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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的應用文和文學一樣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存在著文學泛化現象。主要表現在自我形象的勾勒和群體形象的塑造;蘊涵著強烈而真摯的情愫;修辭手法的靈活運用和語言表達方式的多樣化等。該現象產生的動因主要有:古代應用文與文學同源,文學文體和非文學文體的界限模糊,古代選官制度語境下的作者擁有通過詞采來實現自我價值的愿望;古人崇尚文采,古代應用文寫作目的驅動作用等。研究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有助于揭示應用文的演變和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把握現代應用文的本質特征。 古代應用文的文學泛化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它主要體現在形象的勾勒和塑造、情感的渲染、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等方面。其原因在于:古代應用文與文學同源;文體界限模糊;古人對詞采的重視;古代文論的提倡及寫作目的驅使等。 應用文一詞,最早出現在南宋張侃的《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啟》里,開篇就是:“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1]427但其含義與現在的含義差異較大,它是專指駢體文而言,即“駢文”。真正強調應用文的“實用性”的則是清代的劉熙載。他在《藝概·文概》中指出:“辭命體,推之即可為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2]12然而,劉熙載的原意,并不是把這一名稱作為專門的文體概念詮釋其內涵,而是強調“應用文”重在實用這一特點。 實際上,就其實用性而言,應用文和文學一樣,歷史悠久,追溯其源,上古就已有之。 據《周易·系辭下》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3]567這里的“書契”是指文字,“夬”是指決斷、解決問題,即“應用”的意思,這也是有文字以后就有應用文的有力證據。 可見,應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是,由于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古代應用文與文學在中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并無嚴格界限,文學的獨立,也并不會使應用文或今天看來屬于非文學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相反,文學因素在非文學作品及應用文中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 一、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的體現 (一)自我形象的勾勒和群體形象的塑造 形象是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的特殊手段,沒有形象就沒有文學。現代應用文特別是公文,是不能表現個人意志的嚴肅性文體,文中不能摻入自己的感情,不能體現寫作者的個人意志。而古代的應用文不同,它在敘事、說理、議論中,既能體現自己的意志、摻入自己的情感,也可體現寫作者的自我形象,甚至可塑造群體形象。 在上行文中,賈誼的《陳政事疏》堪稱典范。“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真摯的情感,發自肺腑的忠告,不僅體現了寫作者時刻在憂國憂民,而且也塑造了一位剛直智慧、深謀遠慮、秉筆直諫、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臣形象。作者這種本身的形象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意義,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真善美,它是歷代公務活動中杰出人物業績的反映,凝聚著他們的學識、修養和智慧,凝聚著他們的品質、個性及精神風貌。 在群體形象的塑造上,東漢虞詡的《薦左雄疏》讓人印象深刻。 “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日:'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后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這篇推薦人才的奏議,只八十余字,作者把左雄的直言進諫、盡節盡忠的氣節與官僚們的那種為官拱默、一味隨聲附和的作風做對比,在突出左雄剛正不阿、一心為公的品格和氣節的同時,也把“官僚們唯唯諾諾、結黨營私、腐敗無能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單一個“拱默”就把那些唯唯諾諾、遇事不敢表明態度的官僚形象描繪得惟妙惟肖。可見,雖廖廖數語,卻也落地有聲。 下行文雖沒有奏議類作品形象鮮明,但其白描手法的運用,使人物簡潔又不乏生動。 如《戰國策》中的《燕昭王求士》一文,因燕昭王能“禮賢下士”“千金買骨”“吊死問生”,所以“士爭湊燕”“燕國殷富,士卒佚輕戰”。文中不僅體現了一代君王廣納賢士,勵精圖治的胸懷,而且文中用“士爭湊燕”來形容“士”的踴躍奔燕,使人物形象簡潔又生動。 (二)蘊涵著強烈而真摯的情愫 和現代應用文相比較,古代應用文具有較強的文學性。感情的有無和濃談,是古今應用文重要的區別。而情,則是現代應用文的禁區。 在下行文中,劉邦的《入關告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稱“吾”,對秦民則稱“父老”,態度何等真誠,語氣何等關切,毫無一般政府文告的威嚴與霸氣,體現了一個帝王的淳樸、寬厚的性格。 曹操寫于建安七年的《軍譙令》,是關于家鄉犧牲的將士的撫恤的應用文,感情濃郁深沉。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后者,求其親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本文不僅表達了作者因戰亂給百姓帶來災難的感傷之情,也表達了對舊土人民的關切及對死亡將士的悼念之情,字里行間跳動著作者傷時憫人、救助貧弱的熾熱情感,特別是“使吾凄愴傷懷”“吾百年之后何恨哉!”,真切動人,以致后人把這篇政策性極強的公文,當做抒情散文來欣賞。 而在上行文中,由于古代社會的等級森嚴,寫給帝王看的奏書是有一定危險的,寫作者為了讓帝王采納自己的一條合理化建議,就得使出渾身的解數,千方百計用“情”來感化對方。 歷代奏議大體分為言事、陳情兩類。言事以理服人,陳情以情感人。如諸葛亮的《出師表》皆從肺腑中流出,孔融的《薦禰衡表》,愛才之心,薦才之意,真誠熱切;曹植的《求自試表》,報國立功的政治熱情飽滿流沛,被壓抑的憤怨之情也深沉感人;李密的《陳情表》,更是從“情”出發,以中國自古奉行的“幼有所依”“老有所終”“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的倫理道德和面對君主推舉重用我以生命也難以報答的恩典做對比,敘說祖母年邁病重,無人侍奉,而不能奉詔赴命,句句含情,聲聲是淚。難怪武帝讀后由衷感嘆“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可見正是作者委婉、真摯的感情,打動說服了深明大義的晉武帝,使其如愿以償。正如《古文觀止》中所評:“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至情之言,自爾悲惻動人。”[5]285(《古文觀止》卷之七)道出了這篇奏章之所以能成為千古絕唱的原因。 陳情類的奏議固然能以情感人,然而,言事類的作者,也常把自己的感情傾注于奏議之中,并溢于言表,打動人心。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分析了內憂外患的國情,指出原因即在“不知法度”。只有掃除腐敗的官吏制度,實行變法,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政治危機,可以說這是他主張變法革新的綱領性文章。但如果沒有他那種“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憂慮,他的分析就不會有說服力。讀了《上屯田奏》,在欣賞趙充國卓越的軍事才華、合理的分析的同時,誰能不為七十六歲的老將軍一片盡忠報國的赤誠之情所打動?看了任昉的《奏彈曹景宗》,在深信曹景宗確實該“下太常、削爵士,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的同時,我們也會與作者一樣對曹景宗產生鄙視厭惡之情。 (三)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修辭手法的靈活運用和語言表達方式的多樣化 現代應用文一般是約定俗成的格式,強調以實用為本。行文上,語言平實、樸質,以敘述、說明為主,不尚修辭,尤忌辭藻華麗,寫景抒情幾乎沒有。而古代應用文則十分灑脫,不拘一格,它可以充分調動一切藝術手段,達到生動、活潑、膾炙人口的藝術效果。 在語言表達上,除敘述、說明外,還可以有議論、抒情;在內容的表現上也力求活生生,要求形象鮮明、生動;在修辭上,則更可謂大膽,大量運用比喻、夸張、對比、對偶、擬人、排比、用典等修辭手法,使行文搖曳多姿,蕩氣回腸,這正是古代應用文能流傳千古的真正價值與魅力所在。 如諸葛亮的《誡子書》就是一篇語言優美、手法靈活多樣的典范。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需靜也,才需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全文86個字,在語言表達方式上,或敘述或描寫,或議論或抒情;在語句上,幾乎都是兩兩相對的對偶句,但又與“駢四儷六”的駢體文不同。有四字句、六字句,也有七字句,幾種句型交錯地成對使用,既不像駢體文那樣單調板滯,又充分地表現了句子勻稱的整齊美和聲韻和諧的音樂美,增加了文章的華彩與韻味;在語義上,本文用語精練,很多詞語具有優美的內涵。諸如“澹泊”“寧靜”“明志”“致遠”“勵精”“冶性”等,意義確切,審美意蘊十分豐富。由于說理透辟而語言優美,所以文中令人過目難忘、片刻成誦的警句比比皆是,特別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已成為盛傳不衰的格言;在修辭上,作者在論述不“靜”不“儉”的害處時,用“枯落”比喻老朽無所作為,用“悲守窮廬”比喻淫慢和險躁的悲慘下場,把人物的可憐又可嘆的情態表現得十分逼真,令人不禁怦然心動。 司馬相如的移文《難蜀父老》,駁斥蜀地父老反對通西南夷,引禹治水為例,寫禹治水的辛勞,“膚不生毛”,稱賢君創業,“馳騖乎兼容”,寫百姓仰慕漢風,“舉重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這種夸張比喻的修辭手法的運用,使本文文質相勝。 總之,古代應用文寫作中有形象、有情感,修辭手法靈活,語言表達方式多樣,致使古代應用文具有了文學的審美價值,從而導致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較為突出。 二、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的成因 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作為中國文化的產兒,古代應用文體貌行征的每一個方面都與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探索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現象,必須深入它所處的特定的歷史時空,在它與政治、經濟、文化、文學的互動關系中尋找答案。 (一)社會因素 1.古代應用文與文學同源 文學起源于勞動,應用文更是直接為當時的勞動生活服務的,二者相伴而生。 在人類的童年時代,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分工不明確,反映這種生產關系的作品一旦問世,很難說清它是屬于滿足人們實際生活需要的應用文,還是屬于滿足人們某種審美要求的文學作品。 我國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商代和周初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既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應用文,同時也是我國文學史上記事文學的開端。《尚書》中的文告,既是應用文,又是我國文學史上散文的萌芽。可見,應用文與文學同源,是形成這種泛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2.文學文體和非文學文體的界限模糊 眾所周知,秦漢之前,文史哲一體,詩樂舞結合。文學與非文學的文章是相提并論的。從現代文體的分類標準看,應用文體與文學類體裁,會因各自表達對象的思想內容、功用特點及表達方式的不同而涇渭分明。而在古代由于應用文與文學同源,導致古人對文體分類的劃分是模糊的。在寫作實踐上則表現為古代文章藝術性和實用性的交融、交叉。雖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就已對文體的分類問題開始了探索,如在《尚書》中,同屬散文,卻有典、謨、訓、誥、誓、命等名稱的不同,說明當時對于官方文辭,已根據用途和體制的不同,而分別歸類命名了。但正式涉及到文體分類的則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6]P524他雖指出了各種文體之間的差異,但并沒有對各種文體進行具體的劃分。直到劉勰的《文心雕龍·總術》,才把所有的文體劃分為“文”與“筆”兩大類,有所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4]267但劉勰的分法也很籠統,沒有觸及到“應用”與“文學”的本質區別。清代劉天惠、侯康等也作了《文筆考》,但也沒有說清“應用”與“文學”的本質區別。可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并沒有明確的劃分標準,古人對文體的劃分是比較模糊的。 3.與古代選拔官員制度有關 在中國古代的政府機構中,國家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是門閥世襲和科舉選拔。 門閥世襲依據宗法和血緣關系,或是兒子直接繼承父親的官職和爵位,或是直接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官員。隋朝開始了科舉制度后,科舉便成為歷代封建王朝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種用考試的方式來選舉人才,擴大了選拔官員的范圍,并使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走上了仕途之路,全國各地的考生先要經過公開的逐級考試(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儒學為主,禮部考才學,吏部考能力),再參加政府和中央的筆試,再由吏部進行面試,通過后由官府擇優錄取。 作為門閥的后裔,他們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舉考試者,則更非等閑之輩。 而古代撰寫各類公文的文官,多數由皇上在這些人中親自挑選,入選者個個都是文才秀敏、擅長辭筆、文化修養較高的文人。他們做官后,因為遠離文學創作,只能在寫作中表現自己的才華。正如白居易所說:“壯志郁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7]131說的是政治抱負難以實現的詩人將目光轉向自然,將才華傾泄于山水。從政愿望實現后的文人,因其生活環境的變化,其文學才華的最好表現形式就是應用文的寫作。他們的目的是既要讓皇上采納自己的合理化建議,又要讓皇上欣賞自己的才華。因此,所寫的應用文有意無意中充滿了文學色彩。 (二)文化因素 1.古人崇尚文采 古人十分重視文采,這是現代應用文遠所不及的。古人上到帝王將相,下到文人騷客,都十分重視文章的文采。特別是在當時“應用”與“文學”沒有嚴格區別的前提下,再加上歷代文人的提倡,自然使應用文蒙上了一層絢麗的文學色彩。 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8]1036這里的“文”,就是指“文采”,沒有文采的作品是不會流傳久遠的。從偏重文采的漢代,到“詩賦欲麗”[4]267的曹魏時代,追求辭藻的華麗美、句式的對仗美、音律的和諧美已成當時的時尚。在這種形勢下,重詞藻、講對偶的駢體文就成了文壇的新寵,不但詩賦明顯駢化,而且一切公文,如詔、令、表、疏,其它一些應用文,如碑、銘、誄文、祭文以及書信等,都用了駢體。盡管經過唐代的幾次文體革新,但駢文文學性強的正面效應對應用文的影響已是根深蒂固了。 如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是駱賓王為徐敬業討伐武則天而寫的一篇檄文。“入門見嫉,蛾眉不肯主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云變色”等等。文中大量運用鋪陳、比喻、對比、對偶、排比、比擬等修辭手法,酌古御今,使行文辭采飛揚。 此外,諸葛亮的《出師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賈誼的《治安策》、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歐陽修的《五代伶官傳序》、宗臣的《報劉一丈書》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正是因為作者在修辭上大膽的嘗試,才使古代應用文能流傳千古。 2.古代文論的影響 古代文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古代文論在內容上強調文采;二是古代文論本身在語言上富于文采。 古代文論在內容上強調文采,主張應用文寫作要“典雅”。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奏議宜雅”[6]524的觀點。陸機在《文賦》中也說:“奏平徹以閑雅”。[9]101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說:“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4]154“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4]201模仿經典來作文,自然就有典雅之美。何為典雅呢?劉勰說:“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4]191即要融化經典,以經典為法式,走與儒家相同之路。這就是說應用文寫作要以儒家經典為典范,選取雅正的古語來豐富詞匯,這樣自然會趨于典雅之美。此后,“典雅”便成為封建應用文的文體風格和標準。 古代文論本身在語言上也富于文采。不論是曹丕的《典論·論文》,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不論是陸機的《文賦》,還是虞摯的《文章流別論》,文論本身在語言方面也起了典范的作用。 如陸機的《文賦》在論述文章的文質關系中,提出了“理夫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9]98作者以主干喻內容,以枝葉喻文辭,比喻清新、生動。 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提出效法以書寫作的六種好處“六義時”:“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4]12句式工整,語言精練。而在《文心雕龍·物色》篇里,文采美更是達到極致。“贊曰: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4]279這段四言詩式的贊語不僅文字極美,也有很深的美學理論意義。范文瀾曾對這段文字做出過高度評價,說劉勰是能把駢體文字寫得比散文還要美麗流暢的人。高山重迭,流水環繞,眾樹錯雜,云霞郁起。作者反復觀察這些景物,內心有所抒發。春光舒暢柔和,秋風蕭颯愁人;像投贈一樣,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樣,景物又引起作者的靈感。《文心雕龍》對后代的影響,跟劉勰的語言表現能力是分不開的。所以《文心雕龍》的歷代評點家,都慷慨地向劉勰投以表揚,有的說他“辭旨偉麗”,有的贊他“曠世之宏材”,有的說“他惟靈心之結撰”,不一而足。 可見,古代文論在內容和自身上強調文采,這種示范作用,推動了古代應用文文學泛化的發展。 (三)心理因素——由古代應用文的寫作目的所決定的 任何寫作都是在一定的目的指導下進行的。古代應用文是古代人為實現公務活動而形成的文字材料,它是為古代行政管理制度服務的,并受歷代文書制度的制約,它的寫作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子。具體的公務活動,決定應用文的內容寫什么,應用文的讀者,決定應用文的作者怎樣寫。因此,為了現實寫作目的,應用文的寫作者不但要使應用文的內容條理清楚,有邏輯性,而且要想盡辦法讓讀者接受自己的意志和建議,使應用文的具體內容得到實施。 作為上行文,要高高在上的帝王對上書的內容有所采納,寫作者要挖空心思、想盡一切辦法,既要用真知灼見曉之以理,又要用真情實感動之以情,還要有文采、語言動聽耐品才能有作用。因此歷代臣下寫給帝王的應用文更加注意措辭,從而使應用文更富有文學色彩。 在下行文中,作為帝王,因他的語言作用重大,往往要記入史冊,所以讀者雖是大臣,但他們寫作也很慎重、用心,也注重真情實感、講究文采。 總之,古代應用文的文學泛化現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這是古代社會特定的產物,它在古代社會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亮點。 但是,我們今天探討古代應用文的文學泛化現象,并非是為了學習古代應用文的寫作方法,使現代應用文也像其一樣,帶上濃郁的文學色彩,而是從古代應用文的文學特征、古代應用文和文學之間的關系中,找出其文學泛化現象的歷史原因,從而更深入地研究古代應用文的演變和發展規律,更好地把握現代應用文的本質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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