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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渝
清代學者劉沅的《槐軒全書》，是一部以儒學元典精神為根本，匯通儒家學說、道家學說和佛家學說，融道入儒，會通禪佛，而歸本于儒，用以闡釋儒、釋、道三家學說精微，揭示為人真諦的學術巨著。這部著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博學多方，不僅所涉領域十分廣博，而且在學術上和方法上自成體系。其內容之宏富，方法之獨特，論述之精深，為當世所罕見，堪稱鴻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蕭萐父先生為《槐軒全書》增補本題詞說：“闡三教之精微”。李學勤先生在為《槐軒全書》增補本題詞中指出：“雙流劉止唐先生于清嘉道間授學川西，一本儒宗，兼通二氏，影響深遠。惜其遺著湮沒不彰，鮮為人知。”足見 《槐軒全書》確為中華傳統文化尚待開發的一座寶藏。 一 劉沅，四川雙流人，字止唐，一字訥如，號清陽、清陽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咸豐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歲。劉沅生而穎悟，沉潛嗜學，隨其父兄讀書，七歲成誦。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冠軍入為雙流縣癢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選拔明經，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拔貢中試舉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十年（1795年）、嘉慶元年（1796年）會試，“屢薦春闈不售”，乃決意留籍奉甘旨，歸家養母。其間邂逅果圓老人，授以心性之學，研習終身，遂匯通儒釋道三學，“有如鏡燭犀剖，八面瑩澈”。道光六年（1826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愿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清《國史館劉沅本傳》稱：劉沅“知行合一，以身教人”，“平日裁成后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余人，明經貢士三百余人，熏沐善良得為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其受業弟子遍巴蜀，而其學術則浸浸乎有遍及西南各省與大江南北之勢，“學術界人士，不少以得遊其門庭，為高尚其事也”。其學術流傳在其身后尤以閩浙為盛，以至“閩人稱沅為川西夫子云”。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總督錫良上奏清廷，奏請于清國史館為劉沅立傳。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清廷批曰：“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劉沅傳經講學，數十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多有創獲，其說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劉沅的主要著述，由他的后人及門人精選結集，而將其命名為《槐軒全書》。 在《槐軒全書》中，劉沅以十三經《恒解》集中闡釋儒釋道三家學說的基本觀點，闡揚三家的旨意所在；以《正譌》、《子問》、《又問》、《槐軒約言》、《俗言》、《拾余四種》諸篇，闡釋儒釋道三家學說的精微，將其歸結并上升到揭示為人真諦以達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二 劉沅的學術思想及其淵源大致有四：一是“仰承庭訓”。其父劉汝欽，精于易學，洞澈性理。劉沅既承父訓，“更求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強，仁者壽，大德必壽，圣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也”，他關于融道入儒的思想，關于追求純一即《大學》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淵源于此；二是究心儒學元典，“以孔孟為師”，終身以闡揚儒學元典精神為己任；三是受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深刻影響，其主要哲學觀點均與兩宋理學針鋒相對；四是他青年時邂逅野云老人，老人氏李字果園，“示以窮理盡性內外本末之功……往來啟導，七載有余，稍知省躬苦學”，于是苦心研讀數十年，“究心圣道，由實踐而證之詩書”，“而經義則頗為體行，用能略知得失”。這就使劉沅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得以進一步精研覃思，終至成為“名震當世”的一代“大儒”。 劉沅在其近六十年的講學生涯中，究心學術，又常與人問難，多獲啟發，故于儒家元典尤其孔孟之書頗多心得，于《四書》中“極為發明”，卓有建樹。同時，劉沅在講學解經中發現，自漢以來，不論先儒還是后儒，對于“圣學”即儒學元典的解釋議論多有不合元典精神和孔孟之道的地方，他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沒有名師啟導，二是缺乏實踐功夫。所以，劉沅在《槐軒全書》中對于先儒尤其宋儒多有駁難辯論之詞。而他每每駁難宋儒并必與宋儒辯論者，其理論基礎“大率皆以孔孟為宗，折衷先儒”。劉沅認為，先儒尤其宋儒自稱學圣人，但卻并沒有領會到儒學元典的精神實質，更不用說將其傳承下來。既然如此，“則圣人言行安能一一合于身心，措諸修齊平治” ？劉沅之所以在他的多數論著中必與先儒辯論，并將宋儒周程朱張邵一一予以駁難，目的正是在于“恐失圣人之義，則必入于歧途”，把捍衛并闡揚儒學元典置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度。 三 劉沅的《槐軒全書》中，以對十三經的《恒解》所占比重最大。十三經是儒學元典，歷代奉為圭臬。關于十三經的學問，自漢以降稱為經學，其內涵則與時而變。劉沅將其關于經學的學問稱為“圣學”，而絕不稱之為經學，意在表明他是回到并站在儒學元典的立場上，用儒學元典精神來闡釋經義，并以此把自己同經學家們區別開來。 劉沅把自己對于十三經經義的闡釋稱為恒解，是頗含心機的。何為恒解？他在《又問》中解釋說：“恒，常也，久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人道之當然，人人可以知，可以能，亙古而不朽者也。”可見劉沅所謂恒解，其實就是以儒學元典精神作為闡釋經義的理論基礎，而絕不容許對元典有所歪曲改竄。至于他為何著《四書》《六經》恒解，劉沅在所著諸書的序中均有清楚說明。例如，他在《詩經恒解·序》中說道： “歷代諸儒發明傳統不為無功，然其不達圣人之意，流為世俗之譚者抑又夥矣。風雅之文通乎天地，而哀樂之過失為淫哇，不有以正之，則詩之道日博而詩之義遂亡。愚故不辭冒昧，集上說而折衷焉。凡所疑信，一以圣人為依，非敢謂毫發無遺，聊以補前人所未備，名曰恒解，亦以人心之公理，而非有所穿鑿矯勉為云。” 又如，在《論語恒解》中，劉沅說道： “及孔子歿而禮制益隳……上無圣人之君相，下無圣人之師儒，則能身體而力行者，蓋鮮矣。漢儒始為訓詁，而義不醇，宋代程朱繼出，乃實表章之……” 由此不難看出，劉沅詳注《四書》《六經》，為之作恒解，表明他所謂學圣人、明圣經，其實就是“欲存其義”，回到儒家元典，弘揚儒學元典精神，“窮極精奧”，駁正先儒，正本清源；同時，他駁斥自唐代韓愈以來的所謂“道統”，揭破宋儒周程朱張邵所謂“理學”，于破中求立，立中求破，從而有破有立，以致“發先儒所未發”，成“一家之私言”，終至創立起自己的學術體系。 眾所周知，清代乾嘉盛世，漢學興起，提倡考據之學，反對宋學空疏臆斷，其間名家輩出，在文字、音韻、訓詁、辨偽等各個領域取得重大成就。如閻若璩、胡渭等，力證《偽古文尚書》之譌，力辯《河圖》《洛書》之晚出，而姚際恒著《古今偽經考》，列舉偽書數十種，皆所謂古代名典。于是乾嘉學派大盛，突破了宋明理學的藩籬，揭發出宋代儒學的空疏學風，極大地動搖了程朱理學的神圣地位。然而，由于乾嘉學派治學以考據為主，往往流于繁瑣，以致詳于尋章摘句，而略其大要根本。劉沅在《尚書恒解·序》中略述《尚書》真偽及其流傳源流后，寫道：“至今日而排擊罅隙以求必信者，指不勝屈矣。夫讀古人之書，必深悉古人之情事，而又以圣人中正之理衡之，然后不迷于趨向尋章摘句以為垢病，其亦疏矣。”在乾嘉學派盛極一時的環境中，劉沅獨樹一幟，其治學既吸收了乾嘉學派的若干考證成果，又反對乾嘉學派極于考據的功夫，而力倡以“圣人中正之理”即儒學元典精神作為惟一依據，來揭破宋儒不求甚解的空疏學風，批駁宋儒改竄儒學元典的嚴重錯誤。 劉沅所說的“圣人之學”即儒家元典，是包囊了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要在內的。他“以老子每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認為學者只知學習孔孟之道，其實佛家與道家的真知灼見均與孔孟之道相合，而不能超出儒家元典的范圍。這一思想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它意味著劉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理解，是以儒家元典為主干，吸納融會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髓與要義，由此而充分整合起來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劉沅這一獨創的思想，在他的著述中隨處可以見到。例如，在《子問》卷一中，他說道：“道家言取坎填離，即克己復禮之義耳。”又如，在《又問》中，他說：“復性之功，孔孟而后儒者失其傳矣，而道流存之，所謂取坎填離者即克己復禮，其言先了命而后了性，性命雙修方為大道。”“了命者即孟子所謂立命，了性者子思所謂盡性。盡性立命，圣人所以與天通。”又說：“佛曰明心見性，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老曰存神養性，即存心養性也。”基于這種思想，劉沅并不一律排斥佛家經咒和道家符箓,認為“符法經咒，驅除邪魅亦所常有，但必力行中庸之道，從根本上用功，不可專恃經咒符法耳。孔孟之道人人體行，日用倫常身心性命之理，亦何必用經咒符法？心術品行不端，天地神明降之殃禍，亦豈符咒可了？凡一切法術有益民生者，皆圣賢所遺，但無其本而專事其末則不可耳。” 正是因為以儒家元典精神為本，包容吸納了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髓，究心于三家學說關于天人之際的精微要義，相互發明，透徹精研，身體力行，劉沅才獨創了由“存心養性”達于“至善”、“純一”、“天人合一”的學說。他認為：“天命之謂性。性者，理氣之原而人與天地共者也，以其所自出言之，則曰命。從古圣賢教人盡性必由養心，心者神氣之主，而或僅以穿穿寂守為治心，則必廢天地民物之常經。氣者，理所載以行，而或以口鼻吐納為養氣，則必為偏枯怪誕之異學。三代以后，儒釋道分門，歷代先賢扶而抑之，可謂詳且切矣。然不究乎理所之主宰與吾身所以相關之故，則人固不知此心何以與天地參，而不明言養氣存心之所以然，則人尤不知此身可以與乾坤一氣也。”他指出，存心養性，必須以動、靜、內、外相結合，靜固然是動之本，但由于人心浮躁不寧，若不養浩然之氣，則性無所居，心終難靜，“《大學》言止于至善而后定靜安，即此義也。果能定靜安矣，則先天之性可以有諸己，由是而充實光輝以至化神”，達到至善、純一而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由此出發，劉沅從根本上批駁并徹底否定宋儒的主靜說。他在《子問》卷一中指出：“周子師海巖，以僧流空寂之意養后天知覺之心，不知心在后天，非人生而靜之本，安得遂立人極。靜而萬理俱函，動而隨時處中，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佛言真空不空，妙有不有，亦謂不可偏于動靜。后世僧流傳失其真，乃偏于主靜，而無以修齊治平。周程朱張，天資高明，私妄甚少，故一主靜而即生慧，以為盡心知性即此而是，不知其非圣人本末兼盡之學也。” 宋儒的主靜說，是與所謂太極圖有著密切關聯的，而兩宋理學的發生與發展，也都與此密切相關。因此，劉沅對于理學的批駁，也就首先從否定宋儒所謂太極圖著手。 宋儒稱其所傳之太極圖，始源于漢代讖緯“河出圖，洛出書”之說，至宋儒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始開兩宋理學之先河。至清，乾嘉學者經多方考辨，完全否定了所謂太極圖源于“河出圖，洛出書”的說法，指出河圖洛書實乃后人偽造。劉沅則另劈蹊徑，以證太極圖之譌。 劉沅首先從太極圖源流說起。他指出，周敦頤太極圖原為河上公無極圖，而參以壽涯先天地圖，而河上公的無極圖，陳摶刻之于華山石壁，“尚無大謬”。他接著考析說：“希夷又得先天后天八卦圖于麻衣道人，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壽涯，壽涯授李挺之，挺之授邵天叟，天叟授子堯。夫希夷知道，故其傳無錯。”劉沅認為，宋初諸儒所授河上公無極圖乃確有其事，而陳摶所授先天后天八卦圖同樣確有其事。但是，傳至壽涯，其授受傳承則出現了大的變化，“壽涯一名海崖，本僧也，而習方士養氣之學，自為先天地圖，又作偈以授周子”。既然先天地圖乃是壽涯所造，本來就毫無淵源可言，而壽涯也并未得到明師啟導，“僅知虛靜養心，不知心性之別。故其圖言養氣之法，全失老子之意”。周敦頤師法于壽涯，雖然察覺壽涯之說不妥，但因其既師從壽涯學習其“虛無之意”，又恐學者以為異學，于是“乃取壽涯之圖，顛倒其序，易名曰太極圖，以為儒理”。可見，周敦頤既失河上公無極圖宗旨，又承壽涯先天地圖之譌，是一錯再錯了。在辨析了周敦頤太極圖之譌后，劉沅做出了“太極本無圖”的結論。他指出：“太極本無圖，所圖陰陽五行成男成女等義，不過一氣變化所形，其實皆在太極之中。” 通過這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夫，劉沅達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 在對周敦頤《太極圖說》的批駁中，劉沅闡釋了自己對于太極的認識。什么是太極呢？劉沅認為：“天理止一太極，渾然無象而實天地，萬物所由肇。”太極何在呢？他以為，太極自有其“至中之所”，那就是圣人所說的至善之境，“一元理氣凝聚于此，無始無終，無聲無臭”，“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原本就不是可以用跡象加以求證的。人類孕育于天地之中，也就是孕育于“太極之理”，即所謂天理。人既生以后，便失卻了本來的純一，若不“受中本來之地”，將不能養其浩然之氣。惟有此“至中之所”，為血氣所不到，私欲不能侵，所以孔子稱之為至善，而《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復性而存于此“至中之所”，這就是止至善。“至善之所乃天地之門，性命之府，聚三元于此間，所謂凝道”。凝即存心養性，也就是養浩然之氣，道即天理，也就是“天人合一之理”。由于天、地、人同源于至善之所，而又同聚于至善之所，因此至善便成為天理、太極與純一的本原與歸宿。由此，劉沅便形成并完善了其闡揚儒學元典精神、構筑天人合一學說的理論體系。 基于對《太極圖說》僅知虛靜養心，不知心性之別的批駁，劉沅從他所倡導的“虛無清凈，存心養性”之說出發，對周程朱理學的主靜說即所謂“存知覺之心便為靜心”的主張展開了批判。他仍然首先從學術源流即師承關系的剖析入手，指出：“朱子宗程子，程子學濂溪，濂溪師壽涯和尚養知覺運動之心，百日便可通靈神道，遂以為圣人之學不過如此，其實乃告子不動心之法耳。采心虛靈慧悟，而修齊治平，一毫莫展。”劉沅繼而指出，壽涯和尚所傳而為理學所宗的所謂靜心之法，乃是養后天知覺之心，卻不知天有先天后天之別，“不知后天之心非復先天之性”，“但空空存心，不知如來明心見性即盡其心者知其性”，可見其主張是既不懂得明心見性的佛家本原，更不明了存心養性、內外本末兼修是為大道的儒家本原。劉沅因而指出：“宋人理學，周子濂溪師海巖和尚（按即壽涯和尚），得僧流空空養心之法，而不得圣人盡性之學，程朱相沿。本原既誤，故一切皆非。”由此他總結道：“濂溪之學本由禪宗，程朱相沿，以養后天之心為明明德，又不知存心養性，止于至善之地”，認為理學背離了儒學元典精神，其后果是不但不能修齊治平，而且“誤天下蒼生后世于無窮者也”。 為了闡揚儒學元典，揭破理學改竄儒家要義的行為，劉沅對二程和朱熹予以了駁難批判。他還是首先從學術源流說起。他指出：大程子首倡改竄《大學》原文，致使后人效尤，學圣之功由此而晦，“是其大過”。二程子“最可疵者，擅改《大學》，創為格物之說，大悖孔子一貫，致使后人馳逐泛騖”，貽誤不少。朱子表章《四子書》，為之訓詁，其功甚大，然而朱子“踵二程之失，改古本《大學》，令圣學功夫次第不明，失卻圣人教人苦心。且以存知覺之心便為盡心，物物窮理方可致知，使智士騖于博雜，中下苦于難明，其誤世不淺。其注《四子書》，誤解處亦多”，“朱子發明圣人，后人亦可發明圣人。欲求圣人之言，可身體而力行，安得曲從朱子，致孔孟之學惘然莫能從事耶”？他指出：朱熹 “既知孔子言矣，又刪去原文'此為知本，此為知之至也’二句”，于是質問道：“朱子何所見而妄改竄之？” 孔子原文的意思是，“人能知修身，則內外本末功夫必一一兼到，知之即行，行則益知，至于身修而成己成人無施不可，此謂知之至”。朱子刪去原文，別撰傳五章，添出“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二句，無中生有，“豈非大悖孔子乎”！在駁斥朱子改竄《大學》后，劉沅又剖析了朱子所主張的格物致知，斥之為譌。劉沅指出，朱子解《大學》格物為窮究事物之理，卻仍然是孔子所言的致知，“于義為重復，于文為不通”。其實孔子早就說過，明善之功在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致知無過于此四者”，“圣人之言簡而該，豈留罅隙待后人補綴耶”？他引證子思說，致未發之中，必屏除物欲，久久始得志氣清明，事物的本來義理乃易明白，“故曰在格物”。又指出：“格去物欲即格其非心，知止即能存養”，“知止至善為本始則可近道，道即天理”。劉沅認為，孔子已經把“知”解釋得十分詳盡了，連曾子都不更釋，朱子卻加以改竄，別撰傳五章，而曰此為格物，此為致知，似乎孔子和曾子都不知何為致知。而且，決不是天下之物均須一一窮理，格而后致知，即使朱子本人也不能做到此點。他說，即以格物而論， “相鼠不知其為相州之鼠，童羖不知其有無角之羊”，“圣人固不知也，而況常人，故格物之說難行”。他認為，“知有不盡，由于物有未窮，夫物理可勝窮耶？圣人亦不能矣”。 由上可見，劉沅批駁宋儒倡導的主靜說與格物致知說，都是以儒學元典精神作為其理論依據的，他的終極目的是要通過存心養性達到止至善，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這是劉沅思想的真諦，也是劉沅在《槐軒全書》里通篇所構筑的龐大理論體系的核心所在。
四 劉沅的《槐軒全書》，是傳統文化中罕見之博通儒釋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學術體系的珍貴文獻，而劉沅可謂歷代學者中以至善、純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學范疇來闡揚儒釋道三家本原尤其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畢生所追求的，便是通過存心養性以達至善、純一和天人合一的至高人生境界。他的學說，即令對于今人來說，也是極富學術價值尤其文化思想價值的。 還在劉沅生前，其所注《四書》《六經》《槐軒雜著》等著作已經刊印頗多，流傳甚廣。《槐軒雜著》于清咸豐二年（1852年）刊行，時劉沅八十有五，已值晚年。在此之前，他所注的《四書》《六經》業已較早刊行。《槐軒全書·又問》：“問：子注《四子》《六經》多年，好事者刊印流布頗多，今子又多改正云。晚年訂本，將何所取信耶？”既稱晚年訂本，那么被好事者所刊印的必然就是較早刊行的版本，只不過其具體刊行的年月和版次今已不可詳考。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總督錫良上奏清廷，奏請于清國史館為劉沅立傳，并呈劉沅所著《易》、《書》、《詩》、《三禮》恒解，暨《四書恒解》、《孝經恒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卷。 據清《國史館劉沅本傳》所載，劉沅所著書，“有《周易恒解》六卷，《詩經恒解》六卷，《書經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儀禮恒解》四卷，《禮記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書恒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余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誠壹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 《槐軒全書》于劉沅去世五十年后刊行，該書在晚清至民國年間先后有三種主要版本行世，其目錄和卷數有所不同。 1、光緒本。《槐軒全書》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次刊行。據北京科學院圖書館藏目錄，光緒本《槐軒全書》包括：《四書恒解》十四卷，《詩經恒解》六卷，《書經恒解》六卷，《易經恒解》六卷，《禮記恒解》四十九卷，《春秋恒解》八卷，《周官恒解》六卷，《儀禮恒解》十六卷，《史存》三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槐軒雜著》四卷，《正譌》八卷，《拾余四種》四卷，《槐軒約言》一卷，《燻篪集》十卷，《子問》二卷，《又問》一卷，《俗言》一卷，《明良志略》一卷，《尋常語》一卷，《下學梯航》一卷，《蒙訓》一卷，共二十三種，計一百七十八卷，分裝一百零七冊，有十函和十四函兩種。 2、民國三年至三十三年（1914～1944年）刻本。此次刻本，共二十三種，一百零七冊。 3、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民國二十年（1931年）刊行。共二十二種，計一百七十七卷，一百零六冊。同光緒本相較，此本少《尋常語》一卷。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為劉沅之孫、天才學者劉咸炘親校大字本，乃其版本之最優者，書品清晰，版式疏瑯，校刊謹嚴。 《槐軒全書》諸種版本今多已散佚，散佚各處的劉沅著作已被學界視為“無價孤本”，即令專門的研究者亦未見全豹。據臺灣蕭天石先生云：劉沅著作之已出版而可考者，“計凡二十八種，都一百七十八卷。此外，青城藏經樓書目中，尚約有四五種。各書均為成都致福樓重刊本版本”，并開列其所知的現存書目共二十六種。在蕭氏所列書目中，有八種為上述《槐軒全書》諸本所無，但上述《槐軒全書》諸本中則有六種為蕭氏所列書目中所未有。據蕭氏所言并與上述《槐軒全書》諸本比較看來，蕭氏所見的劉沅著作，有的大約是劉沅著作的單行本，并沒有收錄到《槐軒全書》之中。 按：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朝廷為劉沅立傳，準奏。據清《國史館本傳》所列劉沅著作目錄，除上述三種版本所列目錄外，尚有《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等篇，而《正譌》、《子問》、《又問》等皆未著錄于《本傳》，這完全可能是因為這幾部著作批判了為統治者所提倡的程朱理學而其家人和門人有意為之隱諱的緣故。 《槐軒全書》首版刊行之際，正是清王朝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所謂“新政”（1901年）之時。清王朝“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廢科舉、設學校、派遣留學生。在四川，“新政”的推行晚于長江流域各省。四川于1902年奉旨興辦省城高等學堂，1904年正式開學。據1905年10月5日四川總督錫良在奏稿中所稱，四川已開設各類學堂4000多所。1905年9月，清廷“停止歲科考試，專辦學堂”，新學堂教授以西洋各學科課程，但同時必須讀經，錫良稱此 “尤為盡善無弊”。1906年，四川總督錫良請旨“添設致用學堂”，“庶中西并舉，本末完備”。在這種形勢下，一代大儒劉沅的《槐軒全書》就很難為當時的學者和學子所研習，其學術的傳播流布自然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局限。不久，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在辛亥革命中四川又先后建立了幾個軍政府。辛亥革命失敗后，四川軍閥割據愈演愈烈。隨后，新文化運動興起，四川成都學者吳虞等人積極響應，吳虞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儒家學說，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很大影響，胡適譽之為“中國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同時，四川學界掀起留法、留日高潮，而四川學術界所關注的對象也早已不是孔孟之道了。于是，劉沅及其《槐軒全書》也就在這一劇烈變動的時代湮沒無聞了。《槐軒全書》民國刻本之所以歷時三十余年才得以完成，其原因正在于此。 二00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初稿 二00六年四月三十日修訂 二00六年六月四日再修訂 于成都浣花溪畔 【作者介紹】段渝，教授，四川省專家評審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享受者，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版《酋邦與國家起源：長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較研究》、《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玉壘浮云變古今――古代的蜀國》、《三星堆文明》等學術著作2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省部科學研究項目和國外科研項目20項，多次獲得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主要研究方向：巴蜀古代文明進程、古蜀文明與南方絲綢之路、巴蜀文化源流、長江流域古代文明研究等。
世有道儒兼修之士推薦劉沅《槐軒全書》 文/太極生 [摘要]劉沅止唐先生，為清乾嘉間大儒，深得玄門秘鑰。融道入儒，援儒說道，傍通禪佛，并了宗乘。博學多方，著作等身。 世有道儒兼修之士，謹推薦閱讀劉沅《槐軒全書》。 《槐軒全書》，是一部以儒學精神為根本，會通儒釋道三家之學說，闡發三教之精微，揭示盡人合天之真諦，且具有完整學術體系的學術著作。
一老圖(浩蕩乾坤餘一老，形神不遂秋風槁，六經訂正付兒曹，孔孟而後知心少。止唐書，時年八十有八，圖中幼子六、七、八兒也。咸豐五年九月吉日。) 一、劉沅的生平 劉沅（1768－1855），字止唐，一字訥如，號清陽、碧霞，后人多尊稱為“槐軒”，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正月十三日卯時出生于四川省雙流縣云棲里（今為雙流縣柑梓鄉三圣村）。二十九歲時，紫柏山遇靜一道人，談修養之道，訝其與吾儒同。道人惠《道德經》注，系純陽子作。 三十歲時，忽道遇賣藥老人（即野云老人李果圓），形容殊異，心愛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老人曰：“人身自有長生藥，爾知否？”曰：“不知也。”老人曰：“先天虛無一氣，天之所以為天，即人之所以為人。存神養氣即存心養性。歧而視之，是以仁者壽、大德必壽之理不明，而卻老獨枉神仙爾。返而求諸身心，可也。”拜而受教，荏苒八年。 清嘉、道間，止唐先生在成都純化街家中聚徒講學，其講學地名曰槐軒。先生學有師傳，靜存動察，臻于大成。從五十九歲至八十歲竟連生八子。《國史館劉沅本傳》：“咸豐五年（1855）卒，年八十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后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其孫劉咸炘（字鑒泉）尤能傳其學。
13儒林劉止唐先生八十八嵗肖像 二、后人評價 蕭天石《劉止唐與四川劉門道》：止唐先生為川中近三百年來特立獨行博通三家之大儒。其學既直探洙泗心傳，復深得玄門密鑰，融道入儒，援儒說道；復會通禪佛，并涉密乘，博學多方，雖較龐雜，然以其能障百川而東之，匯萬流于一海，故最后仍歸本于儒，不失孔門規矩。學術界人士不少以得游其門庭為高尚其事也。 南懷瑾《禪海蠡測》：乾嘉間，西蜀雙流，有劉沅（字止唐）者出，初以博學鴻儒，不獵功名，歸而學道，相傳得老子親傳，居山八年而成道。以儒者而兼弘佛道之學，著作等身，名震當世，世稱其教曰“劉門”。長江南北，支衍甚多，而猶以浙閩為盛。其學以“沉潛靜定”為旨，功夫口訣采于道家，說理傳心，皆撮三家之長。而其實質，亦為儒化佛道之另一教門。劉沅為乾嘉時之大儒，著作豐富，立論平允，于三教均多闡發。 三、槐軒學說概述 槐軒學說實為圣賢之學，是上承老孔，會通道、佛精微的儒家學說。它還原了老孔圣學的本來面目，主張“學為人而已”，闡揚了敦倫盡性、盡人合天的做人道理，明確了成己成人的途徑，合于《大學》所說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槐軒之道實乃大學圣道，要不外“心性倫常”四字；用功之法，不外“靜存動察”四字。圣道至精至粹，大有大成，小有小成，稍有所得，均于身心大有益處，皆不至于無補。劉沅先生在其《豫誠堂家訓》中有言：“養心養氣，小效亦可延年；成己成人，功夫全在大學。”“大學之道，格致所以靜存，誠意所以動察，由淺而深，有一分功，有一分效，如靜而致中，一念定靜即有一分樂趣，一行合理即覺此心欣然，篤行不倦，久而純全，則仁至義盡，天人合德，修齊治平舉而措之已耳。”（《槐軒雜著·卷四》）因此，性命之學是槐軒學派的根本學問，即《大學》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清陽先生傳》曰：孔子云，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宋儒毫不知其義，致生許多妄說。《河圖》對待，《洛書》流行，兩儀奠位，凡物皆對待成形，氣化流行；乾元坤元，仍是一元斡運，一陰一陽之謂道，對待而后成生化也。天行健，地勢坤，惟其健與勢不息，而后乾元坤元統于一元，無始無終；乾下交于坤，而坤中孕陽，坤上交于乾，而乾中孕陰；變化之間，乾坤無功，以日月為功，后天之坎離，即先天之乾坤；人秉天地之靈，先天得乾性坤命之全，故人性皆善；后天互陰陽之體，故有人心道心；坎中一陽，本乾宮真金下向坤中，本乎天者親上；離中一陰，非乾之本體，圣人克己復禮，不外存神養氣，知止于至善，得夫地之中而存心養氣也。如是收心養氣，虛無之至久久，先天神氣有基，孟子所謂有諸己也。再益加勤進，陰功德行日臻其盛，昧理欺心毫不肯為，所謂動靜交養也；久久而充實、而大、而化、而神人也，而與天合矣。
槐軒全書 四、《槐軒全書》的基本內容 劉沅先生主要著述，后人匯集為《槐軒全書》，主要有《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儀禮》、《周官》、《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春秋》等恒解（以上通謂《十三經恒解》）、《孝經直解》，另有《槐軒約言》、《子問》、《又問》、《正訛》、《拾余四種》、《俗言》等理學著作，及《史存》、《明良志略》、《槐軒雜著》、《塤篪集》等史志著作，此外還有《蒙訓》《下學梯航》等啟蒙教育著作。 五、推薦《槐軒約言》 蕭天石《道藏精華》收錄《槐軒約言》。其《槐軒約言序》曰： 劉沅止唐先生，為清乾嘉間大儒，深得玄門秘鑰。融道入儒，援儒說道，傍通禪佛，并了宗乘。博學多方，著作等身。可考者計凡二十七種，都一百七十八卷。隱跡青城八年，虔修丹道，相傳曾親得老子與呂祖口訣；道成出而講學西蜀，遠方自行束脩而來者，踵趾相接，門弟子滿天下，世稱“劉門”，飲譽一時，儒釋道三家中人及專家學子，莫不交口稱頌其學問之淵深與德行之博大。其《四書恒解》、《詩經恒解》、《書經恒解》、《禮記恒解》、《春秋恒解》、《史存》、《大學古本質言》、《正訛》、《拾余四種》、《法言會纂》、《性命微言》等與本書，尤能匠心獨運，剝膚存髓，凡有所見，類多不落前人窠臼。蓋其所得，均非徒自文字章句中理解得來，不少處皆自功夫中體證所出。次如其《槐軒雜著》、《雜著外篇》、《塤篪集》、《子問》、《又問》、《下學梯航》、《保身立命要言》，均有可觀；絕非純盜虛聲者所可比擬。與羽化后肉身尚留于甘肅成陵朝元觀之劉悟元真人，同為儒化道家，并間融佛理說教，純主清靜修煉，直追元之全真道派。世稱“南北二劉”者，即指二老而言也。 本書所選《槐軒約言》，精簡至極。為自門人所輯之《槐軒要語》中，節其繁蕪，擷其金玉而成。自謂與《拾余四種》，同留以訓兒輩，故類等“傳家法言”矣。于其文實宜一字一字嚼過，切不可囫圇呑棗，致入寶山而空回也。止唐先生輯是書時，年已八十有五，即可視為晚年定論，亦可視為傳法衣缽。故其《四書五經恒解》之精要，無不盡賅于斯。有事于“劉門”者，舍此便無由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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