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當事人的離世，這十個字成了永遠的謎團，留給后世無盡的猜想。
8月2日，魯迅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離開了兄弟朝夕相處的八道灣。
魯迅與周作人的怡怡兄弟情，自那之后徹底結束，從此“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關于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世上流傳的原因主要有兩種：
一、魯迅對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失敬；二、經濟糾紛。
總之都與羽太信子有關，因此魯迅之后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叫“宴之敖者”，意思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的人”。
多年來，大家一直很關注這個問題。經過周家親友和一些學者的考據與分析，基本可以確定原因一是不成立的，是羽太信子造的謠。
而造謠的原因，就是魯迅阻礙她揮霍金錢，羽太信子懷恨在心，就對周作人吹了枕邊風，而懼內的周作人則選擇相信了妻子。
羽太信子與兒子周豐一
事發后兄弟二人反應：魯迅關心對方，周作人則半輩子“反魯”
事發后，一向勤勉的魯迅居然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沒寫出一篇文來，悲痛過度的他大病一場，連綿了幾個月方才好些。
周作人對他不加辨別的羞辱，拒絕對話、拒絕溝通的決絕態度，就像有人拿刀在他傷口上不斷地扎，非但愈合不了，還越來越深。
甚至有人說，魯迅的早逝，與兄弟決裂有很大關系。
之后直到逝世，魯迅對周作人表現的都是關心的關注。
周作人發表的作品，他幾乎都買了，偶爾會針對文章給予一些意見，對事不對人。甚至在去世前幾天，他枕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
反觀周作人呢？他是鐵心相信自己妻子的，認為魯迅是惡人，自己是受害一方，是理直氣壯的。
周作人在魯迅生前死后，一直找各種機會諷刺挖苦他。
比如說魯迅是“破腳骨”（意思就是“無賴子”），還多次暗諷魯迅與許廣平的事情，說其“富買妾貴易妻”，“率領寵妾到洋場官場里為國民謀幸福”，“到了相當的年紀，卻從新納妾成家”。
此外，周作人還攻擊魯迅的人格、政治態度、思想觀念和文化觀。
說魯迅“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是“偉大的說謊”，靠“弄筆頭”欺騙大眾。
1958年，魯迅已逝世22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
“我從照片上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上的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
周作人的后半生也和那位才女蘇雪林一樣，在“反魯”中度過——他對魯迅的怨毒一直未釋懷。
1936年10月12日，此時距魯迅逝世只有一周時間，北平、天津文化界104位教授聯名發表《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
重病中的魯迅在上面沒有找到周作人的簽名，他對來訪的周建人說：
“對于救國宣言這一類事，連錢玄同、顧頡剛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他的名字。我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于后退……”
可見魯迅對于自己這個弟弟是真的很了解，他知道周作人云淡風輕的外表下是一顆懦弱的心。
果不其然，周作人后來落水成了民族的敗類！
魯迅逝世后不久，抗戰爆發，周作人拒絕南下而后淪為漢奸
早在“七七”事變發生前，中日關系開始惡化之時，就有友人勸周作人南下，但是周作人表示不相信中日會作戰。
當北平被占領了一個多月后，郭沫若寫了一篇《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急切盼望周作人南下。
這信由陶亢德轉交給周作人，周作人回信如此說：
“鼎堂（郭沫若）先生文得讀，且感且愧，但亦不敢不勉耳。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現只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
周作人以“家累甚重”為由，避開了南下這個話題。
前排右起為羽太信子手抱周豐一、魯瑞和羽太芳子；后排右起為周作人、方XX和周建人
事情從1938年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飯店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開始，發生了變化。
由該社的北京支局長三池操縱的這一幕丑劇，周作人也參加了，這是他開始落水的標志性事件。
該座談會的消息在報刊上一發表，引起了輿論界一片嘩然，尤其是文化界，皆是痛心疾首之聲。
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全國文化界嚴厲聲討周作人等的附逆行為。
周作人舊日的學界友人紛紛采取行為，寫信給周作人，希望他能南下。
而周作人都以“家累”為由拒絕了，并表示自己不會失掉身份。
確實在之后一段時間里，周作人陸續婉拒了很多偽政府機構發來的偽職邀請。
但在1939年元旦這天上午，周作人家突然來了兩個自稱是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并突然拔槍對周作人開槍。
好在周作人命大，因棉襖中的扣子擋住了子彈而保住了性命。
但驚嚇過度的周作人自那之后，就態度陡變：
從1月12日接受擔任偽政權授命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開始，一路下滑，頻頻出席各種漢奸會議和活動，同時接受了很多偽職……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被捕，到1949年12月26日被保釋出獄。
出獄后的周作人只能靠翻譯和寫些回憶魯迅的文章來維持生活，沒有固定工資，也享受不到公費醫療。
猶豫再三，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洋洋灑灑六千字，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得到諒解，并能得到一份工作。
周作人的請求得到了領導人的批準，于是1952年8月，周作人被人民文學出版社聘為翻譯希臘及日本文學的人員。
本以為可就此平穩度過晚年的周作人萬萬沒想到，一場血雨腥風正在等著他。
晚年周作人與小孫子
1966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業陷入癱瘓，周作人的稿費被停發，6月份其還被查出了患有前列腺腫瘤，真是悲慘至極。
他在7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
“此一個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實甚往日，唯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至苦之境矣”。
之后，他又經歷了一系列打擊，被關進一間平頂漏雨的小廚房中。
在一日下地解手時突發疾病倒下，連鞋都來不及穿上就離開了人世。
這么一個大作家離世，居然沒引起外界的一絲反應。除了他的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別。
這與當年魯迅去世10萬人送葬的場景簡直天差地別。
這就是周作人悲慘的后半生，試分析他之所以淪為漢奸，與他早年留學時極其親日的心理有很大關系，
而且他還娶了日本女人，有一批日本親戚，日本文化好似影子，始終伴其左右。
此外，他是依賴型人格，早年依賴魯迅，后來依賴妻子，內心一直怯懦、缺乏主見。
因此才在大是大非面前管不住腳，最終落水，淪為后人所不恥的文化漢奸。
真是可悲可嘆，但，這又怨得了誰呢？
最后一提，魯迅兒子周海嬰對這個叔叔周作人也是充滿嫌惡的。
在他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沒有放一張周作人的照片，而且不稱其為“叔叔”，而是直呼其名。
此外，他還歷數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生前的種種“罪狀”，語氣中充滿鄙夷與憤怒。
周作人死后，時年38歲的周海嬰曾收到過訃聞，但他權衡再三后還是沒有出席追悼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