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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壽彝先生 摘 要 zhaiyao 20世紀50年代，白壽彝先生主張突破皇朝史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由此上溯，研求中國各民族活動的歷史，引發學術界關于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討論。他強調少數民族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整體進步的重要意義，指出廣大邊疆地區封建化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重要表征，并深入闡述了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關系，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探討。他的學術思想對中國邊疆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作者:王東平，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來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白壽彝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在7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他篳路藍縷，積極探索，在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民族史等諸多研究領域均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早年就對邊疆研究非常重視。1934年，顧頡剛等先生籌組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時，白先生就是“當時學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之一。據白先生回憶，“因日軍入侵活動的猖獗，半月刊在創刊不久，研究重心即以邊疆地理取代古地理的研究，同時還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作為回族的一員，白先生更為關注和推動回族與伊斯蘭教的研究，他在代顧頡剛先生所作《回教的文化運動》一文中寫道:“中華民族的復興，回教徒應有沉重的擔負”。 白先生先后主持編輯了《禹貢》(半月刊)“回教與回族專號”(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出版)、“回教專號”(第7卷第4期，1937年4月出版)，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禹貢學會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造就了一代邊疆史地研究的學人，包括白先生在內的一批學者成為“馳騁于邊疆史地研究學壇的驍將”。1937年，他參加了西北考察團，赴綏遠、寧夏、青海、甘肅等地，對當地民族、宗教、教育、水利等狀況進行考察。抗戰期間，他避難大西南，這一時期他對元、明、清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地區穆斯林社會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成為西南邊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紀50年代后，他在自己多年來中國民族史、中國通史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歷史疆域理論、邊疆少數民族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整體進步的關系、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理論進行了闡發，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些論述對于中國邊疆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總結白壽彝先生的相關學術思想，對于今天中國邊疆學的理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研究的貢獻 歷史疆域問題是中國邊疆研究中的重要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疆域問題進行過多次熱烈討論，而引發學者們對這一問題展開學術爭鳴的是白壽彝先生于50年代初發表的一篇文章。 1951年5月，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一文，提出了在中國史的研究和教學中怎樣處理歷史上祖國國土的問題。他說:“我們祖國的歷史，無疑地，要以國土的存在為一個構成條件，并且是一個必要的構成條件。如果把歷史上的國土問題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錯誤，有時把別人的歷史算作自己的歷史，有時卻又把自己的歷史寫在別人的帳上。”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很深，不少學者處理歷史疆域問題時，通常做法就是以歷代皇朝的疆域作為歷代國土的范圍。他結合自己中國史教學、研究的實踐，對以歷代皇朝疆域為歷代國土范圍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它顯然是受著皇朝歷史觀的支配，是在“漢族”或“漢族統治者”和“中國”之間劃上等號，這樣做的結果很容易引導我們的歷史工作陷入大漢族主義的偏向，限制本國史的內容，使它成為單獨的漢族的歷史或漢族統治者的歷史。同時，這樣的做法還可能導致人們孤立地看待中國歷史，不能把歷史和現在的社會生活結合起來。由此，他提出了處理歷史疆域問題的新方法，即“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由此上溯，研求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動”，并認為，“這兩種不同的辦法，顯然表示著不同的思想傾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可能使本國史有豐富的內容，可能使本國史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歷史，可能使本國史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的歷史的由來” 。 白先生的這篇文章引發了學術界關于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熱烈討論，不同的學術觀點碰撞、交鋒。此后，他一直堅持和完善自己的觀點。如他在1981年召開的中國民族關系史座談會上指出，“中國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我們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內(包括臺灣省在內)各民族的歷史，同時又不僅是以我國現在的疆域為限，而是包含境內各民族在歷史上活動的范圍”。他在《中國通史》導論卷中寫道:“疆域，是歷史活動的舞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臺，也就是我們撰寫中國通史所用以貫穿今古的歷史活動的地理范圍”，主張處理歷史上祖國疆域問題時要兼顧歷史和現實，“我們既要注意疆域問題同祖國各民族人民的密切聯系，也要注意到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國家間的歷史關系”。他認為，中國的歷史疆域是國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活動的舞臺，包括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歷史上“有在中原地區的漢族的政權，有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政權，這些政權都是中國的”，這樣認識歷史“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多民族歷史的精神”。他還說:“不管過去幾個政權，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建立的、中華各民族的祖先們曾經從事活動過的事跡和勛業，都應寫在中國的歷史上，在這個范圍里邊”，否則，“民族關系就沒法談。把他們算作外國人，就不必談民族問題，而是中外問題了”。1991年他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的“題記”中再次總結說:“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現有的和曾經有過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這一點認識，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漸為我國史學工作者所普遍接受。這在史學思想上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白先生關于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的突出價值在于，突破皇朝史觀的束縛，將歷史上中原皇朝統治區域之外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活動納入到中國歷史研究的范圍，使之成為中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真正體現出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思想。他反對以歷代皇朝疆域作為中國歷代國土的觀點，已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同。有學者在回顧相關學術史時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討論中，“很多學者都參與了這次大討論，多數與白壽彝的觀點較為一致”，“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范圍為框架，以此上溯去框定整個歷史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范圍”，“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疆域的視角，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在中國歷史疆域的討論中，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先生認為，新中國的歷史學者不能“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因而他反對“把中國看成漢族的中國”。關于中國的歷史疆域，譚先生主張“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l8世紀50年代到l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有學者指出，譚先生強調中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主張不能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這與白壽彝的基調是一致的”，但鑒于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大面積侵占，譚先生采取清朝統一后、帝國主義入侵前的清朝疆域作為中國的歷史疆域。
白壽彝先生對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如陳連開先生所言，雖然中國歷史疆域問題“仍舊處于繼續討論當中，白先生的闡釋則在很大程度上為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邊疆少數民族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整體進步關系的論述 邊疆地區社會歷史發展是邊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中國邊疆地區，地域遼闊、民族眾多。以今天的情況來看，“全國省、自治區總數的近2/3處于邊疆，總面積超過500萬平方公里”，“邊疆地區遍布全國50多個民族”。廣大邊疆地區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占據重要的地位。邊疆地區和中原地區相比，人文環境和自然條件存在差異，社會發展過程也不盡相同。邊疆地區經歷過怎樣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邊疆少數民族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些都是中國邊疆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 白壽彝先生在多年來中國民族史、中國通史研究的學術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民族關系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認識到邊疆少數民族的發展對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他從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觀點出發，強調少數民族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他說:“國內少數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除了極少數的民族外，大體上都具有和漢族一樣悠久的歷史”，“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全世無匹的悠久的歷史，這是我們中華人民所應該引以驕傲的。這份驕傲，比單獨地對漢族歷史悠久的驕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他充分肯定邊疆少數民族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方面的功績:一是對邊疆的開發，少數民族功不可沒。他說“沒有他們，邊疆開發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邊疆地區繁衍、生息、生產勞動，不斷開拓，經歷了多少個世紀”;二是他們“在邊疆上鞏固邊防，起很大的作用”。“沒有這兩點，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他批評舊的史書“把少數民族同漢族的關系，寫成了是少數民族不斷文明化的過程”，認為“這是不對的，正是少數民族開發了那個地方”。這一論述對于我們今天進行邊疆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0世紀50年代初，白先生在論及當時大學里中國通史的教學現狀時說到，“我們的中國通史，一直在內容上只是漢族史;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出現這種現象，除了大民族主義外，他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即“國內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還沒有真正地開始。我們沒有見到關于蒙古史的更多的材料、關于回回民族史的材料，甚至于弄不清楚新疆境內都有些什么民族，西南各省又有些什么民族”，因此，他呼吁“在歷史系課程里，必須重視國內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必須提倡國內少數民族史的講授”。他身體力行，不僅在中國民族史領域積極開拓進取，同時也努力在中國通史的研究中揭示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研究的重要意義。 白先生在對中國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特別是對封建社會的考察中，強調邊疆少數民族的發展對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他主張，研究中國歷史的分期“應當放開視野，努力在全國的范圍內考察這個問題，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區”，明確提出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活動納入到研究視野。他提出，“中國歷史主要是封建社會史，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發展，與民族關系的發展分不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有好幾個標志，最大的一個標志是民族關系問題。這是什么問題呢?是民族雜居地區的封建化”。他所說的民族雜居地區封建化進程，“主要指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在各族互相學習和影響中，由較低級社會形態向較高級社會形態發展的過程，它顯示出較大范圍內歷史的向上運動和質的飛躍”。白先生把中國封建社會分為4個時期，并對每個時期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互動關系進行了論述: 1．秦漢時期，這是封建社會的成長時期，也是漢族形成時期。這一時期“圍繞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有相當部分登上歷史舞臺，而匈奴、羌族特別活躍，有時還給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脅。但當時所有的少數民族，都還處在前封建社會階段”。 2．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所謂發展階段，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是民族雜居地區進入了封建化。這一時期民族間的長期斗爭，發生了民族的大規模流動和移居，邊疆少數民族如匈奴、羌、氐、鮮卑、突厥、回紇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內遷，有的深入內陸，“結果是無論在北方和南方，民族雜居的地區都擴大了。因而，漢族充實了自己，少數民族提高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內遷的少數民族，跟漢人很難區別。這就是在新的民族關系的局面出現后，有了民族重新組合的出現，而促進了原來地區封建化過程”。他對比兩個時期邊區的發展并指出，“秦漢邊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可以說很落后。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邊區有新發展”。 3．是宋元時期，這是封建社會又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其中，也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廣大邊疆地區進入封建化，“廣大的邊區，從東北的部分地區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進入了封建社會，而漢族與各民族間又經歷了一次新的組合”，“有了這個變化和進步，我們才能說封建社會繼續發展了”。4．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這個時期“從全國講，廣大地區進一步封建化，特別是由于滿族入關，東北地區很快地進入封建化過程”。他從民族關系的視角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期提出的新見解，“已獲得許多史學工作者的贊同和采用”。 白壽彝先生充分肯定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將不同歷史時期少數民族的進步同中國整個社會的進步緊密相連，明確地提出:“從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看，少數民族的進步，同樣是中國整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他論述到，“事實證明，每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總是有少數民族的發展，總是有少數民族出了力量、做出了貢獻。同時，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對他們也有很大影響。這是不可能分開的”。他的學術思想在其主編的學術著作中充分體現出來，如在總結編著《中國通史綱要》的體會時說道:“怎樣說明漢族以外其他各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這是以往一些歷史著作沒有很好解決的。本書認為:'民族雜居地區的封建化，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意義甚為重大’，并把它作為封建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標志之一。這就充分肯定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從而改變了一般著作中講'發展’只講漢族地區的發展的傾向”。 三、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理論的闡發 馬大正先生在論述中國邊疆學的發展時指出，中國邊疆研究的主要任務，一是研究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二是研究中國疆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過程，這其中貫穿著統一與分裂的問題。歷史上出現過大一統的王朝，也出現過分裂割據的局面，探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史，需要解答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之間的關系，不能回避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分裂割據現象及其影響。白壽彝先生在長期學術實踐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從統一的規模、統一意識的傳統和“一”和“多”的辯證關系這3個方面，論述了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關系，并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探討。 白先生主張，“統一問題是逐步的、階段性的問題。統一的概念，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他對中國歷史上自古至今出現的統一的形式進行了研究，指出:“我們經歷過的統一，有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和多民族的統一，后者又包含區域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他認為，“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著程序前進，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然后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對于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關系，白先生也做了全面深入的闡述。他指出:“我們的祖國，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多民族的統一，也曾經有過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還是有統一”。他分析說:“就封建社會講，統一，割據;割據，又統一，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原因在于“封建經濟是分散的，地方性太強，同資本主義社會不一樣”。他認為對于割據問題也要具體分析，從整個歷史發展上進行考察，“在曲折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政權，就全國來說，是割據政權。從它們本身來說，也自有其歷史性的意義。在這些政權的統治范圍內，由于先進生產力的影響和統治者謀生存的需要，往往會出現生產力狀況的改善”，“地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為后來統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產發展的一些條件。同時，地方政權往往也能根據本地區的特殊情況，創造和積累了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經驗”。中國多民族統一的發展過程有曲折，“每經歷一次曲折，統一的規模就更為盛大”，“過去歷史上的分裂往往是為進一步的統一做準備”。所以，他總結道:“從歷史的某一片斷來看，確實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狀態的存在，但從歷史發展的全貌來看，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才是主流”。 按照白先生統一形式的劃分，過去被視為分裂割據的政權，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進程中變成了一種統一的形式。如其所言，“如果我們看到統一的不同形式，這對于分裂問題，對于分裂同統一的關系問題，可以得到比較正確一些的理解”。對于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來說，意義更為重大，它們被納入到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少數民族政權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建設的功績得到肯定，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也得到合理的解釋。 白先生也十分重視中國歷史上統一意識的研究。他認為，統一意識起源甚早，在先秦文獻中，天下統一的思想多有體現。“到了秦始皇，刻石頌秦功德，把破六國的統一看作空前的大業。漢初，公羊學派借助經典，把大一統的學說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歷代皇朝都拿統一的規模作為當時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標。”他關注分裂時代統一意識的存在及其發揮作用的情況。他指出，“有時候，歷史上的某一階段某一時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經濟上是分散的，但是這種分裂和分散并不妨礙統一意識的存在，而且有時這種統一的意識反映很強烈”。在他看來，統一意識深刻影響到歷史發展的進程，“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據勢力往往把自己說成是皇朝的正統，把統一作為奮斗的方向”。他以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時代為例進行了論述:“三國時期，魏地處中原，把自己說成是漢朝的繼續，要恢復全國的統一。蜀以自己姓劉，說自己是漢室宗親，要恢復漢家的舊業。南北朝時期，北朝說南朝是'島夷’，南朝說北朝是'索虜’。他們都自居為中國，要滅掉對方，統一全國。遼、宋、金的相峙時期，這三個朝廷也都自命為中國的主人，都設想由自己統治全中國”。他在論述統一意識的發展過程的同時，也揭示了統一意識的傳統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白先生還深刻地闡述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中“一”和“多”的辯證關系。他說:“'統一’提出個'一’字，'多民族’提出個'多’字。'多’和'一’是相對的，怎么看'多’和'一’的問題，應當研究。”他認為，統一和多民族的關系，二者“之間不是簡單的加法關系，而是辯證的統一，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脫離不了國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損害，國家也必然受到損害”。他還用土豆和口袋作比，強調統一在多民族國家發展中的軸線作用。他指出，“'多’和'一’的關系，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好像是土豆同口袋的關系，認為統一的多民族就是把土豆放到土豆口袋里就行了。我想，'一’是在'多’的中間，它不只是一個口袋，重要的還在于它是軸線，是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即統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說:“中國各民族統一的過程，及其統一的深度，都直接影響到我們全國社會發展的水平，是全國的大事情。從各民族統一的程度，統一情況的發展看，往往標志著整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同時，審視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文明的過程和影響，他又指出，“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點，都有他們對歷史上的貢獻，都有可能對歷史上做更多的貢獻。發揮'多’，可以更豐富'一’，使'一’更豐滿些”。所以，他在《中國通史》導論卷中總結說:“'一’和'多’，是辯證的統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會更好。反過來說，'多’要團結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歷史上的統治者，對'一’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多’，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發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發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這樣科學的認識”。 白壽彝先生關于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理論的闡述給我們很多的啟示:處理邊疆民族問題，要尊重和保護各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正是多民族的融合發展，造就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同時，又要加強和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只有多民族統一局面的鞏固和發展，才符合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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