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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圳上”是很多湖南人的精神故鄉(xiāng)。自宋迄清，他們的先人從那里遷徙至湖湘，篳路藍縷，開枝散葉。長久以來，湖南人追尋它的所在，但是得不到答案。不要說今天的湖南人，連清代的江西泰和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道光十九年，兩江總督陶澍路過泰和，向當(dāng)?shù)厝嗽儐栛谏纤冢叭硕嗖恢薄Ｋ麑⒋耸聦懭肫浔咀遒Y江陶氏續(xù)修族譜序言之中：“長沙開國實始桓公，南楚之陶多為公裔，而遜庵公舊序有'升公來自吉州泰和圳上’之語，又云:'元末遠徙，如江南之蕪湖，是其派。’余頃過泰和，詢所謂圳上者，人多不知。惟縣西二十里有地名棗樹下者，陶姓聚焉。詢之，則所祖僅明初，以前無征。或又云，縣南武山有陶皮仙人石室，山麓即圳上。然其地小僻，亦無陶姓居者。”可見，清代之前，“泰和圳上”在泰和已經(jīng)失傳。“圳”本指田間水溝，而作為地名“圳上”的“圳”，多指溪流。“圳上”則指溪流上游。陶澍序言說“山麓即圳上”，可證此義。從“圳上”的得名源由，可以想見它在江西應(yīng)是一個比較多見的地名。實際上，今天江西很多縣市都存在這個地名。它在湖南也不罕見。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曾國藩寫信給叔父母，說“聞叔父為圳上公屋加工修治，侄亦欲寄銀數(shù)兩，為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銘》，說：“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靛塘灣之田，族之人又于嘉慶壬申議永為公祀田矣。”湖南人使用的“圳上”一詞，或許由江西人傳播所至，亦未可知。“泰和圳上”到底在哪里？今天的湖南人都想知道答案。網(wǎng)上有一些考證文，沒有明晰的結(jié)論，比如說：“圳上其實為贛中吉泰盆地中一處沃野平疇，地廣百里，似界泰和、廬陵（今吉安縣）、吉水、安福數(shù)縣”。這對于想尋找先輩家園的人來說，沒有多少指導(dǎo)意義。還有人認為，“圳上”是移民的集聚點。這種說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不能回答“圳上”在哪里。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有一個觀念，就是泰和不可能只有一個“圳上”，湖南人族譜中的“圳上”不可能指同一個“圳上”。因此，通過考證把它們一律指認為同一個“圳上”，是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在湖南人族譜中，與“圳上”相關(guān)的表述有一個突出現(xiàn)象，就是“圳上”和“千秋鄉(xiāng)”常常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而根據(jù)清代幾部《泰和縣志》，泰和縣有六個鄉(xiāng)：千秋鄉(xiāng)、仙槎鄉(xiāng)、仁善鄉(xiāng)、云亭鄉(xiāng)、高行鄉(xiāng)、信實鄉(xiāng)。因此，和“圳上”關(guān)聯(lián)的“千秋鄉(xiāng)”無疑就是縣志中的“千秋鄉(xiāng)”。那么，千秋鄉(xiāng)歷史上是否有“圳上”的地名呢？古代官方文獻闕如。但湖廣寶慶《田氏族譜》中的《田氏源流總序》一文，卻隱藏著答案，其中一段文字說：“祖之始也，自宋開寶三年，歲逢庚午七月，皇帝趙匡胤詔召湖廣邵州路大牧名蔣瓊問曰：'卿守邵州路，黎民如何？風(fēng)俗如何？’瓊奏曰：'臣守邵州之地，因唐五代之時，黃巢聚眾亂，殺戳天下人民，絕滅煙火，骸骨盈山，地僻人稀，無民耕種，是以無功。’大祖詔曰：'朕都城內(nèi)外，或者將江西太和圳上一坊，無拘張姓李姓，五丁抽二，三丁抽一，請社定奪。’蔣瓊領(lǐng)旨，將圳上田家二百七十余戶，移往湖南各州縣，自擇基地。”這里不僅提到了“圳上”，還明確說是“一坊”，這值得高度注意。即使上面這段對話并不是真實的歷史，但“圳上一坊”應(yīng)該曾經(jīng)是真實的存在。唐宋時期，城鎮(zhèn)普及坊廂制度。“坊”作為行政區(qū)劃名稱，只出現(xiàn)于城鎮(zhèn)。因此，“圳上一坊”無疑位于泰和縣城內(nèi)。現(xiàn)在，我們可以說，湖南人族譜提及的“圳上”，其中一個就在泰和縣城。據(jù)光緒《泰和縣志》，千秋鄉(xiāng)轄二十個都，即三十七至四十八都、五十六至六十三都，泰和縣城“四面皆千秋鄉(xiāng)”。縣城不僅被千秋鄉(xiāng)包圍，而且縣城東、西兩廂屬于千秋鄉(xiāng)的四十五都。也就是說，“圳上”實際是千秋鄉(xiāng)的組成部分，二者是一個整體。“千秋鄉(xiāng)”和“圳上”常常被關(guān)聯(lián)表述，也就可以理解了。泰和縣城臨近贛江，水陸交通便利，成為一個重要的遷徙集聚地、中轉(zhuǎn)地是理所當(dāng)然的。大量遷徙者從這里中轉(zhuǎn)出發(fā)，進入湖湘。當(dāng)那些本不是“圳上”人的遷徙者來到湖南后，對人說“我來自泰和圳上”，這并沒有錯。但他們的后人并不了解內(nèi)情，而將先人認作了泰和圳上人。 泰和是廬陵文化的發(fā)源地，自古以來經(jīng)濟繁榮，文化先進。據(jù)稱歷史上共產(chǎn)生過狀元三名、榜眼四名、探花四名、進士三百九十九名。那么，“圳上”作為縣城一坊，其知名度肯定是很高的，甚至可以作為泰和的代名詞。作為“圳上”人，自帶一種其他地方的人所沒有的光彩。當(dāng)他們移民至湖南，先進文化被他們帶到了湖南。在湖南土著的眼中，“泰和圳上”自然成為一種優(yōu)越身份的象征，他們紛紛附會自己的祖上也來自“泰和圳上”，則在情理之中。 很多湖南氏族的先祖都來自“泰和圳上”的現(xiàn)象，就是這樣造成的。 如果“圳上一坊”確曾是真實、顯赫的存在，為什么會失傳呢？乾隆《泰和縣志》載：“坊鄉(xiāng)里巷自宋淳熙至元，歷年二百有余，皆仍其舊。明初，坊改為廂，鄉(xiāng)分為都，都復(fù)分圖，圖即里之謂也。”又載，泰和縣城分為東、西兩廂。由此可知，泰和縣城原有的坊名，明初被東、西兩廂所取代。經(jīng)過時間的長期消磨，原來的坊名最終必然消失在泰和人的記憶之中。在湖南人族譜中，和“圳上”常常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還有“早禾市”、“早禾渡”。乾隆《泰和縣志》載：“早禾渡，在早禾市。萬歷志，宋淳熙間胡箋建橋。”宋人黃庭堅在《癸丑宿早禾渡僧舍》詩中說：“城頭渡可涉，早禾渡可斟。試問安用舟，春水三丈余。是維一都會，駔儈權(quán)征輸。郁郁多大姓，儒冠頗詩書。”元人劉楚《贈徐永年序》說：“泰和早禾市舊置巡司，蒞邑西北七都之地。”
可見，“早禾市”在宋代已是規(guī)模不小的繁華市鎮(zhèn)，至遲在元代已在此設(shè)巡檢司。明人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載，早禾巡檢司在縣西五十里。應(yīng)該位于現(xiàn)在的禾市鎮(zhèn)。“早禾市”、“早禾渡”和“千秋鄉(xiāng)”也常常關(guān)聯(lián)，由此推斷，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內(nèi)，它們可能屬于“千秋鄉(xiāng)”范圍。清代，它們屬于六十六都，在“千秋鄉(xiāng)”之外。“鵝頸大丘”（或作“鵝頸丘”、“鵝掌大丘”）也是移民后裔追尋的熱點。但追尋者往往有兩種錯誤認識，一是認為它在泰和境內(nèi)是唯一的，一是認為它必定是遷徙的聚集地、中轉(zhuǎn)地。有一篇講述尋找“鵝頸大丘”的網(wǎng)文說：“有的學(xué)者認為，'鵝頸大丘’并不是哪個具體的村名，可能是朝廷安排的某個移民集聚地，大家都從這里出發(fā)去湖廣。這地方估計在贛江邊或那條支流旁，一定交通便利，而且較為開闊，能容得下大量移民的短暫居住，地形可能比較狹長，像鵝頸，地面又比較寬，叫大丘。這都是按字面意思推測，也可能這個地方原本就是這地名，后來改變了名稱，又沒任何記載......據(jù)熟悉當(dāng)?shù)厍闆r的一位先生介紹，泰和縣有兩個地方叫鵝頸大邱，一個是禾市鎮(zhèn)的禾院村，一個是在灌溪鎮(zhèn)。可經(jīng)考察觀察，這是村上的小地名，水路交通也不是很便利，容納不下這么多移民。聽說蜀水下游蘇溪鎮(zhèn)有個叫鵝頸丘的地方，我陪同尋根的湖南客人興致勃勃去那里看，卻很是失望，那只是村人對一大塊山腳農(nóng)田的稱呼罷了。”“鵝頸大丘”可能是遷徙的聚集地，也可能不是。至于是否存在過名叫“鵝頸大丘”的臨時聚集地，幾乎是不可能證實的。如果“鵝頸大丘”是學(xué)者所說的“并不是哪個具體的村名，可能是朝廷安排的某個移民集聚地”，那么，尋找這樣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名，無異于水中撈月。上引網(wǎng)文說“泰和縣有兩個地方叫鵝頸大邱”，說明“鵝頸大丘”是真實存在的地名，而網(wǎng)文作者卻以虛無飄渺的“鵝頸大丘”否定真實存在的“鵝頸大丘”，邏輯明顯有問題。在湖南人族譜中，“鵝頸大丘”常和“千秋鄉(xiāng)”關(guān)聯(lián)，也和其他地名關(guān)聯(lián)，這說明不僅千秋鄉(xiāng)有“鵝頸大丘”，其他地方也有。就“千秋鄉(xiāng)”的范圍而言，上引網(wǎng)文提及的兩個地方值得注意，它們可能就是湖南人族譜提及的“鵝頸大丘”，“一個是禾市鎮(zhèn)的禾院村，一個是在灌溪鎮(zhèn)”。這兩處“鵝頸大丘”即使不是移民聚集地，其作為移民原籍地的可能性是沒有理由否定的，小地名并不能成為否定的理由。外遷的先人將自己的原籍地信息告訴后人，目的是希望后人永遠傳承，信息當(dāng)然會盡量詳實。如果他來自小地方，而不將小地名告訴后人，也就失去了傳承的意義。宋代，縣以下行政區(qū)劃層級多有變化，相對比較穩(wěn)定的是“鄉(xiāng)”，“鄉(xiāng)”以下有“都”、“里”、“保”、“村”等名稱。目前來看，宋代時“圳上”、“早禾市”的層級應(yīng)低于“千秋鄉(xiāng)”。“鵝頸大丘”的層級可能更低，屬于保、村一級了，古代官方文獻沒有記載是很正常的。上引網(wǎng)文作者可能因為其地人口稀少，而認為其與湖南人族譜中的“鵝頸大丘”無涉。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那里人口稀少，正是自古以來人口外遷的結(jié)果。作為泰和一坊的“圳上”于明初在地方志中消失，那么至遲明中晚期在民間已經(jīng)失傳，陶澍自然打聽不到它的所在。因此，明中晚期以來遷湘的江西人的后代，自然也不可能知道祖上來自“泰和圳上”。如果他們的族譜說祖上來自“泰和圳上”，就有附會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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