，深度也欠缺，主要是國民黨正統思想占統治地位，運用主義馬克思理論開展的相關研究剛起步，代表性著作有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郭真的《辛亥革命史》等。1949年到20世紀60年代中葉的發展期，這時不僅繼續整理、出版了有關辛亥革命的大量史料，運用主義馬克思理論開展的研究也獲得了極大發展，專題討論、專著、紀念文集等不斷問世，出現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第一個熱潮，代表作有吳玉章的《辛亥革命》、陳旭麓的《辛亥革命》、林增平的《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和其他專題論文等，孫中山、袁世凱等少數人物以外的其他革命領袖、其他派別的代表人物開始受到關注，地區性的中觀研究也已出現，當然更多的成果是圍繞革命的背景、原因、過程與結果而展開的。20世紀60年代中葉到改革開放前的中挫期，此時幾乎所有研究都遭到了重挫，辛亥革命僅有的一些成果也都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較有影響力的作品有章開沅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場大論戰》等。改革開放以后的繁榮發展期，這一時期思想枷鎖的打破、中外交流的擴大，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穩步前進，以主義馬克思理論研究辛亥革命當然是主流，但受國外影響，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也開始在研究中得到運用，涌現了大量優秀成果，很快形成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又一個熱潮。這一時期相關的大型文獻、專題文獻、專著、論文等，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長足進步，很難一一列舉。就綜合性成果而言，有李新主編的《史中華民國（第一卷）》，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金沖及、胡繩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以及紀念辛亥革命八十、九十、一百周年的會議論文集等。這時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對革命派的關注，其他政治派別，如立憲派、舊官僚、滿洲權貴以及相關的外國人等，都被納入研究視野；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軍事、政治活動的表述，而是更加細致地探究革命背后的思想淵源、經濟動因、社會變遷等影響因素；二新理論的引入、新方法的應用、新視角的轉換，更是引發了“新革命史”的提出，通過對長時段、多角度、大空間的關注 ，把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豐富并深化了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與理解。

中國臺灣學界在1949年后對辛亥革命的相關史實進行了“重建”，這部分內容共識度較高，而有關革命的原因、性質、意義等，卻存在著不小的分歧，與大陸學界的區別就更為明顯?；诮詠淼闹腥贞P系，日本保存并整理了不少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而真正的研究基本始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圍繞革命的性質與歷史定位來展開，近年則主要關注立憲派與革命的關系、革命的變化和連續性、“邊疆”統合和“民族”自立以及滿洲權貴和北洋派的作用等內容。美國也是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重鎮。早期的美國學者除以“沖擊-回應”的框架解釋中國社會變遷及革命爆發外，更多的也是重要人物的傳記等作品，及至后來受到修正學派影響，乃開始“出現結合事件與社會結構演變之研究途徑”。他們圍繞新省區革命、社會群體與革命、地方主義與革命、外人與辛亥革命等主題，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該領域中，取得了不俗成績。與早期學者相比，他們將革命爆發的原因定位在中國內部而非海外，而在整個過程中，他們認為，士紳所主導的改革要比同盟會等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此外，法國的白吉爾（Bergere）、巴斯蒂（Bastid）等人也從不同角度對辛亥革命有過精彩論述。但總的來說，“法國學者對于辛亥革命似多持較為消極的看法，或者認為辛亥革命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或者認為辛亥革命算不上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一些傳統結構性力量”。下面將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就辛亥革命的相關問題做簡要介紹。當然要說明的是，本文更側重于介紹作為重大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的性質、原因、結果及其評價，而有關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將做適當呈現。

一、革命的性質

性質問題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首要問題。由于各自所秉持的立場，所運用的理論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學界對該問題有著相當大的分歧。大陸學界的主流是資產階級革命說。早在20世紀50年代，大陸學界就曾圍繞辛亥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展開過生動討論，為此還區分了資產階級上層和中下層，普遍認為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中下層領導發動的。此后，大陸學界“都是將'資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通用，不認為二者有何差別”，基本上形成了視辛亥革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共識。20世紀80年代后，針對海外辛亥革命“非資產階級革命”觀點的涌入，國內學者又從多方面對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屬性進行了再論證。劉大年從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狀況、革命領導者、綱領口號、主力軍等方面系統闡述了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認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階級充當主力軍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它不是任何其他革命，只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章開沅也從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程度、探討革命性質的方法論，以及資產階級直接參加革命者為數不多等方面，對該問題進行了闡述。指出，“判斷一次革命的性質，不能僅僅根據領導這次革命的黨派團體的宣言和領袖人物的主觀愿望，更重要的還是必須認真考察其主要的社會實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主要社會效果”。在李時岳看來，盡管中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有或多或少的依賴關系，“但從總體上、本質上看，對立關系是主要的、全局性的，依存關系是次要的、局部性的”。辛亥革命“以建立資產階級社會和民主共和國為目標”，“是向資本主義演化的一次最重大、最有意義的躍進”，“所以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此后，林增平、郭世佑等也分別提出了判斷革命性質的標準，對該問題進行了新的詮釋。總的來說，大陸學界的這些觀點從不同方面對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進行了系統化論述，從而使“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形象更加豐滿。

非資產階級革命說。這一派學者主要從資產階級力量強弱和獨立性大小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分析。白吉爾認為，盡管資產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各省起義，但其對革命的態度更多是同情而非積極主動，“資產階級所起的作用雖大小不一，但始終都是輔助性的”。由于力量的弱小、政治上的不成熟，資產階級的要求在革命中基本沒有實現多少。她表示，“僅就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來看，1911年的事件主要應看成一次帶有保守性質的運動。這次動亂的制造者，幾乎全是上層文職人員和軍界人士”。“資產階級既沒有發動、也沒有控制事變，一種以極度混亂為特征的、從外國輸入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既沒有改變現存勢力的平衡、也沒有改變政治現實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這次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了”。該觀點得到了巴斯蒂的贊同，她認為，在1905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很難分辨出來?！爸皇窃谇宄淖詈笪迥?，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系在一起。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但“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八麄兒苌侏氉孕袆佣蔀楦綄倨?，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她斷言：“無論如何，1911年的中國，革命中心問題顯然不是資產階級的問題。”

王朝更替說。早在20世紀30年代，白蕉就認為“辛亥革命實近似于歷史上的'換朝代’”。該觀點后來得到了廣泛支持。市古宙三認為，辛亥革命的動力是民族主義而非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愿望?！皩O中山構想的革命，是為了民族而不是為了資產階級。他的資產階級民主計劃，不過是使中國強盛的手段?！彼^融合西式民主的三民主義，實際上“卻是若干思想成分的混合物，其中不少成分遠遠不同于資產階級民主精神”。“它是把西方思想和技術混合為一體再加以篩選的結果，不可能把這樣一場運動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在革命以前和以后的時期內，“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遷”，雖然工業化有一些進步，卻是緣于自然的增長，而非革命的結果。因此，辛亥革命“只不過是推翻清王朝的一場改朝換代的革命”。謝諾也認為，“清王朝衰亡的過程要比人民想象的更像古時候改朝換代的過程，一些新的勢力確實在起作用”，但同時起作用的還有秘密會社、傳統的農民騷擾、反滿的原始民族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平均主義產生的壓力?！?911年王朝的滅亡，應同樣歸功于'天命變革（革命）’的傳統形式和現代社會贊成'革命’的階層的影響?！备锩a生的袁世凱政權，“只是意味著建立在同樣社會關系上的一個新朝代的開始，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質上的變革”。朱宗震也指出，“當時中國的發展水平，盡管擁有了豐富的理論語言，但實際上還達不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要求，甚至連工業化社會的原始積累的政治模式也未能建立起來”。“從實踐上說，辛亥革命僅僅是在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政治模式開辟道路。它僅僅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由于對王朝的社會基礎沒有徹底摧毀，重建中央集權制統一國家的任務也沒有完成，中國社會走上了傳統的王朝解體后軍閥割據的道路?！?span>“從根本上說，辛亥革命還只是在微弱的共和思想光環下的王朝更替。”

政治或社會文化革命。美國學者多在否認王朝循環論的基礎上，將辛亥革命視為一場社會精英主導下的政治或社會文化革命。芮瑪麗（Mary Clalangh Wright）表示，盡管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產物，且不能脫離這個條件去看待它，但將其視為朝代循環是“荒謬的”。革命前后，巨大的社會變化已顯示了辛亥革命迥異于以往的王朝更迭。蘭金（Mary Backus Rankin）同樣認為，盡管革命有些名不副實，但“它們所產生的變化足以確保舊的儒家秩序不能再次復活，辛亥革命不可逆轉地使中國致力于尋找新的價值觀、體制和制度。這是一個長期變革的開端，其累積效應無疑是革命性的”。路康樂（Edward J.M.Rhoads）也不同意辛亥革命是王朝循環的再現。在他看來，自1895年以后，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社會、文化和思想變革，王朝循環不可能在1911年重演。即便說革命一事無成，但至少留下了一個共和國?！昂喲灾梁ジ锩m然后患無窮，卻是一場革命。”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兩次革命，一次是1911-1912年推翻君主統治的政治革命，另一次是 1895-1913 年更廣泛地摧毀了儒家價值體系的文化革命。這從袁世凱復辟和復興儒學的失敗中得到了證明。

民族革命說。邁克爾·加斯特（Michael Gasster）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大于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盡管“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1911年前后的中國，“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八麄兿Ｍ猛怀雠艥M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度是與孫中山的態度不謀而合的?！敝扉磐ㄟ^對清末官制改革和立憲運動中滿漢斗爭的考察，認為“立憲運動與官制改革的最后失敗，為革命派、立憲派和漢族地方實力派三者的聯合，提供了'反滿’的共同政治目標”，該目標“不僅為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在國內民族革命意義上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從客觀上決定了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務及其在民主革命意義上必然遭到失敗的歷史命運。因此，辛亥革命實質上是由國內被排擠的漢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和在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所進行的、以推翻居統治地位的滿民族中統治階級為主要目標的一次國內民族革命運動”。

全民革命說。該觀點主要來自臺灣學者張玉法。他首先肯定“辛亥革命當然是一個革命。它完成了光復會'光復中國之政權’的目標，也完成了共進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的目標”。在同盟會的目標中，“只有'平均地權’沒有實現”。辛亥革命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其他方面都有成就，是一場貨真價實的革命。但他認為，“將辛亥革命說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是史觀，不是史實”，“清季革命運動，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相號召，建基于全民之上，而不是建基于某一階層之上”?！霸诙兰o初，中國的資產階級很小，其成員對革命亦少興趣”，“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來自社會各階層”，“很少有革命家要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奮斗”，革命目標中“沒有一個目標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在分析了革命的目的和參與者后，他得出結論：“辛亥革命為全民革命，由社會各階層參與，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

楊天石也認為，當時資產階級力量很弱小，并且是支持君主立憲而非革命共和的，只是在革命即將或已經爆發時，才轉而支持革命；革命的真正領導者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才出現的新型知識分子，可稱為“共和知識分子”或“平民知識分子”，其性質是民主共和革命；就實際內容來說，“是以推翻滿洲貴族為主體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愛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彭劍從政體轉型的角度考察這一問題，認為辛亥革命是清末兩種憲政道路，即“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此外，還有橫山英的“辛亥非革命論”“兩種變革論”、陳志讓的“假革命論”以及蔣永敬的“從英雄革命到國民革命”等各種觀點。

從上述各種觀點可以看出，圍繞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學界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給出了多種多樣的解釋。這主要得益于學者們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有的關注革命領導力量，有的考察革命的參與階層，有的看重革命目標及實際效果，有的則聚焦于革命的具體內容，等等。職是之故，各家所言自有其理，都在不同側面就辛亥革命的性質進行了有益探討，為全面認識該問題提供了豐富資料。本文認為，從辛亥革命領導者的主觀意圖及其具體實踐效果來確認其性質屬性，是比較合適的；領導力量本身的階級屬性與革命運動的屬性之間不能劃等號，重要的是要看革命目標是什么，革命舉措對哪個階層的發展更為有利，革命成果所指明的未來發展方向是怎樣的。革命派的主要指導思想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族主義主要指革命排滿，改變實際存在的國內民族不平等；民權主要是推翻專制帝制，爭取民眾的社會和政治權力；民生則主要指發展社會生產，尤其是要注意避免歐美已出現的貧富差距過大問題；革命黨人，特別是孫中山的主觀愿望是使這場革命成為集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于一身的社會大變革。但囿于各種主客觀條件，后來的革命實際上偏離了這個目標，除推翻滿清政府的民族主義目標實現外，另外兩主義基本沒有達成。因此，盡管孫中山等人有過一些批評資本家的言論，但從其主觀意圖和政策導向來看，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也應該看到，辛亥革命確實有著比較廣泛的社會參與度，很多地方的許多階層都參與其中，但稱之為全民革命似乎還不太合適。畢竟，廣大地區的基層民眾，特別是農民，基本沒有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如果將其與三十多年后，經過土地改革的農民積極參與到解放戰爭中來的場景相比，這一點將會更加清晰。

二、革命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原因，同樣是學界關心的熱點問題。大陸學界早期的一些研究，多從宏觀視野進行概括。如左舜生在《辛亥革命史》中從五個方面闡述了革命爆發的原因，即“滿漢種族的裂痕、清季政治的腐敗、外力的壓迫、立憲的失敗與新興勢力的抬頭”。黎澍的觀點同樣可以歸結為五個方面：19世紀后半期中國的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斗爭的推動，清政府統治的日益腐敗，普遍的資產階級革命活動的興起，同盟會頻繁的武裝起義，以及席卷全國的群眾自發的反抗運動。白蕉則認為，“滿清政府的昏庸暴虐和貪官污吏的橫征暴斂”只是表面原因，深層原因在于“排滿”的民族主義，而“潛在的不自覺的根本原因”是外國的侵略。由于經濟侵略，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破產、政治的腐敗和人民生活的困頓，“有識商人、官僚、與智識階級”逐漸發展出革命意識，“于是辛亥革命不得不起來了”。而作為歷史的見證人，丁士源思考了辛亥革命的重頭戲——武昌起義的成因，他是從外交、軍事和人事三個方面分析的。他認為，英國為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擔心中國親近德國，于是一面策動革命黨人起事，另一面又煽動俄國介入，這是外交失策；宣統三年擬裁撤各省綠營，官兵人心浮動，懼而生變，這是軍事失策；袁世凱隱居彰德，積極籠絡慶親王奕劻，圖謀乘機起復，這是人事失策。

郭真是較早運用主義馬克思理論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在主要參考彭述之等人論述的基礎上，他從“遠因”和“近因”兩方面探討了革命爆發的原因。他認為“遠因”有四，即“帝國主義的侵入”“滿清政府的腐敗”“民族思想的發展”和“革命黨人的鼓吹”；“近因”也有四，即“鐵路商辦問題”“收回礦權和礦山商辦問題”“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事件”和“水災事件”。而“所謂最深的原因就是經濟的變動：在物的方面是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系的矛盾，在人的方面是新階級與舊階級的沖突”?？偟膩碚f，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大陸學界，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對辛亥革命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究，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但共識是有的，即，革命的爆發是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人們大眾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人們大眾與帝國主義和滿清統治者反動同盟的矛盾——的產物。作為主流觀點，該解釋近年來也繼續得到了學者們的支持。如王開璽就認為，辛亥革命的發生之所以具有歷史必然性，乃是因為：一方面，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社會發展要求；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的一系列改革未能完成使命，必然要讓位給革命。這實際上是“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促成了革命爆發”的另一種表達。魏廣志的《從唯物史觀角度分析辛亥革命》一文，也同樣堅持了類似的觀點。

一些晚近的研究，更多地圍繞某一具體主題展開探討。經濟結構變動說認為，在外國侵略刺激下，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初步發展，傳統經濟結構逐步瓦解，近代城市開始繁榮，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開始形成，從而為革命的發生奠定了最根本的經濟基礎。因此，辛亥革命“是奠基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之上，適應民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需要，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的革命”。政治結構變動說認為，地方主義的發展沖擊了傳統的中央集權體制，為革命的發生創造了便利條件。清末以來的軍隊地方化、官員地方化和士紳政治化，推動了地方意識的覺醒，地方主義者為維護自身利益更加積極地介入國內政治生活，謀求地方自治，當清王朝不能滿足其要求時，他們就轉而成為共和革命的支持者，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推動了革命進程的發展。社會結構變動說認為，四民結構的破壞，新型社會力量的出現，為革命的發生提供了基本力量。除新軍直接發動了武昌起義外，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立憲派的發展、華僑和會黨規模的擴大等，都為辛亥革命的發生和發展做出了貢獻。根據張玉法的總結，新型知識分子是革命的領導階層，秘密社會是革命的兵源，華僑是革命的主要餉源，婦女是新生的社會力量。思想文化變遷說認為，近代科技、反專制、權利自由、民族國家觀念、政治制衡學說等思想借助報刊的傳播，擴大了國內知識界的視野，完成了政治動員，營造了一種要革命的氛圍，“促使辛亥革命早日到來”。如，革命派與立憲派都把“對社會客體的思考轉向對社會主體的探討，把救國與國民意識聯系起來”，雙方就此達成共識，“國民意識于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開始啟蒙和揚播，并逐漸呈現社會思潮之象”，“為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漲注入了強勁內涵和加速力”。科舉影響說認為，科舉改革使士人學習從傳統中學轉移到中西并重，促進了民智的開啟、西學的普及；而科舉廢止則直接動搖和顛覆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支柱，導致傳統知識分子從社會中心退居邊緣，對政府向心力大大降低，促使部分人走向行伍，直接間接地對革命的發生起到了影響。外國勢力影響說認為，宏觀上的列強入侵是引發革命活動的基礎原因，而微觀上的各大國出于維持或擴大在華利益的考慮，對革命所采取的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更是加快或延緩了革命的發生。如日本曾大力支持中國革命，但其“目的是要利用中國的革命運動攫取利權”，他們與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并沒有思想上的共鳴”，只是把“對革命的'支援’完全看作一種政治性的'冒險投資’”。

大陸以外的學者對該問題也開展了相應研究。美國學界一向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深受20世紀50年代以來“沖擊-回應”模式的影響，認為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敗、經濟形勢的惡化、資產階級與其他社會新興階級的興起以及革命領袖的努力、外國的影響等，均是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但外國的影響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以蘭金、施伯樂等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辛亥革命的發生是中國國內危機與國外危機相互作用的結合，國內危機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就內因來看，清朝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腐敗，新的社會團體及領袖的出現，民眾的反抗活動以及上層社會（尤其是軍隊內部）的分裂，才是造成辛亥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起著決定性作用。臺灣學界對辛亥革命何以發生的解釋，也有兩種主要觀點。以李國祁、李云漢、蔣永敬等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辛亥革命主要是革命黨長期奮斗、耕耘的結果，而在以梁敬 、呂芳等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看來，“政府應付內外環境的功能失調”，以至于國人對于清政府充滿失望，才是造成革命的主因。

三、革命的主力

大陸學界主流觀點認為，革命派是辛亥革命當然的主角。盡管該觀點在近年來受到了一些沖擊，但也有學者將其繼承并發展下來。鄭大華分析了革命派在整個革命進程中作用，認為他們的“革命宣傳，尤其是'排滿’宣傳，起到了動員漢族官僚、知識分子和廣大下層民眾參加辛亥革命的巨大作用”；他們的“武裝起義和暗殺活動，不僅加劇了本已嚴重的社會危機，造成清統治者的極大恐慌，而且也為辛亥革命準備了必要的軍事力量”；“武昌起義后，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國主張，尤其是他們以革命和國家為重的大局意識，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皼]有革命派，也就沒有辛亥革命。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作用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近年來一些新的研究，將誰是革命的主力問題引向了深入。有的學者更關注新型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與角色。張靜等認為，“辛亥年間，在革命洪流中形成了近代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群，他們展現出新的特點，具有新的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政治抱負，成為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知識分子。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他們積極投身偉大的革命實踐，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從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到革命團體的組建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從與改良派的思想斗爭，到多次武裝起義的發動，新式知識分子都起到了先鋒和橋梁作用，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擔當”。他們“是辛亥革命的發動者，是民主革命一支可靠的主力軍”。如前所述，楊天石也認為辛亥革命的真正領導力量是19世紀末年至20世紀初年才出現的新型知識分子。

有的學者指出，士紳或立憲派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領導作用。蘭金認為，真正“有力量左右那次革命的，是立憲派人士和軍官之流的人”而非革命家。在柯文看來，辛亥革命“似乎較少的是一場受西方影響的激進分子對保守的清朝政治體制發動的反抗，更多的是進行改革的清廷和某些方面相當保守的地方上層社會之間矛盾沖突的產物”。他認為，支持新政、立憲的新型地方社會力量對辛亥革命的推動作用遠比孫中山等革命黨更為突出。市古宙三也認為，“盡管1911年革命是由革命派發動的，但它很快就處于士紳的控制之下”，士紳“出乎意料地變成了革命的領導者”，“辛亥革命在推翻君主制方面取得的成功，大部分是士紳效力的結果”。李國環指出，晚清社會變革使傳統士紳階層出現分化，并促進了新派士紳階層的發展壯大。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相當活躍，積極致力于新式文教事業、創辦近代企業、倡導立憲及地方自治，為自己謀求政治、經濟上的權益，客觀上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條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紳階層“贊成共和，積極地投入革命活動，他們依附于革命，穩定了局勢，并憑借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一步步地掌握了主動權，以左右全國局勢?？梢?，清末士紳階層與辛亥革命的爆發、勝利、失敗及民初政治均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的學者充分肯定了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駱寶善、劉路生指出，袁世凱復出后，經歷了一個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的認識轉變過程，他在此期間的一系列活動，促成了南方、北方與清廷三方之間達成共識，使辛亥革命進入和平軌道，各派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滿足，也使國家免遭了戰爭帶來的屠戮與浩劫。張華騰的觀點與之類似，他認為，盡管袁世凱最終走向了辛亥革命的反面，但其在革命中的貢獻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在他看來，袁世凱對辛亥革命的認同，大致經過了一個否定-肯定-再否定的過程，在革命過程中，袁世凱看到蓬勃發展的革命趨勢，從鎮壓革命轉向了認同革命、參加革命，壯大了革命力量，為推翻清政府，實現辛亥革命的目標做出了貢獻，他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辛亥革命是他掌握中華民國最高權力的合法基礎。

有學者對長期以來的會黨對革命的貢獻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歐陽躍峰認為，盡管會黨充當了革命派歷次武裝起義的主力軍，但這些力量是否總能帶來有利的因素，卻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革命黨人利用會黨起義本身就是一個失誤，會黨是當時社會成員異化的結果，廣大農民對會黨的詭異行為普遍持恐懼、戒備、鄙夷心理，而革命黨人對會黨純粹是“利用”，根本沒有真正考慮過改造會黨的問題。革命黨人利用會黨起義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其激勵民眾的作用遠遠彌補不了給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失。在各省獨立后，會黨成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一支力量，并很快蛻變為反動勢力。

還有學者考察了晚清商會的發展，認為新政中成長起來的商會，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朱英表示，“辛亥革命前的商會已初露圭角，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教育乃至軍事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實力，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在革命過程中，商會“不論是支持革命黨起義，還是從事和平獨立，在當時都不同程度地聲援了革命，進一步打擊了清王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因而當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時他也指出，各地商會對革命態度的轉變，基本上是以自身經濟利益為轉移的，在肯定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其消極表現及其所帶來的隱患。綜上所述，從不同視角開展的多元分析，能夠帶給人們一個不同于以往的“革命黨人一家獨大完成革命”的解釋，但這絕非是否認革命黨人的功績，而是在此基礎上，以更加全面、客觀、負責的態度，厘清這個重大事件之上的迷霧，從而為更加準確地理解近代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提供充分而翔實的證據。

四、成敗的評說

學界關于辛亥革命結果的解讀，歷來存在著成功與失敗兩種說法。其中，失敗說是主流。不過，失敗說還可以略做細分：因為更多的學者承認其有勝利之處，但在總體上或最終結果是失敗的；與前者相比，另一些學者認為，它的勝利之處可能還沒有達到前者所認為的程度，也就是失敗的成分更多，勝利的成分更少。如白蕉認為，“辛亥的光復事業僅能在浮動感情的'排滿’口號下成功了極狹義的'民族革命’”，即推翻了清王朝統治，而從總體上看，是失敗了。毛澤東表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标愋衤凑J為“辛亥革命迅速勝利，同時也是迅速失敗”。“就革命性質來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兩大任務。但是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座大山依然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它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但沒有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歸根結蒂仍是失敗的”。夏東元、李時岳、金沖及、胡繩武等人，基本都是從這個角度展開論述的，還有些學者從一省或數省的狀況出發考察辛亥革命的成敗，細化并完善了這種觀點。臺灣學者張玉法事實上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認為，“辛亥革命從流血的一方面去觀察，它是不徹底的革命，因為流的血不夠多，舊官僚和舊軍閥沒有打倒，社會主義沒能付諸實行，民主主義試行受阻。從不流血的一方面去觀察，它是氣勢磅礴的革命，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在此革命運動的進展中，逐漸脫離傳統，走向現代”。與上述觀點略有差異，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認為，“'辛亥革命’的真正成果，只不過是給了帝國的行政和政治制度致命一擊，而這些東西本來就已經因各省官員、軍官和在野士紳的內部篡權而腐朽不堪。同樣日漸明朗的是，已經不可能立即產生出另外一種全國性的政治體系來替代四分五裂的帝國體制”。丁健、張華騰更進一步指出，“武昌起義爆發前，君主專制就已經名存實亡了”。辛亥革命在廢除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所廢除的只是名義上的君主制。而在此過程中，革命派以外的先進知識分子、立憲派，特別是袁世凱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甚至不能簡單地把推翻君主專制的功勞完全歸結到辛亥革命。總的來說，所謂失敗說，其實是指辛亥革命兼有成功與失敗，但更強調它的總體和最終失敗，這是一個有著廣泛學術影響力的觀點。

成功說。與失敗說相反，成功說盡管承認辛亥革命存在著不足，但這一派的觀點更強調其成功之處。龐樸認為，“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變革文化之制度層面的最大制度——國體、政體的使命，變革文化之理論層面的最頑固理論——名教觀念的使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國政治由此進入共和時代。辛亥革命的偉大，在于它不僅推翻了一個王朝，而且在于它使得一切恢復帝制的嘗試，都只能成為曇花一現的丑劇，并由此得到啟示，把向更深層尋求文化現代化的任務，提到了人們面前”。郭世佑也認為，“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無疑是勝利了，清王朝的命運由于辛亥革命的發生而實實在在地結束了。就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來說，盡管不能說辛亥革命已取得徹底勝利，但也不能說它的結局就意味著失敗”?！扒叭私ㄔO近代民權政治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盡管遠離于后人的要求，但畢竟不能以'失敗’二字來否定它的存在，采取不承認主義。正是通過辛亥革命，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政治近代化方有了良好的開端?！蓖瑫r，他還針對失敗說的三條理由——沒有改變近代社會性質、革命果實為袁世凱竊取、民初社會黑暗民不聊生——進行了回應，認為以此認定辛亥革命是失敗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在張憲文看來，“一場革命的成功或失敗，主要看是否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完成了，即為成功，否則即為失敗或又成功又失敗”?！耙粓龈锩\動，往往是短時間、急風暴雨式的。我們不可能設想通過一次革命斗爭完成所有的社會變革任務?！薄皻v史賦予辛亥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把皇帝趕下臺，取消王權，建立民主共和性質的國家。辛亥革命完成了這一使命，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飛躍，因而應該說是勝利的革命。”至于后續的任務，則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實施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加艱難的、深刻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這些任務并非辛亥革命的使命，不能以此來認定革命的成敗。李重華也認為，辛亥革命作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端，不可能將整個革命一下子進行到底。它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了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辛亥革命并不是一次功敗垂成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一次大獲全勝的資產階級革命”。李良玉表達了相似的看法，認為，“不應該苛求前人，繼續把辛亥革命說成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實際上“辛亥革命是一場成功的民族民主革命”。

五、革命的評價

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所說：“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曾有過三次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大革命：第一次發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于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民國；第三次則發生在1949年，它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span>辛亥革命對于中國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它不僅推翻了260余年的滿清王朝，更一舉終結了自秦始皇以來延續2000余年的帝制時代，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共和國，使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現代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因此成為現代中國的開端。

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辛亥革命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國皇權專制社會向近代民主社會轉折的關鍵，是中華民族走向民族獨立，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開端，是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重大標志，是一個世界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崩顣r岳認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志士，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主，艱苦奮斗，終于在1911年掀起了全國規模的革命大風暴，一舉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集中代表清王朝的統治，掃蕩了頑固阻撓中國社會進步的滿族親貴勢力，廢除了歷代相傳的封建帝制，創建了中國史無前例的民主政體，為后來人民革命的勝利奠下了基石”。張海鵬指出，“辛亥革命時期是近代中國在諸多矛盾中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時期。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起點，是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把中國歷史向前推動了一大步?！?/span>盡管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給中國帶來獨立、民主和富強，但它為此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提供了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勝利，正是對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它不僅以自身魅力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還積淀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革命傳統和文化傳統，成為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李文海、顏軍圍繞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也對辛亥革命做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對現代化的執著追求是貫穿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基本線索，與此同時，革命一直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主旋律”?，F代化與革命是交織在一起的。一方面，早期現代化為辛亥革命準備了必要條件，另一方面，革命也為全面現代化創造了必要前提，為現代化的繼續推進開辟了道路。盡管辛亥革命“未能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卻絕不能因此而低估這場革命對于中國現代化的促進作用。它不僅邁出了中國政治從專制向民主轉化的重要一步，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還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進行了強有力的政策推動，并在思想的啟蒙和觀念的現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更多的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對辛亥革命進行了評價。章開沅、嚴昌洪將辛亥革命在政治領域的突出貢獻歸結為三個方面，即催生了代議制度，開啟了政權的現代化建設，推動了政黨政治的發展。具體來說，辛亥革命結束封建帝制，促進了政治的巨大變革；分化政治權力結構，促進了政治現代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促進了政治制度化；建立責任內閣制，促進了政治模式和權力運作方式的規范化；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促進了政治權威的法理化；賦予國民政治、選舉、立黨與集會結社權利，促進了政治的民主化；掃除惡風陋俗，促進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學者指出，辛亥革命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意義，不僅在于重構了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開啟了現代民主政治的新篇章，還在于開始了根除封建專制主義消極影響的進程，并為后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做好了準備。

史全生通過考察南京臨時政府的成員構成，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巨大進步。在他看來，立憲派、舊官僚在武昌起義后，先后放棄了君主立憲主張，投入革命行列，宣布獨立光復，脫離清政府，加入了民國軍政府，他們與革命黨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組成了革命統一陣線。南京臨時政府就是這革命統一陣線的革命政府，并且是按照同盟會《軍政府宣言》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建立起來的行政、立法二權分立的民主共和政體，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政體過渡的法律基礎，它的一系列舉措，推動了中國由“封建專制統治轉化為現代國家公共事務管理的文明政府。”但同時要看到，正因為這種構成的多元化，也帶來一系列不可忽視的問題。革命派內部之間、革命派與立憲派、舊官僚之間對政府權力的爭奪，造成了“革命陣營內部多方力量與同盟會、臨時政府疏遠甚至對立，削弱了臨時政府的凝聚力、號召力和執政效果”。

楊天宏一方面高度贊揚了以三權分立為原則的南京臨時政府“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廢除君主集權制度，確立了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促成了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另一方面指出，在總統制向責任內閣制的轉換中，“有明顯的因人立法或因人設制的因素”，“致使總統府與國務院權限不明，混淆了總統制與責任內閣制的界限，將臨時政府規劃成了一種二元甚至多元的畸形政治體制”。“《臨時約法》的另一缺陷在于未能在規劃政體結構時妥善處理立法與行政的關系”，“設計了一個并不能依其初衷限制袁世凱，卻足以引起立法行政沖突的政治體制。”這種政治制度設計以及人事利益方面的沖突，并未隨著南京臨時政府的終結趨于緩和，而是進一步發展，最終造成了民國初年的政局混亂和社會動蕩。

還有學者更多地關注政黨政治發展的延續性。李金河考察了辛亥革命對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他認為，辛亥革命是由新式革命政黨組織和領導的，它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與組織基礎，革命的失敗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它還為黨民主中國派的誕生提供了階級和干部基礎。宋余慶認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中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它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河，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提供寶貴經驗和教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都汲取了辛亥革命民主建設中的許多經驗教訓”。此外，高燕寧還通過對辛亥革命推動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考察，指出“告別革命”論者的誤區：他們沒有認識到近代以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才是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更沒有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才能迫使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放棄對中國的統治，才能使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

還有學者從其他方面入手，對辛亥革命的成績和不足進行了點評。嚴昌洪考察了辛亥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生活現代化。他認為，南京臨時政府發布的一系列有關社會生活的政策，使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社會觀念、社會生活等方面均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開啟了中國社會進步的閘門，為古老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奠定了基礎。郝時遠認為辛亥革命使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從狹隘的排滿發展到了五族共和，這是對西方民族國家學說的重大改造，使其能夠結合多民族傳統疆域國家的現狀，為全面繼承傳統國家領土、避免像其他老大帝國的分裂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轉化型改造的路徑并未保持下去，革命黨人實際上還是不斷強調滿漢之別的種族意識，企圖構建單一民族國家的觀念并未根本轉變。陳建樾在此基礎上指出，這種口號和行動上的差異，不僅引發了邊疆民族對“五族共和”的疑慮，還為帝國主義趁機策動民族邊疆地區的“獨立”提供了口實。當然，也有學者指出，由于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一場“并不給農民實惠，僅僅給了上流階層以好處”的城市革命，“對于農民，革命除了帶來一個紳士和官僚更緊密聯合、以維護上流階層階級利益的新政權之外，其余一無所有”。因此，辛亥革命的社會效應對于社會下層、特別是給廣大農村帶來的震動和影響，是相當有限的。

六、未來的研究趨勢

百余年來，學界圍繞著辛亥革命性質、原因、主力、結果與評價等內容，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礎上，繼續拓寬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提升研究層次，還有幾點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長期以來，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為革命史觀所支配，奉革命黨為正統，對其言論、行為等進行深入探究，而所謂反面的或側面的派別、人物和事跡等，受到了有意或無意的忽視，研究力度明顯不足。如有關新政、?；逝?、立憲黨、舊官僚、袁世凱等，長期是被作為批判的對象而存在；革命派中的非興中會、同盟會一系的，除章炳麟、秋瑾等少數人外，也大多處于被忽視的境地；興中會的重要成員，如楊衢云、謝纘泰等人，因與非孫中山一系，也不免被忽視的命運。這種奉革命為正統、奉孫中山一系為正統的傳統習慣，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若要進一步開展深入研究，就應該對以往被忽視的研究對象加大研究力度，重新審視他們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以更加全面地認識辛亥革命。第二，在研究視野上，應該面向古今中外，從歷史的前后聯系中和東西方的交流中，加深對辛亥革命的理解。就辛亥革命論辛亥革命，把時間局限在辛亥年或者前推十余年，把辛亥革命的思想源頭單純歸結于西方文明的影響，會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束縛。只有跳出既有研究的局限，才能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范圍的角色。挑戰了“沖擊-回應”模式的“中國中心觀”認為，“晚清中國的改革思想與活動盡管越來越受西方的影響，但同時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改革傳統的一部分，這個傳統在其淵源、風格，甚至許多內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沒有受到外國的啟發”。溝口雄三在研究辛亥革命中各省獨立的問題時，拋開既有的現代性研究思維，從中國自身的發展路徑中追溯其思想根源。他認為，有清一代，黃宗羲的“鄉治”理論“極大地拓展了作為'地方公論’產物的'鄉里空間’范圍，并由縣延伸至省一級，直接促進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獨立，最終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獨立獲得成功這一獨特形態”。桑兵更是提出，要“將辛亥這一時期的歷史整個放到近代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整體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去，放到不作任何分門別類的細分化的歷史本來狀態中去，進行貫通式考察，用整體的歷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第三，要重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及計量手段的應用?？鐚W科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能為研究工作提供便利的技術性手段，尤其是辛亥革命作為近代史中的重要課題，本身就有大量資料可以運用，這為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還有助于在于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將封閉的“一家之言”在多學科交流借鑒的基礎推向新的高度。梁若冰利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為全面理解辛亥革命爆發前的社會狀況，提供了更為直觀也更令人信服的證據。百年之后回望辛亥革命，以新的視角和方法重新看待這場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可能會帶給世人更多的感想和更清晰的認知，其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也將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和闡發。

本文節選自《政治通鑒》第二卷。北大政治學（微信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注釋，并有刪節和調整。

文字編輯：賈珅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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