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顧維鈞眼中的九一八事變

顧維鈞

1931年9月19日晨，一陣急切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來電者是張學良的秘書亨利·端納，他催請對方立即來少帥處商討事宜，因為就在昨晚，日本關東軍突襲東北軍駐地，并且占領了沈陽城，而此時與端納通話之人正是在巴黎和會上力爭國權、作出精彩發言的外交家顧維鈞。來到張學良處后，顧維鈞見到他與東北軍高級將領們正在商討對策，不過，面對如此險惡的形勢，大家面面相覷，一時間誰也提不出好的對策。此時，顧維鈞立即提出了兩點建議：“一、即刻電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國聯’行政院提出抗議，要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二、立即派出精通日語者，會見關東廳長官冢本清治及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以明確日方企圖。”而張學良只采納了第一條建議。

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主導建立“安國軍政府”，自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權力。然而，顧維鈞認為此舉違反民國憲法，斷然辭去公職，后經張作霖多方邀請仍然拒絕進入新政府，不過此事似乎并未影響顧維鈞與張氏父子之間的情誼。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奉軍退回關外，由于顧維鈞此前曾以代總理、總理之職署任北洋時期的民國大總統，故被國民政府視為敵方要員而加以通緝，無奈之下，顧維鈞只得逃亡國外。

其實，蔣介石對于顧維鈞的外交才能還是十分欣賞的，加之張學良多次致電南京方面，要求撤銷對顧維鈞的通緝令，最終，蔣介石親自表態認可并多次邀請其赴南京任職，不過，此時國府內部派系林立，由于不想被卷入派系斗爭，顧維鈞并未回應。

通過上述張、蔣被拒之事可以看出，顧維鈞在政治上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然而，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再度發出邀請，面對國家利益，顧維鈞打破沉默，再度出山，任“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重返外交界。為使國民政府獲得更多的外交主動權，強有力地揭露日軍侵略行徑，1931年11月23日，顧維鈞開始代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一職。

此時此刻，日軍已侵占東北大部分地區，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下，顧維鈞亦頗感無奈。此刻守住錦州已成為重中之重。在這期間，顧維鈞曾致電張學良表示：“近日國聯形勢惡化，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無意進攻，恐不足信。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于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陰謀必又猛進，關系東省存亡甚巨。”足見顧維鈞對于東北局勢的看法相當清晰、透徹。此時，國民政府拒絕與日本方面進行和談，而是將全部希望寄托于國際聯盟的干涉，但顧維鈞憑借多年的對日外交經驗認為，此舉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局勢，反而會使日方以中國拒絕談判為由制造事端，致使東北局勢再度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顧維鈞提出了“錦州中立化”方案，建議將“華軍撤入關內，但須列強三四國保證日軍不再進攻，并在錦州之南北劃一中立區域。”然而，全國范圍內反日情緒高漲，方案公布后，反對聲浪此起彼伏，顧維鈞承受著巨大壓力。

事實上，早在方案公布之前，顧維鈞在致張學良的電報中即表示：“英、法、美三國深恐日軍有襲攻錦州之意，均已派遣專員前往視察”“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但顧維鈞外交家式的思維和考量始終無法得到普通民眾的理解，加之南北學生趕赴外交部抗議，顧維鈞不得已于12月22日辭去外長職務。這時，身負國恨家仇的張學良亦對顧維鈞進行安慰。

1932年1月21日，以李頓伯爵為首，由英、美、法、德、意五國代表組成的“國際聯盟調查團”正式成立。

為了協助調查團的工作，中日雙方均以調查團顧問的身份派出本國代表，條件是精通外交的非政府成員，顧維鈞長期活躍在外交界，且經驗豐富，完全符合調查團的要求。日本方面對于顧維鈞的到來十分忌憚，他們一方面在當地制造暴力事件，烘托恐怖氣氛；另一方面利用他國使節托話給顧維鈞及其夫人黃蕙蘭，大談東北局勢混亂，希望能勸阻顧維鈞放棄東北之行。同時，日本軍方也放話，顧維鈞如果進入東北，日方不能保證其人身安全。然而，面對日方的威脅，顧維鈞毅然決定前往……

面對“李頓調查團”的來訪，日本方面精心準備，極力粉飾、布置敏感區域；指使漢奸組建隊伍歡迎調查團；宣揚偽滿建國是民心所向等，而顧維鈞等中方人員則被全面監視。

調查期間，顧維鈞先后向“李頓調查團”遞交了《中日糾紛問題總說帖》《日占領東三省之說帖》《二十一條及1915年中日條約之說帖》《日本破壞中國統一謀劃之說帖》《日本人在東北、滬、津以及各地挑釁尋仇情形之說帖》《日本所謂中國教科書內排外教育之說帖》《中國努力開發東三省之說帖》《日本違犯條約及其侵奪中國主權27類之說帖》等20余份報告，以詳盡的事實向調查團揭露了日本侵華罪行，起到了關鍵作用。

最終，調查團認定九一八事變計劃精密，日軍不屬于合法自衛；“滿洲國”為日本扶植成立并非自然獨立產生；東三省領土主權歸中國所有。

1932年10月11日，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大會，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在大會上發表演講。顧維鈞首先介紹了九一八事變的情況，之后反問道：“假設日方采取的是自衛，那么自衛用得著攻占奉天、長春、齊齊哈爾等眾多中國城市嗎？如果中方開著軍艦登陸本州島，占領了東京，那還能叫自衛嗎？”

接下來，顧維鈞將各國與會代表帶回到那場曾經萬眾矚目的巴黎和會現場，說道：“十三年前，在巴黎，那時候我親眼看著日本強取了中國的山東……我打了個比方。我說，一個人，丟失了他的錢包，被另一個人撿到了。然后撿到錢包的人拿走了里面所有的錢，將空空的錢包還給主人……今天，十三年過去了，那個撿錢包的人，現在竟然連空空的錢包也要搶走。”

最后，顧維鈞直指此次演講的目的，并提出警告：“如果今天，'國聯’連《李頓報告書》都不能通過，我們再讓了東北，那么，我恐怕十三年后，將不會再有各國代表出現在這個會場上了，因為那時候，國際聯盟將不會存在！三十年后，我恐怕，將不會再有和平可言，世界將永無寧日！”話音剛落，整個會場爆發出整齊而熱烈的掌聲。

1933年2月24日，“國聯”以42票同意，1票反對，通過了基于《李頓報告書》的聲明，對此，日方極為不滿，并于日后退出了國際聯盟。

此后，顧維鈞繼續活躍在外交戰線上，與日抗爭，爭取外國對華援助。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闊別祖國14年之久的東北地區迎來光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